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萤微光的美篇

流萤微光

　　我们的风雨故园_玫瑰营中学

（修改第四版）

武建国 魏君

　　(二）命运沉浮的老三届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系统阐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突出强调了它在三大革命、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方面的重大作用。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年、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无法安排就业。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惯上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而作为察右前旗地区中学的东风中学老三届12个班（当时为连排称谓）毕业生达400余名学生，加上后来的老四届达500余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网络图片）

　　随着旗革委会“复课闹革命”一纸文头的下发，东风中学的学生们停止外出串联，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卷入一场以残酷揪斗为主的政治狂飙，直至1968年7月离开学校，学校一时间人去楼空。大部分老师被下放到周边各公社社办学校，他们忍辱负重、任劳任怨。

　　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说：“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市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要求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老三届曾经拥有的幸福童年

1962年“六一”儿童节合影。前排左起：薛效恒、周常在、冯青（退休前旗体改办主任）、武玉英、李正果、赵丹军（退休前为市教育处副处长）、田存柱、史x、赵君胜、刘义；中排左起：靳芝芝、郭永贵、杨牡丹、刘利英、孙玉莲、赵慧玲、马福贵（班主任）；后排左起：张巧兰、闫秀华、郭梅香、王桂珍、范翠莲、庞志清、靳世云

　　至此，东风中学老三届从此分流为两大部分，属于农村户籍的青年学生，作为“返乡知识青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步入了漫长的甚至终生的务农生涯；属于城镇户籍的知青，除了按政策规定留城之外，其余的必须无条件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学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直接插队到东风公社一些大队所属的生产小队，与前来上山下乡的上海知识青年们在一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于他们是本土的上山下乡知青，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劳动环境等条件因素比起外地来的知青占尽了天时地利，生活境遇要好得多。

阅尽人生百态，备尝甜酸苦辣

这是初十二班团支部离校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王美、郝永（退休前是旗科技局副局长）、李根才、李同兴老师、段英生老师、杨文和、刘明义、張美。后排左起：乔国明、贾生、张佃福、辛佃勤、闫志福、卢志义、孔世敏、罗佩

　　沧桑老三届与当年的老师合影留念

　　李家栋是当年老三届第一批下乡知青。1953年，李家栋尚在幼年时随父母赴内蒙古支边，父亲辞去北京知名商号部门负责人之职，母亲放弃北京市第14中学的教师岗位，先是举家来到塞外集宁，继而来到察右前旗玫瑰营从事个体商业，1958年公私合营时父亲进入供销社工作。

在他五岁初谙人世时，母亲在分娩四妹时不幸溘然身亡，父亲隐忍着巨大的悲恸，撑起了六口之家，含辛茹苦，把他们姐弟五个拉扯大，供书、成家、立业。

　　李家栋刚满周岁时二姐抱着他在北京合影

　　李家栋读初中时音乐教师段小玲发现他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便对他悉心地培养指导，每天的课外活动和每个星期日是段老师辅导他的宝贵时间，当时最好的乐器就是脚踏琴。所有这些经历，为他日后走上人生艺术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68年8月李家栋下乡前与父亲（前坐）及外甥合影

　　1966年7月他初中毕业后，正踌躇满志地迎接报考高中步入美好的人生之旅，“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1968年8月他毫不犹豫地响应党和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到本公社古营盘大队康卜圈插队落户。在插队前8月8日，公社和东风中学召开了动员会，他和学校里23名吃市供的学生及其家长参加了会议，会上，学校专管此项工作的李同兴老师、公社副主任石焕来讲话，他父亲李振堂作为家长代表作了表态发言，坚决支持子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社会主义的有理想、有文化的新农民。这是他走向社会的起点。

就这样，他和11名男女同学在康卜圈生产小队落了脚，吃的是派饭，睡觉分散到老乡家里，淳朴厚道的老乡大冬天把热炕头腾出来让给他们睡。直到第二年才住进生产队给他们盖起的房子，他们轮流做饭。尽管条件很艰苦，但每个人都无怨无悔。

他被公社委任为知青小组组长，开始日复一日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决心褪尽骄娇之气。秋收大忙季节，他挥汗如雨，收割、打捆、碾场、脱粒、守夜，与社员大干苦干，确保颗粒归仓。他从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的孱弱书生，蝶变为一个熟谙农事、对生产样样精通的强壮劳力。大家见他脱皮掉肉地大干，也就不惜体力，下乡没几天，他们几个人脸皮晒得黝黑。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对吃饭没有半点奢望，填饱肚子就行。记得在龙口夺粮的秋收大忙季节，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他们一骨碌爬起来做早饭，不舍得开灯照明，不知谁不留神把搌布带进了稀粥锅，小米粥熬好后，大家你一碗我一碗地喝着，总觉得味道异样，但也硬着头皮喝下去了，不知谁舀第二碗的时候，惊叫起来：“哟，谁把搌布煮进锅里边啦”，人们一听大倒胃口，谁也吃不进去了，哭笑不得。有的人把手指捅进嗓子眼想呕吐出来，旁边人劝阻说，红军长征的时候喝马尿哩，咱喝搌布稀粥算得了什么呢。

