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亮

海韵

离开部队几十年了，从不曾忘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曾忘记那些同舟共济过的战友。但岁月是把杀猪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仅把许多人的容颜雕刻得面目全非，也把许多人的灵魂雕刻得奇形怪状。而阿亮似乎有点独特，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他。 当年他是海军航空兵部队某中队的一个机械师，因为一支笔会写点东西，被下基层搞调研的政治处主任发现，调到机关来当干事，与我一起做宣传工作。为了利用他的特长，我就让他负责通讯报道，写写部队的好人好事和训练、管理、教育等方面的经验，给部队和地方的报纸电台投投稿。他还真的没辜负希望，当年就有很多篇报道被军报和地方的媒体采用，使我部原先这项比较薄弱的工作一下子走到了其他部队的前面，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他到机关来的第二年，我就转业到地方了，之后好多年没再跟他联系过。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吧，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我拿起来一听，是他打过来的。他告诉我他也转业了，在某药厂保卫科做保卫工作，让我有空去玩。我就利用一个星期天，到他那里去了，他在他工厂内的宿舍接待了我。 那宿舍大概八九个平方，放了一张大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后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了。 “你就住这个地方啊？” “是啊！” “小红呢？” “离了！” “为什么呀？” “怪我没能耐，不能给她安排个好工作，连自己转业也进不了机关，被发配到工厂管保安。” 听他这样说，我为他感到可惜，脑子里不由得想起当年他在部队举办婚礼的情景。 那天晚上，机关会议室的灯光特别亮，正面墙上拉了一条大红横幅，上面写着“某某某、某某某结婚典礼”；边上墙上贴着几张红“喜”子；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放满了瓜子和糖果。在一阵掌声中，他和那个叫小红的姑娘走到了大家面前。姑娘没有化妆，但人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身材苗条又丰满，皮肤很白，眼睛大大的。他们能走到一起，是因小红看上他是个小军官，人又长得帅，还有点才气，也比较健谈，说起话来挺幽默的。在部队做汽车修理工的父亲和在军人小卖部站柜台的母亲也觉得他不错，所以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政治处主任在他们的典礼上讲了话。大家也弄一个苹果吊在半空，叫他们俩用嘴去啃，啃不着就有人把他们的头推靠到一起，使他们的嘴唇接触相吻，然后大家哈哈大笑。 本以为他们会白头到老的，没想到后来就各自飞了。 “你转业的时候怎么不找找人呢？”我问阿亮。 “找谁呀？找你吗？你也就是一个小芝麻官，而且又不管组织人事，找你有用吗？” 还真的被他说中，找我确实没用，当时我在机关还是个小科员，哪有什么神通能帮他解决决定人生命运的大事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念了句伟人的诗，鼓励他一切重新开始。 他听后笑笑说：“越不越不好说，走一步算一步吧。这里的情况还是蛮复杂的，厂长不好好抓生产经营，整天把眼睛盯在女人身上，还对我们当过兵的人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 “是吗？这你可得小心了！” “我才不怕他呢，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看他一副倔犟劲，我没再多说什么。之后聊了一些部队的事情就结束了。 　　这次见面之后，又过了好长时间都没联系。 有一天，我外出办案路过某区的东风桥，忽然听到有人叫我，停下脚步一看，见他站在一家调剂店门口。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在这里，他说他在这里开店。 “开什么店？” “就是这个调剂店啊。”说着把我引到他的店里，并给我泡茶。 我扫视了一下他店里的状况，见一间很小的房子（大概20平方）里摆放着一些旧电视机、旧收录机及旧橱柜等杂物。心想，这些旧玩意有谁要啊？做这种生意怎么能赚钱呢？ 见我眼睛里充满疑问，他就对我说：“你是不是要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开这个店啊？” “是啊，为什么呀？” “我们那个厂改制了，让我下岗，我得赚钱养活自己啊！” “你是转业干部，怎么会让你下岗呢？” “我让他们不舒服了呗。” “怎么回事啊？” “主要是两件事。”他的神情一下子暗淡起来。 第一件是因为女人的事。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那个厂长喜欢把眼睛盯着女人，厂里稍微有点姿色的都成了他的猎物。