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雨佳

越过越谈的年也过了，没有红火热闹的元宵节也过了，父母在世时，每年过完正月十五，我都会在正月十六这一天，回到他们身边，和他们住到正月二十，尽量重温一下父子亲情之感，享受一下母子贴心之爱，体会一下人间天伦之乐，正月二十是父亲的生日，过完父亲生日，我才会离开他们，再过几天就是父亲的生日了，而双亲已然离去十余个年头，我不由又有了想写一写父亲的念头，而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的脑中还是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下笔，从何说起，但从内心来说，又想写一写父亲，脑中尽量回想一些父亲的生活点滴，发现也没有一些特别闪光之处，而对于我来说，形容父亲也许只有用严厉两字来形容更适合一些，而今细细想来，也许是父亲不尚言谈的性格，平时很少与儿女语言的交流，才会有这一想写父亲，而无从下笔的尴尬之境。

　　父亲生于一九一九年的正月二十，按老百姓的说法是添仓日，是家中的长子，因家境贫寒，到了十一岁才上了几年学堂，后因家中难以再供上学，无奈出外做学徒谋生，先在介休面铺当伙计，因两个东家不合，生意缩小，被辞退回家，后来又到榆次晋华纺织厂去考工人，但也因为关系不硬，等了一个多月没被录用，无奈又回家务农，后来又跟我三爷爷到了苏州干了三年，据父亲讲，那是他一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在下一段我单独讲一下，从苏州回到家乡后，父亲又到了太原铁路局临汾电气段，在信号工区，安装修理信号灯，第二年又调到霍县信号工区，当时铁路被日本鬼子占领，亲眼见鬼子的各种暴行，怕鬼子伤害，最后逃回了老家。到了一九四二年，经人介绍到了沁源县韩洪村参加了国营隆昌山货栈工作，从此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一直在后方根据地工作，先后在安泽，沁源，长子等县作经济贸易工作，当过营业员，保管员，会计等工作，解放后，先后在临汾，侯马，洪洞，永济，芮城，六一年到了霍县，直至七九年光荣离休，一直在粮食系统工作，先后担任过业务股长，公司付经理，财务科长，付局长，局长，顾问。以上这些都是父亲在一份文革中的整党学习，所准备用的一份材料手稿中，我从中抄录，只是少了一些内中经过，少写了一些事情的经历曲折过程。

　　父亲去苏州讨生活对他来说是一段深刻记忆的经历，一九三七年，父亲跟随我三爷爷，动身去了苏州，在苏州开了个小货站，父亲就做了铺子的小伙计，但由于这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日军进功华中，苏州也不幸免，在炮火中小生意连本带息赔得一干二净，买卖关张，无奈之下，经人介绍又去了三晋会馆做了门卫，几个月后又去了当地一个警察所当了外勤人员，也就是所里人都能指挥的打杂人，这个让去买包茶叶，那个让去买包香烟，一天起来忙个不停，很是辛苦，不久父亲又去了一个老乡开的饭馆，给人家当了跑堂，但是好景不长，生意不好饭店关张，无奈之下父亲又回到了三晋会馆做门卫了，在苏州不到三年父亲东奔西走的讨生活也没挣下钱，无奈之下还是回老家吧，三爷爷凑了些路费，父亲一人走上了回山西的路，当火车走到安徽省蚌埠时，因华中与华东货币不统一，法币不能用，又遭遇到日本鬼子，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被掠夺了，在此绝望之下，山西还远在千里之外，无助的父亲只好求人帮忙，遇到了一个好心人给了回家的路费，因父亲是苏州的良民证，在这儿不予承认，又遇到一个好心人给了一张华北使用的旅行证，拿上旅行证这才买到了回家的车票，一路上忍饥埃饿，回到老家县城早已身无分文了，饥渴难耐的父亲又把随身所带的一个皮包，在典当行当了二毛钱，这才吃了点饭，又在平遥县城遇到了一个本家叔叔，相跟着回到了乡下。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满头白发，而耳朵也是失聪，和他说话就得提高声音，也许是因为耳聋的因素，他一生寡言少语，就是对我们做子女的也很少交流，由于长年在外，一年也难得回几次家，所以在子女的心中父亲是最威严的人，就是后来母亲带我们去了他工作的地方，吃住生活在了一起，但是父亲的严厉一点也没减，一直到他老了我们都还怕他，而工作中的父亲也是一丝不苟，积极认真，那时交通也不便利，通往乡下也没公共汽车通行，因父亲不会骑自行车，要是去乡下各粮站检查，全是步行，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吃住在基层，总要把全县各库站店走个透彻，而遇到一些事情，只会严厉要求，从来不会变通处理，在我刚上班时，听到一老同事讲了一件事，那一年，父亲带着县局股室人员下乡检查工作，又正好是过年前，站上杀了一头猪，本来粮站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招待他们，在汇报工作中，因为一些业务的看法不同，严厉的父亲和粮站站长争论了起来，倔犟的父亲，最后不顾对方的道歉，同事的挽留，带着局检查人员离开了粮站，去了下一个站店，把粮站的人员闹了个大红脸，精心准备的一顿午宴，也没了客人的光顾，遇了冷场，这就是父亲，这就是父亲倔犟的一面。七八年，十四岁的我初中毕业，再也不想上学，那时父亲已成了粮食局的顾问，没了职权，为了不让我在社会上混，父亲找到局领导，把我安排到粮食局当通信员，当时每月十五元工资，记得有一天，秘书股长让我在局院内的树与树之间拉了几段一人高的麻绳，然后就有人拿出了十来张大字报，而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题目为，霍毅是粮食系统不安宁的总根子，下面又分条罗列，内容就记不清了，父亲那天来到机关，穿着黑大衣，戴着老花镜，一张一张看了个遍，不时还作作笔记，父亲那个认真的背影，而今还老在我的脑中佛现，从另一个角度看，父亲在遇到事时，是一个又仔细又冷静的人，这也算是文革动乱后期的一个缩影吧。

