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巴金

王志华

巴金先生的这篇散文，通过和母亲诉说的形式，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憎恨、对世间丑恶的鞭笞，把自己痛苦、迷茫、愤怒等复杂的情绪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透出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真善美的讴歌。这是一篇声讨假丑恶的战斗檄文，是一道召唤真善美的心灵闪电，是一声警策世人的长鸣钟，它更是巴金先生爱心的一次放飞。 《我的心》巴金近来，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的这颗心痛得更历害了。我要对我的母亲说：“妈妈，请你把这颗心收回去吧，我不要它了。”记得你当初把这颗心交给我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你的父亲一辈子拿着它待人爱人，他和平安宁的度过了一生。在他临死的时候把这颗心交给我，要我在你长成的时候交给你。他说，承受这颗心的人将永远正直、幸福，并且和平安宁的度过一生。现在你长成了，也就承受了这颗心，带着我的祝福，孩子，到广大的世界中去吧。”这些年，我怀着这颗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和痛苦的创痕。正直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和平在哪里！这一切可怕的景象哪一天才会看不到？这样的可怕的声音哪一天才会听不见？这样的悲剧哪一天才会不再上演？这一切象箭一样的射到我的心上，我的心布满了痛苦的创痕，因此我的心痛得更历害了，我不要这颗心了。有了它，我不能闭目为盲；有了它，我不能塞耳为聋；有了它，我不能吞痰为哑；有了它，我不能在人群中寻找我的幸福；有了它，我就不能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了它，我就不能活下去了。妈妈，请你饶了我！这颗心我实在不要，我不能要啊！多时以来，我就下决心放弃一切。让人们去竞争，去残杀；让人们来虐待我，凌辱我，我只要有一时的安息。可我的心不肯这样，它要使我看、听、说。看我所怕看的，听我所怕听的，说人所不愿听的。于是我又向它要求到：“心啊，你去吧！不要再这样苦苦的恋着我。有了你我无论如何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请你为了我幸福的缘故，撇开我去吧。”它没有回答，因为它知道：既然它已被你的祝福拴在我的胸膛上，那么也就只能由你的诅咒而分开。好吧妈妈，请你诅咒我吧！请你收回这颗心吧，让它去毁灭吧。因为它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了它，我也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在这样大的血泪的海中，一个人，一颗心，算得什么？能做什么？妈妈，请你诅咒我吧，请你收回这颗心吧！我不要它了。可是我的母亲已经死了多年了。 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过了几天我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我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还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自己：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总之，我们常常是这样：朋友从远方来，高兴地会见，坐下来总要谈一阵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他谈我也谈。这样地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之后，才敞开心来谈真话。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在批判会上，我渐渐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们一层又一层地剥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个下午他们把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他知道这是假话，我也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看见他装模作样毫不红脸，我心里真不好受。这就是好些外国朋友相信过的“革命左派”，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也把他们当做新中国的希望。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巴金 ni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