他利用在校时学到的一技之长，农闲时给社员理发；与同伴开展夜校扫盲，帮着社员识文断字；与同时下乡的学校宣传队队员盛润喜、李玉清、闫秀花组织起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革命样板戏，表演社员喜闻乐见的戏曲节目，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乌兰察布盟第二届学代会部分代表合影

1970年8月李家栋（站立者右一）参加乌兰察布盟第二届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代表大会时与部分代表（站立者左一为高宽，是东风公社古营盘大队主任）合影

　　1970年他被公社推荐，光荣地参加了全旗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经验介绍。同年6月，他再次受公社的推荐，参加了全旗毛泽东思想学习先进代表会，在会上介绍了学习体会，8月参加乌兰察布盟第二届毛泽东思想学习先进代表大会。 同年也参加了全盟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

1970年8月李家栋（后排左二）参加乌兰察布盟第二届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代表大会时与部分本旗（后排右一赵丹军、前排左二韩凤叶、第二排左一盛玉喜、左二李福秀）和上海赴旗下乡知青代表合影

　　在李家栋下乡的当年，他的弟弟李家林随他同时到康卜圈插队，1970年三妹也下乡到了他的生活小队，这在当时战天斗地的艰苦岁月，一家兄弟妹妹三人先后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为鲜见。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家里可允许一个子女留城待业，然而深明大义的李家栋的父亲却把子女全部送到农村下乡锻炼，自己却孤身一人地生活，拒绝让子女留在身边照顾，这令当时公社领导干部和供销社职工深为感动。

由于兄弟俩不惜体力，任劳任怨，年底工分足够分回口粮，当他和弟弟分回40斤胡油时，在生活窘境中艰难度日的父亲见状喜极而泣，泪下潸然。

李家栋（后排右一）和他同时下乡插队的弟弟李家林与父亲合影留念

　　1969年7月，他被生产大队抽调回大队学校任教，期间组建文艺宣传队，白天在学校代课，晚上排练革命样板戏。1970年底，因玫瑰营小学缺音乐老师，他被抽调到玫小（中心校）工作，1971年9月正式转为一名国家正式教师，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也迎来他艺术的艳阳天。期间，他办起了拥有60余名学生文艺宣传队。玫小好多学生在他的辛勤培育辅导下考入了乌兰察布盟艺术学校，玫中几名教师的子女也在他的音乐摇篮里脱颖而出，成为专业人才。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利用假期自费到内蒙古艺校、内师大、内文干校进修深造，淬火苦练。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砥砺前行，艺术功力日臻精深。

1973年李家栋在东风小学指导文艺宣传队员演奏节目

　　1971年，他被共青团自治区委员会评为“优秀青年”。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先后调到玫瑰营中心校、土贵乌拉中学、察右前旗第一中学任音乐教师兼宣传队辅导员。因他文艺事业的突出贡献，1985年被任命察右前旗文化局副局长，1994年任命为察右前旗宣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察右前旗文明办主任等职，期间于1986年毕业于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曾参加内蒙古各类艺术院校的各科音乐知识培训班。自2005年起，任察右前旗恢复后的乌兰牧骑首任队长。他还当选为内蒙古音乐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戏剧家协会会员和内蒙古群众文化协会会员。

1975年“七一”李家栋（第二排左六）与东风小学文体班毕业合影留念。

1976年4月李家栋指导供销社业余宣传队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王进才、赵义、李家栋、张耀、张茂勇、段茂林；中排左起：？赵玉林、闫秀花、韩换换、李俊英、张桂林、闫志福；后排左起：李德文、韩振业、？雷凤兰、武翠兰、刘翠莲、雷凤祥、高全瑞

1978年4月李家栋指导土贵乌拉中学宣传队春节调演合影留念

　　他德艺双馨，夙夜在公，无私奉献，从事文化艺术工作50余年，培养了500余名专业艺术人才，为各级各类艺术院校输送了许多优秀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工作期间，协助乡镇、企业、部队、学校、社区、老年大学等部门组织排演了上千场文娱演出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本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业余时间，创作了3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并多次获奖，其中东路二人台小戏《土豆情》获全区“五个一工程”提名奖；歌词《梦想成真的草原》获全国群众创作歌曲展评银奖。个人在全区中学生艺术汇演中获“优秀辅导教师”称号。2021年在“七一”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被中共中央组织部颁授“光荣在党五十年”荣誉奖章。

