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拾遗 （一）

濤聲依舊

图片/同事

文字制作/松涛

作者 ⬇️

前 言

我是北京汇文中学（入校时名称：北京市第二十六中中学）68届的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被分配到远郊怀柔县的一个工厂一一怀柔县砖瓦厂。经历了风风雨雨，度过了十个春夏秋冬。

十年风霜雪雨，有甜也有苦，有泪有痛也有欢乐。回不去的过去，难忘的记忆。只把这十年的欢欢笑笑、哭哭啼啼的生活和工作的碎片拾遗记录下来，留给自己，留给我珍惜的同仁和朋友们。

衷心地感谢您的光临和欣赏。

怀 柔 砖 瓦 厂

1969年3月10日，我来到了怀柔砖瓦厂。北京知青进厂有我校（二十六中学）的，还有五中、二十九中、三十中和二十二中学的140多名北京学生。有两名五中的学生进厂后打了一个照面就走了，所以后来花名册上就少了两名学生。那时，我家的孩子有三个插队，一个去了建设兵团，我是被照顾，才分到了北京的近郊工厂。我的“大学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进厂后，我和二十六中学的几名同学就到厂里和工厂的周围转了转。整个工厂也没有围墙，工厂的东南面是大中富乐村和小中富乐村，北面是刘各长村。工厂的四周全是庄稼地，三月份儿还见不到绿色，更显得一片萧条。我们大家都很失望，还说这次又被人骗了。

进厂不久我就闹了一个笑话。那时我不知张广德师傅姓张，问机修车间的一个师傅，他告诉我他（张广德）姓王。后来见到了张广德师傅，我就笑嘻嘻地叫了一声“王师傅”，张师傅立刻把脸板了起来。想发作但是还是忍了下去。当时我琢磨这人怎么这么各色，好心好意叫你一声师傅，你还给脸子看。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机修车间的那个师傅是成心说他姓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张广德师傅可能也看出有人成心使坏，所以才没有迁怒于我，算我万幸。

后来厂里给我们新进厂的小青年，办了学习班，那时叫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再后来大家都被分配到各个车间，我被分到了出红机砖的车间，工种是推胶皮车。那时厂里只有轮窑，还没有隧道窑。整个轮窑的建筑像一个监狱的瞭望台，中间有一幢高高的烟囱。窑的结构都是拱形的，上面留有填火用的火眼儿（每一个火眼儿都有火盖儿），窑里有烟道（和烟囱是通着的）。每一个窑有一个窑门，把干坯子一层一层的码放在窑里，码放是很有讲究的，要留出火道（填火时好往里加煤）。砖坯子码满一窑后，窑门要用砖坯和胶泥封死（这个工种叫茬窑门）。整个轮窑像一个巨龙，窑窑相通，哈风（烟道）相连，点着窑火以后转着圈儿烧，比奥运火炬点的时间要长多了，一点就是一年的时间。烧火这个工种可是个技术活。我们刚进厂时，青年工人都没有安排这个工种。

如果坐直升飞机从天上俯瞰，整个轮窑就像一个田径跑道。那为什么又像监狱的瞭望台呢？因为轮窑的两边各盖了几间房子（左右对称），整个轮窑的四周又砌起了半人多高的围墙（像城墙一样）。看见它我就想起了《宁死不屈》这部电影里的一个镜头，德国鬼子牵着大狼狗，漫步在集中营的瞭望台上。居高临下、虎视眈眈的注视着下面的犯人。我的工厂大学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政 治 宣 传 员

我被分配到机房推胶车。想了解推胶车这个工种，首先要知道出红机砖砖坯的大概程序。出砖坯的原料是土，有吃地下土的，有吃地上土的；我厂吃的是地上土（窦店砖瓦厂和南湖渠砖厂是吃地下土）。但是每年也要备土。这种粘土要胶沙结合，据说我厂的土还是不错的。土要用传送带送到机房，中间要经过辊料机（把大土块儿打碎），还要加内燃（土里加一定比例的煤粉，由粉碎机房的传送带送过来）。加过内燃的土料由传送带送到机房。机房里有一个大搅拌机(机器里有铰刀，要往土料里加适当的水），经过充分的搅拌，出口出来的就是泥条（有了砖坯的长度和高度）了。泥条被推到传送带上，传送带把泥条送到擦油泥（一个工种）的工人身前，这里有一个推板，推板把泥条推出去，经过一个钢丝架，就将泥条切成了砖坯（有了砖坯的厚度，泥条被切成了一块块的砖坯）。这些都靠擦油泥工操作机器完成。砖坯被推到接送带上的长条木板上。我们推的胶皮车（两个车轮，没有面板，有一个缓坡的滑道）对准接送带，有了一板砖坯的木板就滑到了胶车上（有时需要人去拽一下），装满四板砖坯后，就把车拉走。后面的工人再推上来一辆车。我们把胶车推到坯架棚旁，这里有土埂（比地面高一些），花架（又一个工种）的工人用花叉（有一个手把，把的前端有一横木，横木上安上两根铁丝叉）把砖坯一叉一叉的码放在架埂上，要求轻拿轻放。以前不知道红机砖为什么有俩眼儿，现在一下明白了。砖坯阴干到一定程度还要花架，把砖坯重新码放，砖坯要相互隔开一些距离，以便砖坯更快的干燥。

