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下查埠中学

张艳国

我的母校下查埠中学

作者：张艳国

我上高中的母校，当时全称是沔阳县下查埠高中。那时的高中与初中是分办的，初中在高中正东面约500米，与下查埠小学相比邻。两所中学都处在仙西公路（仙桃—西流河）旁，这条公路是一条县级公路，由于是沙石路，它勉强可以承载每天早上 、中午各一次的交通车（大客车），晴天汽车过后尘土飞扬，雨天道路漓淋难行。初中比高中更有进城的便利，车站正好选在初中大门的对面。由于人多车少，每当车到站时，就会人潮涌动，挤破头似的往车上挤，挤不上车的老弱病幼只好扶老携幼步行进城。这充分暴露了那时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弱点。高中坐北朝南，与分洪堤下查埠段的堤脚相连相依。也就是说，高中背靠下查埠分洪大堤，面向仙西公路，左右两边分别是下查埠街道和新建（周滩）村的农田农舍。学校占地约120亩，内乘比较寥阔。从学校大门往纵深看，大体是四进式：进门左右第一列是高一班、高二平行班，第二列是操场、大礼堂和高二文理科重点班，第三列是学生宿舍和食堂，第四列是教师宿舍。在学生宿舍与教师宿舍之间，距离大约有三百米的空地，先是一条小河，河里养鱼，继而是大片空地种菜，为师生提供四季菜蔬。校园四方四正，清洁卫生，井井有条。

下查埠中学有三件宝，都集中在进门口附近。进校的左边是门卫室，门卫的后面有一颗大杨树，树上挂着一口大铁钟。清晨起床、晚上熄灯休息、上课下课的钟声，全赖这口大钟的贡献，几十年如一日，人们习惯了钟声。钟声按时响彻方圆几十里，清脆悦耳。有钟声的地方，必有读书人。古人讲晨钟暮鼓，这里有真实的体验。进校的右边是医务室，这里因胡医生而忙碌，每天校内校外的病人有秩序地川流不断，当然更多的是校外病人，除了外科手术不能接诊之外，胡医生都耐心医治。胡医生医德好，求诊的病人无论经济状况如何，不论身份差异，他都同情病人，认真看病，使病人感到温暖；他医术高，经他诊疗，都能妙手回春，医到病除，而且往往不用很多药，不花很多钱，就能解除病人病痛。据我父亲说，他八六年秋季因脑溢血英年早逝时，为他送葬的人万人空巷，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他。我的鼻炎顽疾就是经他三颗药丸医好的；我上大学时患上咽喉炎，跑了一年多的上海大医院，吃药打针无数也没医好，心理负担极重，还是暑假期间经他诊疗治好的，他说病因是水土不服，缺少地黄素。正对门是一方宣传橱窗，用水泥墙做成。橱窗内除了教学管理信息、公告、布告外，主要吸引人的是光荣榜。光荣榜有两项内容：一是固化一年的的高考录取名单，主要是考取全国重点大学的上年学生名单，用以激励在校学生；二是获得省级地级县级教学荣誉榜，师生拼搏的成绩都在这张榜单上，成为教师学生教学的标杆。大铁钟、胡医生、宣传栏，是学校的三件宝、传家宝，至今还印刻在学校校友周边村民的印记里，感染教育了无数人。

下查埠高中建立于1956年秋，是当时沔阳县政府确立的四所重点高中之一。从处于县城的沔阳中学，到别处乡镇的沔城中学、彭场中学、下查埠中学，约定俗成，分别称为一中、二中、三中和四中。我读高中那会儿，人们都称母校为“四中”，很少称其大名下查埠中学。据我父辈讲，建中学那时，由于政府经济力量有限，除了主体工程如大礼堂、教室和寝室是由政府统筹建设而外，场地，厕所和墙院等小型设施，则是由学生勤工俭学、附近社员自愿帮建的。学校建设体现了那时的时代内容和特色。2009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少子化，加上城市化发展迅速，家长习惯于将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导致下查埠高中生源不足，于是，仙桃市政府决定撤销这所具有五十多年历史、教育文化内涵丰富的中学。五十多年来，下查埠高中享有地方办学美誉，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有用人才，培养了一大批在家长学生心目中具有崇高位置的教育家。毕业于下查埠高中的校友，总是把母校自觉地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于中学撤销的消息感到“很震惊”。说实话，当初我听到撤校的消息时，既感到不可置信，又感到我的精神家园散了，此后，在很长时间内都显得十分失落。

