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七章，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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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曲折年代（上篇）

1949年11月，也就是国防医学院被接收的半年之后，按照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的决定，学校名字被改成了“上海军医大学”。


“军医大学”这个字眼，从此正式登上了中国军医教育的历史舞台（学校正式挂牌要到1950年了）。


也是在这个月，诗人胡风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诗篇《时间开始了》，抒发自己对一个徐徐拉开大幕的新时代的激动。同样地，对于上海江湾的这所学校来说，新的时间也开始了，虽然是走走停停、时快时慢。

1949年后的军医大学历史，在我们这八个章节的“非主流”叙事中，会被分作三个阶段：
- 1949~1966的“前十七年”时期；
- 1966~1976的“十年”时期；
- 以及1976~2017年我所了解的那段时期。

军医大学专家、医务人员奔赴朝鲜战场

1950年这年的新中国大地上，一共有三个军医大学，都直接以所在的城市来命名。除了上海的这一所外，还有“长春军医大学”和“天津军医大学”。他俩的出身，我们将在本章晚些时候细细道来。


“上海军医大学”的校名，是由郭沫若题写的，牌子只挂了一年多一点儿，学校就被再度改名，叫“第二军医大学”了——原因是：此时的中国，已经陆续出现了更多的“军医大学”。


这些军医大学，有的是合并而来的（例如“长春军医大”与“天津军医大”合并成了“第一军医大学”，但这个学校，却又不是我们所知的后来的那个“第一军医大学”）；有的则是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创造出来的（例如中央大学被肢解后诞生的“第五军医大学”）……


新中国的“军医大学”脉络，能理得清、搞得明的人不多。在漫长的七十年历史中，这些军医大学间发生过的各种分割、重组、换马甲、借壳子……足以把很多后来的研究者搞得吐血。

1951年7月9日，学校改名为“第二军医大学”，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这个优美的舒体字校牌挂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军事单位保密的缘故，被取了下来。再后来，学校使用的就是陈毅题写的校牌了。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军医大学在这方面消停了许多，直到2017年中国军改，新的一轮军校大改名又被掀起。


今天，还记得中国曾经有过“一、二、三、四”四个军医大学（广州、上海、重庆、西安）的人，基本上也属于暴露年龄了。再往前的“五、六、七”等几个军医大学，了解的人就更少了。


在军队的内部，通常称呼这几所学校为“某医大”。例如，称呼“第二军医大学”就叫“二医大”，但在上海这块儿是个例外。因为在上海滩，“二医大”一词，通常指的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对于第二军医大学，上海的各界民众、甚至军医大学自己人，都习惯用“二军大”这个叫法——这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识别上海医务界圈内、圈外人的测试题——如果再用更地道一点的海派叫法，则是称“两军大”。

建国后不久，中国医学界开始全面向苏联学习。1952年3月开始，中国连续派出高规格的卫生工作者参观团赴苏联学习。第二军医大学参加了第一届参观团，来到苏联科学院巴甫洛夫生理研究所。

在建国以后，以数字编号命名的N多个军医大学里，第二军医大学是唯一的一所从来没有换过数字、也没有跟别人分享、借用过“二”这个代号的学校。


在从“上海军医大学”过渡到“第二军医大学”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学校继续从社会上吸纳专家学者、收拢国防医学院的教职人员。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公共卫生学家张维、病理学家孔锡鲲（后来支援去了安徽医学院）、物理学家葛正权、外科教授徐化民（后来去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等。

孔锡鲲（1901~1996）是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央军医学校病理学主任、第二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主任。1958年调安徽医学院工作直至退休。

加入军医大学的另一尊大神——应用物理学家、一级教授葛正权（1895~1988）。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物理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雷达研究所所长（中将军衔），1949年率全所起义，来到第二军医大学担任了数理教研室主任。

他在世界上首次用分子束方法证明麦克斯韦-玻尔兹曼速率分布定律，并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脑电波放大器。

张维教授与李振翩、毛润芝这几位湖南同乡，都是长沙时代的老同学。张维在抗战时期，已是全国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曾参加过红十字救护总队与战时卫勤训练所的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张维在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担任着卫生局局长的高位。直到1950年代末，他都一直与毛泽东主席保持着通信往来。


解放初那年，张维教授的老母亲过八十大寿，毛主席欣然发去亲笔书信，并以《诗经·小雅》中的“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相贺。1951年“镇反”运动期间，有革命群众举报张维教授对新社会的牢骚言论，于是军区派了保卫人员，把张维给抓了起来，还搜了他的家，结果看到了毛主席的这封信，顿觉大事不妙。

毛泽东主席写给老同学张维教授的老母八十大寿贺信：“如日之升，如月之恒。”

徐化民教授当时是附属医院的第一任外科主任。科里的年轻医生吴孟超，刚刚以一个很尴尬的报考分数，被郑宝琦教授破格录取，此后就跟在徐化民、郑宝琦这些大教授的屁股后面查房、拉钩。

