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了的临华村124号

人和李吾

　　临华村124号，曾经是重庆第二人民医院众多宿舍中的一个宿舍！这个已经从地图坐标上消失的地方，今天只能从曾经与它有过密切联系，并且还健在的人那里，才会对它有挥之不弃的回忆与思念！它已经变成人生旅程中的记忆符号了！

　　关于临华村124号，我从见过的资料、听别人摆谈中了解到，它的前身是重庆市卫生局属下的一个培训单位，它紧邻重庆巴蜀小学，是一个独立、完整，用篱笆围墙包围住的“大院套小院”建筑体。其中大院主要由三栋呈U型排列的一楼一底房，一间可做教室或会议室的稍大房，院子中间是一片空地，可用于做操场或球场组成。大院旁有一栋夯土、两栋夹壁墙平房合围成的小院。整个院子边上有一座男女分隔，蹲位不多的厕所，一个消防水池，一个共用自来水龙头。整个院子有一个大门，出大门有左右向两条小石板路，分别通向中山二路第二人民医院后门，张家花园的平街。院子外稍远一点的有“农园”等极少单位宿舍，其余几乎都是个人分散搭建的简易篷房。

（ 一 ）

我家与临华村124号宿舍结缘，应该是从1958年下半开始。那一年，我8岁，正在重庆枣子岚垭小学上一年级。因父亲工作单位——重庆医士学校搬迁到袁家岗（以后的重庆卫校），我们一家，包括爸爸妈妈，已经上中学的大哥，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加上年过七十多的爷爷和我共8人，一并从枣子岚垭的原重庆医士学校宿舍（现在的重医儿童医院内）搬迁到母亲工作的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重庆市外科医院前身）的临华村124号宿舍。

我们家搬进临华村124号宿舍时，这里已经有近三十家人居住。因我家人口较多，又是三代人，我们家分配到三间房。我爷爷和大哥住在大院主楼二楼靠内庭的一间房，父母与四个儿女住在小院内两间夯土平房。全家煮饭就在小院进门过厅里几家共用……。

住进临华村124号宿舍，一晃就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期间经历了包括“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招工回城”，“粉碎四人帮”等触及人心的种种运动。临华村居住的所有人，日子过得虽然平淡，无大悲大喜，但也体验了人间悲欢离合，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直到进入改革开放，临华村124号宿舍也就随同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终于蜕变！变成高楼林立，旧貌换新颜。从此，这里旧名不存，旧貌已变，旧故别离，唯独旧情难舍！

（ 二 ）

住进临华村刚好遇上1958年，我刚刚开始知事，就隐隐约约感觉院子里的大人们越来越忙。他们每天下班后都要参加单位学习，或者加班干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一点也抽不出时间关心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

那一年，国家为了实现赶超英美，提出“落后就要挨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口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宣传普天盖脑，包括我们这群孩子都牢牢印入脑中。很快，轰轰烈烈的全民齐动手运动就波及到我们宿舍。家家捐出所谓“废钢烂铁”、砍树捡柴不分时日……。除了所有单位掀起的大炼钢铁，为国做贡献高潮外，我们宿舍大院的空地上，也“有条件上，没条件也要上”，依靠“群策群力”动手修建起所谓炼铁炉，硬是土法上马炼钢炼铁！宿舍内家家户户凡是能捐出的铁东西，除了菜刀和铁锅，几乎全都在一夜之间进了土法炼铁炉。还有一些甚者，以为反正会有公共大食堂，砸锅弃菜刀，也全身心投入为“钢产目标”而奋斗去了！我们平时宁静的宿舍院子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就地取材，修起所谓“炼铁炉”，日夜不停、锣鼓喧天！是否一夜间就多了一些炼钢炼铁工人。鼓风机吹出的风声，炉膛冒出的火光，加上人们加油鼓劲的呐喊声，汇成了那个时代的风景线！

轰轰烈烈，热火朝天，锣鼓喧天真的把我们弄蒙了！当医院和我们院子里都修建起了炼铁炉后，大人们成天更忙碌，而我们只能看闹热。我们周围山上所有树木都成了炼钢炼铁的柴火，就连医院后门那些乱坟堆里的棺材木头也被人撬出来做了柴火。这也难怪从这以后好长一段时间，路过此处的人都害怕，害怕睡在地下人死者会出来找人“算账”。那时，整个临华村、整个宿舍，整个山坡都烟雾沉沉……。不过却换来了报喜不报忧的“达标了”、“突破了”的喜悦和“海报”！