　　父亲是一个看谈名利的人，从一件事上就能看出父亲对权利的谈泊，四九年父亲离开根据地，调入太原粮食公司临汾转运站，五零年调入候马粮食公司任业务股长，付经理，五二年调回临汾粮食分公司任财务科付科长，五三年就担任了洪洞县粮食局副局长，五五年担任了永济县粮食局局长，后又调入芮城县粮食局任局长，长年在外远离家乡的奔波，又因不能照顾家中，父亲有了回家乡工作的念想，于是他找到组织，要求回家乡工作，但由于当时父亲长期在晋南工作，想要回晋中工作，调动难度较大，组织出于父亲个人意愿，可以把父亲调到与晋中相连，但还属于晋南的霍县，但霍县粮食局有局长，只能降为副局长，采取父亲意愿，父亲经过考虑，决定离家乡近点，就这样父亲于六一年调到了霍县，由正职而改为副职，但终究没有调回家乡，在霍县干到了退休，后又改为离休，父亲在世时，那些任命书父亲都还保存着，形状就像小奖状一样，只是随着父亲的离去，那些任命书，我再也没有见过，还有一些老照片，本来还想留点记念，但终究也没有再见到，也就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缺憾，也许在别的兄长手中，而我只是在父亲去世后，发现了一份父亲写于七一年，个人经历的手稿，这也就成了我对父亲唯一的珍贵留念。到了七九年时，县委找父亲谈话，决定任命父亲为县人大副主任，任命已经打印好，这时，干部不能退休顶替的政策既将出台，粮食局也在新政策实行之前，把有意愿退休的人，突击搞了一次申请，父亲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决定退休，这样父亲放弃了县人大副主任的头衔，搭上了最后一班干部顶替的班车，彻底退休回归了家庭，过上了退休的生活。

