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萤微光的美篇

流萤微光

　　我们的风雨故园_玫瑰营中学

（修改版）

武建国 魏君

　　四、风雨如晦的迷茫蹒珊

（1966-1969)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全旗正处在“四清”运动的后期。它以1966年8月29日内蒙古建筑工程学校（校址设在土贵乌拉镇）学生组成的“革命造反大队”冲击旗人委，围攻“四清”工作总团、旗委、旗人委领导干部为导火索，昭示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飓风兴起。

这是“文革”前旗委、人委办公旧址（现已拆除，建成和丽广场，即法治广场）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旗红五星礼堂，是当时全旗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

《人民日报》刊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

　　(一）山雨欲来

随着这场狂热的风暴席卷大地，玫瑰营人民公社顺势改成政治色彩颇浓的“东风人民公社”。玫瑰营中学自然也还原为最初的校名“东风中学”。

受“文革”运动爆发的影响，尽管1966年7月玫瑰营中学第四届（66届）初中毕业生4个班（11、12、13、14班）毕业，但未批准离校，一直到1968年秋天，66届、67届、68届三届初中生才被允准统一离校，自此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贴上“老三届”统一的时代标签。

　　1966年7月玫瑰营中学初11班毕业照。班主任先后有朱标、高德文、张鸿恩老师

　　1966年7月玫瑰营中学初12班毕业照。班主任先后有张九如、李同兴老师

　　1966年7月玫瑰营中学初13班毕业照。班主任先后有李福、吴锦仁老师

1966年东风中学初13班团支部成员合影留念。前排左起：高登云、燕乐、卞文华、盛德、高金元；后排左起：杨治安、巩喜亮、李家栋、马世宽、翟万山、闫文明

　　1966年7月玫瑰营中学初14班毕业照。班主任先后有郭成山、郭登高、王芝毓、张铁铮、张誉老师

　　1967年玫瑰营中学初17、18班离校纪念照（没有老师参加，只能视为纪念照）

1968年初中16班离校合影留念，张继山（退休前任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长）在第二排左五

1968年初中16班离校纪念照，张守孝（曾任察右前旗副旗长）在第二排左四

　　玫瑰营中学这4届初中毕业生是满受三年合格、正规的初中教育，他们可称得上是玫瑰营中学的天之骄子。

然而，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席卷而来，将他们心怀憧憬的美丽梦幻化为乌有，卷入了“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战国.楚.屈原《九章，怀沙》）”的政治漩涡，不可逆转地改写了人生。

　　在这场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中，全旗一夜之间冒出来形形色色的“造反战斗队”、“造反大队”、“造反纵队”等“文革”组织竟然达200余个。东风中学顺应时代潮流，两个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一是“东方红”红卫兵组织，另一个是“东三司”红卫兵组织（全称：东风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这两个不同政治派別的红卫兵组织，摇唇鼓舌，拉帮结派，都在自我标榜是“最正确的路线代表”，全身心地投身于玫瑰营乃至全旗范围内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运动，盲目狂热地向所谓的旧世界捭阖冲撞，这是时代的真实写照。

东风中学1967年18班部分老三届同学在“忠于伟大领袖”塑像前合影，前左杨秀林，右宋守清

　　东风中学部分住校女生在“忠于伟大领袖”塑像前合影

部分老三届学生在“忠于伟大领袖”塑像前合影。前排左起：刘福、张福；中排左起：周俊、袁文荣、刘有恒、王志刚、李加林、章国兴；后排左起：杨廷凯、赵悅、赵兴权、史忠杰、马建英

　　东风中学的学生们沉湎于在这场狂热的政治运动中，大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用伟人的语录开展革命的大辩论，风靡一时。学生们与校外机关单位热衷于到处用水泥和砖砌起了语录牌，一个弹丸之地的玫瑰营小集镇，语录牌林立，构成了一个特殊年代所具有的一道特殊景观。最堪称地标性景观的，便是在西门外砌起的一座高6米、宽3米、厚1米的语录牌，背西面东，格外引人瞩目。东风中学派出美术教师刘宗芳、张文仲，在“文革”初期，冒着萧瑟的秋风，登上高高的脚手架，手托调色板，精心手绘毛主帝站立的油画，用几天工夫将油画画好，在伟人像左侧写下了“金猴奋起千钧棒”，右侧是“玉宇澄清万里埃”。

　　西门外的毛泽东主席大型语录牌

　　至今保留的原玫瑰营小学门口的语录牌

　　东风中学校园显眼处建有一座高大气派的语录牌，用油画绘制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画像，一进西大门，就能一睹伟大领袖的风采。这些语录牌的功用是供人瞻仰致敬，铭记人民领袖的丰功伟绩，容不得有半点亵渎。

东风中学随处可见的语录牌。花栏墙东面就是东校园，十个教学班平房教室就位于东校园。初13班李家栋（左一为李家栋，退休前为旗宣工委副主任、旗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与高金元、杨志安合影

　　但荒唐年代出荒唐事，滑天下之大稽。教堂西门建有一座语录牌，有一天玫瑰营八队的一头牛不知啥回事撞塌了语录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关人员经内查外调排除了人为恶意破坏的因素，因为八队牛倌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后代，祖辈以务农为生，旧社会苦大仇深，于是将这头闯祸的生灵牵着游了三天街，最后定性为“反革命罪”，将这头“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老牛判处极刑，愤而宰杀，将牛肉分而烹之。

1966年8-11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9次1200万人次

　　他们当时是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每个人激情如火，意志如钢，怀揣着壮士凌云的革命理想，怀揣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斗争中经受大风大浪锻炼的执念，从1966年就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大串联活动，徒步奔赴首都北京，与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数十万红卫兵会聚天安门广场，手捧红宝书，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是“老三届”在政治上最高光、最值得炫耀的心动时刻。

1966年初14班部分串联同学赴京合影，前排左一王瑞、右一何玲富；中排祁森、何志功、王振玉；后排左一李福秀、右一李巨才

　　东风中学的部分师生结伴成群到了上海、太原，有的到了大同云冈，北京八达岭……那个特殊年月，想到哪里串联就可以到哪里串联，风风火火闯九州，地方政府都在吃住方面给予热情招待。

在1967年1月大串联中李福（二排右一）、石玉林（二排左一）老师与卢子义（二排左五，退休前卫生局支部书记）、刘有恒（退休前为旗三中教师）等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1967年1月66届初十四班同学（薛文谦除外）步行串联在八达岭留影，后排左三为张文仲老师，右一为刘宗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