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华年流水——我在沙汀联中的日子里

明月清风

1980年，师范毕业前夕，三爷爷对我说，他跟我们学校校长是多年的老朋友，如果需要，分配的事，他可以专门去找校长给帮忙说句话，问我想去哪儿。 我那时真菜，人家都求亲告友千方百计留在县城，而我的要求只有一个：离家近点就行。 这条件太好满足了。于是，我很容易地被分配到离我们家十几里路远的葛沟公社沙汀联中，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临走那天，母亲突然对正在收拾行装的我说：“沙汀自古出美女啊。” 我一愣：什么意思？莫非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母亲就把找儿媳的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笑笑，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沙汀，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它让我联想到苏轼的一句诗：“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一个有着3000多口人的大村子，中间有条小河，河水清澈，从村东北蜿蜒流向西南，自然把村子分成河南河北两部分。 我去的学校就坐落在河北一条东西路的路边，在村子的最西部，东靠农舍，南、北、西都是庄稼地。 学校没有正规的大门，朝南敞开着。西边原来有墙，现在都坍塌得只剩了根基。院子不小，一进门就是操场，偏西点有几间教室，孤零零坐落那儿；其他几口教室在院子的最北边，也都是平房。院子正中有一条土路，路西是很大的一片菜园，里面种了许多青菜；路东又有三排平房，最前面的五间房子是办公室，分别是语文、数理化和校长办公室（没有英语学科，据说原来唯一的一名英语教师在我到来之前就因为跟校长闹矛盾走了，小学科都由主科教师兼任）；中间一排是茶水房、伙房和一间教师宿舍，西边的山墙上镶着一盏路灯，没有灯泡，只有一个圆形的灯罩还挑在那儿，那时学校没有通电，不知啥时按的路灯（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我们村通上电以后，我把这挂在那儿纯属摆设的灯罩拿到我家用了，也算公物私用吧）；最后排是一对双职工教师和孩子们的住房。 我刚去报道时，接待我的是一位负责教学的主任。他看完我的介绍信说，他刚刚把各个班级的班主任安排完，我来了，又是一位难得的年轻公办教师，他要重新调整一下，让我也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好拿到每个月5元钱的班主任费。 初来窄到，他就对我这么好，我对他的热情与友善表示感谢。 主任又说，他的宿舍在后面学生教室的中间，他一人住在里面，晚上没人说话很寂寞，正好那里有张闲床，希望我能跟他住一屋。 我很爽快地把简单的行李卷拿了过去。 主任中等身材，皮肤很白，面庞清秀，两颊还泛着些微红韵，显得有点文弱，我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他是女人，一定是个男人都喜欢的小家碧玉。 他的嘴里经常衔着弯把的黑塑料烟袋，习惯先深吸一口，然后一边往外吐烟一边说话。宿舍里常常烟雾缭绕。 看得出，我答应跟他一起住，他很高兴，不时问我一些问题。听说我手腕上戴着的那块北京牌手表是我姑父送给我的后，他先是露出一丝意外的表情，然后说你姑父对你真好。 我想，他是不是觉得我刚参加工作就有了手表有点奢侈了？要知道那时要买一块手表得花掉一个人几个月的工资，很多拖家带口的老教师参加工作多年都舍不得买。 一个多星期后，校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说，那位主任有肝病，老师们都没人愿意与他住一屋，你刚来不了解情况，作为领导我必须让你知道。他还说，他已经跟吴老师说好了，让我搬到他那儿住。 我吃了一惊，对他表示感谢的同时，马上又想到了那位主任，心里五味杂陈。　　那天晚上，我和主任聊天的时候，顺便找了个理由说，我有失眠的毛病，宿舍夹在两口教室之间，学生每天吵吵闹闹，弄得我休息不好，上班时间经常犯困。我问过吴老师了，他的宿舍离学生教室较远，那里安静，我想搬到他那儿住。　　主任显然有点意外，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但他没再说什么，点了点头。　　我突然有些愧疚，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感到有点辜负了他的热情。　　但我还是搬到了伙房东边吴老师的宿舍。 1980年刚刚分配到沙汀联中时 作者特意到葛沟照相馆拍照留念 　　吴老师名叫吴佃会，四十左右年纪，与那位主任相反，他身材高大魁梧，长脸，皮肤很黑。 