2021年“七一”李家栋荣获中共中央组织部颁授的“光荣在党五十年”奖章

　　赵丹军也是老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52年6月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亲赵聪明是1946年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1948年随部队北上绥远（后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留萨拉齐兵役局，后到平地泉（现集宁）武装部工作。赵丹军随父母从山西五台县来到集宁。1957年父亲转业地方工作，他也随父辗转于集宁、察右前旗。1961年父亲调玫瑰营供销社工作，他又随父母到玫瑰营，从此开启了青涩少年读书启蒙、青春岁月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

1962年6月1日玫瑰营小学四年级“六一”儿童节合影，（前排右五）为赵丹军

　　良好的家风家训熏陶，涵养了他独立担当、敢为人先的思想品格。1968年，党中央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许多热血青年从大中城市纷纷去到农村，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作为1970年玫瑰营中学老三届初中学生，无可抗拒地顺应了上山下乡的时代潮流。

赵丹军（前排左一）下乡插队时与知青好友合影留念

　　3月25日，察右前旗上山下乡办公室（安置办）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社会为此波澜迭起，众所周知，上山下乡是吃苦受罪的事情，所以不少人视之为畏途。对于玫瑰营市供居民而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因赵丹军父亲当时在玫瑰营还算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干部，竟有人提出“紧跟赵聪明战略部署”的口号，言外之意就是看你领导干部子女怎么办，如果领导干部子女不下乡，意味着他们的子女躲过了上山下乡一劫。赵丹军反而会同几位好友主动递交下乡申请书，表达了上山下乡的坚定决心，为玫瑰营公社那一批上山下乡工作平稳有序带了个好头。

4月12日，赵丹军还和几个小伙伴一起专程去了农村进行调研，看到社员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干劲，深受鼓舞，更坚定了他们上山下乡的决心和信心。

4月26日，他以知青点组长的身份带领14名知青到玫瑰营公社红太大队（今十二股村委会）插队落户。当时红太大队14名知青又分为两组。他和6位知青安置到高家地小队，其他7位知青安置到小三井小队。他这一组暂住高家地西洼的大队林场，住房是原林业工人居住过的堆放杂物的厍房，与近六十岁的护林员赵德胜老大爷为邻。

下乡第二天即开始下地干活，正赶上生产队在西洼锹种土豆。他们手持笨重的刚从铁匠铺分到手的尚未开刃的大铁锹和社员手拿称手而锋利的小方锨一块参加劳动。本来社员就看不起他们这些没有经受体力活的小青年，想看他们的笑话，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故意让几个队里的壮劳力将他们夹在中间，一字排开，一个接一个种土豆。有几个身体较弱的知青自觉体力不行，自动要求泼粪或点籽种，只有赵丹军他们三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硬是咬牙不认输，一直坚持着。由于从未有过这么高强度的劳动锻炼，不一会儿满手起泡，泡破又起血泡，一天下来，锹把上沾满血渍，浑身酸痛，疲惫不堪，晚饭也不想吃，只想早点休息解乏。但他觉得身为组长理应起到带头作用，绝不能让社员笑话知青是怂包。于是他强迫自己起来生火做饭，并为隔壁赵大爷家挑满了水。饭后才倒头沉沉酣睡。就这样，他和知青们一直坚持下去，铁锹也磨出刃来，与社员关系由生疏变得融洽了些，对种地也慢慢地适应了。苦干了5天，终于在五一劳动节前，完成了原定6天锹种80亩山药地的计划。望着已种好的山药地，他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嫩娃娃露出了骄傲与欣慰的微笑。社员们对他们也伸出了大拇指，一种从未有过的存在感让他们挺直了腰杆。生产队长心疼他们，五一节单为他们放假休息三天以示奖励。

5月下旬是农闲时节，生产队决定给他们盖知青屋。他们上山锯树、剥树皮、脱土坯，干得热火朝天，亲手盖新家，心里倍觉有种特殊的亲切感。在队长和社员们的热忱帮助下，不几天就完成了盖房任务。由于椽头七长八短，弯曲得厉害，房顶抹出来凸凹不平，显得七高八低，但大家欣慰的是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还不等新屋干透，大家就迫不及待住了进去，第二天被子潮得能拧出水来，他们反倒其乐融融。通过盖房子，他们和社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融洽亲近了。

有的社员家盖房压苫，他们和同村社员一起帮忙，赵丹军主动和一位社员承担三间房的土上房顶、泥上房和抹泥工程，硬是不声不响干了下来。目睹此情此景，社员对他这个出身干部家庭但从不娇气示弱的“拼命三郎”佩服之极。

1970年8月乌兰察布盟第二届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代表大会时本旗（后排右一赵丹军、后排左二李家栋、中排左一盛玉喜、前排左二韩凤叶）和上海赴旗下乡知青代表合影