推胶车推了近一个月，还当了政治宣传员。在劳动的间隙，在黑板上写一些鼓动的口号。如：为社会主义增砖添瓦！

在京时一下雨就往家跑。进了砖厂，是一下雨就往外跑。高清春（厂长）或者是苫架（一个工种）的师傅一敲锣；（那时全厂工人和干部都发了雨衣，有些工种还发了雨鞋），听到锣声就是命令，大家一起冲出房间，到工地上苫架（用苫布、草席等把砖坯盖起来）。那时的砖坯都晾在架埂上（比地面高出一些）。架埂的上面都有棚子。但是一下大雨，尤其是风雨交加时，不苫上一潲雨砖坯就都淋湿了。那时的工人都有基本的觉悟，不管雨多大，大家都争先恐后，一往无前的冲向雨幕！

锣声起，冲出去。雨点大，人声急。

忙苫架，当奋力。人心齐，泰山移。

“煤黑子，窑驴子。”旧社会没人瞧得起我们这些下等的公民（工人），解放以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了主人，但是解放初期的劳动人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娃，在步入工厂大学的第一步，就将面临最严峻的考试。

接 受 新 的 考 验

进厂一个月以后，我被分到了出窑班。还有本校的同年级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般身高体壮的同学（男同学）都被分到了出窑班和装窑班，还有其他几个学校的初中和高中的同学。那时叫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到了夏天，室外温度是摄氏三十多度，窑里的温度就要到摄氏四十多度甚至到摄氏五、六十度（每年年初点火后拆大墙时，窑温都要达到摄氏六、七十度）。出窑用的车是两个胶皮车轮的车，以前都是木头做的，后来都改成了铁制的（木头的容易坏）。车有一个底座和一个车帮，并且是活的；用一个铁钉（特制的粗铁钉，我们叫穿钉）固定。车的最低端有一个特制的铁叉子。红机砖平着码放一层后，再竖着码放四块儿，横着码放四块儿；这样错着码放砖体更牢靠。码放最后一层后还要再放八块儿砖。一车砖叫一钉砖，八块儿砖是砖钉的腿，在地上码放八块砖要中间留出空隙，正好能叉进铁叉子。一般砖钉都往砖垛上钉。提前码好腿儿（八块儿砖），把装满砖的车推出窑后，快到砖垛前对准砖腿儿，拔下穿钉（特制的铁钉）；一只脚蹬在特制的脚蹬（一个铁制的脚支架）上，铁叉插进砖腿儿后，脚一用力，砖钉就靠在了砖垛上。这也是一个“壮工”的技术活儿。“钉”不好，一钉砖就都倒了。一钉砖整整二百块儿，就得再一块儿一块儿的再码放在砖垛上。刚开始我们青工都“钉”不好，千小心万注意，还是常常不尽人意；“钉”翻车倒。再“憋气”，也得一块块的再码上。有时老师傅帮助一块儿把砖重新码放在砖垛上。

用手直接拿红机砖是不行的。起初我也不信邪，就直接用手接触砖。一个班还未下来，双手已经血迹斑斑。老师傅教我们用汽车的内胎，用剪子剪成比自己的巴掌要稍大一些圆形，像圆饼。再比着自己的手掌掏俩洞（在中指的两端），再剪出和手指差不多粗细的皮条（也要掏洞，一头剪成尖状，一边一个像鱼钩一样的倒齿，插进洞里）。它叫手扒子儿，皮条要插进圆饼的俩洞里，掏出后可以固定在中指上。所以皮条的长短宽窄都要恰到好处，套在中指上要松紧合适。起初都是老师傅给我们做手扒子儿，要做俩，一手一个，叫一副。后来我们就学着自己剪了。

一个窑里可以插进三辆出窑车。拿窑上面的砖有时还要踮起脚尖拿。把砖一层一层的按规律码放，砖拿到齐腰高就不能再拿了，要在车的一端抠下一块儿砖，一只脚就踩在上面；另一只脚踩在齐腰高的砖层上。这样就可以拿到最上层的砖了。所以出砖也是有规律的，一般让个高的人在中间出砖。但是有人（指个高的人）是不愿意在中间，因为两边要省力一些。出砖可以一手一块儿，也可以一手掐两块儿（俩手就四块儿），还可以双手抱四块儿。我们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一钉砖（一车砖）是二百块儿砖。那时最快的师傅，一小时可以出十六“钉”，也就是三千二百块儿砖。那时我们一天的工作定额是八千到九千块儿砖。

那个年代还常常放“卫星”，一天的定额就要一万多，甚至到二万块儿砖。那时我们叫“抠屁眼儿（火眼儿）”。其实这样并不好，我们出的砖离火太近，既影响了烧砖的质量；又影响了烧砖的速度。欲速则不达。那时的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就看眼前的成绩和效果。出了成绩，破了纪录；就敲锣打鼓报喜。放了“卫星”后，有时二、三天不用再上班了（没有砖可出了）。那时上边要成绩，下边抢功出风头。官兵一致，齐心合力，到很默契。那个年月经常加班加点，也没有加班费，那时叫“放卫星”，“献忠心”。大家仍然干的汗流浃背、毫无怨言。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的精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打 赌

