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母亲》

老徐

　　我们的父亲因病于1993年11月3日故去，享年73岁；母亲2019年3月7日(农历二月初一)晚23:15在睡眠中停止了呼吸，享年97岁，无大疾而终，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两天后的3月9日上午，我们兄妹们为二老合葬仪式结束，将要离开墓地时，望着墓碑上他们的照片、名字和周围的鲜花，想到他们要长眠于此，与人间两世相隔，养育恩泽我们的父母亲将永远失去，都非常伤感，内心酸楚，眼眶湿润，淆然泪下……

　　父母亲分别在1920年9月和1922年10月出生于山东半岛的青岛市即墨县两个相隔15公里的渔村的贫穷人家，父亲家是丰城乡营子村，母亲家是田横乡泊子村，均临近黄海岸。田横乡因西汉初年齐王田横曾率众在此栖居和《史记》关于"田横五百壮士″的记载而闻名。

父母亲1942年在家乡结婚，曾先后有过两个孩子，后均夭折。

　父亲兄妹五人 ，上有两姐 ，下有两弟，爷爷是渔民，194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奶奶于1968年6月病故。

1944年，父亲和几个同乡离开家，到旅大市码头扛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搬运工，受尽了欺辱和压榨。抗战 胜利后的1945年10月，他自愿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旅大地区公安部队，参加了革命，第二年的8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旅大公安部队是我党最早成立的公安部队，实际上就是穿着警察服装的解放军。这是一支独特的武装力量，承担着维护当地治安和往前线输送部队的双重任务。解放战争期间，先后调往前线人员13400余人，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转战于辽宁各地，曾归属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指挥，参加了解放鞍山、营口等地的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旅大市公安局；1952年调到鞍山市公安局，1955年任新成立的鞍山市公安局台町保卫队队长，主要负责援助鞍钢建设项目的苏联专家们的安全保卫工作；1959年，苏联单方面解除援助协议，撤走专家，保卫队解散，父亲离开公安局，调入鞍钢技术监督处工作。

　　1954年在沈阳公安干部培训班学习的毕业照(前排右三为父亲)。

在保卫队工作时的照片。

五十年代和山东同乡的照。

五十年代和二姨夫来鞍时的照片。

　　母亲在姐妹四人中排行老三，五岁时(1927年)按当地习俗开始裹足。那时国内一些先进的思想、刊物和舆论已倡导新文化、新生活、妇女解放和放足多年，可见当时在军阀张宗昌统治下的山东是何等落后愚昧，她们那个年龄的一批人，可能是全中国妇女中最后成为千百年传统裹足陋习的受害者了，这也为她一辈子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困难和不便。

姥爷也是渔民，全家六囗人靠他捕鱼为生。母亲7岁那年，姥爷出海捕鱼时遇到大风浪，翻船罹难。这一致命打击，对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可谓祸从天降，雪上加霜。姥姥靠仅有的一亩八分地和为人织渔网拉扯四个女儿艰难度日，主要粮食玉米和地瓜不够吃，就添加地瓜秧、野菜、树叶等充饥。

穷家亲戚互相帮。姥姥的兄长孩子少，家境略好些，看到妹妹家实在困难，就要帮助代养一个孩子。姥姥虽然不割舍，但为少张嘴吃饭也只好同意，当时大姨、二姨年龄稍大些，能干些家务活，四姨还小，7岁的母亲就到了她舅舅家住了两年多，也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再回到姥姥家时已十来岁，可以干些挖野菜、拾柴、赶海、织渔网等活，为这个家庭的生活做点添补。 母亲晚年还经常唠叨起那时的家境和生活的艰难而伤心落泪。

　　母亲是随父亲调动从大连来到鞍山的。1951年至1958年，她生育了我们兄妹五人，那时的七口之家在城市也算是较大家庭了。因孩子多，家务重，她也没有找工作，全身心操持家务，这也是她后来非常后悔和遗憾的一件事。