他很健谈，从聊天中我慢慢知道，他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儿一女；妻子很漂亮，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家庭生活很幸福。 他还跟我透露说，与妻子谈恋爱那阵子，他天天想着未婚妻，在一群叽叽喳喳说话的姑娘媳妇当中，他老远就能分辨出哪个是妻子的声音。 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好奇妙啊！ 吴老师也爱抽烟，不过他抽的是烟卷。每次吃完饭，他都要点着一根香烟，有时也让我抽。我那时虽然没有烟瘾，偶尔也接过来抽上一支。 学校近二十位教师中，有十几位是民办教师，本村的教师都回家吃饭，外村的教师早晨从家里吃完饭来到学校，中午带点饭在学校里吃；几位公办教师也有从家里带饭来的，起先还去伙房买菜吃，不知从啥时候起，常在伙房里吃饭的只剩下我和吴老师两个人了。 那时每个月我俩都要拿着粮本到公社粮库里买来一袋面粉，带到学校里。 伙房师傅是位退伍军人，姓程，名存增，三十多岁，个不高，瘦瘦的，人很和善，在我的印象里，他经常穿一身当兵时的绿军装。 隔几天，程师傅就从我俩的面袋里称出几斤面粉放到一起蒸馒头，蒸一次我们就要吃好几天。菜园里有菜的时候，我们现吃现采摘，没有合适的，我就负责到集市上采购，顺带着买些猪肉。 每次吃饭前，程师傅都要先问我俩这顿吃什么菜，然后才去炒。 那时我年轻，吴老师个子又大，我们都很能吃，特别是吃水饺的时候，常常是吃完后一个也不剩，但谁都不说够还是不够。 连两个人的水饺都包不够吃的，这样几次之后，程师傅似乎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又一次吃水饺的时候，程师傅狠狠心，从每人的面袋里各称出二斤干面，下了满满一大锅水饺。这次我们没能吃完，但剩下的也不是很多。 程师傅感叹说，这些水饺足够我们全家五口人吃一顿的了。 我们学校的西边有一片坟地，树木很多，杂草丛生，人迹罕至。每到下午，那里就有很多鸟儿聚集在一起啁啾鸣叫。 常常在下午放了学之后，吴老师就拿着五六把铁锚去那里逮鸟，我知道今晚我们又要改善生活了。 果然，几个小时后，吴老师提着铁锚回来了，每个铁锚上面都有一只被夹死的肥鸟，有鹌鹑，有野鸡等等。 程师傅把这些不幸的鸟儿拿到伙房里，先拔净毛，然后开膛破肚剁成块，放进油锅里炒上一会，然后再放入葱姜花椒及青辣椒，再翻炒几下，很快，一盘散发着浓浓香味的野禽肉就端上了饭桌。 我们都是一边品美酒，一边享受这难得的美味佳肴。 每到这时，吴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宁吃飞禽四两，不吃猪肉一斤。” 在民办教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成吾老师，张老师那时四十多岁，人很瘦，满脸憔悴，一笑脸上现出很多皱纹，但那双大眼睛仍透露出他的睿智与年轻时的英气，他说话有点轻微的口吃，冬天常把两手抄在袄的袖筒里。 据说他年轻时考取了西安军事学院，跟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是同班同学（不过，这信息张老师从未正面印证过；后来我从网上搜了一下，也没见到林豆豆在那儿读过书的消息。或许，这仅是个“据说”而已？），村里人为出了这样一个大学生感到骄傲。谁料大三的时候他的神经出了问题，不得不退学回家了，大家都为他惋惜。　　村干部爱惜人才，就把他推荐给公社教育组，教育组就把他给安排到本村中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我去了以后，张老师经常跟我聊天，他从不说自己上大学的事情，我想，虽然他性格豁达，但病退辍学可能是他埋藏心底一个永远的痛。 我很少见到张老师备课，他总是在课前几分钟内把要讲的内容匆匆看上一遍，然后提着书本踏着铃声走进教室，他两手按在讲桌上，微笑着环视一周，才声音缓慢、条理清晰地开始讲课。 他课讲得很好，但很少提问学生，调皮的男孩都不怕他。　　他似乎很喜欢苏轼（这一点又与他随遇而安的性格有关），尤其对他的《蝶恋花·春景》词情有独钟，不时莫名地吟诵出“天涯何处无芳草”、“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多情却被无情恼”之类的句子。 他爱看报纸，学校给老师订的报纸送来后总是放到语文办公室，张老师教数学，每听到邮递员送来报纸了，他都要跑过来看，一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来精神食粮了”。 在我的记忆里，很少见到张老师有坐着的时候。每次拿过报纸，他都或站着看，或边溜达边看，不管多长时间，他就是不肯坐下。　　他关心时事，爱看《参开消息》；也喜欢文学作品，并且情感容易投入。　　