进厂后，青工常砚玲分到了伙房。小常爱笑，爱动，爱打乒乓球；很有青春活力。

在食堂工作饭菜是随便吃的，听食堂的老师傅讲，小常很能吃，不让男人。一次潘师傅（潘狗子）买来两个大西瓜，和小砚玲打赌：说你若能一人把这两个西瓜都干掉，怎样、怎样。…… 没成想小常就认了真，真把两个大西瓜给掭巴了。虽然吃了一个肚歪，也没咋滴。据说是二十三斤的西瓜，也许不实，但是就是十几斤也了不起了。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英雄不论大小。自古英雄出少年，如今怀砖出饭桶。听说朱茂锦在吃上也和人打过赌，也是胜劵在握。那时劳动强度很大，大家都很能吃。我刚进厂时连半斤粮食也吃不了，后来一顿饭吃光一斤的烙饼或馒头也是小菜一碟。平常都是中午一个甲级菜，一个乙级菜，再来六两烙饼或者八两米饭。一次吃夜班饭，要了六两麻酱拌面条（有点儿黄瓜码），吃完跟没吃似的；又要了六两，还是没饱。因为已下班了，就没在多要，又喝了一碗面汤。哈哈，真乃大饭桶也。

田 大 迷 糊 不 迷 糊

那是1977年的5月份，在机房看下料口的田嫂(田长棣的媳妇)突然看见从下料箱口的泥土里翻出一条大白腿，赶紧关掉机器，拉响警铃。机房的人不知怎么回事，跑到下料机房一问，田嫂猛然才想起来，是不是张福海从下料口掉下去了，武云梅等人赶快召集人扒土;大家七手八脚，迅速地挖着土、扒着土。这是抢救一个人的生命呀!大家要快!没有谁在发号施令，没有谁说什么，大家只是不约而同的拼命地挖着、扒着、刨着。腿出来了，又出来一条，屁股出来了，胳膊出来了，脑袋出来了，终于张福海被扒出来了。“还有气儿”，“赶快送医院!”不知谁着急地大声叫着。几个人组成担架，把张福海送走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机房的下料口需要有人在料口插上一根长长的撬棍(专用)，然后开推土机的师傅会一铲一铲往下料口推土，要适量不能推得太多，太多下料口就堵住了;也不宜太少(太少用的时间短，不长时间还得推)。推土机推到适量的时候，就不推了；然后看下料口的一个工人来回晃动撬棍，使土料慢慢流向传送带，另一个人监护。田嫂和张福海是一个班，不知怎么会出现如此的险情。

这次人称“田大迷糊”的田嫂可立了个大功，救了张福海的一条命。事后有人说，张的名字起的好:福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张福海是个好名字，至今我也没有忘掉这个名字。

编后: “田大迷糊”在码坯班的时候，按陶树银的话说:“田嫂是三分钟一小觉儿，五分钟一大觉儿。”田嫂白天操持家务，睡不上个把小时觉儿，到晚上上夜班时就难免迷糊了。因此这个外号就叫开了。

说 出 手 就 出 手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就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一天上午，那是一九七八的夏末。“今儿天儿好，咱们游泳去吧”，骉子（郑贵骉的绰号）的怂恿下，我们一帮人带上泳衣、泳裤立刻出发了。

游泳池是部队开的一个简易游泳池，离厂区不远，我们很快就到了。游泳池的池水清澈见底（新换的水）。“啊！太凉了！”我用手试了试水温，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因为冷我虽然已换上了泳裤也没有马上下水，坐在岸边。

这时，小马（马秀琴）、骉子等人已下水了。小马因为不太会游，所以不敢往深水里去。骉子用手掌击打着水花向小马撩泼着、欢笑着；小马一边用手护着脸，一边躲闪着并欢叫着，清脆悦耳。骉子游向小马，拉扯着她向深水区游去。“我不去，我不去！我怕！”刚开始小马恐惧地叫喊着，不愿意去，但是拗不过骉子的死拉硬拽。“没事儿，有我呢”，骉子安慰着小马自信地说。俩人游到了泳池中心（深水区），骉子离开了小马。小马游了几下，因为害怕心里发慌手脚也就乱了，开始瞎扑腾起来，她拼命地叫喊着：“救命啊！救命，我不行了。”骉子马上游了过去把她托住。骉子水性也不是很好，只是贼大胆儿。他托起小马后，自己的身体开始下沉，一会儿脑袋都看不见了。骉子实在憋不住了，将头浮出水面换气（但是他要浮出水面，必须放开小马），这时小马没人管了，头已沉下水去。骉子一看不好，马上去托小马，小马又浮上来，骉子自己又沉下去。俩人一上一下、一浮一沉；一上一下，一浮一沉；太有意思了。我真想拍手叫好！我忘记了危险。“大哥，快下去救人吧！”黑子（因为不会游泳和我在一起）着了急，“噢”我赶紧一个猛子扎下水去，三下两下游到了小马的身边，将她托出了水面。骉子没有了小马的重负，也浮出了水面。

