溯游沅江（四）

汤姆大叔

早上7点从五强溪大坝码头乘船，溯五溪湖而上，过洞庭溪，经清浪滩，走北溶口，上午10时30左右到达沅陵县城。古老的辰洲三塔、新修的跨江大桥、层层而上的房屋，次第于眼前展现。

辰州三塔是沅陵的城市符号，是古老辰州的历史名片。它们建于明代，分别是南岸香炉山的凤鸣塔、北岸常安山的鹿鸣塔、沅水河涨洲上的龙吟塔。三塔成一线，连着沅陵的城，城边的山，山下的河；凤凰和着龙吟，龙吟唤着鹿鸣，各呈风彩又深情凝视。沅陵人有福，一出行就有三座美丽的白塔相伴，在龙、凤、鹿的吟鸣之中安享一片祥和。

下了船，穿行于大街小巷，在夏日的阳光之下去拜会这座古老的山城。

先去幽禁过张学良将军的凤凰山。这里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但我依就把它作了我在县城的第一个游览地，就如同到了江西，自然就想到庐山，到了南京要去钟山一样，那些驻足的名人已经成了山的一部分，是山上的另一道风景。凤凰山上古木参天，曲径通幽，躲开炎炎的烈日在此纳凉避暑，发古寻幽，独享一份身心的安宁，也算沾了凤凰山的福气。

凤凰山在沅水南岸，因山似凤凰，且又建有凤凰寺而得名。曾是一片幽静之地，但现在也成了县城的一部分，建为公园。公园是开放的，少帅纪念馆也不要门票。但凤凰寺和纪念馆大门紧闭，正如许多免费的景点一样，似乎天天都在维修，最核心的地方永远都是一把大锁。

但少帅幽居室的布局陈设我是很清楚的，一桌一椅一床，极其简陋，门上写有“屈将室”，不知何人所起，读之令人感慨。

这里的故事我也是知道的。西安事变二年后的1938年10月，军统头子戴笠指使特务队长刘乙光把张学良由郴州苏仙岭押解致此幽禁，这已经是他辗转的第6个关押地了。蒋介石如此频繁地转换关押地，除了怕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营救，更怕日本的飞机轰炸，将力举抗日的少帅杀害，在全国人民面前无法交待。在凤凰山至今还能见到当年修建的防空洞、雕堡等。少帅在这里被幽禁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又转押至贵州的修文、熄峰等地。

在抗战全面展开的时候，一代爱国名将却被幽禁在这偏远的大后方。但那时因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蒋介石手下对张学良的幽禁还没那么严格，望江楼、钓鱼台、屈将室、防空洞，夫人于凤至以及倾慕她一生的赵四小姐先后在此陪伴，当时的湖南省的省长张治中及军统头子戴笠也先后上山看望他，当地县政府也经常送来时令蔬菜等在生活上予以关照。

但幽居古寺、报国无门依就让少帅感到孤寂和忧愤，只好借助钓鱼、下棋、读书、吟诗的方式予以排谴。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磨炼了张学良的心性，割舍所遇恩恩怨怨，沉静应对人生起起伏伏，豁然通透，让他得以享到101岁的天年。凤凰山，情怀齐天，禅意满山。

“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惟有春风今又还。”斯人已去，墙上的自提诗依然醒目。80多度春风，凤凰山的树木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可是少帅再也没有回来，半个多世纪的囚禁，几千公里的颠沛流离，折翅的大鹏让国人扼腕叹息。但纵观张学良的一生，他依然是人生的赢家：逼蒋抗日，大义永存；赵四小姐几十年不顾名利的追随照顾，传为世纪佳话；101岁的天年，熬过了蒋氏父子二代。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深思。

凤凰山上游人不少，但大多是一些拉琴、下棋、跳舞休闲的大爷大妈，我希望多看到一些年轻的面孔、多一些走进纪念馆的人们。

站在凤凰山顶，沅陵县城清晰可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雄伟的跨江大桥，有模有样的城市风光带，几乎所有的现代都市元素，在这里都能找到，这让我惊喜。但我还是想越过城市的天际线，顺着悠长的沅水去找寻一些更加厚重的东西。