有一段时间，报纸上连载李宏林以叶群为儿女选妃选驸马为题材创作的纪实小说《大海作证》和《星星作证》，张老师看得很上瘾，一期都不落下。每看完一期，他都要为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担忧，口里念叨着他们的名字：“帅气的于海波啊！”“漂亮的艾小星哟！” 1982年作者（前排右三） 与所教初三一班师生合影 　　沙汀村大人多，村子里经常发生一些稀奇有趣的故事。民办教师多数是本村的，大都姓程，每当课余时间，他们都要讲一些村民的逸闻趣事。 说河南有一个小伙子，娘俩过日子，不擅农事，地种得一塌糊涂，家境比较贫寒，三十多岁了也没说上媳妇。但他好玩，又稍通文墨，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二胡拉得也不错。 那时农村缺少文化娱乐，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说书的老唱本，白天，别人下地干活，他在家里看书；晚上，他就在村子的空闲地里边拉边唱说书给村里人听。 听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还引得四邻村里的人都跑来听。其中就有一位漂亮姑娘听迷了，几乎每晚都来听他说书。谁都没有想到，慢慢地，姑娘从迷上书到迷上说书人，后来竟答应愿意嫁给他。 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啊！小伙子喜得三天都没睡着觉。 结婚后，小伙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突然变得勤快起来，小两口日子也越过越好。 结婚的第二年，女人为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媳妇生孩子也没去医院，就找本村的一个老婆婆给接的生，从老婆感觉肚子疼到孩子出生，总共只用了两个多小时。 小伙子很兴奋，给孩子起名“省事”。 第二胎，又是一个男孩，小伙子高兴地抱过孩子一看，孩子是兔唇。 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当即给孩子起名“窝囊”。 过年了，他挥笔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家大门上： “省事窝囊都是男，再有一女方称心”，横批是“多多益善”。 万没想到女人的肚子偏偏不按丈夫的希望去生产，到狠狠地满足了对联横批的指标，又一股脑儿为他生下了五个儿子。 这么多孩子，男孩又能吃，家里的日子难免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小伙子压力很大，沧桑了许多，他常常在人面前自嘲：天上七仙女，我家七头猪。 在办公室前面，有一棵很粗的梧桐树，估计也有十年左右树龄，树冠很大，遮天蔽日，办公室里很少见到阳光。 校长决定，把树杀了，每个公办教师拿出一些钱来，送到村里一个木工家里，给每人做了一个箱子。 我都忘记那么大一个木箱，我是怎么用自行车带到家里去的。 至今，母亲还在用那木箱盛衣服。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感到左腿麻木疼痛，就到乡镇医院看，大夫诊断说，你是坐骨神经痛，不用吃药，打打针看看吧，就开了几盒针剂让我拿回去打。 我正愁让谁给打啊？有老师介绍说，有位小学老师的父亲是医生，他家离学校不远，可以让他给打。那位小学老师就带着我去见了他的父亲。 于是，每天下午，我都拿着针剂去找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医生给打针；二十多天后，我惊喜地发现，我的腿不疼了。 我很感激那位老中医，就买了点东西去感谢他。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收，很真诚地说，你和我儿子是同事，药又是你自己带来的，我只是用一点点时间给你打上，庄户人的时间又不用花钱，我怎么好收你的东西呢？ 我过意不去，趁他给别人看病不注意，悄悄把东西放在他的门后，偷偷地溜了出去。 　　1983年作者（二排右二）与所教五年级 一班师生合影（二排右四为吴佃会老师） 　　来到沙汀后，大多数时间我都宅在学校里，很少到村里转悠，也就一直没见到过多漂亮的女人。 谁知半年后一次去商店买东西时的意外发现，让我马上又记起了母亲曾经说过的话。 刚见到那位女孩的时候，看到的是她转过身给顾客拿商品时的侧影，只感到她的皮肤很白；当她转过来身来的刹那，我突然被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给震撼到了，脑海里瞬间蹦出了六个字——“水汪汪、会说话”，随即又想到了《老残游记》里描写王小玉眼睛的那段文字：“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 ——那是一双摄人心魂的眼睛啊！ 