精彩的一幕过去了。我一手托着小马，一手划着水，吃力地向岸边游去。从深水区到浅水区不太远；啊！到了，终于到了，危险过去了。小马苍白的脸颊恢复了往日的红润；她笑了，她笑得很美丽。     

木 工 师 傅 一一 刘 伯 敬

大家提到刘师傅，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至今仍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中等个、高颧骨、大眼睛，很爱笑，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实人。记得他家也是北京的（也许记忆有误）。后来陈熙民做了他的徒弟，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做木模，是个细活。

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一九七六年。那年震后的一天，我看到刘师傅的手臂架了起来，是哪支胳膊就记不起来了。我向刘师傅探问，方知端底，差点儿没让我笑喷了饭。

原来情况是这样的：七六年地震后还余震不断，刚开始大家还未住进地震棚，仍住在宿舍楼里。因为听说地震时开不开门，打不开窗户，所以大家都未雨绸缪，提前打开门窗，伺机而逃。刘师傅是个有心人，又睡在窗边上。白天查看了地形，一脚就可以跳上窗户。只是一眼看见了窗根底下有些碎玻璃渣儿，就记住了。重要的是没有进行清理，他想使点儿劲，稍微往远处一跳就没问题。半夜又地震了，刘师傅动作飞快，一步就跨在了窗户上，只是犹豫了一下（想起来地面上残留的玻璃渣儿）。不成想后面紧跟的一位一着急推了一把，刘师傅就来了个倒栽葱，光荣负伤。旧事重提，以博一笑。

老 闫 起

闫起是出窑的老师傅，一是干活手头慢。不过他有他的座右铭：不怕慢，就怕站。细想还富有哲理。二是抠。他的一件外衣（冬季穿的），里外都是补丁，都是自己补的，针脚也不咋地，颜色也深浅不一。真成了老古董。他家住河北省三河（或者香河）县，那时他每次回家探亲，都是蒯着（走着）回家，休假期滿回厂还是蒯着回来。

那时我们都常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些点心（桃酥、蛋糕、江米条），一般买回来（半斤或一斤）一小会儿就报销了，有时大家就分吃了。老闫起爱吃江米条，一般一次要买半斤到一斤。他有一个带提手的扁长圆饭盒（铝制的），江米条买回后差不多整整装一饭盒，他吃几粒后盖上饭盒，就把饭盒掛在衣钩上。他的衣钩钉得很高，需要上床人站起惦着脚尖才能够得着。他再吃时上床拿下饭盒，打开取出一、二粒，盖好盖儿再放回去。

老闫起上过一年私塾，后来家里穷就不念了。但是他学会了查字典，又喜欢看书。不认得的字就查字典，一来二去他就认得很多字，但是他认的字多却不会写。我看书不认得的字特意去问他，他还真都认得。他人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舍得买书，所以他有一箱书（以新书为多）。那时他的书只借给一个人一一刘文龙。小刘是我们一块进厂的青工。刘文龙借书后，按时归还，书籍也保护的很好，有时归还时还给包上了新的书皮儿。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那时我和老闫起在一宿舍住了小半年。那时他和我都在行政科，冬季取暖老闫起负责做煤球（用机器压），而且他人很勤快。煤球刚用去一点儿，他就又挑来几筐煤。我和他说，用得差不多时再挑，省得屋里一大堆煤球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他说：“行”，没两天又倒上两挑煤。真是一个老倔头。另外他可爱的让人受不了。生火、封煤炉的两件事让我至今难释怀。

因为我愿意自己做饭，那时工作也比较轻闲，所以愿意自己整火，晚上封好火，第二天早上起床正好火上来，可以下点儿掛面什么的。和闫起说过多少次，他也不听。底火不好，他早早的就把火封了。有一次封的火不死不活的着两天，大冬天的屋里跟冰窑似的。最后只好重新生火。他封火是，火底不好还填好多硬煤，有时还用锤子砸死，再封上湿煤面子，中间扎个小眼儿。

有一次大半夜，我被烟熏呛醒了。睁眼一看，老闫起光着屁股在生火（农村人睡觉都不穿裤衩）。原来他封得火半夜就灭了，他生了半天也没生着。我说“您别生了，明天我生吧。明天还得上班呢”，他这才去睡觉。我生火是，炉子掏干净后搁上炉箅子，放一层乏煤球，再加些干劈材（下面加些许细小的劈材）盖上火盖。然后用火柴或打火机点燃报纸（报纸提前放在炉门进气口里），当报纸引燃劈材火势很旺时再打开炉盖加适当的煤球。再等煤球都烧红时再加滿一炉煤球。所以我生火屋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烟，封火时也是盖着盖儿在炉门下搜火，搜干净稍等片刻再填煤。俗话说，火要虚，人要实。

老闫起人老实俭朴，但抠门还倔驴，可爱的让人受不了。

大 张

大张大名叫张幼文，因为有历史污点，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故被打成另类。但是他为人忠厚老实，砖厂的老人又都很朴实，所以大张从来没有遭到过歧视。他在装窑班负责码坯，很能干；虽然上了点年纪却从不认怂。就是有点儿爱吹牛，并爱喝两口。