沅陵古称黔中郡、辰州、民国为湘西行署，二干年多年来，它都是湘西的门户，是整个沅水流域的枢纽，它的管辖范围，一度包括现在的怀化、湘西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人们熟悉的凤凰、洪江等当时都在其辖区。抗战时期，还作过湖南省的临时省会。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湖南省面积最大的县。

“一县好山留住客，五溪秋水为君清”，连爱国将领林则徐都点赞过的沅陵不仅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山川秀美，文化底蕴也特别厚重。这里有“书通二酉、学富五车”古藏书地，中华文化圣山二圣山；有唐太宗下令修建并赐名、我国最早的佛学院龙兴讲寺；有清军大战吴三桂、康熙卸笔的“天下辰龙第一关”；有安葬大禹的圣人山；沅陵还是龙舟之乡，巫傩之乡，双双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的沅陵令人神往。我想在钢筋混凝土未曾侵占的地方找到一些老房子，在有天井的窨子屋内，在铺满青石板的窄巷中去寻觅这座古城的身影。但这很难，五强溪大坝的修建，沅陵老城几乎全被五溪湖封存。不过，古沅陵是一座山城，那些层层垒起来的高处或许还一些我想见到的东西。问了几位拉琴的大爷，终于有了收获，说是凤凰山对面的宗教一条街还有一些明、清、民国建筑。

宗教一条街在半山的马路巷内。马路巷是旧时官员上班骑马经过的地方。说是一条街，其实也就长500米，宽不过3米，铺了青石板的弹丸之地。但这里却集中了天主教的天主教堂、基督教的永生堂、伊斯兰的清真寺和佛教的白圆寺四大宗教的教堂。遥想当年，河边是一排排的湘西吊脚楼，而山上则是成片的拜占廷式尖顶圆顶建筑，这些教堂各行教义而又紧紧相邻共处共生，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令人称奇。

18、19世纪交替之际，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又进行宗教文化入侵，他们看中了沅陵这个有强大辐射功能的“湘西门户”，纷纷在这里建立教堂、发展教民，美其名日“教化于民”。当然，这些传教士在救助灾民、兴办学校、设立医院还是做了很多善事的。

这里之所以修建这些教堂，主要原因还与历史上发生的一个大事件有关，那就是震惊中外的“辰州教案”。1902年，沅陵发生瘟疫，死亡千余人。正在人心惶恐之际，有人发现经常在传教士胡绍祖、罗国俞家出入的张寡妇身上有一包藿香正气丸，人们误以为那是洋人指使她传播瘟疫。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市民张白狗、张永元等人的带领下用绳子牵着张寡妇游街，张寡妇趁乱逃跑，群情激愤的人们又冲进教堂将二名传教士打死。

辰州教案发生后，英国以此为借口逼迫清政府捉拿了300多人，其中二名官员被斩，多名官员被撤职或流放，市民张白狗、贾三、张永太等人被大炮轰死，尸骨无存。地方政府赔款银元8万两，在县城东门外割一块地供洋人修建教堂。还在此立了一块高4米“永远儆戒”的耻辱碑。

街上行人稀少，斑驳的的老墙散发着一股阴气，让人心生寒意；各个教堂都大门紧闭，历史仿佛在这里凝固。我停了车，沿石板路上行，高大的教堂门脸挡住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我心中古老辰州的形象。历史的真相烟萦雾绕，国人的愚味也罢，列强的横暴也罢，一切都在小巷的沉默中。

宗教一条街的旁边还有一片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那是民国时期湖南省临时政府的办公地。1938年，日本攻陷武汉，又大举向长沙进攻，兵临城下，湖南省政府及大量机关团体和数万市民西迁到大山深处的沅陵，当时，只有三万人的山城沅陵一下子涌进了20多万人。走在窄窄的巷道内，那人流涌动的场面在我的想象中震憾，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沅陵人民超负荷的付出已永载于史。