全家的生活消费都靠父亲的积分制工资，1955年国家开始统一工资调整，父亲定为正科级，月薪117.8元，在当时也算能维持不错的家庭生活，加之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那段时间的生活还是比较顺心和平稳的。当时我们家住在园林路，母亲经常牵领着大的，背抱着小的领我们去二一九公园游玩，哥几个每次玩得都很开心。

1957年底，母亲领我们哥们四人的合影。

　　1959年~1961年，全国人民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席卷全国的粮食短缺，造成饥荒，酿出惨剧，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灾难。有天灾 ，也有人祸，直至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称"七千人大会"召开后才逐渐好转 。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七囗之家和全国的城镇一样，面对粮油定量降低、极少的副食品供应、日用品缺乏、购买公债、下降工资标准等实际情况艰难度日。父亲的工资降低和扣除党费、会费等每月剩于不到100元，除全家生活花销外，每月要给奶奶寄5元钱，春节和过生日寄10元。母亲虽没有文化，但她也能精打细算，有时月底还有少量节余。

母亲绞尽脑汁把有限的口粮算计好，每天吃多少掌握得很精确，给我们分食也很合理。因粮食不够，副食品供应也少，就时常加入些野菜、树叶等混入玉米面中吃，桑树叶、榆树叶、杨树穗、槐树花、各种野菜、橡子等我们家都吃过。她把苦涩味大的野菜和树叶用水焯过，反复浸泡几次，去除苦味，做得也挺好吃。那时流传一种增量法她也跟人家学着做，其实就是把食物蒸得大些，很暄软 ，体积增大，质量还是同样的，哪里能增量呢？全家吃不饱，她自己吃得更少，导致营养不良，腿部浮肿，所在街道给这些人分过几次豆浆，她自己只喝一点就分给孩子们了。

父亲经常按季节在周日骑自行车去山区或郊外采摘榆树叶、桑树叶和山里红、山定子、榛子、山梨等野果，挖野菜，拾捡大地散落的玉米粒、豆子等，就是为孩子们增加点补充。尽管那时他还算年富力强 ，但一整天的骑行、爬山、采摘和劳碌，晚上回来时也累得腰酸腿痛，精疲力竭 。

1961年春节前两天，父亲带着大哥回山东家看望奶奶，母亲宣布今年的除夕和正月初一可以随便吃，不再限量，对于我们兄妹来说，没有比这再好的消息啦，因为五口人可以吃两天七口人的口粮和供应的副食。三十吃饺子，初一是混合面馒头、大米饭，还有鱼肉， 全家吃得非常好，也算过了个很不错的春节，初二开始就又恢复日常的分食啦 。父亲和大哥节后回来时带了点儿地瓜面、地瓜干、锅盔烧饼、鱼干等，全家又饱餐一顿， 感觉非常满足 。

母亲在其他方面也都仔细算计，穿的衣服、鞋帽等都是大的传小的，破旧些也缝补得整齐，洗得干净；上学的书包是自己缝做的，笔记本儿都是两面用，铅笔也用到很短不能再握；为节省我们哥四个的理发钱(学生每人是一角钱)，还买了个理发推子学着我为我们理发；秋季时，让我们每天早起去铁路边的树林里捡树枝，用来烧火炕，冬季全家七囗人挤在一个火坑上，另两间不生火，都是为节省些柴煤；父亲春节时供应几盒好一点儿的烟(群英、大前门等)也不舍得抽去换钱；学校每年组织的春游、秋游活动她也仅仅给带一两只冰棍儿的钱 。

1964年辽宁省委有个《组织企业家属自救》的文件，鞍山各街道都办起了小工厂。我们所在的街道工厂是纺麻绳和用缝纫机做擦机器的小垫，母亲也积极报名去做活儿，上午8点到12点，下午1点到5点，她因为是小脚，蹬机器要慢些，所以这八个小时基本上不休息才能完成定量，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劳累和辛苦，但她都坚持了下来，就是为了全家每月增加二十多元的生活补贴。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很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瘫痪，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公共财产遭到极大破坏，对国家和人民是一场浩劫和灾难。在运动中，许多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

