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七章，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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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曲折年代（中篇）

军医大学开办后的前十六年，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上的其他医学院校（如上海医学院、北京医学院等）还是有那么一些“不一样”，这主要是由她当时的办学定位造成的。



从接收国防医学院那年的那届学生开始，军医大学招收地方上的应届、适龄学生，其实只持续了三届。在此后的近十年里，第二军医大学就主要致力于军队在职医务干部的深造、回炉和再培养，几乎贯穿了整个1950年代。

当时全国刚刚解放不久，军队员额巨大，积累了一大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意志坚定，但专业技能参差不齐、缺乏正规训练的医务干部。再加上1950年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各地剿匪战斗的需要，于是，先把这批在职医务干部培养好，就成了军医大学建立之初的最重要使命。

1950年，在“上海军医大学”接受回炉深造的部队在职医务人员

首先是学制上的摸索和调整。从1949年1957年，第二军医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一直是四年制的，这里面，固然有战争年代“多快好省”培养人才的缘故；不过等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提升，那么这样的学制、以及培养出的人才，就明显不能适应新时代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需要了。



1954年，当时的总后勤部卫生部长饶正锡，把来自苏联基洛夫军事医学院的顾问米尔库洛夫教授，派到了第二军医大学，在这里协助中国制定军医大学新的教学大纲、培养模式和管理制度。

饶正锡中将（1911-1998），曾任中国医科大学政委，1950年代担任总后卫生部长，主持军医大学学制和教纲改革。

米尔库洛夫提出，可以直接沿用基洛夫军事医学院的六年制专业培养模式——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例如中国军队套用苏军的军服军衔体系、国防军工体系、防空体系……军医教育的体制似乎也无需例外。

不过最后中国还是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米尔库洛夫在上海待了一年左右，与第二军医大学的专家们一起，细细筛了一下基洛夫医学院的教学大纲，中国的教授们提笔删除了很多苏军特色的、并不适合东方人、以及中国军队的内容和做法。

基洛夫军事医学院（现名：俄罗斯国防部基洛夫军事医学院）位于圣彼得堡，始建于1798年，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军事学院和全球知名的军事医学学府之一，1949年以来为解放军的军事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等提供了大量帮助。

最后成型、并在1955年初由总后勤部颁布给各个军医大学实施的，是一个五年制的临床专业教学大纲；药学专业的则定为四年制。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军医专业也在五年制、六年制之间数次摆动，最后还是稳定在了五年这个标准学制上。

1960年代前期的军医大学教员们

到了1960年，全力培养军队在职人员的时代终于告一段落。此时，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开始长大成年。于是学校开始从社会上招收中学毕业生，高等院校的味道愈加浓厚了。

然而这批高中应届毕业生，仅仅才培养了两届，学校就摊上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大运动。

这是1960年的临床教学，站立授课者为主治医师喻德洪，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肛肠外科专家。这样的教员被学员围绕的场景，总是让我想起临床实习的时候，我们围在喻德洪教授周围受教的时刻。

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第二军医大学与社会上的其他高等院校所经历过的政治冲击，并没有什么不同，凡是人们熟知的那些“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接受再教育”、“向工农兵开门办学”这些事情，只要是在上海滩上各个高校上演过的，也都在军医大学里一一发生。

即便是屠开元这样的一级教授，也不能幸免于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批斗，并放下了手术刀，乖乖地在科室里打扫卫生。

在学校层面，领导被打倒，校园里冒出互相对立的革命组织，整天斗个不休，也是日常状态。不过，因为军医大学的特殊性质，使得这里的有些事，搞得要比地方院校更出格。

首先是武斗。军医大学里向来存有军火弹药，于是两派革命群众就放起了枪来，还打死了好几个人，这件事在当时的上海闹得很大。

这是1960年代中期，医院领导与蔡用之（左三）、尉挺（左二）等多学科专家教授一同研讨科研攻关的场面。文革开始后，这样的场面不复存在。大专家们被关在病房楼里写交代材料，尉挺教授提着木头筐子，由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去食堂打饭菜，带给被关押的其他教授们。

其二就是军医大学里一群出身特殊的学生，他们不仅闹革命、斗专家，最后还居然把火烧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继而点燃了全国各大中院校的熊熊大火。第二军医大学学生搞出的动静之大，让当时的协和、北医、上医，乃至清华、北大都自叹不如。

这就不得不说到军医大学的这群身份特殊的群体——高干子弟了。古今中外的军事院校里，始终都是有一部分出身军队高层、政治权贵家庭的学员的，这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中国也不例外。

在建国以后，军队高干子弟在院校学习的，通常男孩子以学作战、指挥专业的居多——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将门虎子嘛。

而高级干部家的女孩子，在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往往都去学医从医——这几乎成了一个非常固定的现象。在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这种现象依旧常见，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新趋势——来自这些家庭里的男生也越来越多了。

进入文革后，还是有少数科研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例如这些年开始为众人所知的“五二三”工程。第二军医大学作为该工程的主要单位，承担了关键的化学药开发任务，研制成功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时效最长的疟疾预防药物喹哌，今天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一线用药。