　　5月下旬，赵丹军作为东风公社优秀知青代表参加了乌兰察布盟知青代表大会。6月份，大队学校盖房，高家地生产队承担脱土坯任务，他同另一社员拉柴挑水和泥，别人一天脱400块已很费力，而他俩却能脱600块，令社员刮目相看。年底他和另一名知青被社员公评为特等劳力。8月份经他郑重申请，大队党支部根据他下乡的现实表现，吸纳为中共党员，报公社党委批准。1971年1月经公社党委正式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大队鉴于他的政治表现和工作能力，任命为大队民兵副营长兼治保主任。虽然在大队担任了职务，除了民兵正常训练学习，调解纠纷外，仍不忘在生产队干活且专拣苦的累的干，锄地锄圪塄，拔麦子找长红眼沙蓬处拔，打井抬土搬石头，场面脱麦脱谷机下背粮，夜间看场面，白天照常出工，受到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一致好评。

1971年3月东风公社召开党代会，赵丹军同志当选为党代会代表并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6月份参加了旗党代会，正好他父亲也参加了旗党代会。父子双双参会，一时被传为佳话。

1972年10月，他因工作出色，有着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经旗委组织部考试、考核，录用为借干，任木栋艾拉（今兴和县）公社公安特派员。

　　在北京钢铁学院开门办学期间赵丹军（左二）与工人师傅在车间共同探讨研究课题

　　1973年10月，赵丹军经考试、考核合格被推荐进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理化系金属物理专业学习深造。金属物理属钢院这一工科院校的理科专业，被钢院视为研究钢铁第一个为什么的宝塔尖。他任班级党支部书记及年级党支部副书记。他领导的金物73级2班是全校出了名的先进党支部，处处争先创优，勇于担当，发挥表率作用。教育改革、开门办学是当时办学的指导思想。他率先带领全班赴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厂校结合，在学中干，干中学，由于他勤思善学，刻苦专研，课本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很快熟练地掌握金工间的车铣铆钳技术。由于他们班专业知识学得扎实，且有很强的超前性，因此还承担了未走出校园的金物73级1班、73级3班的电镜、X光、断裂力学的授课任务，用自身的学习实践，浅显易懂地向他们传授专业知识，有些内容还令个别专业教师瞠目受教。断裂力学J1c的研究，更是受到业界专家的好评，为国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还应全国各地从事断裂力学检验技术人员的请求，组织了来自各地专业技术人员专题培训班；应邀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断裂力学学术研讨会议。他作为工农兵学员代表进入主席团，并在会上作了《论断裂力学J1c之研究》的演讲，受到与会专业人士的好评。

由于赵丹军所带领的金物73级2班在教育改革和开门办学的前卫性，受到院系领导的赞誉，他很荣幸地代表理化系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他们班还代表全院师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长安街游行活动。

他为人耿直，心直口快，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被同学们亲切地称呼为“大炮”。在学院中其他班的学员，包括院、系领导说“赵丹军”不一定知道是谁，一提起“大炮”都知道是金物73级2班的支部书记。事隔26年后，2002年北京科技大学50年校庆，他返校面见当年的老教授，忆及往昔岁月，老教授尽管认不出他是谁，但对“大炮”当年援藏一事仍记忆犹新。他去拜访当时的老教师，打通电话说自己是“赵丹军”，对方却想不起来，一说“我是大炮”，老教师及夫人马上就反应过来：“哦，是大炮，快来家，我在家等你”，师生情谊不言而喻。

　　赵丹军（后排左二）在北京钢院上学期间，所在班级承担全国断裂力学培训时部分教师和参训学员合影。当时他是培训班临时党支部书记。

　　1976年初，北大清华应届毕业生率先提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全国各大中院校立即响应，掀起到西藏去的热潮。他们班党支部也从沉默到行动，以金物73级2班党支部名义集体报名去西藏，并在系总支的动员大会上表达了去西藏的决心。当有人问他：“你真的愿意去西藏吗？你父母能够同意吗？”他认真地回答：“既然已经报名去西藏，我是共产党员，说话算数。我父亲母亲是老党员，会支持我的行动的！”

他在等待申请批准的日子里，到图书馆查阅西藏的有关信息资料，为保证有个良好的身体素质，完成长期在西藏工作的诺言，每天坚持长跑，进行缺氧训练，400米跑道，一跑就70~100圈，从思想到体质做好扎根西藏的准备。

1976年元月份赵丹军援藏抵达拉萨机场留影

　　1976年底，北京钢院共批准5名进藏和2名到农村的学员，他们班就有两名，一个去西藏，一个去农村，他是唯一一个内蒙古籍的进藏人员。临行前，他们受到北京市委领导的亲切接见，特批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义务劳动。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也是他们告别北京坐火车去成都赴藏的日子，天安门广场有很多群众排队与总理遗像合影，当听到他们是进藏大学生便主动让位，让他们优先与总理遗像留念，至今他引以为豪。到西藏后，在选择工作地方的时候，带队老师征询他的意见（他是进藏学员临时党支部书记），他毫不迟疑选择了海拔最高（平均海拔4500米）环境恶劣（绝对无霜期为零，相对无霜期15天。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最高风速达11级，解放前西藏噶厦政府流放罪臣之地，当地民众谈虎色变，环境条件的恶劣程度可想而知。）的那曲地区。在元月寒冬季节，他与同伴同乘一敞篷解放汽车，行驶近400公里，从拉萨远赴那曲，尽管皮大衣裹体仍冻得瑟瑟发抖，车行进在茫茫雪域高原上，道路陡滑，凶险无比，汽车如蜗牛艰难爬行，视野中的雪山冰川高耸云天，令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汽车缓慢行驶，途中在当雄县稍事休息，吃了干粮，继续前行，10个小时后才看到那曲镇。当看到那曲镇有一条近一公里的柏油街道时，他兴奋不已__这就是他将长期工作的地方。

