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四军之红色记忆

铁甲骑兵

红十四军之红色记忆

◎ 廖 可

诞生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驰骋苏中七县，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卧榻之侧横戈跃马，粉碎敌人多次重兵“进剿”，形成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红军游击区之一的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历时仅半年多，却播下了绵延不绝的革命火种，鼓舞着大江南北人民的革命士气，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革命力量的成长

南昌起义硝烟弥漫全国，武装暴动风起云涌。1928年春，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暴动决议，中共如皋县委和中共泰兴县委紧锣密鼓地策划，定于如皋西南乡与泰兴东乡联合举行农民暴动。3月，江苏省委负责人王若飞到南通、如皋巡视工作。他分析当时斗争形势，强调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重要性，指出要把农民工作深入一步，领导群众进行武装起义，支援苏南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5月1日，3000余农民汇集如皋西乡朝西庄，举行暴动誓师大会。嗣后，暴动队伍兵分南北两路，手持棍棒、大刀、铁叉等武器，扫荡土豪劣绅，缴除反动武装，焚毁地主庄园，开仓分粮。沿途两万余农民纷纷响应，踊跃加入暴动行列，势如破竹。虽终因敌我装备悬殊而溃散，但革命力量在农民斗争中日积月累，由小而大，武装游击活动时有发生。这些都为红十四军的诞生和发展打下基础。

6月，党的“六大”召开，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彻底实行土地纲领”，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这年秋，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成立了南通特委。很快，南通特委召开各县区代表大会，提出要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南通地区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派出党员到农村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农会组织，开展游击活动，渐次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在乡村夺取土地和政权。此外，还提出了“不完租、不完粮、不还债、不交捐”的口号，组织年关斗争，使红军游击队威信日高，每天都有不少农民前来参军，通海如泰各县武装斗争也蓬勃开展起来。

红十四军诞生了！

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力量发展迅速，通海如泰地区群众斗争和武装游击运动也有了新的进展，革命形势逐步好转。据此，中央军委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将各地分散的游击性武装组合成为能统一配合作战的红军队伍，时机已基本成熟。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继中央苏区红十二军、浙西南红十三军之后，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明确决定将原南通东区和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并先后派何昆（化名李维森)、徐德、张爱萍、何杨、宋奇、黄火青等大批熟悉军事的干部来通海地区负责组建工作，任命何坤为红十四军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军政委，薛衡竞为军参谋长，余乃诚为军政治部主任，徐德、黄火青分别为如泰边境和通海边境的军事特派员。

　　红十四军军部成立后，将红军武装进行了整顿。在政治上，首先建立了严格的军事秩序、纪律和规章制度，加强了党的建设和纪律教育，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1930年3月红军攻下四扬坝以后，连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共军“布告安民，人民悬挂红旗，商铺照常开门，无甚骚乱”。此外，军部还将全区游击武装统一编制，即南通方面红军编为第一支队，刘廷杰为支队长，后改为二师，秦超为师长，陈雪生为政治部主任。仇建中、唐楚云、陈忠恒、俞海清等分别担任各大队（营)的领导工作。如泰方面的红军编为第二支队，后改为一师，由何昆兼任师长，黎时中为政委。张爱萍、何扬、许坤（周方）、左玉彬（郑文林)、沈诚(孙大椿)等分别担任各大队（营）的领导工作。从此，通海如泰地区武装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通过整顿，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大加强。在反击敌人的“六县联合包剿”中，接连打了许多胜仗。3月下旬，红军一大队先后打下了四甲坝、四扬坝和卢庄等重要据点，使红军的声威大振。

1930年4月3日，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军部在如皋西南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群众参加的红十四军建军大会，正式宣布红十四军成立并举行阅兵式。红十四军指战员和周围几十里内的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少先队员，扛着洋枪、土枪、大刀、梭标、铁叉等各种武器，兴高采烈地来到会场。贲家巷方圆几里内人山人海，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通海特委代表张辛在万众瞩目中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宣读了负责干部名单和《告工农及一切劳动群众书》：“我们郑重地向全国和全世界的工农宣布，我们是工农的武装，我们是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卫队。我们誓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所有这些任务，需要广大工农群众的努力，不仅要拥护刚才生长出来的红军，并且要踊跃地参加红军。工农兄弟们，我们紧握着手，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帝国主义战斗吧！

苏北惊雷震江南

正式建军后，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革命武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转战通海如泰地区，革命气势高亢。从1930年3月至9月，红十四军先后进行了近百次战斗，规模从数十人、数百人，多至数千人、上万，甚至数万人。参战的红军指战员与赤卫队员以及革命群众，无不英勇顽强，无畏艰险。其中最激烈的战斗，莫过于围攻如皋老户庄和南通汤家苴的战斗。

红十四军军长何昆

　　老户庄位于如皋和南通两大游击区之间。高堡深沟，易守难攻。敌人驻有保安团、县警察大队和省保安队一个中队，严重地影响我两个游击区之间的联系，我军早已准备拔掉这颗钉子。1930年4月15日，红十四军二支队的3个大队，加上赤卫队和自动前来支援的群众万余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分三路向老户庄发起进攻。由张爱萍带领的二大队，负责从东老虎庄和前老虎庄之间渡河，直取中老虎庄敌保安团团部。但由于敌人集中火力顽抗，加上河水又深，部队多次进攻仍冲不上去。为此，军部立即重新调整部署，军长何昆身先士卒，亲自带领战士冲锋，端着手提式机枪向敌炮楼猛扫，把敌人机枪打哑，战士们纷纷冲了上去，战斗极为惨烈。就在这时，一个流弹飞来，何昆不幸胸部中弹，英勇牺牲，时年32岁。何昆牺牲后，由李超时继任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由石钧任通海特委书记，并派张世杰(朝鲜籍)来接任一师师长。红十四军的抗敌壮举，震撼了苏北大地，张爱萍在《红十四军》一诗中这样描述：“闯过重重关渡险，通如靖泰首揭竿。工农暴动今作主，枪杆紧握掌政权。围攻白狗老户庄，忙打土豪又分田。红十四军挥铁臂，苏北惊雷震江南。”

