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粮道街的“汪家大户”（2）

彩彩

　　汪氏家谱部分字辈如下：

…坤、维、宏、正、有、开、必、先、立、基、忠、厚、勇、士、克、宣…，汪家迁徙武昌者是一位“宏”字辈的寡居母亲带着“正”字辈的两个儿子及家眷来的，后来家族传宗接代至“先”字辈一直都是按这个家谱字辈起名字，因“先”字辈（我的同辈）大部分是在解放后出生，所以起名就没有那么严格了。这里要讲的是“开”字辈的故事。

前面（1）部说过“有”字辈有六位爷，他们一共生育了十个儿子十一个女儿，十个儿子无论父辈排行老几，都要按出生时间顺序来排行，女儿们也这样排序，男女分开排。比如我母亲的祖父汪有真生有三男三女，依次为大女汪善玖、二女汪务贤、三儿汪开金（我的外祖父）、四儿汪开选、五儿汪开国、六女汪九姑，而根据大家庭排序下来，却分别是二姑、三姑、四房（我的外公）、六房、九房及九姑。

我的外公——四房汪开金（1907—1972），外婆李福（1910—1982）。外公继承家传当厨师，红案白案都很拿手，外公手巧，不仅厨艺佳，还做得一手好女红活儿。二爷去给张之洞当厨师后，外公在小有天与大爷一起继续经营馆子，挣钱养家。说起外公的厨艺，不得不提起一件往事：出生于武昌的国家级领导人伍修权同志的哥哥居住在离粮道街不远的昙华林，伍修权回来探亲时说到喜欢湖北菜，哥哥给他推荐了我的外公汪开金，但因须得离开武汉被外公谢绝了，后来伍修权哥哥的女儿嫁进了汪家做媳妇，此是后话。

我的外公外婆是姨老表开亲，亦即我母亲的奶奶和外婆都是郭家的女儿，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奶奶特别疼爱她，因为她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1961年春节，外公一家合影留念，这是一张非常难得的全家福，可唯独没有我😭😭

1954年外公一家合影，据说当时工资改革，外公补发了一笔钱，开心的给全家人买了新衣服。外公育有五男二女，我母亲当时在外地工作没参加合影，哈！我的舅舅们小时候好可爱呀

　　六房汪开选念书至高级私塾（相当于高中），是个文化人，成年后有幸认识了当时在武汉的辛亥革命先驱及主要领导人石瑛，并追随其后。石瑛祖籍湖北省阳新县王英镇，曾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一大中央委员、南京市市长。石瑛很赏识他的能力和为人正直，1932年石瑛就任民国南京市长后，邀请他到自己身边做秘书，石瑛被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人送外号“稀饭市长”、“布衣市长”。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于石瑛病逝的第二天，就发表短评，给石瑛以高度的评价：“石瑛先生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象石瑛那样能做官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开选爷是无党派人士，他能做这位清官的秘书，让后辈人感到骄傲，解放后他仍然留在政府部门工作。

六爷汪开选的老照片

开选爷的妻子陈光珍。解放后，她从一个家庭主妇到扫盲识字，再到国企大中华酒楼的一名财会人员，是一个聪慧、独立且能干的汪家媳妇

1956年国庆节，开选爷一家合影留念：女儿汪梅玲，儿子汪必恩

　　九房汪开国也是念的私塾，成年后由开选爷介绍到武昌大成路汽车修理厂当会计，这家厂原本属于国民政府，但被地下党渗入其中，并积极发展组织，故而共产党员及其拥护者越来越多，在武汉正式解放前就被共产党接管，厂里所有人员均算作参加了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开国爷虽然始终未入党，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晚年也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这里值得一书的是，开国爷的第一任妻子桂质兰，本来只是汪家众多媳妇中的普通一员，却意外接触到了粮道街的地下党，并被发展成党员，利用汪家人口多亲戚来往频繁的有利条件，把老八号作为联络站开展地下工作，桂婶娘常常以“提篮小卖”作掩护。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先念同志因工作需要，还多次在她家开会、吃饭及布置工作！可惜桂婶娘1947年在生育第二胎时因双胞胎只生下一个，同腹中另一胎儿一并去世，她地下党的身份，家里人包括她丈夫都不知情，直到后来组织上告知才知晓。