如同南京政府迁到重庆，北平的诸多高等学府迁到昆明一样，大批的机关团体，大量的文化政要名人、社会精英，诸如田汉、周立波、廖沫沙、翦伯赞、张天翼等一起汇聚沅陵，给这座古城注入了新的元素，带来了新的活力。这段特殊的历史也让沅陵有了不一样的记忆。

斑驳的老墙，深深浅浅的砖木屋，高高低低的青石板，这条民国时期人头攒动的小巷，虽然已经没有先前热闹，但依然有人居住来往。晨昏日暮，岁月流转，小巷一如从前，升腾的烟火，让我闻到了老城的气息。

从马路巷下来，沿河而上，几分钟后就到了胜利公园。这里的“胜利”是指湘西剿匪的胜利。湘西是大山的故乡，大山是土匪的温床，到解放前夕，相西土匪有近十万之众，大大小小200多股，为患湘西的22个县。1949年，国民党败退西南，又利用这些土匪势力与解放军对抗，阻碍我军解放全中国的进程。

1949年9月沅陵解放，1949冬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挺进湘西大山深处清剿匪患，历时一年多，解放湘西22个县，消灭土匪8万多人，我军及地方政府有1024人在剿匪战斗中牺牲。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47军清除百年匪患的不朽功绩，缅怀在剿匪斗争中牺牲的烈士，1951年，湘西行署在原中山公园的基础了修建了胜利公园。

前些年到这里的时候，高18米的纪念碑还是这里最高的建筑，于今它仿佛成了高楼林立中的陪衬。站在庄严的纪念碑前，除了深深的敬意，一切，无以言说。

从胜利公园沿滨江路上行一公里就是龙兴讲寺。远远望去，红墙青瓦、斗拱飞檐、层层而上，颇有皇家气派。这不奇怪，它本身就是唐太宗下旨修建的皇家佛学院，皇帝还亲自提了名，其目地是在西南边邻大兴佛学，教化五溪蛮民。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书院，比我们熟悉的岳麓书院早了300多年。

既是皇家书院，就有名人留迹。宏伟的大堂宝殿上至今还有明代礼部尚书董其昌题写的“眼前佛国”；王阳明先生从贵州前往京城应试，被邀请到此讲学，一篇《致良知》，一讲就是数月。站在这里，我仿佛听到了阳明先生口吐莲花、旁证博引，抑扬顿挫之音从碧瓦红墙、飞檐跷角中飘出。

于今，斯人已去，屋内空空。书院的上方存放着一具700年的明代男尸，据说是第一代元陵王，其墓的发掘，号称湖南的又一个“玛王堆”。这样的配置，为这个50元门票的景点增加了一些现代人的看头。只是若阳明先生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龙兴讲寺的右侧有一标有“芸庐”的民居。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19世纪初，只有15岁的沈从文随一杨姓军官从家乡凤凰来到沅陵当兵，后来在凤凰人湘西王陈渠珍手下担任文书。当时的沅陵是湘西最大的“码头”，这里的山、水、城、人以及崭新的生活让年轻的沈从文喜欢。以后，他到了更大的世界，成了文化名人，依就念念不忘这里，称“沅陵是我的第二故乡”。

1934年，沈从文以他大哥之名在沅陵修了“芸庐”，又把母亲从凤凰接来，兄弟妹妹一大家子居住于此；沈从文先生数次回到这里进行文学创作、招待朋友，当时的文化名人诸如粱思成、林徽因、闻一多、欧阳山、萧乾等先后到此造访。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座承载了家族乃至地方、时代印记的名人故居没有毁于战事、也没有毁于文革，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毁在应该敬重文化人的沅陵一中校园内。现在我们见到的“芸庐”已非那时那地的“芸庐”。

沅水悠悠，往事如烟，沅陵是一本厚厚的书，一旦翻开，就不忍释倦；光荣与遗憾，所有的过往终将被一页页地翻过。沅水很长，沅陵很老，我将继续溯游而上：黔中郡的金戈铁马，二酉山的诗书礼乐，白河谷的帆影橹歌……一切都在美好的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