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武汉＂七．二O＂

堂人

1966年11月下旬，漆林带领全校师生上北京去见毛主席，抵京后我们住进了解放军后勤学院。

11月26日清晨四点起床的号声响了，大家匆匆洗漱后乘军用大卡车由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长安街上十几万学生在清晨的寒风中站了大约五、六个小时后，人们终于见到自西向东的车队呼啸而来，等发觉先导车后面的敝棚车上站的是毛主席时，大家正准备欢呼，可车队却一晃而过了，过了好久好久,呆呆的人群似乎才清醒似的发出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半夜起床想见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但大家只看见了一个一闪而过的模糊形象，当时，我心里难受极了。

当晚，校文革在后勤学院礼堂召开赴京师生大会。会上,政治系中年教师彭勋突然上台抢话筒，他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宣布自已自即日起参加造反派。紧接着，又有几个学生和教师也上台公开了自已造反派的身份。政治系的老师起来造反，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保守派的分化开始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天安门广场，参观人民大会堂，到故宫排队等候参观泥塑“收租院”展览，与同学游玩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另外还穿梭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一个星期后我和绝大多数同学规规矩矩的按校文革的安排，再次统一挤进火车返回了学校。

从北京回来后，我的迷茫和不解逐渐加深。参加造反派？我既看不惯他们的粗俗和“打砸抢”，更不赞成他们“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但是保守派的阵地越来越小，继续坚持下去，的确也看不到前途和光明。

12月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几个同学乘船去上海。有幸游历了黄埔江、参观了党的“一大”会议旧址、到上海几所有名的高校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地方看了大字报，也借机逛了城皇庙、南京路，游览了上海市容。由于当时已宣布停止大串联，而我因没钱因此在上海玩了几天后便乘一条专门接送串连学生回校、沿途不停靠码头的一条旧登陆艇由上海直接回到了武汉。

从上海回来后，学校的形势变了。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聚合起来的红八月战斗队始终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名起来造反的龙铭鑫一派却逐渐控制了学校的权力，为了跟旧文革有所区别，也是为了向《新北大》看齐，学校改名为《新湖大》，绝大多数同学和教职工都成了《新湖大》的成员。我班除了几个人还坚持“三字兵”（红卫兵）的立场外，多数人都戴上了《新湖大》的袖章。

学校改名，得从江城两大造反派的起家说起：

1966年10月26日，在以杨道远任代司令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布成立，为了区别于原来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改称“二司”。而华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仍是独立的华工总部，湖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没有参加二司，也是独立的湖大总部。

与湖北大学几乎同时改名的有《华中工学院》及《华中农学院》，华工将校名改为《新华工》。华农将校名改为《新华农》。《新华工》、《新湖大》和《新华农》由于观点接近，属于造反派中的温和派，后来社会上称这三所学校为“三新”，又叫“新派”。

这期间各工厂在湖大31号楼的造反派在南下造反学生的串联下发展起来了。11月10日，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或“工人总部”）；武钢造反派因人多势广便利用毛泽东9月13日视察过武钢便把他们的组织取名为《九一三造反司令部》，简称《九一三》。

“二、八”声明后，《二司》、《工总》和《九一三》为了显示自已这一派才是最最革命的造反派，将自已的名字前面加了个“钢”字，这样，《二司》、《工总》和《九一三》便成了《钢二司》、《钢工总》和《钢九一三》，再加上后来从保守派中分裂出来成立的《三司革联》，武汉的造反派就有了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这三大组织。

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派认为湖北省委是革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省委有缺点可以批判，但不是打倒的对象，这一派的组织在学校中是《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在社会上是《百万雄师》。保守派《百万雄师》主要的组织者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夏菊花和马学礼。造反派阵营中，新派的头头是《新华工》的张立国、《新湖大》的龙铭鑫和《新华农》的高玉泽。钢派的头头钢二司是杨道远，钢工总是朱洪霞和夏邦银，钢九一三的是李想玉。造反派与保守派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从此，两大派的斗争激化了。

1966年10月，工总成立大会在洪山礼堂举行。张体学和赵修到会，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但不同意成立总部，只同意成立联络站。于是工人决定拦火车上北京，当时去北京的有几百人，其中武重的最多。11月11日留在武汉的工总和二司的造反派在武昌体育场冒雨集会，“向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猛攻王任重”！“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10月18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16条” 公布前的错误责任由他承担。

1967年初，社会上的革命闹得如火如荼 。上海一月夺权

夺权风暴席卷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都为争夺领导权打起了内战，有的地方甚至动了枪炮。不少地方的联合，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有的几派头头都被叫到北京去，经中央领导作工作才最后解决问题。

