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求学记

博士舟

大连求学记

1952年夏季，我结束了漫长的学习生活，小学毕业了。从这一年开始，故乡山东荣成小学学制由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我们这一届1952年春季才升入六年级，但夏季就要毕业了，所以小学六年级实际上只上了半年，也就是说小学共上了五年半。说是漫长的学习生活，是因为当时由于时局动荡加上灾荒学校停办及生病等原因，我的小学生活从1944年春季我刚过了3周岁生日不到半年就开始了，到1952年夏季，断断续续持续了八年多。我小时候是个顽皮淘气让老师头疼的孩子，不仅经常不遵守纪律，而且学习成绩差，六年级结束时，总算是毕业了（大概老师觉得终于推出去了）。这一年我们县开办了县第一所中学，开始招生新生。由于我们这一届和高我们一届的同学（半年前毕业），一起参加入学考试，所以报考人数达到约三千人，而录取人数为300人，录取比例约为一比十。我虽然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不落榜才怪呢！但我当时一点压力也没有。考试完当天下午就若无其事地到海边钓鱼去了。当时乡政府为了提高落榜考生水平，不久举办了一届补习班，通过考试从落榜生中招收约50人，租用了一间民房，聘请两名在校老师，讲授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算术课。我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为副取生，即侯补生，要等待空出了位子才可以入学。在这等待腾出位子的几个月里，我一边参加农田及家务劳动，一边也慢慢认识到上学和学习的重要性。我不时写些作文送给小学老师帮助批阅。到了约十月份补习班通知我有一名同学因去东北参加工作而腾出一个名额，让我去参加补习班。我髙兴极了，从此又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活。到53年初，补习班结业了，我觉得这几个月的学习提高很大，更加期盼能有新的学习机会。在随后的近半年里，我除了参加农田及家务劳动外，在家挤出时间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夏季的初中入学考试。

我的母亲（父亲于49年病逝）和两位姐姐、大哥一直关心着两位年幼弟弟（比我年长两岁的二哥和我）的升学和学习的事情，想方设法为我们的升学、学习创造条件、提供帮助。我的二姐长我8岁，1953年夏从大连的旅大师范毕业了。这时她和母亲做出了一个暖心而大胆的决定，让两个弟弟去大连报考初中。大概觉得能到城市里读书肯定比在老家农村读书条件要好。但这时二姐刚刚师范毕业，被保送即将到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学习，而大连並没有任何其他亲人（父亲在大连周水子中学教书已于三年多前任上病逝），即使在大连考取了初中，学费、生活费等从何而来，並没有可行的安排，更不要说从农村到了城市能否允许参加入学考试、能不能考得上等一系列问题将如何面对。我和二哥自然也考虑不到还会有这一系列问题了，只是觉得能到城市里上学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而非常高兴。

大约六月中旬，二姐回到家乡领我们来了。当时由于家庭困难，为解决路费和生活费，母亲只好去小舅家向小舅母（小舅在济南工作，小舅母在老家作裁缝，经济上稍微宽裕些）借了二十多万元（旧币，合后来的新币二十多元。当时初中学生伙食费约每月六万元左右），给二姐带上。当时从老家去大连要先乘长途汽车到烟台，然后改乘海轮才能到大连。从老家到烟台每天早上一趟长途汽车（实际上乘的是敞蓬大卡车），路程约140公里，汽车要开六七个小时。出发那天天不亮母亲就喚醒了我们，离家前从抽屉中掏出了六千块钱，弟兄二人一人塞给我们三千，说让我们需要时急用。我们爬上了汽车，坐在了自己的行李上，就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了，要与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母亲离别了，不知为什么，突然泪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一路上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中午前后，从汽车上向远处看过去白茫茫一片，二姐告诉我这是盐滩，是晒制海盐的地方。下午三四点钟汽车进入了烟台市区，沿着一条繁华的马路前进。这时汽车后面紧跟着另外的汽车，我的位子在车厢的最后，我非常担心后面的汽车会撞上我们乘坐的汽车。到了终点，我们下车了。我们要到离汽车站很遠的我们的一位远房叔叔宝叔家里借住。二姐怕我们带着行李步行太累，咬咬牙花了一万六千元僱了两辆人力车，二姐和我乘坐一辆，二哥乘坐另一辆，不一会就到了宝叔家了。宝叔和我们同村，在烟台开了一个小的纺织公司，每年二姐放假从大连回老家途中经过烟台时都是借住宝叔家。这一次姐弟三人住在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空屋子里，一张大些的木板光床二姐和我同住，另一张较小的木板床二哥住。