到了1960年代初期，吴孟超、张晓华、胡宏楷等几位年轻医生，已经在肝脏解剖模型上摸索了很长的时间，亟待临床上的应用实践。

在一个寻常星期二的上午，徐化民教授特意安排了一台肝脏手术，由他本人主刀，叫吴孟超、张晓华、胡宏楷几个当助手。

肝脏手术在当时还属于“禁区”一类的高难度操作，通常都是由非常资深的专家来执刀，这一次也不例外。

消毒铺巾完毕后，徐化民来到手术台边，看了一眼自己的助手吴孟超，没吭声，径直把手术刀递给了他——这台手术，他要让吴孟超主刀，而自己则做助手。

徐化民让刀给吴孟超

这是吴孟超院士后来多次提及、毕生难忘的一件事。几十年后，吴孟超的大名无人不知，被铭刻在各种纪念碑上、被命名在太空中的小行星上、被印在各种书本上……

不过，在当年的科学创举背后，我们也不应该遗忘徐化民、胡宏楷、张晓华这些人的名字。

照片中，是攻克肝脏外科禁区的一群中国医生们：吴孟超、胡宏楷、张晓华、姚小平、仲剑平、陈汉。

1954年春，之前故事里数次登场的吴之理，来到了这所军医大学担任校长。

在他的任上，做的几件大事，至今还意义非常：一是创建“急症外科医院”，继而接收同济医院的院产和专家，成立了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二是大力引进了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专家教授，如屠开元、李瑞麟等，掀起了第二次引进尖端人才的高潮。

1954年吴之理校长请来学校主持统计学的薛仲三教授，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统计学专家，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当时前往学习统计学的中国人中获得最高学位的。建国以后曾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担任系主任，为国家和军队培养大量的统计学人才。

第三件事听上去比较琐碎，但对军医大学人来说却很亲切。吴之理为教职员工修造了“兰花村”等一系列家属区。


吴之理还做通了上海市政府的工作，把原上海雷士德研究院的全部图书、仪器设备都弄到了学校，使得军医大学的家当大大的阔气起来。这个雷士德医学研究院（Henry Lest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是1930年代西方人设在远东的最高水准医学研究机构。在当时的中国，列强在华开办的医学院或医院比比皆是，但医学研究机构却是很稀罕的存在。

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建于1932年，是西方人在华设立的最高科研机构。诸多中国生物医学泰斗都曾在此工作，如生理学家蔡翘、沈霁春；营养学家侯祥川；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等。

当年应元岳报道发现肺吸虫病，西方学术界死活不信，所派出的权威调查专家，就是来自这个雷士德研究院的。

1956年1月，上海市政府将雷士德研究院的图书、仪器、设备全部移交第二军医大学。

吴之理校长上任后，还从公安系统手里把原民国上海市博物馆给要了过来。在刚解放的那几年里，这栋由著名建筑家董大酉设计、仿北京鼓楼的漂亮建筑，被公安系统征用做了疗养院。吴之理校长把这座建筑要到了以后，将它改建成了大学图书馆。

我的整个大学时代，都是伴随着这座飞檐斗拱、书香扑鼻（混着书霉味）的图书馆度过的。在求学的年月里，我曾无数次穿过图书馆里一座座拱形的门洞，进入一间间静谧的书库，看着透过古老窗棂的斑驳光影投照在地板上、书架上……这种感觉是妙不可言的。

那些书、那些地砖、那些门廊上的彩绘……都构成了我脑海中最难磨灭的青葱岁月的印记，此生难以重现。

在吴之理校长、以及他的继任者桂绍忠校长的接力建设（至1966年）下，基本奠定了第二军医大学烧伤、肝胆、胸心、骨科这几个老牌子强势学科的地位。至于改革开放后新崛起的一些重点学科（如消化、泌尿……），那则是后话了。

桂绍忠军医少将，曾任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在他的主抓下，奠定了“烧、心、肝”等重点学科和科研工作的格局。

烧伤科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是个很特殊的学科。我印象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大上海就只有两个成规模的烧伤科：一个在长海医院，一个在瑞金医院，她们分别负责苏州河以北、以南的病人收治。

第二军医大学烧伤科的家底，是由方之扬、许丰勋这几位老派教授打下来的。从1959年起，他们开始研究抗休克、霉菌防治和绿脓杆菌感染等课题，在1950年代末期就已经实现了95.1%的烧伤总治愈率。1963年10月，他们还救活了一例6000伏高压灼伤的病人朱根福。医务人员用了6个月时间，对他施行了18次手术，终于将其治好。

1990年代，在长海医院烧伤科做实习医生的那段时间，是我整个实习过程中最苦的一段日子。我所分管的病人，是一个90%以上面积重度烧伤的钢铁工人，每天的换药，需要2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光是准备工作，就要花上十多分钟，而整个换药过程则长达近两个小时——无论是对患者本人、还是我幼小的心灵，都是一场炼狱般的震撼——一个学校，能有这样的学科，是非常了不起的。

1963年春，中国远洋货轮“跃进号”在日本海沉没。中国政府决心进行潜水调查。5月12日，周恩来总理专程来到第二军医大学代管下的海军医学研究所，视察潜水员的高压试验。