鞍钢在文革初期分成两大派，"大联合"和"捍卫无产阶级战斗队"，由于驻军支持"捍卫"为左派，那么父亲所参加的"大联合"就等于站错了队。这些造反派就开始揪斗站错队的所谓"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保皇派"等。"造反有理"，他们可以理解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任意侮辱人格， 折磨人身体。父亲在单位也受到了连打带骂的揪斗，就是因为"思想不转弯，顽固不化"，没有揭发同样被揪斗的上级领导的所谓"走资派罪行"，后背和臀部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脱皮渗血，那几天母亲每晚上边给他上药边伤心落泪。刚正、耿直、固执的父亲宁肯被揪斗挨打，一直也没按造反派的意思"检举揭发"。以后被撤离职务，下放到鞍钢铸管厂锅炉房劳动近半年，烧锅炉、推煤、推炉渣等，那段时间他和工人们一起倒班，大家对他都挺好，反而是他很舒心的一段时间。

这是父亲1969年填的档案自然情况表。

　　1970年1月，父亲被定为单位第一批"五七大军"人员，全家下放到海城县东四公社火石台大队，那年父亲50岁，母亲48岁 。母亲和我们都有些想不开，觉得委屈，不公平，父亲却很开朗乐观，劝导说这是全国性的政策，我们本就是农民出身，农村吃粮吃菜方便，空气好，也清静。他还编了首小诗以抒情怀:

响应号召走五七，

离城去往广阔地 。

原本根就在乡村，

种田务农无所惧。

那时大哥做为知青已下乡到营囗县官屯公社(1970年底入伍)；二哥毕业分配到鞍钢烧结厂工作；我在读八年(教育体制改革为十年一贯制，1972年底入伍)就留下继续读书，三间房上交两间，我们哥俩保留一间。

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中国传统节日小年那天， 父母带着永杰弟和永香妹，一家四口乘坐一辆单位派来的解放牌卡车把家搬到了农村 。大队在青年点给安排了两间住房，外为厨房，里居住，还分了点自留地。

刚去时，他们各方面都很不适应，毕竟过惯了城里的生活 ，也都吃了不少苦。父亲是公社"三结合"班子成员，周一至周六去公社上班，每天早起晚归，十多里的乡村土路，骑自行车约半小时，雨雪天道路泥泞就徒步上下班，周日休息那天就干些农活 ；母亲除每天做三顿饭还喂养了一头猪和几只鸡，侍弄自留地。家务的操劳，忧虑愁闷和身心的疲惫，使她学会了抽烟，似乎从中能得到些缓解，这一抽就一直抽了后半辈子，到晚年也没有戒掉；永杰弟和永香妹在村里上小学，每天放学和休息日 都做些挑水、浇地、挖野菜、帮助喂猪、鸡等杂活。离家近的学校有口水井，但有些苦涩，只能洗衣服、浇地等，做饭及饮用水，要到距离300多米远的大队院内去挑，这基本都是永杰弟承担了，他开始只能每次挑两个半桶 ，以后才慢慢增加。刚下乡那年才13岁和12岁的弟弟妹妹，用他们还稚嫩的肩膀和双手，帮着父母承担了很多家务，付出了很多劳累。辨正地看，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在几年后中学毕业下乡时，他俩比其他同学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要更快更强。

那几年二哥在烧结厂三倒班，不经常回农村，我基本在每周六放学后就骑自行车回去，次日下午返回，往返30多公里路程，单程需一个半多小时。 去时也帮助干些杂活儿，感觉家里种的各种蔬菜和新磨的苞米面饼子都特别好吃 。