由于从烟台到大连的客轮每周只有两班，船票非常难买。我们三人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到码头港务局买船票，一直跑了一个礼拜才买到了船票。每天早上，我们到宝叔厨房打一热水瓶开水，吃饭就是从老家走前母亲为我们忙碌了几天烙的足足一面袋各种发面火烧：最好的是白面加鸡蛋、油盐的酥火烧，其次是包了红糖的糖火烧，再次是纯白面火烧，最次的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火烧。一天三顿都是火烧就开水，没有任何菜，连咸菜也没有，更不要说水果了。由于在家时平时难得吃一顿纯白面制作的馍馍火烧之类的主食，所以当时能一天三顿都能吃到白面火烧，而且不用到地里干活，不仅不觉得苦，还觉得是个改善，根本想不到最好能有点咸菜就着吃。而二哥却因连续吃了一周的发面火烧就开水，患上了此后终生一见到火烧就食欲全消的怪“病”，至今甚至连见到点心也食欲全无的状况。

在宝叔家住了一个礼拜，终于买到船票了。在一个阴天的下午在码头排队登船了。当时限于条件，客船还不能靠岸，乘客必须先乘小船，到了大船旁，再沿着挂在大船旁边的、边上有栏杆防止落海的临时梯子爬上船。当时乘坐的是比较大的“民主一号”客轮。由于是第一次乘这样的轮船，什么都觉得新鲜。把行李往艙里一放（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五等艙：统舱，没有床铺，地上铺了一层苇蓆，底下就是船底），我和二哥就跑到甲板了玩去了。由于当天天气不好，刮大风，船行驶中不停地晃动，加上卫生条件不好，到处散发着腥臭的气味，类似上世纪六十年代绿皮火车挤满了旅客时厕所里的气味，没多久我们就觉得晕船，开始呕吐，这更加重了腥臭气味，不得不回到船舱老老实实躺下。船经过近一夜的颠簸，于次日凌晨终于到达了大连码头，远远望去，只见远处一片灯火通明。由于天还未亮，船只好在码头附近停泊到天亮才允许靠岸登陸。我们三人提上行李离开码头走到大街上，情景与前几天看到的烟台又大不相同，完全是大城市气派：宽大的马路，路上人烟稀少。不时看到脚蹬长筒皮靴的苏联军官来来往往。我们乘坐四百元一张通票的有轨电车，到达了目的地：姐姐已经毕业了的旅大师范女生宿舍。宿舍是日本式房子，带抽水马桶，觉得非常洋气。我们吃饭就在姐姐原来的学生食堂打伙，每顿饭都能吃上热饭热菜，有时菜里还有肉或鸡蛋，觉得是很不错的享受。

由于在烟台耽搁了一个星期，到达大连那天正是初中入学考试开始的一天，我们连考试报名都没有报上，考试自然也就不可能参加了。接下来的日子，姐姐这个师范刚毕业、没有一点社会经验和关系的女孩，想了各种办法，做了各种努力。打听到一处汽车司机培训学校招生，我们认真考虑觉得我们小学文化，还是要争取读中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再考虑到技术学校和参加工作，因此就没有考虑走这条路。实际上，即使我们主观上想上这个学校，人家招不招你，你能不能考的上，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哩。父亲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代中期就在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已是相当大的干部的学生影响和举荐下参加了新政权的教育工作，曾作为人民政权的代表从旧政权手中接管威海中学。48年胶东学校全面停课，父亲又在学生和同事的介绍下，到了大连三中从事党的教育工作，不幸于49年10月病逝。当时二姐正在大连读初中，此后作为遗属，一直由党和政府全额奖学金培养並在初中毕业后保送到师范继续深造。二姐此时又把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想争取让我们作为干部子弟进入专收革命干部和烈士子弟的育才中学学习，最终也没能如愿。在不断努力的同时，还安排时间带着我们到父亲的墓前祭拜。49年父亲病逝时，条件所限，通知在老家的我母亲和子女的电报多日之后才收到，丧葬事宜均由学校组织安排，父亲的薄白木棺材安葬在一个公墓山坡上，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标示某某人之墓。到此时已过去三年多了。坟墓上长满了杂草，“木碑”上的字迹依然可见。我们姐弟三人在墓前磕了几个头，算是在父亲去世时没能尽孝送别的补偿，事实上这又是与父亲陵墓的最后告别。三十多年后，我们在母亲1984年于郑州去世之后四年的1988年，相约把父母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时，二姐到大连想去寻找父亲坟墓和遗骨，已经面目全非了，已不知何年何月当时的公墓早已不复存在了。呜呼！