有几次我从他办公室门口经过，都看到他跟女人打情骂俏或搂着女人亲嘴。有一天我又从他门前走过，听到里面动静很大，有一个女的骂他流氓，同时好像还有撕打的声音。我听不下去，就一脚踢开厂长的门，一个女人从他的怀里挣扎出来，红着脸走了。我问厂长在干什么，他反说那个女人的不是，说她工作干不好，不接受批评，还对他行凶。事后我找到那个女人问明情况，她告诉我是厂长对她耍流氓，但她求我不要对外声张，否则她在厂里就没法做人了。我理解她的苦衷，答应不去告发厂长。但这小子因为我那天坏了他的好事，还让他难看，所以就对我怀恨在心。 第二件是改制的事。我们那个厂一直是很赚钱的药厂，改制时也不通过招拍挂，就直接明确改给厂长等几个领导，其中厂长持股65%。总资产3个多亿，净资产1个亿也不止，但有关机构评估下来只有3000万。为什么会这么少呢？因为有很多不算钱或瞎打折扣。比如，我们的品牌无形资产一分钱不算。生产的几种药前期投入1000万元进行GMP认证，认证好的证书也一分钱不算。工厂100多亩土地按照所谓生地计算价格。你知道什么叫生地吗？就是没有“五通一平”的土地，也就是没有通水、通电、通路、通气等等的不毛之地。我们那个厂已经投产几十年了，怎么能按生地计算价格呢？但有关部门就这么做了，你说荒谬不荒谬？另外，像厂房和办公大楼及我们临街的一幢营业大楼等等的评估，也按照所谓的“重置成本”法评估。这个重置成本法怎么评呢？就是不管房子所在的位置，只按现在的土建成本计算造这栋大楼的价格，然后再按这个房子的年限进行折旧。至于现在建房应交的各项规费（这是建房成本中很大的一笔）什么的，一分钱也不算，理由是当年造房子时没有规费这个开支。一栋房子如果现在的土建成本是每平方1000元，经过20年的折旧，还能算到多少钱呢，最多也就200元到300元一平方吧，而它的实际价值呢？就我们那个厂的地段来说，每平方卖两三千元都有人要。还有就是2年以上的应收款全部剥离，不算钱，说是以后如果收到与国家分成，可是又没人监督是否收到。 经过荒谬的评估之后剩下的3000万净资产是不是就要按3000万出售给那几个领导呢？NO！先按本市的政策打六折变成1800万，再扣除职工安置费800多万，最后不到1000万卖给他们了。 这不到的1000万也不要他们自己掏腰包，直接把股权抵押给银行，用从银行贷来的款交股本金——将来如果赚了是他们几个人的，亏了或破产了银行倒霉。 你看，不要自己拿一分钱出来，工厂就是他们几个人的了！ 面对这样的操作，广大职工自然有意见，我也非常气愤，于是就找他们说理，并向上面来我厂负责改制的人反映。可他们都不理我，说市里的改制都是这么操作的。我就跟他们大吵一顿，但胳膊拗不过大腿，一点用处也没有，还得罪了他们，所以就让我下岗了。 听了他一番诉说，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因为我知道有关改制的事他说的都是事实。比如改制企业的土地按生地计算价格的问题，我曾结合办案找过市里的土管部门。我问他们，明明是已经经营几十年的土地，为什么要按生地来计价出卖？他们的回答是，他们这个部门没有重新投入资金来搞五通一平。并且还说，本市和周边城市的企业改制都是这么做的。这个回答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当时我曾就此事给市领导写过一个报告，请他们对此错误做法予以纠正。市领导与土管部门沟通后，让他们今后再有企业改制，土地就按熟地计价，已经改过的就不再重新计算了。但这时全市90%以上的企业改制已结束，也就是大牛已经下水了，抓住个小尾巴又能有什么用呢？ 而且我还知道，企业改制之所以要把国有和集体资产贱卖给少数人，并且让他们空手套白狼，原因是有个“冰棍理论”和“王土观”。“冰棍理论”的意思是，国有或集体企业就像冰棍，如果放在国家或集体手上管理，就会化成一滩水，最后什么也没有，不如乘着现在还没化的时候卖掉，能卖一块钱也是好的。“王土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普天之下都是王土，改制后的企业，不管它姓张姓李，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管谁赚了钱都会放在国内使用，而且改制后的企业一样要缴税，一样要解决就业问题，过去政府还要多操心，现在让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操心，何乐而不为？ 虽然明知企业改制时的操作极不公平，极不合理，其理论又很荒谬，但也无法改变现实。于是我就对阿亮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希望你能是孙悟空，不要被这座山压死。” 他说：“我有一个脑袋，还有一双手，就不信会被饿死！我现在开的这个小店，大钱赚不了，但养活自己还是没问题的。” “你没再找老婆吗？” “没有。我现在这种样子哪个女人愿意跟我啊？” “你住哪里？” “我住船上。” “哪里的船？” “你来看。”他把我带到门口一条小河的河边，指着靠在岸边的一条很小的旧水泥船给我看。 我打量了一下，见那条七八米长的水泥船，两头的船舱都是裸露的，中间的舱用芦席和雨布搭了个矮矮的棚子。走到船上细看，中间舱内放着一块大木板，木板上垫着一条旧毯子，上面放着一床旧被。 “这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原来厂里给你住的那间房子呢？” “我下岗之后，厂里说我不是他们的职工了，要求我把房子让出来。