东四公社出席海城县积代会的代表合影(前排中为父亲)。

　　1973年，全国的"五七大军"陆续回城，父亲也于当年11月抽回到原单位，恢复职务，全家也搬回，结束了近四年的农村生活。

那时大哥和我分别在北京和铁岭服役， 1976年和1977年弟弟妹妹又分别毕业下乡到内蒙古的昭乌达盟和辽宁的盘锦，只有二哥在鞍钢工作，算是老人身边有一个子女。父母亲对我们在外地的几个兄妹牵挂连连，尤其是母亲，尽管大家也经常写信介绍各方面情况， 她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父亲上班没时间，母亲就自己相继去了北京、铁岭、昭盟和盘锦看望我们，每处都要住上几天才放心。直到70年代末四兄妹先后复员、知青回城，全家人才算凑齐。

兄妹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陆续成家立业，不论旧也好，条件差也好，哥四个成家时都能有间房单独住，在当时那个年龄段的人结婚比较密集、住房紧张的情况下，父亲单位给予了照顾，也是二老为我们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1979年父亲和当年公安局一同工作过的同事在千山的合影。

　　父亲于1980年末离休，按"以老换少"的政策换了永杰弟。退了后还在鞍钢职工俱乐部做了两年的管理图书杂志、棋牌室和清扫卫生等工作，离家很近，也挺轻松，还可挣些补差。二老还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带带他们的孙辈，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等。

　　1982年母亲60周岁生日家人照。

　　1985年，我们兄妹的孩子都已上学、上幼儿园或入托，父母亲也有时间了，就一起回了趟山东老家，这也是他们离开家乡后的最后一次探亲，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当时和亲人们的合影。我们兄妹除大哥10岁那年回过一次老家，还有1977年夏季三叔捕鱼到大连港停靠来鞍住过两天而相见，其他的父母辈和我们同辈的亲属都未曾谋面。1984年秋，母亲听说四姨办事暂住在大连的亲家处，我陪她前去看望，可是在我们到的前一天四姨就返回山东家了。

这是母亲姐妹三人(二姨和四姨)八十年代的单人照。

二姨的照片。

四姨的照片。

二姨家的兄妹们。

　　1987年秋季，父亲带着母亲，和一个单位的两名离休干部集资在千山温泉倪家台村买了个农家院套，栽种葡萄和一些蔬菜，饲养鸡鸭，又过起了农村生活，其实也是为了攒点积蓄。他们愿意，我们也都给以支持，为他们买些煤、石棉瓦、木柴等。周末休息时也都去帮着干些活儿，带点吃的和用的 ，尽量让他们在那里生活得舒心些。

三年后的1990年10月返回。

　　1993年春季，父亲感觉吞咽有些困难，胃部不适，经各种检查后确诊为食道癌，虽经放、化等治疗，也未有好转，于当年11月3日病故。尽管我们都没有告知他实情，但几次做放化疗他也心知肚明，知道得的是不治之症。在最后一次住院时，病情已加重，流食吃得也很少，他意识到生命将要到达尽头，用那微弱的声音几次叮嘱我们:要照顾好你们的老妈。这是他最后的嘱托，我们连连答应，让他放心，不禁都眼晴潮湿而模糊了。

母亲对父亲的故去比较想得开，说这是治不好的病，也是没有办法的，只愿他没有福气。其实我们知道，她这也是在掩饰一下内心的悲伤和痛苦，从那以后，她抽烟明显地频繁了 。

这是父亲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时的照片。

　　父亲病故后，都是二哥照顾母亲，其他兄妹大多是周末时去照顾。2010年9月，二哥也不幸患癌症故去，年仅57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二哥病重最后送入医院时，她嚎啕大哭，这对年已88岁高龄的老母亲打击很大，二哥自成家后就跟着父母住在一起，双室单元的房子各住一间，母子感情还要深一些。 鉴于母亲的身体和年龄状况，我们四兄妹决定开始轮班，24小时陪伴照顾她。

