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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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读书，与书有缘。因为读书，幸而有缘。

一
我的第一本书已不记得书名。那是一本正宗进口的外文连环画书。绿色封面大开本的硬皮书。
送我书的是爸爸的同事斯乔巴叔叔。
斯乔巴叔叔姓辛，南方人。解放前的大学生。他在学校教英语。后来全面苏化，他改教俄语。

那年代人们开始时眼观“吉普”，追求“摩登”，然后又满街“布拉吉”，夸赞“哈拉少”。斯乔巴叔叔作为外语老师有个“外国名”顺理成章。至于源于英语还是俄语我就无从考证了。
大约是四五岁时，妈妈整天忙着照料妹妹，常常光顾我家对我喜爱有加的斯乔巴叔叔带我去了趟中山路。
在靠近中山路的一处鞋店门口的高台上摆放着一只超大鞋子模型。模型大到超过一辆童车。斯乔巴叔叔要把我放到鞋子里。我怯生生不知所措。模型太高，身材不高的斯乔巴叔叔费了很大劲才把我举上去。他还一个劲的让我在鞋子里躺下。

我当时是不是吓哭了也不记得了，但是等到斯乔巴叔叔抱我下来后，我就忽然变得得意起来了。从那以后无论和爸爸妈妈还是别的什么人一起来到此处我都兴高采烈地炫耀我躺进大鞋里的经历。即使大鞋模型消失以后很久很久，我还不停炫耀。也就因此，使我牢牢记住这次经历。
那次中山路之行除了吃好东西，就是斯乔巴叔叔给我买了那本外国连环画书。
这本书成了我和妹妹的启蒙读物。书中故事早已模糊，隐约记得是小红帽大灰狼一类。每晚睡前翻阅这本书，不识外语的妈妈总是指着画中小主人以一句“从前有个小巴布（当然还是她家乡口音）......”。 妈妈嘴里的“巴布”从何而来，我从未想过。直到上了年纪，眼界开阔，见识了“芭比娃娃”，知道了黄晓明太太叫Baby以后，忽然悟出原来妈妈解说的巴布应该正是这个Baby。
后来，绿皮连环画不知所踪，送书给我的斯乔巴叔叔也不知去了哪里。
直到爸爸去世前我陪床有了聊天的时间，这才知道斯乔巴叔叔和爸爸先后又调到了同一所中学。斯乔巴叔叔像好多知识分子那样命运坎坷，他很晚才结了婚，进入一个家庭，成了好几个孩子的继父。再后来我又听说，那家男主人平反昭雪又回来了，斯乔巴叔叔就离开了。
退休后，斯乔巴叔叔孑然南归。我为再未见到斯乔巴叔叔心生遗憾。
事有凑巧。我的一个从初中到高中的老同学结婚娶了一位大美女。闲聊时得知同学太太竟然就是当年斯乔巴叔叔的继女。美女太太提起斯乔巴叔叔大加赞扬。同学也说：“我几次都提醒我太太到上海时一定要去看望辛叔叔。”多么有情有义的好人啊。
一本书勾连着的我的牵挂总算有了着落，也算是有缘。

二
四年级开学不久，大队辅导员赵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带领约十个同学去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义务劳动。
我们按照要求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去了上海路6号的图书馆。
一个姓谭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并安排了任务。我们打扫卫生，又整理了书籍报纸。到末了，谭老师结束了我们的工作，却又小声对我说：“下礼拜六你自己来。”
我觉得挺奇怪，但也没敢多问。第二周我如约而至。
修补连环画册。没错，那时图书馆借阅小人书。
稍微熟悉之后，谭老师告诉我人多太乱，影响读者。所以不需要用太多人。为什么选我留下，我没问，她也没说。
进一步熟悉以后，谭老师告诉我说，我们赵老师是个舞迷，老是来索要文化宫周末交谊舞会场门票。于是就有了我们作义工的“交易”。
虽然我成了交易筹码，但是对我来说并非坏事。谭老师说你走的时候拿10本小人书回去看吧，20本也可以。下礼拜六带回来就行了。
带回家的小人书妹妹抢着看，爸爸妈妈也翻看起来。那时我看的书大都是爸爸在学校图书馆借的，但是中学图书馆是没有小人书的。
从那以后我也可以自己借书看了。
在工人文化宫图书馆还有一个挺特殊的活，那就是大部头的书拆分。记得着的有《苦菜花》、《三家巷》、《敌后武工队》等等。一本几百页的书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拆开后再用线绳捆扎好粘上牛皮纸封面，一本厚书变成了上中下三本。据说这样可以提高图书周转率。
我在文化宫服务了挺长时间直到小学毕业。其后作为普通读者偶尔在礼拜天去看看报纸。和谭老师打个招呼。印象中谭老师老是上班，不见她休息。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次青岛市工会系统职工运动会在25中体育场举行。我们单位要求没有项目的也必须去当观众，我只好在会场消磨一天时间。坐着无聊就四处溜达，突然发现了谭老师。我上前去跟她打招呼。20多年未见，谭老师还记得我。我告诉她我在疗养院工作与文化宫都是工会系统。她告诉我她早已退休，女儿顶替了。
退休以后我住到了工人文化宫附近。我又成了文化宫图书馆的常客。彼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姓梅。有一次我们几个“老读者”聊起了来文化宫看书的历史，没想到我的年纪虽不老但“资历”最深，这也引起梅老师的注意。
梅老师经常挥毫练字，原来她是位女书法家，还专门上课教授书法。
梅老师平易近人善解人意。那些年图书馆订阅的报刊杂志逐年压缩。连续几年梅老师征求读者意见，我都提出希望续订《电子报》，尽管看此报纸的人很少，梅老师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
有一天我看到梅老师和一个与其相貌相似的来访者谈话。突然悟到梅老师的姓氏，我断定来者可能是我们校友梅明明。一问果然。这可是当年誉满全校的大舞星！想当初我们这样的小孩老远观望一下就觉得大饱眼福，如今我可以与大舞星握手交谈了。
就在知道梅明明是梅老师的姐姐后不久，我因分发我们班的纪念册与一位校友聊天，得知他们班好多同学“失联”，其中就有梅明明。我马上告诉他，我可以帮他索取梅明明联系方式。
果然，梅明明在“失联”多年后回归班级。
不久后的88返校日我看到梅明明与她的同学谈笑风生。
梅明明也看到我，她送了一包白茶给我并且还一再表示了感激之情。
同学有缘。