退休后的父亲，每天也和上班一样，只是不是去的单位，而是造访同事老友，走街逛巷，一天也难得坐守家中，每天饭后出门，饭前归家，用他的脚步每天在丈量着大街小巷，由于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常常下厨，常常做饭，偶尔父亲还织毛衣，戴着老花镜，坐在土炕上，在一针一针织，每件时而还会变着花样，随着年龄的增大，父亲的脾气好像也小了，特别是对孙子辈，处处显示出他温和的一面，对于孙辈的细心照料无微不至，而耐心也是让人少见，父亲老了，老的脾气变小了，在看护孙子时，能看到他耐心的一面，时而还能听到他口内唱出一些过去的小调，哄着孙辈，父亲变了，变的温和了，但那也局限于孙辈间，而对于子女，父亲还是很少见到笑脸，而在我的心中，父亲永远都是那么威严，一直到他老了，只要他一发火，我就会从内心有一种惧怕，因子女居住分散，他与母亲常奔走于各处，最后定居在老家，在平遥城边租住了窑洞，在这他们住了很长的一段日子，一直住到最后定居老家乡下。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每年的正月二十，是父亲的生日，从父亲六十岁开始，这一天都会成为我们一个大家的团圆日，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年，从未间断，这一天，我们兄妹及妻儿都会齐聚一堂，一个三四十人的大家在这一天都会聚到一起，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在这一天都会齐乐融融，从霍县到平遥，从榆次到婴溪乡下，这个生日过了近三十年，是父亲的生日，把几个小家在这一天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是父亲的生日，把我们兄妹的感情拉的更近，从某种角度来说，父亲的生日，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平台，是一种润合剂，父母尚在，若干小家就会变成一个大家，一个大家将永远存在，父母离世，一个大家将会变成若干个小家，再难组成一个大家，而今的我，每次想起父亲再世时，生日是一个大家的欢乐时刻，而今父亲离世后，正月二十也就成了我心中永久的回想，没了昔日的热闹，只留下了的是回忆中的寂静与落寞，还有对那时的亲情热闹与对远去岁月的无限怀念，不时还会从内心发出一声感叹，那个热闹的场景，也只有在睡梦中才会出现了。

父亲老了，有一次喜欢散步的父亲，在散步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了回家的路，走到了离家很远的又一个村中，也许是走的累了，走不动了，父亲躺在了村中的一个大树下，村中一个好心人，上前搭话，问父亲住那儿，而父亲也是言不由衷，说不出详细的地址，只记得自己的姓氏，儿子的名字，职业是老师，再多也提供不出多少信息，好心的人又把电话打到了教育局，经过查询，找到了大哥，这才把父亲安全的接回了家中，事后大哥与二哥还拿着烟酒，登门道谢了那个好心人，从那以后，父亲出门胸前总挂前一个胸牌，上面写着住址与联系电话，父亲糊涂了，那一年，我在家中照料父母，每天早饭后，父亲就会在家中包裹好一双鞋子与一些衣物，朝着大门外走去，我追上问他这是去那，他说他要回婴溪村，我只好说，火车已经走了，赶不上趟了，这时，父亲就会返回家中，不再出门，而隔天又会重演那一幕，又要回村，而我只好说，汽车早发了，明天再走吧，父亲又会走回家中，父亲老了，脑子也糊涂了，糊涂了的父亲，我们只好用哄小孩的方式，每天重复着哄骗老人的把戏，有时善意的谎言，也是一种有效的良方，它能解决难以解决的疑难，人老思乡，对父亲而言，更是一种最大的愿望，糊涂了，但老家难以忘怀，痴呆了，乡土永远不会忘却，父亲的执拗，换取了儿女的妥协，他与同样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回到了老家，老村已经不能住人，他们住在了新村侄儿家，在这最后的三年中，侄儿媳一至守护照顾着他们，也许是熟悉的乡音，故土的气味，父亲再也没有要走，一直住到了他离开了人世，住到了最后。

　　零七年阴历九月十二，父亲无疾而终，一生少病的父亲，走前病了一场，还打了点滴，但执拗的父亲老要扒掉针头，无奈的我们只好抓住他的手，而他也用尽有的那点力气，又扒针头抗争，这就是倔犟的父亲，后来他睡了三天三夜，在平静中安然离去，他走时没有留下一言片语，但走的很安详，那一年他八十九岁。

　　青年时的父亲是不幸的，颠沛流离倒处讨生活，四处不顺，而从小耳朵失聪，更是一生的不幸，这也让父亲失去了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在自己的前途上，也因耳朵的原因，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父亲也是幸运的，他四二年投身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但他一直在后方，为前方采购着急需物资的工作，没有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身上也没有因战时而留下一丝伤痕，这也就是父亲最大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