1959年入住临华村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我满9岁，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 三 ）

那时的临华村，每家每户都没有自家的厨房和卫生间，多数人只有在巷道或集体厨房间烧柴烧煤做饭。所有人大小便白天统统上公共厕所，夜晚只能靠便器（尿罐或痰盂）。因此，每天清晨，整个院子都显得那么“拥挤”（上厕所）和“繁忙”（倒便器、洗便器）。

整个院子，除家有老人或有病人外，几乎每家都只在周日生火做饭，平时每日三餐都得去单位食堂用餐或打饭回家吃。日常喝的开水、冬天洗脸洗脚的热水都必须爬几百步石梯，到单位开水房凭票打水，或者到平街老虎灶（现在已经绝迹的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实体店）购买。

每天用的自来水，整个院子只有一个地方——消防池旁边可以买票挑水、或担水、或用容器提回家放在各自大小不同的水缸里慢慢取用。这也难怪每逢周日，节假日，到这里取水的、洗衣服的、洗菜的络绎不绝，有时还要“排队”！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抢占”有利位置而不欢。

（ 四 ）

“大跃进”之后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那时间所有人除了每月定量供应的粮食被“法定”降低（小学生、中学生、职工粮食定量是不同的，当时因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定量标准都下调），副食品供应每人每月也只有几两油，几两糖、半斤或一斤肉，其他日用品，如肥皂、手纸、电池、棉布、煤炭等都有不等的供应标准……。好在饥饿和物资的贫乏并没有给城里的孩子们带来致命的影响。

那时，我们目睹了父母在单位参加挖“芭蕉根”，“土茯苓”，采集松枝松毛，大修水泥池子养“小球藻”等活动，也是很不理解，但一旦需要面对饥饿时，我们还是与大人们一样，毫不客气地大口大口地吃了“松毛粑粑”、“糠粑粑”、“小球藻粑粑”等各种代食品。那时我们放学后，拖着疲惫的小小身躯，走到医院食堂，拿着寄放在食堂碗柜里的饭盒或碗碟，拿着每月用粮票购买的饭卡，排队去窗口打饭打菜。一般我们每个人在食堂平时是吃不到肉菜的，因为每个人每月的肉票基本上都用在周日在家“打牙祭”了，食堂没有肉票也不提供荤菜，除非单位自己杀猪。更重要的是食堂根本没有多余的选择，不管吃饱没有，只要吃了就算是完成了当天的“任务”，除非家里有钱，可以到很少的“高级馆子”吃“高级菜”，买高价的“高级饼饼”，否则，再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替代的办法。

那时候虽然我们都还不太懂得人情世故，也不甚了解社会，但还是会看到或听到那个时候发生的种种离奇古怪的人或事。什么“抓精”、“舔碗舔盘子匠”（因饥饿而不顾颜面，当众抢别人的东西吃，待用餐人走后，吃他们用完餐后碗碟上剩余的残渣剩物的人）；“吃皮”（黑社会性质的人）；"王大哥”、"王大姐”(干一些不正经的交易男男女女）；也看见周边有人周身水肿、面黄肌瘦的人……。

1962年，我与弟妹们傻模傻样站在临华村124号宿舍大门梯坎上！（院子大门当年已经毁掉，照片左侧曾有一堆土包就是1958年大练钢铁修建土高炉的遗土）。 虽然那时候贫穷和饥饿还存在，但从我身上穿着需要凭票供应的再生棉中山装，就显现出年少老成模样了。

（ 五 ）

临华村124号宿舍里的近三十家，几乎大人多半是医院的职工，大部分家庭是多子女两代人，只有少数家庭有老人或伴侣身体不好，伴侣没有上班。由于临华村生活条件、环境等都不够好，因此住户中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更没有特殊照顾的人员，大家彼此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处处表现出一家做好吃的，周围几家都能闻香，都可以分享；一家有困难，几家伸手帮助；大娃娃帮助小娃娃，邻里关系不是一家胜似一家。