三
进入二中本想老老实实学习，少管闲事。没想到麻烦事还是不少。首先是“被当选”大队委员。接着就是成为“青岛二中发行站”成员。
发行站成立会是在校图书馆里开的。大约十来个人，我站在窗台边 ，窗外就是大海、栈桥。讲话的人自称是发行站站长。后来熟悉了，知道她就是校图书馆负责人周梦莲老师。
周老师讲了半天我大概明白了。所谓发行站就是替青岛日报卖报纸。
中央发布重要消息，报社增量印刷报纸，上面号召组织学习......发行员就是负责卖报纸。那时的重要消息就是中苏论战发布的大块头文章。
开始好像各班分别卖，后来又集中在校门口卖报。先是我卖了一次。我还想，几个人一圈轮下来还早着呢。不想周老师突然通知我接着来。非但如此，最后我竟成了唯一的卖报人。开始有两次周老师稍微配合指导了一下，再后来她也不再出现。
不是天天卖报纸，也没人提前通知。只要晚上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有长篇文章播出，第二天早上我就自觉提前到校。一摞青岛日报刚到传达室。郭大爷帮我抬个课桌到校门口内侧，一个抽屉盛钱。一大叠报纸收一毛钱，一早晨忙碌到上课铃响起。我把剩下的报纸捆好丢给郭大爷，再跑到图书馆扔下一堆毛票、小银子，再匆匆赶回自己教室。这时大约耽误上课10多分钟了。
那些卖过的所谓重要文章都是什么题目基本上都忘了，不过后来有个统称叫“九评”。依稀记住的九评之外的文章好像还有《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买报纸的似乎也是固定的一些同学，而且高三的同学最多。后来我好像想明白了，他们似乎是为高考做准备吧。
卖报纸拖拖拉拉时间跨度不小，但是次数不算多。期间我还得到了奖励：一本《三代人的脚步（社会主义道路教育丛书）》和一支圆珠笔。
就在此后不久班主任找到我。
她很反常，满脸堆笑地说：“图书馆周老师想认你当干儿子！”我大吃一惊，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
班主任笑眯眯盯着我继续补充：“周老师有个亲戚可是个电影明星啊，叫孙道临！是她大伯哥。”
孙道临我当然知道。
但是，这位在班里极力推行阶级路线的班主任其实一直对我并不友好。她这一番眉飞色舞的话语使我愣住了。
班主任再说了一句：“周老师有个女儿了。”停顿一下又加了一句：“也是要的”。
班主任走了，留给我脑子一片空白。
初一我们半天上课，中午回家吃饭时我犹豫半天还是把认干儿子的事告诉了爸妈。
当我说到电影明星孙道临时，爸妈好像同时怔住了，他们相互看了看突然一起笑了起来：“你们周老师的爱人就是外语组的孙伯伯孙以坤老师！”
孙以坤老师原来也是二中英文老师。五十年代后期调到十一中，成了爸爸的同事，再后来又转为教俄语。
爸爸后来怎么与孙伯伯沟通我不知道。但是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提干儿子的事了。我也很少再去图书馆借书，更没有再利用以前周老师特许的我可以随意进书库的“特权”。
直到初二刚开学，我丢了新发下来的俄语书。
韩慎修老师领着我去图书馆询问还有没有剩余的课本。
周老师看看我，一面嘴里回答着“剩余课本早就退回新华书店了”，一面匆匆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我需要的俄语课本交到我手里，说了句“这是存档的”。
我接过俄语课本说了一声“谢谢”转身离去。竟然忘了问一问交钱的事。
文革开始了，许多老师遭罪了。周老师整天也灰头土脸，我很少见到她，最后也不知道她境况如何，但心里老是有点担心。
这，不知道是否也是一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