胸心外科的招牌，则是由蔡用之教授竖起来的。蔡用之原先是国防医学院的教官，1949年的时候离开了学校，流落到社会上。当他一看到新学校建起来的消息，就回来报名加入。

在当时的中国，心血管疾病谱和现在有大大的不同。因为国家落后、人民穷苦，先天性心脏病是非常普遍的多发病、常见病。不像现在，尽是一些营养过剩、脑满肠肥导致的问题。

蔡用之（1917~1989），我国近现代著名胸心外科学家，原为国防医学院教官，创建了第二军医大学胸心外科事业，实施中国第一例人造瓣膜置换手术。

1981年，我国胸心外科泰斗吴英恺教授将中国的心血管外科总结为三个阶段，蔡用之教授的创举，是其中第三阶段的代表。

为了攻克先天性心脏瓣膜疾病的难关，蔡用之从196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球形的心脏瓣膜。他与上海的有关工厂一起，试制成功了光洁度达到12级以上的不锈钢架、以及硅橡胶的球形瓣。

在对狗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手术试验后，他们开始了人体应用的冒险尝试。

蔡用之教授研制的中国第一种球型心脏瓣膜

1965年6月12日，上海滩上多位心脏外科专家来到了长海医院手术室，由中国近代外科大师任廷桂教授担任手术台下的总指导。在这场手术中，一位患有风湿性二尖瓣病变、术前已进入心衰状态的女病人许淑宝，由蔡用之教授为她装上了中国的第一个人造心脏瓣膜。

从此，这个硅橡胶小球就一直在她的心脏里上下跳动，安全工作了三十多年。

这台人造心脏瓣膜置换术的成功，是中国人心脏外科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美国研制成功过这种瓣膜；而在此之前，世界上能做这个手术的，也只有美、加、英、法、瑞典、巴西六个国家而已。

蔡用之教授团队与第一位接受瓣膜置换的病人许淑宝在一起。

这一年，在上海市的国庆游行队伍里，还专门出现了一辆“人造心脏瓣膜”的彩车，以展现新中国的科学新成就。

至于肝脏外科地位的奠定，也是在1954~1966年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这里面的故事，已经被各种媒体报道、各种综艺节目、各种正史野史说了几万遍了。

勇闯手术禁区的吴孟超院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伟大的人物。去年他以99岁高龄辞世，在他的灵堂上听到的《国际歌》回响，让我沉思唏嘘了良久。

建国以后的这段时间里，第二军医大学另一个地位夯实的老牌学科，就是我自己学兹在兹的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了。

今天的中国医学界，都认为长征医院的骨科出名，是因为她的脊柱外科够强。然而在军医大学，脊柱这个亚专业的发展壮大，其实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了。而在更早的1950~1960年代，这里是中国创伤、战伤骨科的一张王牌。

1950年代，屠开元、徐印坎等专家开展石膏技术的普及。

1959年，学校生理教研室的卢振东教授看到苏联的一篇报导，介绍把一条狗的头移植到另一条狗的脖子上——前苏联科学家搞了不少这类匪夷所思的试验。

卢振东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觉得，中国有这么多因工、因战而造成的肢体离断，如果能把这些肢体再接回去，这才叫有意义。于是他从血液循环再通的生理学研究角度，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动物试验，但不是很成功。

1960年2月，在卢振东的邀请下，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的屠开元教授、赵定麟医生也加入了进来。在基础与临床相结合之下，他们将涉及断肢再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骨骼的固定、血管吻合、神经衔接、术后肿胀的消除等，都一一攻克，并转化成了实用的手术操作。

这些工作的开展，使得5例实验动物的断肢再植都实现了存活，一下子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1960年，屠开元教授在狗身上试验成功了断肢再植及其一系列技术，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开展断肢再植手术，打下了关键基础。

上述经验的积累，进而为1963年1月、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钱允庆等医生所开展的全世界首例断手再植的成功，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

在上海六院施行手术的第二天，不出所料，病人出现了肢体肿胀，存活岌岌可危。手术医生、血管外科学家钱允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屠开元教授来协助。

1963年1月，全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顺利实施。图为患者与手术医生钱允庆（中，外科副主任）和陈中伟（右，主治医师）在一起。

钱允庆教授是屠开元在同济执教时代的学生，也都是民国时代沪上知名的足球健将。两人都曾在国际比赛中踢出过傲人战绩。


屠老因事没去成，由徐印坎教授代为前往，将军医大学的断肢再植经验无保留地传授。

这是1933年5月21日的《申报》报道：上海东华足球队（俱乐部、由盛宣怀的公子投资）出征菲律宾。屠开元医生是主力球员。球队在菲期间比赛六场，五胜一平，进14球失3球，威震东南亚。赛季结束后，屠开元教授又回到德国继续工作。

这些故人、以及他们的故事，都是在那个国门紧闭、与外界缺乏接触的状态下发生的。

我们用煽情的词语称它们为“奇迹”也罢，用政治化的语言叫它们“自力更生的创举”也罢，其实在我等医学人看来，背后凝聚的，依然是学脉的厚积、以及学校治理者的胸怀与格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