我一气之下就搬到了这个地方。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条旧船放这里好多年了也没人管，我就先住住呗。反正能挡风挡雨，又不要钱。”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曾经在部队那么能干的小伙子，如今怎么就落到这般田地？ 　　再次见到阿亮是去年初夏的事了。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看到我写的一个90多岁的老兵的文章了，他说他被那个老兵的事迹感动了，想给老兵捐点款，献点爱心。我问他人在哪儿，他说在家里。我说我来看看你，再当面谈谈这事。他就把地址告诉了我。 我寻着地址找到了他的住处。这是城郊结合部的一个老旧的楼房，过去是人家工厂的职工宿舍。他在3楼租了一个房间，面积大概30多平方，里面有厨房可以做饭，但没有卫生间。 我到他家后先把他家的陈设看了一下，见有一张吃饭的桌子，一个橱柜，还有一台29寸的电视机，其他就是凳子、澡桶、脚盆等等的杂物。房间两边的墙上拉了一条铅丝，上面晾着几件旧衣服。床还比较大，是一米五的，上面放了一条旧被。 “你什么时候搬到这里住的？” “五年前吧。” “为什么住这么简陋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没有钱？” “错，我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钱用不了！” “你就吹吧！”我拿眼睛看着他。 “还真不是吹。”他跟我说起了钱用不了的原因。 他说他那个调剂店开了两三年之后就去一家公司做保安，一个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这笔收入本来就够吃住了，没想到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 “什么馅饼啊？”我急忙问他。 “经过一帮老革命多年艰难的维权斗争，上面想到了我们企业的军转干部。现在不要我干任何事，每月就给我8000多元。这么多的钱，我怎么用得完啦？我就光棍一个，每月房租250元，吃饭穿衣再加水电费什么的，每月有一千五就足够了。” “这么说，你积存很多钱了？” “不！我没有多少积存，总共不到10万。” “钱去哪里了呢？” “我到处洒洒呗。” “洒给谁呀？” “有洒给家里人的，有洒给外边人的，还有洒给国家灾难的。” 我一下来了兴趣，就对他说：“你讲点给我听听呗。” “我的老家在苏北一个很穷的地方，那里有我的兄弟姐妹，还有叔叔婶婶，姑妈姑父。他们一直在农村种死田，孩子也没有什么出息，有的还长年生病。我每年春节或清明回老家，都要给他们发红包，这个一千，那个两千，全部加起来，一万多就没有了。平时他们有的也给我打电话，说碰到了什么困难，我就不得不给他们转点过去。” “外边人呢？你救济谁啦？” “救济的人多了。比如租住在我们这幢楼的一个安徽的女人，大女儿上大学，小儿子读初中，老公出了车祸后长年瘫在床上，她又没有工作，就靠在外面卖卖烘山芋过日子。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能不帮帮她吗？我给她大女儿交了两年学费，又帮助她重新谋了个职业。现在她在附近小区搞了个棋牌室，一个月的收入也有大几千元。如果不是疫情影响，生意还会更好一点。我这个人心软，平时看到谁困难，就会接济他们一点，哪怕是流浪汉，我只要看到，也会给他们一些。” “救灾方面呢？” “汶川地震我献爱心了，武汉疫情我献爱心了，有一个地方遭遇五十年未见的洪灾我也献爱心了。” 接着他话锋一转：“所以，这次我也要给你写的那个老兵献点爱心。这个老兵太了不起了，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还是上甘岭上的神枪手，立过十几次战功，目前生活那么清苦还没有怨言！我们比起他来实在是太惭愧了。我们在部队什么功也没有立，现在什么事都不做还拿那么多钱，所以一定要表示表示。”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元钱，叫我通过报社转交给那个老兵。 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样子，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一会我才问他：“你既然有钱了，为什么不改善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再找个女人好好的过日子，而去帮你帮他呢？” 他说：“住对我来说，只要有个地方可以睡觉就行了。房子再大再好，都是身外之物，有什么意义呢？至于女人，这辈子就免了吧，估计也没有谁能跟我过得下去。我现在一个人多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对吗？” 既然他有这份爱心，我也只能成全，就将他的一千元收下了。之后与其他爱心人士捐献的善款一起，转给了那个老兵。 从他家出来之后，脑子里始终想着一个问题：这个阿亮，到底是傻，还是真的初心未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