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克 思 银 像——莫 斯 科•第 六 号之二——如何来到旌德

粗茶淡饭

　　马克思银像，如何来到旌德？

马克思银像来到旌德，并不是像外界传说的那样：用臭腌菜缸，上面再放上臭袜子 ..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马克思银像这样具有崇高信仰力量，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共中央，希望中共早日加入共产国际，银像是这样重要的信物，即便是出于保护需要也是不可能和臭腌菜缸、臭袜子联系在一起！

这里完全有必要澄清这样一个事实！

这是梅大栋后人梅子牛先生根据长辈的回忆，整理了这段历史文字内容。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9月，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在主持秘密会议时，发现开会地点被大批兵、警包围。这时，黄静源让参会的同志紧急从下水道撤离，自己一个人留下掩护，把下水道盖好，再恢复原样。为掩护其他同志顺利撤出，副主任黄静源被捕牺牲。
这时正在开会啊，是突发紧急情况。突然就发现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再从其它地方根本都不可能逃出去！十几个同志，大家只能一个接一个地从下水道口紧急撤离。
梅大栋这时什么都顾不上带了。根本不要说哪还有时间藏好银像，挑上臭腌菜缸，再放上什么臭袜子之类了，这些只不过是外界一些人的随意猜测而已。
当时，安源煤矿上到处抓人，全部都被包围了，所有人都要经过一一盘查，这些参会同志能够从下水道只身撤出已是万幸了！
　　梅子牛的上述这段文字，说的是“安源九月惨案”。
关于“安源九月惨案”，在《旌德党史资料选编》“旌德县最早的党组织负责人梅大栋”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1925年初，梅大栋担任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秘书。当年9月，汉冶萍公司勾结江西、湖南两省军阀，用武力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枪杀工人群众，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捕杀害。安源党组织遭到破坏，外地干部纷纷离开安源。梅大栋与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俱乐部主任陆沈等人化装后逃离安源 据中共萍乡市委党校黄爱国教授于2016年5月发表的关于《安源九月惨案及其历史教训》一文，介绍惨案的历史背景、经过、原因等。现将事件的经过摘要如下：1925年9月18日，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三周年纪念日，为庆祝胜利，从9月14日起，工人俱乐部、学校、合作社以及工作处都忙着扎彩，预备演讲等活动，大家兴高彩烈。15日，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来到俱乐部说：“请你们做罢工纪念活动，规模稍微放小些，盛经理（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是公子派的资本家，他宁肯使萍矿倒台，也决不会受这种气，如果你们与他闹得不可开交时，他若请我出来对你们施行不好的举动，我可要出来维护秩序”。这无疑是对安源工人提出了警告和威胁。其实，早在8月，路矿当局和镇守使就策划镇压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做好了武力封闭工人俱乐部的一切准备。
　　但是，安源工人并未因此而停止热烈的庆祝活动。9月17日上午九时，工人俱乐部召集各级代表，下午召集工人学校学生在俱乐部大礼堂开会，到会者千人以上。工人们高唱“罢工胜利歌”，高呼“罢工胜利万岁”、“俱乐部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口号，开展了大演讲，有近百人参加。晚七时后，均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在工人俱乐部院里大草坪上，搭设了戏台，演出节目“最后胜利”。整个会场人山人海，参加者不下一万五千人。由于当时风传汉冶萍公司将以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而工人俱乐部想借此次纪念活动，达到对当局起到示威和震慑作用。
9月20日夜十二时，安源党组织就听到要进攻俱乐部的消息，但消息很摸糊，确没有引起安源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当时，由安源路矿总主任陆沉向少数党、团员发出一个秘密的命令，“要他们到各工作处传达，如有情况，立即在工部大草坪前集合”。随后，留下副主任黄静源等少数人在俱乐部值班，陆沉及其他领导便回家睡觉。9月21日凌晨，路矿派兵协同矿警对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工人宿舍实行包围，矿警布满了各街道、巷子口。撞开俱乐部大门，见人就抓，捣毁公物，共抓了十多人，开枪打死了工人2人，伤20余人。当晚在俱乐部值班的副主任黄静源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离不幸逮捕。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纠察队员等人。此时，各交通要道已被封锁，工人根本不可能像陆沉所命令的那样，到俱乐部前的大草坪集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其他干部则多数在自已的家里，得知事变发生，除了分头逃离外，已无法发挥作用了。与此同时，安源发布戒严令，解雇工人约六千人。在惨案中，被捕的数十名安源党、团、工会组织负责人和工人运动骨干被押至萍乡赣西镇守使署后，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军阀刑讯多次，于10月16日正午惨遭枪杀，史称“安源九月惨案”。