记得那时，他中午、晚上都要喝两盅，不过一顿也就顶多喝二两酒。平常他人就好吹牛，用拳头砸桌子、砸凳子。一次他又喝高了，抄起一把小凳（那个小凳是杂木的很硬），“咚咚”就是二拳。这次可要了和钱，大张的合谷在往上一点儿的地方起了一个大筋疙瘩。后来他去医务室、医院看过多次大夫，按摩、敷药都没有治好。大张是酒腻子。当年砖厂南边是大小中富乐村，有一个小卖部，我经常去。买回小点心、烟卷儿等，时常碰到大张，他最多的时候是打白酒（记得是七毛或八毛一斤，也有一块一斤的），他是打七毛或八毛一斤的。因为老看见大张，就问过他，你怎么每天都打酒，为什么不多打点，省得老跑路。后来他跟我讲，起先他是一次打几斤酒。晚上睡觉了，总是睡不着（惦记瓶里的酒），什么时候瓶见底了才能睡着。所以后来就改戏了，每天只打半斤酒，够喝一天的量。

77年砖厂招上一批原来插队（在怀柔县）的学生，有北京的，还有怀柔县城的。他们都好玩儿，那时大张教他们跳舞，三步四步等。

79年底我调回北京后，听说大张得了胃癌，不久便病故了。大家都很惋惜。因为一直认为大张的身体棒棒的，怎么就突然病逝了呢。79年时大张的工作已改为发砖（红机砖）。买砖的人为了能装好一点儿的砖（甚至多装点儿）就买瓶二锅头和两盒香烟卷送给他。有时还送点儿熟食（猪头肉、肉肠之类的）、花生或花生米（熟的）。这样，大张的烟酒及下酒菜都不用自己买了，而且烟酒等源源不断。大张的酒越喝越多，烟也越抽越凶。大张的工作害了他。

烟酒要节制，不然害死人啊！

半 夜 鬼 叫

进厂不久，听说家属院的南头闹鬼。半夜三更（其实在四更、五更了）总听见鬼哭鬼叫。

后来经厂部调查核实后，情况水落石出。原来每天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有几个刚进厂的小青年吊嗓子，声音大了点儿，也难听了点儿，像鬼哭狼嚎一样。具体是谁，不便多赘，还是自己猜吧。

那时他们都喜欢唱唱歌，唱唱样板戏（京剧），而且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种。又精力旺盛，早晨起的早，故而每天练练嗓子；不想闹出了误会。

伟哥仲歌唱，澡堂亮音王。

半夜听鬼叫，家属院心慌！

一 遭 被 蛇 咬    十 年 怕 井 绳

那年夏天，下班后我和罗贻棠、高秀明上大渠边游泳。罗贻棠不太会游，不敢下水，又好面子，犹豫不决；我问他:你能游多少？他说五十米吧。我说那就没问题。在我的促动下他下水了。水渠的水流湍急，每秒流速在0·4—0·6M左右。

罗贻棠下水后，刚开始游得还挺好。可能因为水急心里没有底害怕，一会儿就手忙脚乱并大叫起来，“我不行了！快救我！”高秀明和我都还没下水在活动身体。高秀明说:“没事儿，他装的。”这时罗贻棠听见就更害怕了，拼命地大叫着:“快救我！我真的不行了”。我赶紧一个猛子扎下水去，飞速游向罗贻棠，并向他说:“别慌！你千万别慌！你要慌了我也救不了你！”这时罗看见我游到了他身边，开始镇静下来。我游近他掐住了他的上身使劲儿向对岸推过去，对岸没有多远也就十米左右。终于游到了对岸;我先把罗贻棠推上岸(水渠边是斜坡并且有苔藓很滑，有时很不好上岸)费了很大的劲儿，然后我自己也上岸了。我们坐在岸上休息。

高秀明没有游过来，因为我们的衣服还在对岸没有人照看。罗贻棠镇静下来后，我说咱们再游回去吧？并劝说“没事的，有我呢！”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敢再下水了。我和罗贻棠在渠西，高秀明在渠东(拿着我们的衣服)，走了一里多地才在桥上会合。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后来我没有再看到罗贻棠游泳。

马 大 哈

进厂后我被分配在出窑班，后来韩文生也分到了出窑班，他是老师傅，原来是司机，因为历史有问题被下放了。一次聊天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几年前（我们青工进厂前），老韩他们一行去北京办事，走进一个小饭馆吃个便饭。每人要了一碗面。

这时马贵林（老师傅）从凳子上起身去倒醋，端着面走回原处，一屁股坐了个空。他是边走边吃，所以倒下后，一碗面全㨄在了身上。这下大家可乐坏了，从此「马大哈」的外号老马算带上了。

原来老马离座后，服务员不知道把他的凳子撤走了。老马回来后也没看见凳子在不在就一屁股坐下，招致后来发生的笑话。后来服务员赶紧把「马大哈」扶起来，赔不是说好话，大家也帮着劝解，事情就过去了。

“哈哈哈”，老韩讲得有声有色，我大笑不止。

“就 差 一 韮 菜 叶 儿”