二姐一面为我们的升学奔波，一面在闲暇时，还带我们去鲁迅公园、劳动公园等地游玩。在鲁迅公园看到小朋友们在打秋千非常羡慕。在海边的星海公园我们看到一批苏联军人正在就歺，吃的是白米饭，就的是亮晶透明的肥猪肉，我们好眼馋啊。二姐还在一个晩上带我们去看一场露天电影，这个放映场反复放同一个片子，一张票可以一直看下去。我们看到第二遍时就困了，只好回宿舍休息了。二姐还带我们参观了有名的秋林公司和大百货公司，使我们大开眼界。记得里面商品琳琅满目，还摆放着摩托车和小卧车，摩托车标价一千二百万，小臥车标价十二亿。这些对我们当然都是天文数字，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在外出的路上，记得还经过两所大名鼎鼎的学校门口：大连工学院和大连医学院。我们连初中还没上的小孩子，这两所高校当然是高不可攀了。二姐还带着我们参观了旅大师范教学楼里的体育舘，还观看了正在大连举行的辽宁省田径运动会，来自辽宁各城市的体育健儿各显绝技，你追我赶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活动都使我们大大开阔了视野，增加了知识。

在大连待了二十天左右，想尽了各种办法，尽了各种努力，随身携带的盘缠也快见底了，还是没有任何希望，最后只好“打道回府”。

二姐给我们买了到威海的船票：民主六号客船。这是一艘比民主一号稍小的客轮，买的是比统舱稍好一点的舱位，每人都有一个床位可躺下（上下铺）。这次吸取去程的教训，一上船就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又晕船呕吐。我们一路上倒是没有吐，可是旁边床铺上铺旅客晕船忍不住探出身子向地下呕吐，此时下铺的乘客也正在呕吐，结果上铺乘客正好全部呕吐到下铺乘客满头满身。即使这样，我们也只好強忍呕吐物散发的恶臭气味，一动不动。从当天下午开船一直到次日近中午，我们终于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威海。二姐耽心年幼的弟弟迷路，还凭记忆给我们手绘了威海码头附近街道图让我们带上。威海离老家荣成还有六十公里，看来当天是回不去了。没过多久，正好有一辆骡拉两辆车要去荣成俚岛（离老家成山约十几公里），我们就决定搭乘这辆车。这时车上乘客已经快满员了。我们手头的余钱已经不多了，和车主商量，能否二人付一个人的车钱，二人轮流，一人乘坐，另一人步行。车主是个好心人，看我们年幼贫穷，同意让我们二人付一人的钱同时乘车。骡车到次日中午才到了俚岛，我们步行了十几公里，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一个月的家乡。

在我们离家的那天，母亲把我们三人送走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径直去了庄稼地里准备拔除杂草。由于忙于为我们出行做准备，已有多日没有下地了，这段时间野草乘机疯长，这时比庄稼还要高出一截。见此情景母亲一人愁得回家大病一场。尽管平时我们哥弟二人在家经常调皮甚至打架，母亲为此生了不少气，操了不少心，可一旦我们离开了家，母亲又感到十分冷清。过了近一个月后，见到我们弟兄回来了，说明了情况，母亲觉得只好如此，倒也安心了。当时是七月下旬，荣成中学入学考试报名还没有截止，我们就报名参加了不久在县城举行的初中入学考试，並且在当年录取率比前一年更低的情况下（报名2700多人寻取100人）的情况下，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不久就开始了位于离家70里地的县城—荣成中学的三年初中学习生活。

二姐当年照片

作者与二哥59年2月摄于老家，此时作者高三寒假从徐州返乡探亲

六年后的1959年，作者从徐州四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1960年摄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