我只能在心里像大观园里的宝玉那样感叹，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样人上之人来！ 说来您可能不信，直到现在，我再未见过有哪个女孩的眼睛能够美得过她。 心动了吗？你懂的。面对这样一位神仙般的女孩，哪个男孩能不春水泛滥？但那时的我，卑微的身份、年少的羞涩和腼腆的性格，是万不敢向人启齿的，也只是心动而已。那是天上星星，我辈只能仰望。 参加工作不久，我先是买了一辆千里马牌自行车，骑了一段时间，总觉得是杂牌车，不太满意。后来，母亲又托在河北当兵的表舅给我买了一辆金鹿牌自行车（那时凤凰永久等名牌自行车一般人是买不到的，金鹿车也要凭票买），先用火车托运到益都（现青州）火车站，我二舅再坐车到那儿骑了回来。那辆替下来的“千里马”就给二舅骑了。 尽管不是名牌，但这是我的第一辆新车啊，我很爱惜，生怕有磕碰磨损，特意买来蓝色的塑料带，花两个多小时把车架子仔仔细细缠裹起来。 从我家到学校，十几里全是土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有一段近二里的路是爬坡的岭地，晴天还好，每到下雨我就犯愁。骑着自行车走不多远，车轮和车瓦之间就塞满了黏泥，车子走不动了，只好下来推着走，还是不行；就到路边找根木棍往外抠泥，骑上再走；走不几步，车里重新塞满了泥，只好再次下车抠泥。 这样走走停停多次，有几次等我满身大汗到达学校的时候，上课铃早已敲过，我急忙拿起课本，带着满身泥匆匆走进教室…… 刚分配时我的基本工资加上副食品补贴，每个月总共才拿到35.5元。 尽管工资不高，但作为一个电影和文学爱好者，我每个月还是拿出10元左右的钱先后订阅过《大众电影》、《电影故事》、《电影画报》、《小说选刊》和《青年文学》等刊物。 我还多次在周六放学后，一个人骑自行车到离学校十几里路远的莒南县石涟子书店买书，现在我书橱里的好几套古典名著就是从那儿买来的。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创作了一篇属于“伤痕文学”类的小说《命运》。 稿子在几位老师之间传阅了一圈后，我怀着好奇和忐忑的心情来到邮局，微微有些颤抖的手把那个装着稿件的大信封郑重地投进了绿色邮筒。 那时，杂志社非常尊重创作者的劳动，不像现在这样，稿件只要不被采用，大都泥牛入海。 一个月多后，我收到了杂志社的退稿，还附有一封退稿信，内容大致是来稿已阅，不拟采用，希望努力创作、继续投稿之类的话。 这毕竟是我半个多月心血的结晶，或是敝帚自珍吧，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篇退回来的处女作原稿。 今天再拿出来读那篇小说，我都很佩服自己那时初生牛犊的勇气，小说中许多当时自以为得意的情节都显得生硬，语言稚嫩，有些地方给人以堆砌辞藻之感。 我来学校的第二年，学校又分配来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李贞琴，张老师背后称她“密斯李”。 李老师身材苗条，说话时爱笑。她是我师范上一届同学的女朋友，又带我班生物课，我们之间交流自然比较多。她来了，伙房里吃饭的队伍又增加了一个人。 后来，我买来毛线，让热心的李老师给打了一件毛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上毛衣，这件毛衣我穿了近十年，直到结婚后妻子给我打了一件新毛衣才替换掉它。 我刚来学校时接手的是初二的一个班，这个班的班主任原来是一位民办教师，由于农村人对孩子上学不够重视，学生流失严重，到我接手时，班里只有二十几名学生。 为了防止继续流失，校长让我到每个学生家里家访。怕我没经验，第一次家访时校长让吴老师陪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一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家。听说是来家访的，学生的妈妈忙躲了起来，让奶奶出来接待我们。看来对儿子的学习妈妈是不管事的，一切都是奶奶说了算。奶奶满脸沧桑，是个见多识广的老人，吸烟，说话声音很粗，像个男人。她对孙子的性格、学习如数家珍，只是家里生活状况不好，孩子又多，对这位孙子的学习也不抱多大希望。 我们谈话时，那位学生一直躲在角落里低着头悄无声息地听着，听到奶奶打算让他辍学的话时，他突然抬起了头，眼睛里顿时盈满了泪水，他看看奶奶，再看向我。 这一刻，从他的眼神里我读到的是无助、绝望和满满的祈求，我的心被这双眼睛刺痛了：多么无辜的孩子啊，他不是不愿读书，不是学习不好，而贫困的家庭却要剥夺掉他正常学习的权利，这是多么无情的现实啊！ 我们决心说服奶奶，救救这孩子。我和吴老师从孩子将来的前途、学校的措施和我们的决心等方面向奶奶讲道理，作了半天的工作，最后她答应只要孩子还愿意上，他们家长不再拖后腿。 