　　老户庄战斗结束不久，活动在通海方面的红军二师打响了进攻汤家苴的战斗。5月20日，我二师指战员带领广大赤卫队浩浩荡荡向汤家苴进攻。战斗打响后，各路赤卫队和群众拿起各种土制武器，加入到红军队伍中。当时，南通东乡地主的巢穴汤家苴周围有一条30多米宽的河，只凭吊桥出入，南北有两座碉堡，易守难攻，地主反动武装便躲在碉堡里疯狂地向红军和群众射击。就在此时，红军战士英勇地打开了碉堡外的铁门，放火焚烧碉堡。碉堡里的敌人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一起逃了出来，缩到最后一个据点去了。这一仗，红军击毙反动地主武装六七十人。

汤家苴和老户庄战斗的胜利推动着群众走向斗争的新高潮。此后，红十四军乘胜转战，迅速打垮了敌人的“八路围剿”，斗争士气越发高涨。

点燃革命之星火

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推动着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30年在宣布红十四军建军的鼓舞下，游击区各地纷纷建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建立和扩大红军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并逐项实施。

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通海、如泰两块游击区域不断扩大，根据地建设得以不断增强。当时，根据地中心区约125平方公里，地跨启东、海门、南通、如皋、泰县、泰兴、靖江等县。通海游击区以南通东五区为中心，西接中五区，北到如皋东乡的掘港、马塘、大豫公司（今均属如东)，东至南通的六甲，南至海门十二匡等地；如泰游击区以如皋的江安、卢港、镇涛为中心，西起泰兴的广陵、黄桥、古溪，东达南通的平潮、九华山和如皋的白蒲，南抵长江边，北至泰县的蒋垛、顾高庄一带；启东大队活动于圩角、二厂、永兴、曹家镇、大兴、大同、下和合等地。

　　1930年6月，通海特委向江苏省委上交的一份题为《行将破晓的南通东区》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就斗争的形势看，二月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前后，群众斗争是一小群一小群的。目前只要一发动，参加斗争的群众便是成千上万的。就斗争的内容说，以前不过是分粮分衣，现在开始要求分配土地。就参加的群众成分来说，广大的贫农、雇工、青年、妇女都起来了。特别显著的是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那些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的孩子中间。”这时，如皋、泰兴、靖江、泰县的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已由春荒斗争发展到分配土地的斗争。而赤卫队已发展到5万人，还协助地方成立乡村苏维埃，支持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重大活动等。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使黄桥、古溪、横垛等地区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翻了身，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也支援了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

通海如泰地区红十四军的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消息，不断传到上海，一些原本家住通海的工人也自动回乡参军。同时，斗争还引起了文化艺术界的关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着手搜集关于红十四军的题材；胡也频也曾到红十四军驻上海的秘密办事处（黎时中、石德俊负责）进行采访。不仅如此，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还积极推动南通市的文艺活动，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第一分盟在南通成立；由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剧团在夏衍指导下，由刘保罗、郑君里等率领前往南通演出。从此，话剧活动在南通兴起，并逐步成为我们党团结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斗争的一块阵地。

无法避免的结局

1930年，受“左”倾路线影响，红十四军中有人提出了“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而此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驻黄桥的“剿共总指挥部”所属部队为主力，纠集了横巷、卢港、卢庄、季家市、西来庵等地的驻军，总兵力达数千人，向红十四军扑来。

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7月29日，通海特委召开一师和地方党组织联席会议，决定在黄桥实行“总暴动”，错误地认为这是“江北革命政权和反革命政权的最后决战”。由于叛徒的出卖，腹背受敌，“八三”黄桥总暴动失败了，红十四军一师一蹶不振。不久，活动在如泰地区达7个月的红十四军第一师宣告解散。与此同时，活动在通海地区的红十四军二师也遭受失败。

红十四军的失败，正如这个时期绝大多数苏区和红军遭受的损失一样，是整个革命过程艰难曲折的反映，究其原因，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上，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特别是由于通海如泰处于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国民党自然便于调集兵力，就近组织“包剿”。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红十四军的反动武装，包括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在内不下万余人，无论在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都大大超过红十四军；而主观上，除了缺乏战斗经验，主要还是三次“左”倾路线的危害：一是地区领导者“不顾环境，一暴了事”，使初期的农民运动遭到挫折；二是地区领导者给红军提出了力不胜任的任务，又在游击区实行了若干“左”的政策，加上其他错误，使红十四军遭到失败；三是当地干部群众的斗争十分英勇，但采取了不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斗争方式，使恢复工作遭到新的严重损失。

　　红十四军从成长到失败，虽然仅有7个月的短暂时间，但在江海大地上播下了绵延不绝的革命火种，其历史光辉没有泯灭。2000多名红军战士，坚持抗击万余国民党主力进攻达3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分散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并将党的影响深深地扎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间，建起了血肉之情。同时，也使通海、如泰地区的党和人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训，正如毛泽东所言：“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责任编辑：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