我读下查埠高中时，要比我的哥哥姐姐幸运得多！我上高中的1980年，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新恢复的高考不仅成为基础教育的重点和“特宝儿”，而且成为全社会的热点。那时的下查埠高中，由于是县重点中学，师资雄厚，学风极好，升学率高，所以倍受追捧，全校内都有学生通过各种关系迁入读书。我考入下查埠高中，充满了荣誉感崇高感和人生自信。我对未来的憧憬就是从上高中开始的，这里是我的人生起点站。

我上高一的时候，不分科，但是分快班、次快班和平行班。毕方钧老师教我们语文，也当班主任。她是妈妈式老师，既对我们要求严，也对我们很慈爱。晚自习她是每天必来，对于住校生舒寒问暖，经常进行室访，学生们熟睡后，被子被掀落地上，深夜被毕老师无数次地捡起、给学生捂好。我因家在学校周边，没有住校。但这些故事由住校生同学及其家长讲，广为传布，十分感人。我在毕老师班上读，毕老师一双儿女何静何光初三在我父亲班上读。父辈们很熟识。虽然毕老师很喜欢我，但我对她还是很敬畏的。教我们数学的李积善老师、化学的刘源久老师、物理的彭桂香老师、外语的陈耿华老师都很负责，受到学生的敬爱。特别是陈耿华老师教我们英语，采取互动式教学，寓教于乐，令人难忘。他的儿子陈朝晖197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学习追赶的榜样，后来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与朝晖兄多有交谊，收获良多。我在上高一的时候，虽然时常听到老师在课余传导的的高考信息，但毕竟没有切身的紧迫感和学习压力。

转眼到了高二，紧张感压力感转瞬即至。我根据学科兴趣和特长，选择了文科。说是选择，其实是情不得已，我的数学短腿，只能弃理从文。高考的任务和目标就在眼前，人生的选择和发展就是如此现实，每位同学在老师的学习动员和考试要求下，显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而严阵以待，认真投入其中。

我们的班主任是教我们数学的刘新忠老师，他毕业于荆州师专，也是我的堂表兄。多亏了他，一年备考的时间，他为我付出真多！在设计教学、复习上，他从我的基础起点开始，下晚自习以后，每天坚持给我补习一小时，从初一的数学教材内容开始，他有针对性地给我设计练习题。他反复讲，我反复做，他批改后还提示经验性意见。尽管这一年他对我批评很多，有时甚至是严厉批评，从面情上让人受不了，但他那都是为我好，为了我进步有一个扎实的起点，能够顺利通过高考，考上称心如意的重点大学。最后，我的高考数学成绩在满分120分中获得了66分，足以支撑我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这与他的辛劳是分不开的。记得当时预估分后，新忠哥就高兴兴奋地说，只要艳国的数学成绩考过60分，上全国重点大学的机会就跑也跑不掉！他的这份无私的师者情怀，一直镌刻在我的脑际，成为珍藏版滋养着我的师德。