那年砖厂的小青年们搞技术革新，在轮窑转圈一周都装上了铁轨，从此减轻了很大的体力劳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转弯儿的时候，不小心铁车(装干坯的)就会出轨倾覆。

有一天，陈恩启尖声细嗓地叫起来，“就差一韭菜叶，就差一韭菜叶！”并且欢跳着，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天真地笑着。

陈恩启中等个，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用粗壮来形容决不为过。但是他的嗓子，却象天外之音。不像是从他的嗓子眼儿里发出的。“就差一韭菜叶儿”那尖声细嗓让我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仍然清晰可辨，声声悦耳。

原来铁车又差点出轨，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一韭菜叶儿”。多么贴切、多么浪漫，多么美妙的声音啊！

我希望再听到这个声音。

出 窑 工

我是1969年3月10日进厂，在机房推胶车推了一个多月，就被分配到出窑班，出了三年多窑。夏天酷热，窑温很高，出五、六钉砖（一钉为一车，共200块砖）；就得喝点儿盐汽水（工厂自己配制的）。到了冬天，北风寒冷刺骨，身穿单衣单裤，罪就受大了。后来，大家商定由一个人专门往外推车倒砖钉（这个人可以穿个破棉袄），这样就好多了。大家可以倒换着推车，另外那时已快停火，生产定额也减少了不少。

记得大概72年时，厂里来了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出窑班也被分配到三人。小徐分到了我们一个班。还有在这之前，从怀柔县农村招来一批合同工，一年后转正。其中田宝权也和我一个班。小徐个不高，但是人很敦实，就是较奸滑，并好讲一些荤段子。那时上班后还沒有出几钉砖，小徐和宝权就要求歇会儿。小徐就开始讲荤段子。小徐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子乱溅，宝权听得如痴如醉、哈哈大笑。小徐转业前在北海舰队当勤务兵，所以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很会来事。

“当兵时每年需检查身体。一次一个女护士（女兵）对一战士（男）进行睾丸例行检查，要敲击（适度的），这个女兵很漂亮。小伙子矜持不住，就挺了起来。这时女兵很不高兴，问这是怎么回事，并拿起小棒再次敲击他的私处。小战士正血气方刚、精力旺盛；这一被敲击，老二挺得就更高了。女兵更是不悦，再次用力敲击。这下捅了大娄子，这名年青战士从此不起性了，事情闹大了告到了军区首长那里。上面责令女战士陪护男战士起居疗养。长期的接触和生活，俩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俩人结了婚，还有了小孩。”

本来这是一个很凄美的故事，但是不知怎么从小徐嘴里出来就变了味儿。那时出窑、装窑都是砖瓦厂最累的话儿。大家年岁又都不大，十几岁顶多二十岁出头，所以都累惨了（按宰相庄小吴的话说，“把嘚儿都累劈了”）。记得有一次，小徐用砖砸自己的脚，起初可能不够狠心砸得轻一些，不够开公伤假条的资格。他就又狠了狠心又砸了下去。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那时这样做恐怕不是小徐一人所为。有一天，我和宝权一个班，还有一人是不是小徐就记不清了。这天上班不久，我就发现窑砖倾斜，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那时我是带班的，提醒大家注意，但是宝权是新手沒当回事。突然窑砖塌方了，本来我可以一跳就蹦出去的，“我说，快跑！”但是这时宝权还没反映过来，我推了他一把，砖头噼里啪啦地全砸在了我的身上。那时幸亏带着安全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倒在了地上，想站起来使不上劲儿，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后来宝权把我背到了医务室，刘大夫给拿了云南白药，休息了两天就没事了。

“练 块 儿”

记得大概在1972年左右，我和陈熙民几个人都喜欢玩儿。那时陈熙民已调到了机修车间，有了便利条件。后来熙民找来钢筋和铁管等做了一付双杠、一付单杠。一天我们一起挖坑，把单杠、双杠都栽到老楼的南边，填土夯实并用钢筋将双杠拉紧。这样我们共同的“练块儿”运动就开始了。

那时，我们队伍里还有陈恩启、程超、姜春禄等。记得陈恩启力气大，悠双杠悠得最多，陈熙民玩儿得好，可以在单杠上做蹬空起、后拉起等较高难的体操动作。大家每天乐此不疲，出透臭汗，心情舒畅。后来大家身体都比较好，应该是年青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陈恩启装窑，工作很繁重。记得一次我回家休假，陈恩启买了几斤驴肉（那时北京买不到）托我给他带回家去。他家住榄杆市是平房，记得我送去后进了他家大院，他爸爸往屋里让我，我说“不用了”，＂“不进去了”，所以没进他家门。可见陈恩启是一个大孝子。

程超在厂时和汪尧民都喜欢画画。一块儿出黑板报，出报头写个美术字标题什么的，程超画人物画画得好。做宣传有了用武之地。汪尧民山水画画的好，字也写的挺棒。记得那时，汪尧民每天都画画，很刻苦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真成了画家，出了名。

那时玩儿双杠、单杠，我除了干拔和悠杠子外，也能做蹬空起。在双杠上做长振和短振要难做一些。其实在上学时，我就能做长振和短振。不过学校的双杠是较正规的木制横杠，有一定的弹力，所以做起来要容易得多。后来和熙民一起玩儿，慢慢地也学会了单杠上的后拉起。