赵丹军（右三戴草帽者）在西藏那曲赛马节与藏族同胞共渡节日

　　那曲地域辽阔，有近37万平方公里，人口当时只有近30万人，那曲镇也仅有近2万人。世界著名的可可西里地区，那曲占了近一半，长江源头格拉丹东山竟在那曲地区安多县多玛区岗龙乡境内，颠覆了对课本地图的认知，让人难以置信。当时那曲没有像样的办公场所，邮电局、银行、商店也只有三五间不起眼的平房，基础设施简陋落后，寄一封信回内蒙则需半年时间。唯一的小土二层楼是那曲镇孝登寺僧人居所。

他被分配到那曲地区汽车保修厂生产科，尽管没有什么职务，但他以饱满的热情，澎湃的激情，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全年下车间劳动不低于240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几百平米的厂房，仅靠几个牛粪炉取暖，不起任何作用。有时不小心碰到铁件上就会被粘住，甚至会撕下一层皮。工作环境恶劣可见一斑。工作一段时间后，了解到工厂是新建厂，刚刚起步建设，拥有120多名职工，其中有70~80名青年，40多名共青团员，却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工厂死气沉沉，只是夜深人静，一些藏族青年男女无所事事在厂区拉手跳锅巴。

他看到此情此景，主动请缨，成立厂团委自兼团委书记。紧接着召开座谈会，了解青年职工所想、所需；办工人夜校，开展文体活动；成立青年突击队，承担急难险重的生产任务；组织成立了排球队，与地区各单位比赛，鲜有对手，不仅保修厂文体活动开展得风生水起，轰轰烈烈，而且带动地区各机关的文体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赵丹军出色的才华和组织能力，尤为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1980年初，地区交通局调任他为那曲地区交通局政治处，负责工青妇工作，任局团委书记。

赵丹军踏上西藏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被旷古雄奇的雪山冰川深深地震撼了，在坦荡如砥的那曲羌塘草原，他跃上骏马扬鞭驰骋于世界屋脊，放飞心灵的自由。

　　赵丹军调到交通局工作后，随即整顿了工会组织，积极主动与地区总工会协商，变工会经费由各单位亲自上交地区总工会为由局工会统一收缴会费再上交地区工会，争取留下部分经费开展局工会和团委工作，召开团代会，成立首届局团委和交通局工会。手中有了钱，团委活动生动活泼开展起来，步入了正轨。办文化补习班，让渴望学习提升自己的职工有了依托；假期成立辅导班，让孩子们有了学习场所；逢年过节，开展了趣味活动，猜谜语、下象棋、打扑克，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每到晚上播放电视连续剧，使职工茶余饭后倍觉生活充实舒心；深入各公路道班、养护队慰问一线工人，切实解决一线工人的生活问题。此举受到局领导和机关、厂队同志的一致好评。1981年12月，在全国首次民族团结活动月中,他被那曲地委行署评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1982年，大批汉族干部内调，只留下部分汉族留藏工作，赵丹军同志毅然决然选择留下来，并在局领导的亲自过问关心下，其家属被批准进藏，解决了他们夫妇长达六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1984年5月，因工作需要，他被任命为团地委副书记。在团地委工作期间，除做好团地委各项日常工作外，有两件事令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一是1987年9月，西藏第一次发生动乱，各族群众产生了恐慌畏惧心理。那曲地委行署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肩负起抗暴控乱的责任，下设几个小组，他作为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带领几名队员，昼夜巡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发现敌情及时上报，并积极做好社会各界群众安抚工作，确保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二是1986年9月，正值牧区牛羊转场途中，孟加拉湾强冷空气袭击那曲地区，大雪像冰片一样铺天盖地砸了下来，一时间风雪弥途，平地积雪达80公分，因寒冷、饥饿满山遍野都是冻饿而死的牦牛和羊，甚至危及到群众的生命安全，使每年本就艰难抗雪灾的常规任务，更是难上加难。安多县一名全地区有名的万元户，1200多只羊70多头牦牛，几天下来，牦牛跑得不知去向，1200多只羊基本冻饿而死，用1000多只死羊砌成围墙圈了可怜的六、七只饿得咩咩直叫的羊，凄惨景况可想而知。他受命奔赴救灾前线指挥部，负责上传下达任务。这时，他才知道雪是热的，戴着手套的手感觉冻得厉害，伸入雪中竟能取暖，伸出手后冻得生疼难耐。汽车防冻液（粉色）从汽车加水盖下挤出像浆糊一样，用手稍碰即化，温度之低难以想象。在这样极度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他坚守工作岗位，一待就是一个月。一天一位区干部，十万火急地跑到指挥部报告，岗龙乡格拉丹东山上还有一名藏族女牧民，被大雪围困数天，生死不明。信息就是命令，他当机立断，一面紧急呼叫总指挥部，一面组织人力救援，50多公里的道路，却让救援的一辆推土机和一辆越野车艰难行进了三天，才到了牧民住地，发现那位妇女因冻饿交加，已经奄奄一息，趴在雪地上。为了取暖保全性命，帐篷和可燃之物均已化为灰烬，她拼尽气力用手扒着雪下，试图扒出雪下掩埋的羊粪堆，求得苟延一息，可怜她已力不从心，濒临死亡。她被救回指挥部，刚一苏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跪下磕头，由衷地喊着“土基其”感谢党和国家，感谢政府，感谢冒死救援人员。百年不遇的大灾，那曲地区竟然无一死亡（青海当时有4名群众遇难），堪称奇迹。