武汉的造反派眼看上海夺了权，便急不可待的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正在这时传出了一首据说是王任重写的“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苍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的诗文，造反派说这是王任重攻击毛主席的反动诗词，一时间，打倒王任重、打倒湖北黑省委的标语满天飞。为了揪斗王任重，造反派成立了《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与此同时，揭发陈再道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一时间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响遍了武汉三镇。

1967年1月19日《湖北日报》发表武汉地区41个造反组织联合署名的《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告全省人民书》，声明“夺权”建立“无产阶级新秩序”。 1月23日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2月8日，“工总”、“二司”等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第二天，《长江日报》的社论提出：“革命造反派的接管，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

陈再道听说有人以军人的名义支持造反派，顿时火冒三丈：“我是武汉军区司令员，我没表态，谁敢以驻军的名义支持他们？工人总部号称40万工人，其实全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工总的九个头头，有七个是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文化大革命”。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随后动用宣传车、直升机将《严正声明》在全市散发。 3月17日晚，武汉军区逮捕了朱洪霞、胡厚民、夏帮银等“工总”头头和骨干分子485人。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工总”及其所属组织“立即予以解散”。这时“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不料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在这篇社论的鼓动下，二司“、“新华工”等学生组织重新“杀向社会”，提出抵制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扬言要揪出“武老谭”(武汉地区的谭震林)，要求为“工总”平反。4月13日，武汉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释放了“工总”夏帮银等一批头头，但朱洪霞、胡厚民仍在押。23日，“工人总部”自行恢复活动。从四月开始，武汉的社会秩序开始恶化，出现了抡枪、武斗事件。六月中旬，武斗升级，这时人们都躲在家中，不敢随便上街，生怕挨误枪。

5月16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成立。到7月中旬，据说已拥有成员120万人。就这样，武汉地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保守派的“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三钢、三新”。“百万雄师”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 牛鬼蛇神全扫光”。造反派的口号是“揪出武老谭、打倒陈再道”！自此，武汉武斗再次升级。

在这期间，我班一位调干生同学徐良泉，因年龄较大，经人介绍与一位脚有一点瘸的女孩谈朋友，有一天他俩从女孩家里出来，走到硚口附近，突然，女青年倒下了，老徐不知她出了什么事，左呼右喊她都没有反映。老徐只好把她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查，她的后背有一个枪眼，一棵子弹击中了她的心脏，因内脏大出血不治身亡。据徐良泉后来说，当时大街上枪声不断，一个小青年在后边说：一个女瘸子在大街上跟人溜马路，我把你另一条腿也打瘸，看你还溜不溜！只见他边说边举枪射击，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青年无辜的被打死了。

这期间造反派不顾中央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禁令，在武汉军区的大门外静坐绝食，要揪斗陈再道。其实，绝食是假，闹事是真。因为学校和各单位都送来了食品，不仅如此，沿街食品店的食品都卖光了。折腾四天后的一个晚上，造反派不顾一切的冲进了军区大院，高喊“打倒陈再道”！好在解放军没有开枪，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一伙人在大院里胡乱瞎撞后，找不到陈司令，只好怏怏地退出军区大院。

这时远在秭归的父母听说武汉形势十分混乱，急忙给我发了个电报：“父病危、儿速归”。这样我便借机离校回家了。回家后，我将武汉的形势向父母和邻居详细的作了介绍，也谈了我在上海、北京的所见所闻。父亲说，武汉两派激烈争斗的形势已传到宜昌、传到了我们山里头来了。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企图解决武汉问题。由于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完全信任，毛泽东到武汉并没有让陈再道知道。对外的说法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东湖宾馆作了周密安排，其中包括撤走了属于保守派的服务员，换上了造反派的服务员。与此同时，周恩来７月15至18日连续四天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军区汇报。周恩来

在会上传达的中央四点指示引起陈再道及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抵触。

7月18日晚，周恩来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要打倒，而且还要造反派拥护陈再道。但前提是陈再道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陈再道口头上也答应了。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并有意识的公开亮出了身份。

７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离开武汉返京。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乘周恩来离开之机，违反毛泽东及周恩来的指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在演讲中，王力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

由于得到了王力的支持，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这天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

７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力、谢富治的住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王力、谢富治的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把他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过后王力被转移到29师师部。鉴于武汉的局势混乱，当日毛泽东离开了武汉。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王力”。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二０”事件。

7月21日，周恩来、江青等一大批中央领导人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由武汉返回北京的英雄——王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两报一刊《北京支持你们》的社论。宣布《百万雄师》为反动组织，而《三钢、三新》为革命造反派组织。北京支持他们起来造一小撮走资派的反。

“七·二０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污蔑这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与此同时，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恶潮。

7月25日，班上的造反组织《〔红岩〕造反团》给我发电报，说中央表态了，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要我马上返校。没有站错队，使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便急匆匆告别父母返回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