教我们语文的先后换了几位老师，依次有沈兴邦老师、张占山老师、曾强日老师。沈老师自学成才，在语文界影响很大。他常在《湖北教育》上发表文章，每有作品发表，他都会在班上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地念给我们听。他的成功喜悦给我播下了努力奋斗、奋发成功的种子。沈老师只给我们第一学期上了不长的时间，不久后就调到了荆州东方红中学，我们都依依不舍。沈老师虽然给我们教学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父亲一得知他给他我们上语文课时，就高兴的不得了，对我母亲说，这太好了，我儿语文可以有一个大进步了；当他得知沈老师调离的消息时，他向我掩饰了他内心深处的失落，给我做思想工作，怕我有情绪波动，反复说，人员变动，调整老师是正常的事情，只要你认真学习，方法得当，一样可以考出高分来。沈老师对于古文课十分重视，强调在背诵基础上的理解，要求我们每篇都要熟读能背。刚开学后不久，我因为与同学说小话走神了，没听到沈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背诵《岳阳楼记》，导致次日早读时出了洋相。沈老师检查我背书情况，天哪！我哪里背得出？头天不知道语文作业内容，回家后做了别的作业，头脑里对于《岳阳楼记》是一头雾水啊。沈老师拿起教鞭，在我左手心看是轻轻却是很疼地打了三下，说道，这下可长记性了，不会忘记作业了！不认真背书，怎能考上大学？！当天晚上，我母亲捏着我红肿的小手，她疼在心里，却没有一丝护短的表情，她二话没说，带上十个鸡蛋与我一道到沈老师家里，感谢沈老师严格教育。从此以后，我按照沈老师的教导，读书背书，达到了过目成诵的水平和效率。从此我体会到，记忆是练出来的，没有生而优异者。张占山老师重视作文，除了讲各种体裁的作文及其写法外，强调匠心独运，即构思的功夫。他喜欢将同学中的好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念，激发同学们你追我赶开动脑筋的上进心。曾强日老师上语文课重视字词句，他上课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每不忘带上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他说语文的基础是字词句，认字用词造句是文科生的基本功。曾老师讲课嗓音洪亮，精力充沛。他的女儿曾华芳，与我是本班同学，坐在前后排。直到现在，我重视遣词造句，喜欢写作，与我高中时几位语文老师的教诲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教我们历史的是杨启明老师，他出身不好，受此影响，曲阜师院历史系毕业后就回乡任教。他满腹经纶，而又显得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的教法当时在我看来，简单易行，甚至是最偷懒的办法。就是在课本上画重点，让我们熟读熟记重点。一学期后，让我们反复做题，包括各种题型。现在看来，杨老师深得应试教育精髓，熟悉考试内容，掌握答题方法，就可以获得高分。当年，我的历史高考分名列全省第二，是名副其实的高分。事有凑巧，当年历史高考全省成绩第一二名者，在大学四年后，工作又都到了同一个单位。熊剑波，他是当年湖北省历史课高考成绩第一名，高中毕业于武汉六中（武汉市重点中学），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夏季毕业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们同在一个院子上班，经常交流切磋。我当年报考历史专业，与杨老师的建议是密不可分的。杨老师教我们掌握历史知识，考出好成绩，使我喜欢上了历史。

教我们地理的是肖道明老师，他毕业于襄阳师专史地系，与杨老师一样，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在这个教学团队也是最年长的老师。他的女儿肖庆衡随我父亲读初三语文。当时他已年近花甲，满头华发。肖老师在五七年倒霉，在文革中受尽凌辱，但他没有沉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以极好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工作中，他在讲课中总是乐呵呵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肖老师面善，但对我们要求极严。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一直都记得：“考大学的跟我来，不考大学的回家修补地球去！”由此可见，肖老师甘当人梯，服务学生高考的决心和信心究竟有多大！肖老师每晚喜欢小酌两杯，但他不胜酒力，晚自习来教室中督察学生后座下，会低头小憩一会儿，这时，他的银发映照脸堂的红晕，十分慈祥。

教我们政治课的是傅超华老师，他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教系，是学校老师中学历最高文凭最硬的老师。他的一双儿女傅国涛、傅明秀与我同一个班，我们是同学。傅明秀坐在我前一排，我课中疲劳了打瞌睡时，我就会撩拨她的马尾辫，以引起她的反应，达到驱赶瞌睡虫的目的。傅老师对于教材烂熟于心，滚瓜烂熟，达到了背诵的程度。他从“世界是物质，物质是运动”的内容讲到时事政治，从来不看教材和备课本。而对于运用原理解剖案例，傅老师又为我们制订了谈原理、讲道理、说体会的三部曲格式，使我们在高考中取得政治课考试成功。

在高中二年级阶段，我的学习是紧张的，考试是频繁的，身体是疲劳的，尽管如此，精神还是饱满亢奋的，战胜困难的决心、取得高考成功的信心却是满满的。离开母校四十年一路走来，现在回头看，我能够取得高考成功，除了父母的支持付出之外，最关键的因素是母校，母校的好老师耐心教认真教，母校的好环境润物无声的孵化培育，促使人人上进，个个追赶。

高考使我有一个脱胎换骨地改变，会自主学习，会开动脑筋，会举一反三，会同情共感，会观察体会；母校使我懂得人生的起点和奋斗的方向，使我懂得我从哪里来将要走向何方，使我懂得爱和感恩，使我懂得共同体的温暖和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我永远感激我的母校下查埠中学，永远感激培养教育我的一大批好老师，永远感激与我一路同行的好同学！

四十年过去了，母校下查埠中学，一直令我魂牵梦绕，令我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