赵丹军同志硬是凭着坚定的信仰力量，超常的个人毅力，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经受住一次次生死考验和意志较量，在西藏一干就是15年。

全国共青团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西藏团和云南、四川、青海部分团代表与十世班禅大师、阿沛阿旺晋美、热地等领导人会影留念，后排右一为赵丹军

　　1988年5月，由于爱人身体欠佳，他在京参加共青团十一大期间，多次向地委领导申请内调回家乡。1990年5月，内调回乌兰察布盟，任盟团委副书记兼盟少工委主任，1992年5月被内蒙古少儿工作委员会评为热爱儿童先进工作者。1994年5月被内蒙古团委授予优秀团干部奖章，1994年8月调任集宁市任副市长，分管财政、工商、税务、商业、供销、粮食工作，协助市长分管审计。1995年5月被内蒙古团委授予荣誉团干奖章。

　　赵丹军（左二）参加环渤海督导联盟会时与天津市北辰区教育局局长合影留念

　　1996年调任乌兰察布盟教育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勤工俭学工作。2002年7月被教育部、劳动社会保障部、国家经贸委授予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2003年10月兼任乌兰察布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2006年8月，不再兼任电大职务，2008年当选乌兰察布政协常委，2011年享受副巡待遇退休。

退休后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跃在群众当中，主动成立烛之梦艺术团，为老教师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搭建了一个平台，仍在为社会奉献余热，用信仰的力量抒写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壮丽人生！

乌兰察布盟教育处领导班子成员合影，右三为赵丹军

2007年赵丹军重回西藏，受到当时一起工作的领导和同事热烈欢迎，他们半路手捧哈达、切玛向他表示致意

　　盛润喜也是上山下乡知青之一，出生于1949年5月4日，与共和国同龄，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营人。他1957年－1963年在玫瑰营小学读书，1963年考入玫瑰营中学，在初中十四班读书，1966年初中毕业。

1966年玫瑰营中学初中14班毕业照，后排右六为盛润喜

　　毕业后，一场前所未有的“文革”风暴席卷而来，他们作为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留校参加“文革”运动。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手捧红宝书，左臂佩戴红卫兵袖章，奔赴首都北京，齐聚天安门广场，怀着激动的心情，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然后走过千山万水进行革命大串联。

1966年北京大串联时盛润喜（右一）与同学李家栋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1968年7月15日他和所有老三届学生离校，当时党中央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他就踊跃报名下乡插队落户。8月8日，他和11名男、女同学被东风公社安排到古营盘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康卜圈村）参加劳动，从此开启了艰苦的知青生活岁月。接下来的日子，他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虽然累得腰酸腿痛，但怕社员笑话他白面书生，咬着牙硬撑着。他从小对农活一窍不通，看到社员一个个劳动驾轻就熟，他打心眼里佩服，所以在劳动中他特别用心学习各种生产技能。当时大队书记刘英及生产队长和社员们对他们知青非常关心，有什么困难，都会对他们施以援手。在下乡劳动中，他吃苦耐劳，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记得1969年春天，生产队要耙地，大队派来了拖拉机支援小队。偏偏天公不作美，狂风大作，一时间刮得天昏地暗，拖拉机在前面逆风而行，他站在后边的耙耘上压着平整土地。当时漫天黄沙，他眼睛睁不开，风沙和黄土渍进了嘴里，呛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即使这样，他也没叫一声苦，等他坚持把土地耙完后，简直变成了一个土人。1970年夏天，正值国家掀起轰轰烈烈“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各地到处张贴标语成为一种政治任务，古营盘大队要求生产小队在东山上用石头垒成标语。先是用石头垒好后，再用白粉粉刷，这样人们在远处看标语才能看得醒目，但这个活儿不好干，必须先挑一担水，随身携带沉甸甸的白粉上山，白粉搅拌后再对石头进行粉刷。因山高路远，中途又不能休息，人们都不愿意干，他却自告奋勇地选择了这个苦差事。就这样，他担上水拿上白粉出发了。一担水本身分量不轻，加上一直往山上行走，又不能停留，累得他气喘吁吁。但他一鼓作气，终于到达了山上，圆满完成了任务。干完活以后，人已累得浑身无力，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青年时代的盛润喜