楞 头 青

我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入厂，时间荏苒，马上快过去五十三个年头了。平时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大约七、八点钟才起床。今天不到六点就睡不着了，想起一幕幕的往事。

记得那年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要去县城做什么忘记了。出了厂门不久，就碰见了左雅珍（其实我和她并不熟）。她问我你去县城啊？我说：对。“你能带我吗？”“行，没问题”，我痛快地答应了她。

这样我就捎上了她，骑了一会儿，她说：你能快点儿吗？快赶不上车了。我回头看了看她，她已有孕在身，明显的肚子隆起着。我迟疑了一下，说：好，你做好了啊！我使劲蹬着自行车，加快了速度。自行车风驰电掣般的向前奔去，为了赶时间我们忘记了危险。一个真敢坐，一个真敢骑。一个楞小伙，一个傻丫头（应该是傻媳妇儿，人家的媳妇儿）。上坡下坡也未减速，真是不知道哪来的胆量。记得那个坡还是比较徒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怕。万一……，嗨，哪有那么多万一。

一 盘 炒 鸡 蛋

记得在砖厂时，大家常常去村里找老乡买新鲜的鸡蛋。城里是九毛钱一斤，老乡卖七毛钱一斤。其实那时也不是光图便宜，也是图个新鲜。

有一天我去县城买了一些鸡蛋，回来时搭上了拉砖的车。记得有张芳祥和马龙，他们坐进了车头里，我就把鸡蛋交给了张芳祥。回到厂后，他们说碎了几个，我说：没事，炒着吃了吧。后来我们就拿着几个打好放进大碗里的鸡蛋，上了伙房。记得是潘狗子师傅给炒的，他放了些葱花和盐，油热后就放进了鸡蛋。记得潘狗子还得瑟，手一抖，来个颠勺。不成想露了怯，掉出了一大块儿。到也没糟塌，忘了谁拣起来洗了洗吃了。

其实我也没看见打碎的鸡蛋，当时我想：不就是馋了吗！还别说，潘师傅炒的鸡蛋真好吃，至今回味无穷！

一 把 大 鼻 涕

在砖厂时，我和兴连、久宏都喜欢武术，后来由此结识了小刘（不便真名），他那时和我厂XXX正搞对象。

有一天我们去他那玩，他的母亲给我们摊鸡蛋。让我真真长了见识。她炒着鸡蛋时，有了鼻涕，用手捂住，一把大鼻涕就揑在了手里，“啪”，然后很麻利地甩向了地面，顺手非常自然地抓起自己围裙的一角把手擦净。用脚再擦擦地面，继续炒菜。

吃饭时一方面受到了惊吓，一方面盐放的也太多了，齁咸齁咸的，我只好望而却步。

一 百 瓶 二 锅 头

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要好一起喝酒，已经喝的差不多了；这时李四（化名，是合同工，当时还未转正）进来了。从礼节上有人就给他倒了一小盅酒，一般人喝上这一小盅就会告辞了。

没想到他拿起了二锅头那种能装四两多的玻璃杯，把一小盅的酒倒了进去。这个不言自明，是嫌给他的酒倒少了。我让人给他把大杯倒满，我说：这样吧，我也没有酒量，而且也喝的差不多了。既然你能喝，我陪你干两杯。咱们不能光喝酒，得打个赌。你一口干这一大杯，我干了两小杯，但是不能喝完就走。咱们吃完喝完一起打牌。输赢大伙说了算。他说打什么的，我随口就说：一百瓶二锅头（这个赌太大了，看来我也喝高了）。

说罢我用小盅斟满酒，一饮而尽；又斟满一盅又干了。我说该你了，看他有点儿怵，但是还是不好意思退却，勉强的端起酒杯喝了一小口。我说这可不行，得一口干了。他只好咬牙干了，他喝完就觉得不对劲了，要走。咱哪能放过他，“来，把牌拿出来，”玩了没两把他就分不出黑桃和梅花了。

其实我就是想让他出出丑，赌输了也不会让他兑现的，何况是一百瓶二锅头。

王 八 拳

一天下班后进了澡堂子，看澡堂的XXX师傅又喝了不少冲我又吼又叫。我心想我也没有招你惹你呀！这时我已经脱的一丝不挂，还真怕他伤了我。第一他岁数挺大的了，第二又醉了酒；我也不能打他呀！我就使出了小时候学的套数：王八拳。

我握紧双拳环转在胸前，他不知深浅，还是往前冲。没办法我只好边打边撤。退到没有后路的时候，我只有围着大长条椅子转圈儿了。

后来，张士平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我一五一十的说了。“对了，这一切XXX师傅都看到了，他可以作证”。XXX师傅的证词还了我的清白。

没有想到的是小时候玩的王八拳派上了用场。

澡 堂 子 里 的 趣 事

下了班洗个澡是一天最舒服的事了。那时，我在行政科，浴室里的大泡水池的水磨石还是我们费尽力气打磨出来的呐！

记得有一个老师傅，就有点儿贱骨头，总是让别人用湿毛巾抽他的身体，抽出一道一道的红印。

记得澡堂子里也是一个释放的空间，那时常能欣赏到砖友们的歌声和京戏。有时人少时，我也忍不住吼两嗓子，还别说这里聚音，唱出来效果真好。福庆的“獄警传”至今仍然常常响在耳边。