我记忆犹新的是，小院中的邻居夏妈妈（以后的小孩称她为夏婆婆）。我不了解她的身世，叫不出她的正名，只知道长期以来她唯一的亲人——弟弟偶尔只身来看望。她们姐弟相依为命，每次见面，除了聊聊天，做点好吃的吃吃外，几乎平时都只有这个孤苦伶仃的老人，独处院子里最差的小房子里。瘦弱矮小的身躯，习惯小嘴成天自言自语不停唠叨，与世无争，喜好助人……。但就是她，让我及我的弟妹们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家与其他院子内家庭一样，父母双职工，每天晚上不是学习就是“闹革命”。家里几个小孩从食堂吃了饭就回到家里，如果不是放学早，在母亲工作的地方抓紧完成作业，晚上回家根本无法做作业，因为那个时候，虽说使用上了电灯，但电灯除了瓦数功率小，还必须是两间房共用一盏灯——房间间壁上打一个孔，电灯就挂在那里，只能起到照明作用。更重要的是幼小的几兄妹，怕黑、怕不安全、怕喝不到开水用不到热水洗脸脚……。这样的问题都被夏妈妈帮助解决了！怕黑，她就给我们鼓劲增加不害怕的自信；怕不安全，每天晚上就在早早把我们喊回家，洗完脸脚，就把我们家房门外上锁，一则避免有人进去，也防止我们出去，二则让我们放心睡觉，父母晚上回家时可以不打扰我们休息用钥匙自己开门；怕我们喝不到开水和使用不上热水问题，她就提前灌满我们的水瓶，烧一壶热水催促我们早早洗脸洗脚……。很多年后，我们弟兄姊妹都还怀念夏妈妈，感谢夏妈妈！

1963年，弟弟满7岁也与两个姐姐一样带上了红领巾。此时我已小学毕业，考上重庆六中住校去了。哥哥已经经街道安排参加工作去了打通煤矿了。

（ 六 ）

临华村124号宿舍平常是安静的，可一旦周末和放寒暑假，宁静就被少男少女们的喜乐打破。那时的孩子们，没有现在小孩玩的东西多样，也不富有高科技性能，差不多就是“踢毽子”、“滚铁环”、“跳绳、橡皮筋”、“弹珠儿”、“抓纸块”、“拍洋画”、“打弹抢”、“跳籽儿”、“抓籽儿”、“捏泥人堆沙包”、“爬树”、“抓鸟”、“抓蟋蟀”、“捉知了”、“斗鸡”、“捞马马肩”、“砍豆腐干”、“讲鬼故事”、“看小人书”、“钻防空洞”、“下河游泳”等等土得掉渣的玩耍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并不高雅，但那时的我们却乐于此道，几乎充斥所有空闲时间。在这些玩耍各种活动中也许彼此间会产生矛盾和意见，但娃娃之间的不愉快真是隔夜就消！一句话，当时的孩子们不记仇，大气！

还记得1961年夏天放暑假，呆在家里的我们根本没有现在学生有那么多可玩、可乐的去处和可以选择的玩具。每天无所事事，这就难免无事生非。一天上午，我和院子里几个小伙伴邀约跑到离我们家最近的大溪沟电厂嘉陵江边游泳（当然是不敢让大人们知道的）。没想到正当我们玩的很开心的时候，放在江边的不值钱的衣裤被所谓的“水上警察”抓走了。那时真把我们吓蒙了！当时我们也知道，警察叔叔不会要我们的破衣裤，只是要“执行公务”，要用此法威慑和阻止小孩到江边游泳。没有衣裤，中午怎么走回家？如果中午不回家吃饭，大人们又会怎么担心和着急！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会接受大人们的“教育”？虽然我们也知道，大人们怕我们下河有危险，不卫生，他们一般是不同意我们下河游泳的，而且还经常会用一种担心的目光窥测我们的诚实度，用手指甲在我们身上“刮”水痕来检测我们是否下河游泳。此时此刻，我们都只能给警察叔叔“下矮庄”，苦苦哀求“原谅我们，下次一定不再下河游泳了”……！经多次反复哀求，得到“下午四点钟以后来取衣裤”的承若。于是我们几个下河游泳的娃娃，只能让没有被抓走衣裤的人把他们的衣裤分给大家穿，反正一人不是衣服，就只能穿一条短裤，将将就就回到家，应付了大人（因大人们一般中午是呆在单位，不能回家的）可能产生的麻烦，下午又到江边找警察取走自己的衣裤……。事情不大，教训深刻，具体是哪几个发小，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 七 ）