我看到，送我们出来时，孩子有些发黄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用一周的时间，对二十多名学生挨个进行了家访。 我感到跟家长们越来越有话可说了，说出的话越来越有说服力了，家访效果也越来越好，我对这个班充满了希望。 初三毕业升学时，我班学生考出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我被评为县教育系统先进教师，出席了县文教卫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送走毕业班后，1982年，学校结束了招收初中的历史，由“沙汀联中”改成了“沙汀联小”，我又担任了新来的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 这一段时间，吴老师把他的儿子从老家接来上五年级，他说，孩子放在自己班里不好管理，就把儿子放在了我的班里。 儿子可能是随妈妈吧，与爸爸相反，他的皮肤特别白，长得眉清目秀的，像个女孩。 吴老师对孩子特别严格。儿子长得清秀，字却狂放，又大又撩草。每次写作业，吴老师都要求儿子一笔一划，写完他检查，不行就撕掉重写，偶尔还动手敲打几下儿子。有时儿子要返工好几次，直到夜很晚了才能过关，直到爸爸满意为止。 与吴老师文文静静的儿子一起来上学的还有另外两位老师虎头虎脑的儿子。每到下午放学后，三个男孩就玩到一起，嘻嘻哈哈，吵吵闹闹的，让空旷寂寞的校园充满生机。 学校里没有音乐老师，从不上音乐课。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个别有点儿音乐细胞的班主任只好亲自出马，偶尔教学生唱支自己会唱的老歌。 我是学校当时最年轻的公办教师，自然不甘落后啊。 学校里有一台手摇唱片机，但是没有唱片。我就借到临沂的机会买来几张塑料唱片。我先从唱片机上听，学会几首歌后，就到教室里教学生唱了，我戏称这叫“现学现卖“。 我让学生把唱片机和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抬到教室里；我先动手给唱片机上满弦，再放上唱片让学生听几遍要教唱的歌曲；在学生听歌的时候，我把歌词写在黑板上；然后就一边弹琴，一边开始教唱。 记得当时教的歌曲有流行歌手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幸福不是毛毛雨》，还有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的《战士的第二故乡》等。 同学们都很好奇我竟然能弹琴，但他们哪里知道，那时的我连指法都不懂，我是标准的“乱弹琴”啊。 时光悄悄流逝，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打发着。 有一次，乡里送信的邮递员小刘又来到了学校，放下报纸杂志和信件后，或许是感觉时间还早吧，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跟我聊起了天。他以惋惜和不解的口气问我，当初为啥不想法留在县城而来到这个偏僻的乡村学校里？你打算一辈子就生活在这里？ 在这之前，我感到一切都是正常的，从没想过这个问题，面对他的疑问，我竟无言以对。 他走后，我第一次考虑起自己将来的前途。 有一次，李老师对我说，她的男朋友现在又到临沂教育学院进修学习了，毕业后按专科学历待遇，问我为啥不去报名试试。 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好多同学都是通过进修拿到了大专学历，有些原来在农村的也通过这个途径毕业后而另行分配到县城中学了。 我恍然觉得这几年自己就是一只井底之蛙，暗笑自己的孤陋寡闻和不思进取。 那年的暑假，我报考了临沂教育学院中文进修班，顺利拿到了入学通知书。 1983年，我告别了生活了三年的沙汀联中，我的人生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生活是个万花筒，有好多偶然性。一个善意的提醒，让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如果没有这个提醒，我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呢？ 一转眼，我离开沙汀联中已近四十年了。 我常常想起那所学校，在那儿，我结识了许多可亲可敬的人，那儿曾经洒下过我青春的汗水，留下过我许多或温馨或美好的记忆。 感谢你，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驿站——沙汀联中。 感谢你们，我曾经认识过的沙汀联中的每一个人！ 202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