母亲尽管年龄已大，但对饮食不太挑剔，而我们则尽量给她做得好一些，花卷、馒头、馄饨、饺子、面条、米饭、杂粮粥、苞米面糊糊等换着样做，轮到谁的班，都从家中带来些主副食 ，冰箱里的物品也很充足，她享受父亲的遗孀补助，每月足够自己花销。她基本饮食规律是每天早晨一袋牛奶，9~10点上午餐，16~17点下午餐，并给她备些饼干糕点水果等零食。

母亲95岁前在我们的照料下，室内生活大体能自理，如吃饭、穿衣、洗漱、去卫生间等，天气好时，扶着她也能到室外坐会儿，通通风，晒晒太阳。 她的身体情况一直还算可以，没有"三高"和心血管儿病，这些年也没有住过院，每年在街道交230元的医疗保险费也没用上。她在2008年夏季外出时不慎摔倒，造成前臂骨折，请人做了接骨和固定，在家养了两个多月就愈合了；她患有胃炎、老慢气和老年性腰腿痛等，口服、外用些药物或在家输液， 便得以缓解；她听力下降耳背，给买个助听器，用了几天觉得麻烦也不愿再带了。老母亲晚年没有给儿女们增添太多的麻烦。

她因脑萎缩，造成失忆、糊涂，所存记忆都是陈年旧事，爱唠叨些家乡事，说起来没完没了。老母亲有时也是有趣和令人哭笑不得的。她衣服口袋和桌子抽屉里经常放着几百元钱，有几张100元和50元的，多数是10元、5元、1元面额的，她也不认得，闲时就拿出来数数，还老说丢钱。春节和她过生日时，还跟儿女及孙辈儿要钱；她多次要去看她妈，说离得不远，把钱用手绢包裹好，带上挂面和糕点，让我们领她去，每次都要长时间劝她才做罢；她来鞍多年，但乡音难改，很多山东家乡方言土语别人是听不明白的，如:天未黑就开电灯叫"亮节朦"、 耽误时间叫"极子浪荡"、挠后背叫"(扌十匪kuαⅰ)脊梁"、挎蓝背心叫"三眼壶"、称奶奶叫"妈妈"(第三声)、和别人说话唠嗑叫"咱们拉拉"等；有两次没照看到，她用打火机把纸币点燃，然后用燃烧的钱去点烟抽，而且烧的都是百元和五十元的；还有一次她抽烟把烟头掉在棉衣袖子上烧了个洞，幸亏及时发现才未烧到皮肤。老母亲有时也是有脾气的，每当她连续抽烟(时常一连抽5，6支)，我们就劝她少抽或把烟藏起来给以限制，她就发脾气甚至骂人，我们都理解这是老年性脑功能退化至糊涂使然，也不跟她多说话，她骂了一会儿感觉累就停息了，等过后再问她刚才为啥发脾气，她什么都记不得啦。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回想起照顾老母亲的这些年月，这些日夜，我们兄妹们记住了父亲的殷切嘱托，义不容辞地尽了些孝心，付出些辛苦和努力，但所有应该做的这一切，也难以报答老人家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

以下老母亲的几张照片均拍于2018年。

　　2018年春节我们哥仨及妹妹和老妈的照片。

　　母亲过生日，去过两次饭店，以后搀扶她也不愿再去，就只好在家中过了。那些年她过生日和春节时，儿女及小辈们加一起20多口人，吃饭得分为两拨，全家拥挤在那个仅有14平方米的小屋中，四世同堂，围绕在糊涂的老母亲周围，却也感到其乐融融，充满了大家庭浓浓的亲情。

2018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七)，老母亲96周岁，这是她的第八个本历年生日，也是我们给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我们的父母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的父母都是一样平凡而普通，但在我们兄妹的心中，他们平凡中也有高尚，普通中也有特别。他们的一生是历经磨难、饱经风霜的一生；是忙碌劳累、艰难幸苦的一生。到晚年，家庭条件好些了，什么也不用他们操心了，可以安度晚年时，但啥东西吃得都少了，吃得也不香甜了。