临华村院子里，当时各家的经济都不富裕，经常听见大人们嘱咐和告诫自己的子女，穿衣服一定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要养成“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缝缝补补再将就”的好习惯；过日子就要有“屋大要扫边，锅大要洗闲闲”；做任何事都应该懂得“馒头这么大，包子这么圆，看者容易做者难”的道理……。“老人言”、“老话说”让我们至今仍感到亲切和有道理。

那时候，院子各家几乎都没有电扇，更没有电热器、电冰箱、电视机等电器东西。夏天太热，一般人只有手摇蒲扇、纸扇，折扇纳凉。伏天夜晚，很多家庭下班回家，都只能在自己房前房后露天地上洒水退凉后，铺张竹板床或凉椅，点上一支长长的硫磺味浓浓的纸蚊烟，大人小孩都在这里熬上大半夜后才又”转移“回房间里睡下半夜，否则，暑热难熬啊！可我们家却有一件”法宝“！因我们家小孩较多，也不敢在露天睡觉，因此家父就自己动手，用几把大蒲扇捆扎成一大扇，并把它吊在屋顶上，下边用一根绳子拉动蒲扇片，让扇片位移产生风。加上我们家是夯土平房，地面三合土，相对而言，温度就比其他房子低一些，再直接地上铺凉席，上面吹“人工风”……，真算“够意思”的了……。

（ 八 ）

临华村124号宿舍里，一家几个小孩情况比较普遍。大的带小的几乎家家如此。在我们家，我虽然不是老大，但大哥参加工作离开家比较早，家里的许多事虽然没有大人们的托付，好像本能地让自己主动承担起来。印象最深的是，1960年，我家小妹妹该上学了，选什么学校，怎样报名注册等系列问题，父母全顾不上！刚满10岁的我就带着妹妹，拿着户口薄，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学校（人和街小学）报到注册。开学后，每天清晨家里大人来不及或顾不到孩子们的早饭问题，我就每天拿着钱和粮票，带着妹妹到上学途中的食店吃早饭 （稀饭或咸大米汤圆——大米磨浆煮熟再捏成圆球状）；晚上回家负责看管弟妹学习和照顾洗脸洗脚睡觉；放假时，如果大人有事，照顾和陪伴弟妹游玩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肩上。甚至有时上街走亲串友，为了让弟妹“漂亮”，顾不了那么多讲究，找一点红纸打湿水就朝脸上、嘴上、印堂处抹——整得大家你看我，我看他的大笑；我妹妹也主动帮助家里洗衣、协助做家务活，也非常乐于帮助其他家的弟弟妹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其乐融融……。

（ 九

1967年，重庆文革如火如荼展开，“炮打司令部”，“揭批走资派”、狠批“地富反坏右”、狠抓“臭老九”的斗争波及各个地方。当时工厂、部门停工，学校停课。尽管我们宿舍没有运动针对的对象，但随着运动持续深入，“派性”矛盾尖锐，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文攻武卫”后，院子可以听见附近造反人群的吼叫声，高音喇叭传出的辩论声，时而可以看见天空枪炮弹的光影，听见子弹的爆炸声……。虽然我们宿舍位置处在这片区域最低哇的地带，不会遭受枪炮攻击，所以，不少参加文革的人，先后从“战斗一线”的人（包括参加运动的大人和学生）都陆续离开单位或学校返回家里，回避派性斗争和参加武斗。此外，那些居住在大街边、两派活动频繁或武斗据点附近、在单位不参加派性活动的亲朋好友，举家或让家里的孩子投亲靠友住进我们宿舍……。