　　在知青岁月里，他和社员们相处得非常融洽，记得有一对孤寡老人，人称老汉二羊倌，老俩口一辈子无儿无女，平时无人照顾。他看到他们生活非常困难，就经常利用劳动余暇去给老俩口烧炕、烧水、做饭、打扫家，还经常从家里拿些米面帮助他们。还有一位社员姓周，家庭出身不好，但他有一手精湛的针灸技术，经常给村里人看病，他因肚子疼请他看过好几次，每次都能手到病除。他看到他家里孩子多，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用父母亲的粮本，自掏腰包买了一袋面粉送给他家，解了他家燃眉之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1970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甚至一度出现昏迷，便向生产队长请假回家，回家当晚病就发作了，一时昏迷不醒，苏醒后异常难受。第二天去乌盟医院检查，经确诊患了心脏早搏和风湿性心脏病，大夫建议他治疗并卧床休息。回去后他和大队书记刘英汇报了病情，公社领导得知后研究决定，他不适合再参加体力劳动，决定提前返城回家治疗休息，就这样，他结束了两年多的知青生活，经过几年的休息治疗，身体逐步好转。

在盛润喜1968年上山下乡后的第二年，亦即1970年，他的二弟盛玉喜、三弟三弟盛欢喜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来到玫瑰营圣家营大队第九生产小队插队，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李家（李家栋）三兄妹”、“盛（盛润喜）家三兄弟”……现象，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他们为共和国抛洒血汗，奉献青春，砥砺品格，谱写了一曲曲奋斗乐章，历史应该永远铭记他们！

　　天道轮回，时来运转。1975年12月份，他和与他同批下乡的知青被分配到了旗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他被分配到手管局下属企业绝缘材料厂当保管员。1977年，他在亲友的引荐下，调到内蒙古新型工业城市_乌海市一家轮胎翻修厂工作，该厂家属市经委主管的国企。当时乌海市的煤化工企业很多，654军工企业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在全国很有名，千里山钢铁厂能开采出大量的铁矿石等等，所有这些，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时乌海市轮胎厂新建伊始，百业待兴，主管部门经委正在招兵买马，这时正值乌海市金矿下马，职工亟待分流，因此经委就把金矿的全部职工分流到了轮胎厂工作。经委又从其它单位抽调了一部分职工来轮胎厂工作。刚建厂时，职工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老职工还是文盲，更没有专业的大学生或中专生，他虽然是初中毕业，但在轮胎厂还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该厂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唯一的一家橡胶企业，主要是翻新汽车各种规格型号的轮胎，也就是用旧轮胎翻新，加工后像新轮胎一样，可是使用寿命比新轮胎差，但价格便宜，主要原材料是天然橡胶。厂子建成了，但工人们不懂技术和生产规程，厂子就选派很多有些文化基础的男女青年职工到天津轮胎厂、河北中化轮胎厂去学习各种工种的技术。两年后，轮胎厂正式投产运营。在运营中，由于该厂承揽的业务量少而经常停产，满足不了生产需求，而且产品滞销，即使销售出去了，销货款回笼困难，职工工资也发不出来，全凭银行贷款维持现状。

盛润喜于1978年乌海市轮胎翻修厂前留影照，身后是厂房，院里全是沙漠

　　企业陷入了困境，症结就在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供销机构，确保全厂的原材料采购、承揽业务和销售业务以及资金回款。经厂务会多次研究讨论，他被推任为供销科长。

他是一个事业心强的人，全身心地致力于对市场的调研考察，决意跳出乌海小圈子，向外开拓市场，把触角伸向了伊盟的鄂托克旗。该旗盛产碱，拥有众多大型国营碱矿，但因伊盟地处沙漠地区，没有铁路运输，生产出来的碱全部依靠汽车往外运送。每个碱矿都有大型汽车队，汽车所需轮胎数量相当大，他及时派出几名业务人员去联系，因各碱矿地处偏僻，交通又不便利，大部分路程都要依靠步行，派出去的业务员一来业务经验不足，二来不愿意承受长途跋涉之苦，结果都是空手而归。他一看这样下去不行，索性亲自前往。