父亲性格刚正耿直，光明磊落，本分质朴，以诚待人，但也固执倔犟；母亲心地善良 ，为人宽厚朴实、内心刚强，勤俭持家，吃苦耐劳。我们兄妹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延续了良好的家风，有遗传因素，也有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影响，这应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当然，我们哥儿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学了些他们不好的习惯和个性，如抽烟、喝酒和执拗、倔犟等，希望后辈们尽量不要学这些。

父母亲一生吃穿用都很简朴，没给我们留下多的物质遗产，有几万块钱积蓄都花销在办丧事上了，剩下一间房和几样简陋的家俱，还有少量的老旧小物件儿。我们兄妹每人都收存了两件，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历史见证，睹物思亲人，留作念想。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所用的文件包。

　　这个日本产的望远镜是父亲在解放军部队中当侦察员时的装备。1948年2月解放鞍山战役前，父亲奉命和一个他称为老衣的战友一起，携带这个望远镜和武器，前往鞍山铁架山周围侦查敌方火力布署情况，在完成任务返回时被碉堡内国民党守军发现，随即便猛烈开枪，同伴战友不幸腿部受伤，他们急忙撤离后，在大山里迷了路，他背扶着战友辗转两天，靠捡些掉落的野果充饥，艰难返回部队。做为建国后在鞍山工作至离休的父亲，和那个伤愈后也安排在鞍山工作的战友，为解放这座城市而曾有过的这段经历，令他们感到光荣和骄傲。

建国后父亲转业到旅大市公安局，这个望远镜也隨身带着，后来做公安工作用得也少了，加之磨损和破旧，就成了他的纪念品。小时候记得他还有纪念章、武装带、军队皮鞋、黑色棉军帽等物品，都早已丢失了。

　　上为做面食的模具；下为用草席做的储物盒(都是母亲从山东家来辽宁时所带的)。

　　这个1963年春节前买的日历牌用了56年。

上世纪60年代产的缝纫机。

双鱼牌理发推子。

　　改革开放前时的粮、油、煤、柴供应证和米面票、粮票等。

　　毛主席像章、著作、诗词、最新指示等。

60年代沈阳产的充水瓷器，俗称热水鳖子。

上海和丹东生产的手表。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母亲故去后的两个春节我们兄妹各家都未能聚会。今年的春节，大哥、大嫂张啰安排，兄妹四家三辈二十囗人欢聚在虎年正月初四，这天也是立春节气和"双奥之城"的北京冬奥会开幕之日，显得更有意义。(缺二嫂和在大连工作的侄子一家人)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阳缺，此事古难全"。宋朝大文人苏轼简明通俗的几句诗，道出了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普通哲理。日出日落，斗转星移，兴盛衰亡，生老病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从而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

我们兄妹现在的年龄都已在64一一71岁，进入了老年群体，也都有了孙辈。我们对儿孙也付出了辛苦劳累，有时代的差异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但就其艰辛程度和父母辈还是无法比拟的。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庆幸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代代一辈辈的生活会更加幸福美好，这也是前辈们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和愿望，后辈们是希望和未来，未来可期，一辈更比一辈强。

在母亲故去三周年，也是二老合葬三周年之际，写此小文，回忆我们兄妹记忆中父母的部分往事，旨在怀念二老的养育之恩和厚重恩泽，以寄托哀思，使心灵得以慰藉；也想让子孙们了解一下那个年代家庭生活的真实状况，树高百尺不离根，记住长辈们曾经的艰难经历，记住自己的根；再就是想为家人和亲属留作永久的纪念。

岁月悠悠旧事陈，

最真天下父母心。

一生劳碌艰辛苦，

铭记厚浓养育恩。

配乐:《父母恩情深》

写作于二老合葬三周年之际，老三永强拙笔。

2022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