1968年，文革中，为躲避武斗，成都的表弟表妹李燕、李曼、陈松、陈梅与大妹自敏、小妹李鸿、弟弟李琦在临华村124号小院



（ 十 ）

文革中，院子里的大人们都在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而所有孩子，包括当时唯一一个1965年从四十一中考入武汉读大学的张松柏大哥；三位上高二的姐姐（傅家、钟家、彭家），我及其他几位本已1966年初中毕业生，以及就读附近中小学的其他学生，都在枪炮声的震惊下统统回到自己家里，当起“逍遥派”。平时本来宁静的院子一下就装满年轻气盛的少男少女，加上“停课闹革命”让他们无事可做。好在院子里，在哥哥姐姐们带领下，自发地三五成群学习和练起乐器、练起石锁、“抄起扁卦（练武）”，跳起舞来！

1967年，年龄相差悬殊的小哥们，在院子里正儿八经地拿起家伙，排练起来。小二黑指挥，大白胖拉手风琴，刘刚、小白胖拉二胡，刘勇拉小提琴，三毛、彭刚吹小号，承志吹笛子。



张松柏大哥拉手风琴，大白胖吹笛子，三毛拉小提琴，小白胖拉二胡。



1968年，社会上跳“忠字舞”时髦，我们——小二黑、大白胖、彭章其、钟实也自编自导跳起“一心向着……”。



1967年，张大哥松柏，大、小白胖，马儿，彭刚在大院后山上。（背景就是我们宿舍大、小院子）



1967年，张大哥拉小提琴、我拉手风琴在小院内。



1968年初春，小二黑拉二胡，我拉小提琴。

1968年，闲的无聊就去宿舍后山玩

1968年，闲的无聊就去宿舍后山玩

（ 十一 ）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院子里一架公用小梯子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不见了。大家怀疑是围墙外的人拿走了。于是我同院子里其他几个小兄弟一道翻过围墙，去巴蜀小学寻找梯子。没料到从四十一中方向突然跑来十几个手拿钢钎、刺刀、锄把的学生，将我们团团围住，怒斥和威胁我们，要我们举手投降，并把我们一群人押到巴蜀小学的一间教室。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解释，认为我们是另一派派来“偷袭”的人员！当时教室里一位年龄稍长的人坐下来询问我们，片刻光景后，我才认出他是我小学的班主任秦宗富老师。也许是因为自己离开小学五年多，我的身高和容貌因年龄变化造成彼此不能一眼识别的缘故，但交谈之后，这位老师才感觉情况不对。哪知道，此时此刻，随同我一道去巴蜀小学找梯子的一位较小的兄弟，没有被那群人抓走，“漏网”而哭着跑回家，将我们被抓的事情告诉了大人，这下不得了了，不一会儿，被抓走人的父母亲人，医院的大、小头都知道有本院家属小孩被巴蜀小学、四十一中“造反派”抓走的消息！他们更担心情况会变糟！…… 不久，医院方面去电、去人找到学校，经确认被抓的人是医院家属，并保证这些家属小孩是寻找梯子的，不是派性人员“偷袭”之后，我们这群人才被释放。可是此时的我，左肩上却发现流血，到医院才知道被人用刀刺伤。在医院立即做了创伤清洗，还缝合两针，打了破伤风疫苗……。

1968年，我胸前挂满主席纪念章，时刻不忘读语录书。

1968年夏，我的父母在小院。

我们家这两位老人，文革初分别参加单位不同派别组织，没想到，单位里的观点也搬到家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要为一些自己也弄不明白的事不停地争、辩、吵，发展到互不理睬，我行我素。甚至随着社会派性的加剧，他们之间晚上睡觉还会做出害怕对方下毒手的防患举措——放把菜刀在枕头下……。几十年的夫妻，竟然出现这样状况，为什么？好在重庆“文功武卫”发展，许多人从社会回到家庭，我的父母才又重归如初了！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席卷全国，凡是有符合条件的家庭都在认真准备。那年那月，我们家唯一符合条件的只有我，第二年我就随学校安排，去了酉阳县插队落户。