　　坚持了三年多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什么最终在1925年9月被敌人武力封闭？除了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反动军阀相互勾结、残酷镇压等客观原因外，最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安源地委和俱乐部领导的高度重视，轻敌、麻痹大意，没有斗争策略。在9月20日军阀督饬封闭党部，拘拿首要，如敢反抗，准其格杀勿论之密令。对路矿就进行了严密戒备，并分派警队扼守要隘，以防暴动。也就是说：军阀与安源路矿的资本家，早有预谋，镇压工人运动。只是“安源地委在得到敌人要封闭俱乐部的消息，却始终不以为然，束手无策”，俱乐部总主任陆沉想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味地强调发展教育，改善工人经济生活，而忘记了政治斗争，使党的斗争策略出现偏差，造成了“安源九月惨案”的发生。
黄爱国的这篇文章里有些地方与当年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比喻“留下副主任黄静源等少数人在俱乐部值班”，实际上“黄静源在俱乐部里召开干部积极分子会议”，这在《萧劲光回忆录》中得到证实。萧劲光这样写到：“我离开安源后一两个月，安源工人俱乐部就被军阀破坏了。后了我在广东韶关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六师党代表时，接待过一批安源的工人去广州，从这些同志那里我得到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被破坏的情况。听说是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同志在俱乐部开会，得到情报说军阀部队要来抓人，大家立即转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硬是不走，转移的同志都脱险了，黄静源同志却被捕英勇牺牲了。” 1925年9月20日晚，对梅大栋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一晚，梅大栋在干什么？是呆在宿舍里睡觉，还是在工人俱乐部里工作？又是如何逃过这一劫的。在梅大栋自述中，没有记载，也找不到答案。但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梅大栋作为俱乐部的秘书，必然是陪着俱乐部的副主任黄静源身边，坚守岗位，以便遇到突发情况有个帮手。
9月21日凌晨2时许，黄静源与工人俱乐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刚开完一次重要的会议，梅大栋认真的作记录。突然，电灯熄灭了。“怎么回事？”一些同志不解地发问。黄静源警惕地探头向窗外一望，发现全矿区的灯也都灭了。刹时间，狗的狂叫由远而近。接着，俱乐部周围晃动着怪样的黑影，黄静源等意识到，俱乐部被敌人包围了。此时，大门口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砸门声，情况万分紧急，黄静源要同志们赶快从后面的水沟里撤出去，自己留下来应付一切事变。大家都不肯走，黄静源恳切地说：“我不能走。在这样的时候，我更不能走。我是俱乐部的负责人，敌人没有抓到我，会更疯狂地捕杀工人，我不能让工人受更大的损失。留下来是我的责任，你们快走吧！”
　　但大家谁也不愿意先离开，仍催黄静源先走。他攥紧拳头，沉着有力而又激动万分地下着命令：“我现在以党组织和俱乐部负责人的身份命令你们马上离开这里，快，从后面的水沟里撤出去。”黄静源又对身边的梅大栋说：“梅秘书，你和大家一道走，把马克思银像带走，要保护好。”大家含着眼泪告别了黄静源。
自从组织上把马克思银像交给梅大栋保管，梅大栋把银像看着比自已的生命还重要，将银像保管在文件柜子里。虽然俱乐部一片溙黑，但梅大栋几乎每天都要来俱乐部处理事务，对俱乐部的环境很熟悉，他立即从柜子里取出银像，由于银像体积不大，便于携带。就这样，梅大栋最后一个从水沟里离开了工人俱乐部。
另一种说法，早在4月份，梅大栋已将马克思银像带回了皖南旌德家中收藏。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撤离的路线，黄静源立即掩盖了同志们撤走时留下的脚印，迅速回到房里烧毁秘密文件。然后大步奔向二楼的平台，以转移敌人的视线。这时，敌人已将大门砸破，黄静源被捕了。与此同时，反动派还逮捕了俱乐部没有离开的工人，抢劫了消费合作社，捣毁了工人夜校等机关，包围了工人最集中的餐宿处。
黑暗中，梅大栋边走边考虑，银像放在哪里最安全？好在银像只有手掌大，便于藏在内衣里面，于是，梅大栋将银像放在内衣里面，贴在胸前，加上他外面穿的是长罩衫，不意被人发现。梅大栋从水沟出来后，遇到了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汪泽楷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陆沉，当时，汪泽楷除担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还担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安源矿区壁垒森严，各路口处，都有军警把守。梅大栋他们三人逃出安源矿区后，进入萍乡地界，才松了一口气，相比之下，一路上不是很严。 当时的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安源路矿俱乐部，隶属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管辖领导，安源的干部调动，也是归中共湖南区委。汪泽楷和陆沉商议，他们俩赴湖南，找中共湖南区委汇报“安源九月惨案”的情况，要求梅大栋回原籍安徽，与安徽党组织联系，便于开展工作。走到岔路口，三人就此别过。汪泽楷和陆沉俩向西走去；梅大栋一直朝东南方向走，翻山越岭，终于在十月间到达了芜湖，与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曹国云取得了联系。曹国云半年前从安源回到芜湖，是梅大栋在安源的同事。回到芜湖后的曹国云任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梅大栋汇报了20日夜晚在安源俱乐部所经历的情况及路途情况。根据组织安排，梅大栋于十月底，回到自已的家乡——旌德三都，开始着手发展党员和组建党组织的工作。 当年的芜湖团组织，是芜湖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机构，担当起中共党组织在芜湖建立的思想骨干作用和建党之责。到了1926年4月，根据陈独秀的指示，芜湖才正式成立了“中共芜湖特别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