开国爷的第一任妻子桂质兰（1915.1—1947.11）

从左到右：汪开国，汪九姑，汪开选

　　母亲本房的三位姑妈，在闺阁中时没起正式的大名，出嫁后由夫家给起的，汪有真爷在世时家里条件很好，几个女儿养在闺中过着小姐生活，二姑妈出嫁时门当户对嫁的是沈姓大户人家，出嫁后近十年没有生育，夫家也没敢纳妾，直到她的大女儿出生，大女儿取名沈蔷珍，小名珍珠，被汪家人称呼为“沈家大小姐”，大小姐偶尔来外婆家玩耍，母亲说大小姐还曾送过衣服给她。这位大小姐也嫁了关姓的大户人家，夫君关锡庚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系经济专业，文笔特好，上大学之前就对编辑出版报刊充满浓厚兴趣，在接受了进步思想后，更是利用报刊加大影响力。解放前与后来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的余杰同志等地下党一起工作，主要是负责编辑进步刊物《星报》，并以“黑山”为笔名发表进步文章。解放后进入国家的金融系统工作，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任职，负责编撰过多部关于金融方面的报刊书籍，并成为湖北省常务书记、省长张体学同志的四大笔杆之一。关姑爷一生刚直不阿，历经坎坷却不忘初心、不改信念，令人叹服！晚年写了一本名为《雨后斜阳》的自传体书，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沈家大小姐和夫君关锡庚

1990年关姑爷七十大寿，亲人们在姑爷工作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门前合影留念

　　三姑妈嫁给了何姓人家，一口气生了五个女儿——五朵金花，汪家必字辈的舅舅们都说何姑父人特别好，对姑妈娘家人很友善，在民国政府中工作，虽然职务不高，但尽可能为亲戚们提供帮助。记得老妈曾提起，姑父还帮她买过上学用的文具。这张照片是三姑妈家的老照片，从服饰上看，姑妈嫁得还不错呢

　　九姑妈年龄小，等到她出嫁时有真爷早已仙逝，家中状况大不如前。九姑妈嫁的是青山的陈姓人家，公公是个教书的先生，家境一般。但陈家是个朴实而念亲情的人家，青山离武昌有几十里路，当年交通不便，但挡不住九姑妈与娘家人常来常往，互相照应。我的外公在1972年左右去世，当时就葬在九姑妈家附近，丧事也是在这里办的。我大约在九十年代到过这里为外公扫墓。

　　三爷汪有才的儿子，排行五房的汪开银的妻子熊贵珍在解放前也是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下面这段叙述来自她的儿子汪必扬的自述：“記得我十來歲時，就在外祖母家上學，聽外祖母悄悄對我講：老家漢陽及洪湖、鐘祥、荊門、漢川一帶有新四軍在鄉村、湖泊、山區活動的故事，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至1949年期間我的舅爺爺李星光和他的戰友李炳南及其妻莊耀玉都是共產黨人，他们共同战斗在隐蔽战线，常年奔波在上海·南京·武汉之间。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男的头戴礼帽，身穿灰色长袍，上身套一件马褂；女的身穿旗袍，脚穿半高跟皮鞋，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他们的联络据点就在我家住地“兴隆巷”，常常从上海买一些布匹、鞋袜、毛巾、小油灯等商品存放在李炳南先生及其妻庄耀玉租住的房屋里。后来为便于掩护将所有商品转移到我家存放和变卖，李炳南先生向我母亲叮嘱，就在粮道街巷子口摆摊售卖。当时我在武昌粮道街小学读书，按母亲的吩咐我和二妹放学回家后必须帮助照顾摊位，前后做了整整三年。

解放后母亲告诉我：舅爷爷李星光、战友李炳南及其妻子庄耀玉做的是党的地下工作，是秘密为革命搜集情报，也就是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解放初舅爷爷李星光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担任民族委员会负责人，李炳南先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公安军司令部任参谋长。1950年我刚满17岁时，李炳南先生指点我报考李先念任校长的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并亲自给学校教育长写推荐信。在信中还介绍了我家在解放前，帮助地下党组织做担保、送信、卖小商品等掩护地下党人工作的基本情况。经过革命大学的培养和教育，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公安机关，1953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渴望已久的中国共产党。”

我从小就多次听母亲讲过关于她五婶娘的故事，总感觉充满神奇色彩，常常与电影里的地下党联想到一起，可惜我没见过这位传奇人物

1954年左右三爷汪有才的儿孙们汇聚一堂，合影留念

老太太一看就是有胆识、有担当、豪气果敢的女子！👍👍

　　兴隆巷八号因为特殊的家庭环境，解放前与党的地下工作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说明汪家是一个充满善良、有民族正义感且富有担当的一家人！汪家是勤劳、朴实、充满正能量的一个家族！让我们这些后代感到荣幸和自豪👍👍

　　幺爷汪有森育有四女二男，有森爷是个十分自律的人，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苛，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要让他来管家的原因吧。

长子汪开发，开字辈中排行七房。解放后热衷于居委会街道工作，五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工作表现优异还被选为基层人民代表到北京参加人代会。开发爷业余爱好园艺，在木质雕刻，养金鱼，制作盆景及小手工艺等方面很有造诣。

次子汪开库排行十房。在政府部门工作，曾就职于武汉市委组织部，身为人民的公朴，十分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与汪家人相处十分融洽。

　　开字辈的故事讲完了。其实只能算是蜻蜓点水把部分故事讲完了。解放后儿孙们纷纷参加革命工作，绝大部分都离开了老八号，过去的故事真的只能是把零散的记忆东拼西凑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