（ 十二 ）

　　1969年前后，城里大批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凡是有“老三届”学生的家庭，出现了与以往不一样的状况。“老三届”学生因文革，呆在家里三年多了，既不能上学或升学，也不能参加工作。当时只有个别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参了军，让很多同龄人羡慕不已！而大部分人只能通过在读学校或兄弟姊妹的学校，被敲锣打鼓送到定点安排的农村插队落户。我们院子的中学生大部分就读的学校在市中区，因此主要被安排到四川省涪陵地区各县插队落户。1969年3月18日，我随重庆六中学校安排，与同班四位同学，行程四天去到涪陵地区酉阳县大溪区老寨公社落户。那年，有关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如：家庭有困难，或本人身体等原因不能下乡的学生可以不下乡，称“留城知青”或“病残知青”。从此，院子里陆陆续续有人离开家，离开城市，成为知青……。后来，对这些下乡孩子的挂念、担心就成为院子里各家各户经久不衰的挂念和话题！我离开家乡成了知青，每隔几年，我家小妹也去城郊挂钩当了知青。

（ 十三 ）

临华村124号宿舍的大部分家庭住进去直到拆迁几乎就没有搬过家。但也还是有因家庭成员工作变动而搬进搬出的。但不管先住进去还是后搬进去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其中让我最难忘的两个家庭的事：

孟家的老二“九娃子”孟怀新的故事。九娃子年龄与我相仿，个头略小一点。由于他家住在大院底楼偏靠里的位置。也许他平时贪玩一点，学习不够努力，在家容易引起大人的不高兴……。一旦大院出现大人斥责声、鞭挞声的同时，总能听见九娃子发出震惊周围的“吼叫哀鸣声”——“妈妈呀，好生点打”，“莫打到我的冻包了”！尔后又是扭、又是哭、又是叫，又是笑、又是乐……这已是常态！其实，我曾经专门去“体验过”他被教育的过程，他家长每次用竹片或木条子教育打他的时候，多半是手把棍子举得高，落下来轻。而九娃子却刻意制造氛围，“吼得凶、叫得响”，“躲得快、挨得少”，“语言少、引人笑”，确实难得！关键是他已经不是小孩，却“享受”了童年的“待遇”！

林家四兄妹的故事。林家四姊妹的父母亲曾经都是医院老职工，文革前双双因大家所知的原因“落户”到了巴县县医院，他们的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却留在重庆。文革开始前后他们四姊妹才搬进临华村居住。他们父母只有周末才能赶回重庆照顾幼小的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中最大的姐姐林桦，文革时只有12岁，最小的林宏，文革时不到4岁。四个孩子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相依为命；他们受尽多种折磨，克服不少困难，最终全部健康和谐地长大成人。林家四姊妹每个人身上都有特点不同的经历和成绩，不愧为临华村124号宿舍争了光！

1968年，我家外婆与父母在我家窗外堡坎上合影。

1970年，弟弟小白胖从学校直接被重庆市文化局招录到艺术院团学员班学习，他在宿舍大院坝子上留影。右侧那棵树是院子里男孩喜欢攀爬的梧桐树之一。

1971年，通过重庆市卫生局特招，分配进入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卫训班学习。

1971年，回重庆到了北碚，只有周末才能回到临华村124号家。从此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975年6月，参加四川省第二批赴藏医疗队，随同医院其他医务人员在西藏昌都地区丁青县援藏两年。

1980年，小院靠边的几间无法住人的破旧闲置房，被小院几家住户自己改造成一家一户的厨房。这年，我家从别人住家家改造水管拆下来的废水管搬回来废物利用，连接大院唯一的自来水管，引水到户，成为临华村124号宿舍第一家把自来水接入自家厨房的住户。图为我母亲在破烂的自己家厨房做饭。

1984年，大妹妹在小院家门口与三个女儿。

1984年，已经退休的父母在小院陪伴孙儿辈，过着平静恬淡生活。老人不图不求什么，只望儿女们平平安安

1985年冬天，家里终于有了“接户口薄”的孙子了！

临华村124号宿舍院子里的“乐队”排练又要开始了！希望一直排练下去，直到永远……！

外科医院住院部大楼

外科医院所在建筑被命名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外科医院再次从已经更名为中山医院后与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重庆肺科医院合并为重庆人民医院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事毕竟成了往事，往事如烟！儿提时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永远不会再现！但珍惜过去却是值得和应该的！本文谨代表己见，难免有记忆差错或表述不当之处，敬请各位看官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