在1950~1960年代，就读于第二军医大学的高干子女数量不少，例如徐海东大将的女儿徐红，是五十年代的在校生。而折腾出更大动静的，则是六十年代在校学习的一批开国元勋后代。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这一《通知》的出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爆发。

“文革”爆发的头几个月里，全国主要高校都出现了批斗乱象。好在此时的部队、军事院校还算消停，没有出现大的混乱，但内部已是暗流涌动。



1966年8月，全国范围内的“红卫兵串联”开始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哈军工”，有个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团”，其中的几位成员（也是高干子弟）来上海串联，与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接上了头。

1966年文革开始后，席卷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身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也并非生活在真空状态之中，自然不能幸免。

当时执掌解放军总后勤部（军医大学的直接上级）的邱会作，指令第二军医大学的党委严格控制校内学生的闹事和串联，这就引起了学生红卫兵的不满，并认为是有意“镇压”革命运动。



此间，在学校内部发生的几次派系争斗（现在看来都是各种荒唐）中，还出现了推搡扭打、流血受伤情况。而这些事情，也被革命小将们定论为“学校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二军医大的这些革命小将里，高干子弟为数不少，天不怕地不怕。其中身份比较耀眼、斗志比较高昂的，是一位女生，她的父亲，乃是当时中国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她们与哈军工的红卫兵一番深入交流，研判革命形势之后，就在9月13日这天坐上火车去了北京。

这年的“十一”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百万红卫兵大游行，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这位女生此时虽然只是一名年轻的军医大学毕业生，却在大检阅开始之前，一个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据她本人的回忆，当她走上城头，李讷已在那里等候着她，并拉着她一起去见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间很大的休息室里，他看见主席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她把第二军医大学不让学生们串联、以及她们“冲破阻力”来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的造反精神。”

1966年的国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检阅各地进京的红卫兵代表，这是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的索兰·布朗德在10月1日早晨拍下的画面。

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完全就是罗生门了。

根据1966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将军的回忆，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将军回忆中提到的这个《紧急指示》，指的乃是这年10月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是中国十年文革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文件。

这个《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此后，中央加了批示，把它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
“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此文一出，中国现代历史上惨痛的、全国范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自此全面爆发。军队乱了套，全国乱了套，社会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

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中将，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了“第二军医大学”学生进京告御状、导致《紧急指示》出台并引发国家全面混乱的经过。

刘志坚将军本人，就是这份《紧急指示》的起草人之一。他所指的这个“二医大”，按照我们之前的叙述，是解放军内部对“第二军医大学”的称呼。



至于那个“红纵”，指的则是第二军医大学这批进京红卫兵，在10月5日《通知》发布当晚，所成立的一个组织“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简称“红纵”。

当事人本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则始终坚决否认这个“告御状”的说法。

在1995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央编写小组则进一步定论：
“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文革初期赫赫有名的造反派领袖王力，更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接点名：
“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她是……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王力，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名道姓地叙述了第二军医大学学员进京找毛告状的事件。

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那年，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一件血衣，来见林彪、叶群告状。这件“血衣”，就是之前军医大学内部派别争斗中，诞生出来的一件“铁证”。

据这个回忆记载，这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控诉军医大学领导“镇压”学生的时候，不但林彪在场聆听，还有几位老帅也在一旁，真是好大的面子。

第二军医大学学生的这次进京告状，如同蝴蝶扇动翅膀，所引发的中国全面混乱，以及带来的深重灾难，可能是这些高干子弟们所始料未及的。



1966年国庆告状、《紧急通知》下发后，这群学生并没有立刻回到上海，而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直接杀进了总后勤部大院。

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被称为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是江西根据地的红小鬼，深受毛、周、林和老帅们的器重。文革初期，他被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造反派们批斗，险些送命。

从10月9日到11月17日，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天天处在“红纵”学生们车轮大战般的连续批判之中。11月17日，邱晕倒在会场上，总后将他送到301医院抢救。林彪叫叶剑英亲自出面，将邱会作送到军委西山战时指挥所保护了起来。

1967年1月，江青、张春桥让“红纵”大队人马再次从军医大学进京，把回到总后大院的邱会作关进了总后卫生部，接下来又是连续两天的公开批斗。



邱会作被这群学生娃打断了肋骨，多处肌肉撕裂，奄奄一息的他，趁看管的人不在，在地上检了个纸烟盒，用嘴咬着一个铅笔头，给毛、林、周写了一封求救信，由自己的警卫员送出，晚上12点送到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

当夜，叶群带着林彪、陈伯达的亲笔信来到总后大院，从学生手里解救了邱会作。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叶群、陈伯达等多次接见、安抚“红纵”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总理甚至亲自领着邱会作回到总后工作，并在干部大会上力挺邱是“出色的后勤部长”，邱才算死里逃生。

学生们的闹腾算是告一段落，而军医大学的厄运，此刻才算是真正开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