那时曾和孙志华在码坯班，他洗澡很有特色，先洗手，再洗脸；洗澡是分片儿，脑门、脸袋儿、脖子、耳朵；哎，反正是真真正正、认认真真的，一丝不苟的去洗。至今记忆犹新。

贲威其实人很老实，没成想卷入「七君子」，至今无法释怀。那时他总是洗冷水浴，精神可嘉！



我在出砖班干了三年多，记得老闫起洗澡那叫一个麻利快，真是一、两分钟完事。他从不淋浴，脱光了就进大池，用手洗把脸，妈擦妈擦秃脑壳，晃晃身子就出来了。有一次，我和他说：您后背上还有灰呐。可见其洗澡之粗之速。

晨 练

在砖厂的一段日子，我每天五点准时起床，爬上楼顶，就开始了晨练。抻筋、压腿、劈叉、活腿……，成了每天的功课，那时一天下来都觉得精神饱满，有使不完的劲儿。

那时常常碰见高月军，她在那里吐故纳新，也不知道练的是太极还是那门子功夫。难怪月军姐现在的太极剑练得出神入化，原来五十年前她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时还碰见老K（化名），不知他从家里还是找人借来一支气枪，陪伴着别人凝神静气的练瞄准。老K武动高强，非同寻常，游刃有余。

家 属 院 的 那 些 事

记得安师傅的大儿子是个驼背，后来从农村老家娶了一个媳妇，还挺能干。老安给儿子买了一辆新车(红旗加重）没骑两天就给丢了。据说是去县城进商场里去买烟，也不锁车，出门就没了。

安师傅的大闺女长得挺好看，就是很皮。那时我们做了双杠、单杠，每天都玩。她（还有别人）常常跟我捣乱，有时我就哄她们。不成想有一天，单杠和双杠被人抹了人屎。也不知是谁干的。

我和家属院的田嫂最熟，感情也最深。刚进厂时，被褥脏了都拿回家里拆洗。后来嫌麻烦，就在厂里自己拆洗，又不会做，只好求田嫂帮忙了。她很热心，从不推辞。那时和田嫂在一个码坯班，她上夜班时常常打瞌睡（白天忙于家务不得休息和睡觉）。按陶树银的说法是：三分钟一小觉儿，五分钟一大觉儿。

病

有的人是有点儿小病，生给治死了。齐鲲就是典型的例子。记得进厂不久，需要献血，齐鲲也献了。以后有点儿发低烧，也没有什么不适。然后就进入了看病、治病的恶性循环。记得是越看越重，厂里还派了两名青工陪床（记得是王欣新和齐修田，也许有误）。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有的人有点儿小病，生给吓死了。记得那时刘计来只是有点儿血压高，一直吃药维持的挺好。一个发瓦的师傅，因为人家多拿了几块瓦，呛呛了起来生了气，血压急剧升高（原来平常血压就很高）。最后医治无效而亡。老刘听说后，就病情加重。厂里派车到各大医院医治，最后听说还找了私人“神医”，开了方子，最后也未还魂。要我说这人魂魄被吓飞了再难回还。值此只希望老友们以此为鉴，开心快乐是健康的最基本条件。祝大家健康、快乐！

痴 情 大 兵

记得当年我调到保卫科工作，我厂和剪板厂、水泥厂等联勤联动防务。那年王喜莲带着她的妹妹去怀柔水库去玩，碰见一个大兵，大兵不断地和她搭讪，一直尾随到厂里。

当年喜莲年轻、漂亮、胆子小，吓坏了。当时她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并带着我去找那个大兵。那个大兵还真痴情还没有走。我去和他交涉，他是吞吞吐吐，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你实话实说，不就是想搞对象吗？当时厂里看上喜莲的人不少，好花人人想摘。

后来我看也问不出什么，就把他交给了陈奇和田时雨他们。最后部队来人把那个孩子领回去了（那个大兵也就是一个孩子）。时间一晃快过去五十年了，后来喜莲嫁给了徐朗……

砖 厂 的 天 才

说是天才，也不全是。在厂时，汪尧民每天都要作画，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我和他聊过天，他的梦想就是成为画家。他和我说，谁、谁、谁每天都作画，从不停歇、不知疲倦、不怕失败，愈挫愈勇。

汪尧民在厂里还有一段浪漫史。那时从平原和山区新招来的一批合同工（后来都转正了），王海玲就是其一，她还是党员，应该是很有头脑的人。

她被汪尧民的风流倜傥和才情迷住了。她自愿给汪当裸体模特～献身，汪是不是第一次尝到了禁果就无从知晓了。但是那时汪尧民确实两眼放光，才情横溢。他滔滔不绝、炯炯有神的目光至今历历在目。青春是奔放的，谁又能抵挡住青春的酮体；一个年轻有理想的女子又怎么可能不被才子所迷惑、所倾倒。一切的一切，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块处女地真正孕育了一个天才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