　　1981年春节盛润喜全家团圆照，前排是父母，后排右起：三弟盛欢喜、二弟盛玉喜、盛润喜、大姐、二姐、三姐、四妹。

　　他是一个天生不服输的人，办不成事情决不善罢甘休。他亲自到各矿车队联系，首先找到车队领导，进行交谈和沟通，详细介绍自己厂子的产品，并承诺上门服务，产品质量实行三保（保修、保换、保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一年多的合作，各用户单位对轮胎厂生产的产品都非常认可，并决定长期合作，由此使陷入困境的轮胎厂的生产得以正常运行，再不存在停产现象，销售回款也能够及时到位，确保了全厂职工工资的正常发放。全厂人都知道，企业之所以能够维持正常生产运行，是他这位无名英雄不计名利、默默无闻的付出，以及为了事业不惜身心健康的透支。无论春夏秋冬，他不知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有时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喝不上一口水，也从未叫过苦。

他夙夜在公，像个陀螺不停地超负荷地运转，不辞羸弱，不辞辛苦，与家人聚少离多，家务都撂给妻子，每年腊月年关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与全家吃上难得的团圆饭，在正月初七、八又奔波在旅途中了。

1980年3月轮胎翻修厂召开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合影留念，第二排右四是盛润喜，时任供销科科长

　　1990年8月份的一天，他去鄂旗各碱矿联系业务，刚住进旅馆不到十分钟，突然心脏病发作，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由于发现及时，才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与死神擦肩而过。大夫要求他住院治疗，可他考虑厂里还“等米下锅”，病情稍稍好转就匆匆出院了，继续奔走在各矿之间。当时天气非常炎热，他身体虚弱，疲惫无力，但还是咬牙挺了下来，联系了许多业务，保证了轮胎厂生产正常运行。在1995年，他因腹泻吃错药，患上了严重的末稍神经炎，根本无法走路，只好去宁夏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由于病情严重，大夫要求他至少住半年医院。当时他的供销科工作暂由一个副厂长接手，生产只维持了一个多月就停产了。他心急如焚，坚持立即出院。回厂后，他只能拄着双拐坚持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生产很快恢复了正常。

他无私奉献的公仆精神和爱厂如家的高尚情怀，赢得了全厂人的敬重，也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表彰奖励，每年都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多次参加全市劳模表彰大会。

1996年以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弊端日益凸显，结构不合理，导致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开工不足，产品技术水平低，能耗大，成本高，竞争力差，造成企业效益低下，产品积压和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严重，无法正常生产和发放职工工资。鉴于这种情况，他就把家里多年积攒下来的准备供儿女上大学的两万元借给了厂里使用，利息分文不收，还想方设法跟亲戚朋友筹借了一部分钱，用于轮胎厂使用，勉强使厂子恢复了正常生产运行。

　　盛润喜1992年度厂级劳模获奖荣誉证书

盛润喜1993年度厂级劳模获奖荣誉证书

　　盛润喜1997年全国工业普查中被评为市级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

　　盛润喜2000年度市级劳模获奖荣誉证书

　　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改制势在必行，乌海市经委所管辖的中小型企业都实行了改制，轮胎厂在1997年改制后单位名称叫“乌海市华一橡胶有限责任公司”，他被任命为副董事长。到2000年，又被任命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推进，企业产品亟待升级换代，轮胎厂的翻新轮胎因承受不了超大负荷的载重，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后来的几年中，市经委所统管的企业，或破产、或解体，或出售给个人，他根据轮胎厂实际状况申请破产，于2008年轮胎厂正式解体。他作为企业法人，首先将企业所欠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一次性向市社保局交清，他尊重每位职工的意愿，或买断工龄，或量化资产，对每位职工都给予了最大的补偿，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轮胎厂历年来所欠的税款也全部交清，所欠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几家银行的贷款，连本带利也全部结清。他在轮胎厂三十多年，他的一系列举措做到了问心无愧！

　　　　2000年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盛润喜

　　他还是个助人为乐的爱心人士，乌海市是一座新型的工业城市，发展空间大，老家朋友们听说他发展得相当不错，纷纷慕名来到乌海市，求他调动工作者有之，求他找体面的临时工有之，求他联系业务者有之，还有求他资助者有之。他都热忱地招待他们，首先在衣食住行方面给予妥善安排，然后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能解决的尽力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总要耐心解释宽慰，资助路费安排他们返程。多少年来资助同学、老乡的资金不计其数，尽管他家生活也不宽裕，好多钱都是他向亲戚朋友借的，全家人省吃俭用多少年才把一笔笔借款偿还，乌海市的同事朋友老乡亲昵地戏谑他“有困难找警察、有难事找润喜”。他儿子不解地问他：爸爸，咱们家吃的也不多，也没什么富余钱，你为什么还要资助别人？他回答：“他们远天远地来投奔我也不容易，证明他们确实有困难，咱们省吃俭用些，他们也许就度过了难关。做人要积德行善啊！”

玫瑰营中学初中14班五十年师生聚会合影，第二排右二为盛润喜

玫瑰营中学首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017年聚会合影，第二排右一为盛润喜

其乐融融大家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