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番号的部队

江城龙

作者 夏鹤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这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称谓。几十年来，这一称谓已经深深根植于几代中国人的心中，也享誉世界，威名四海，成为我国勇敢无畏、保家卫国、捍卫和平坚强力量的象征。我军这一称谓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形势和任务，经历过多次演变而来的。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起义部队打出红旗，系上红领带，但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网络资料 油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但当时起义部队一度还延用国民革命军番号，后来各地起义部队又称为“工农革命军”等，1928年5月以后，我军陆续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红军英勇战斗（网络资料 油画）

到达陕北后东征前的红军（网络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主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根据作战序列又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改编八路军前的红军（网络资料）

八路军的臂章（网络资料）

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臂章（网络资料）

新四军臂章1（网络资料）

新四军臂章2（网络资料）

八路军刺杀训练（网络资料）

新四军出征前（网络资料）

八路军、新四军会合后相互致敬（回忆录节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收复失地、保卫胜利成果的斗争中，我党我军有的高级领导人提出了我军更名的意见，我军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解放军”的称呼。如在1945年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布的第4号反攻令中使用了“山西解放军”的称呼，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的总部第2号至第7号命令中也使用了“各解放军”的称呼；我军在一些地区也相继改称“解放军”。不过大多在前面冠以当地地区名，如前所述的“山西解放军”，还有“山东人民解放军”、“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称谓不统一也不正规。重庆谈判开始后，为体现我党争取国内和平、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共中央决定继续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称呼，停止了一些部队”解放军“的称呼。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以后，我党领导开展了人民解放战争，我军又陆续改为”解放军“的称谓。但具体称呼仍不统一。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正式宣称了我军的这一称谓。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全军统一整编，正式授予全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番号，从此这一光荣的称谓一直使用到现在。

八路军对日大反攻（网络资料）

新四军对日大反攻（网络资料）

我军缴获日军的战利品（网络资料）

然而，在此之前，中央军委曾授予了一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番号。我的父亲夏夔有幸在这支部队中经历了这一光荣的历史时刻。这要从”中原突围“说起。

1946年6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包围我中原部队，挑起内战。新华社发文予以揭露（网络资料）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调动30多万部队，包围了位于鄂豫皖边的湖北宣化店地区的我中原军区（由新四军五师和南下的八路军部队编成）5万多人，企图将其一网打尽。6月26日，敌军向我军大举进攻，由此挑起了全面内战。我军遵照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以一部向东佯动，主力分两路跃过平汉路向西突围。这就是著名的”中原突围“（又称五师突围），由此开启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我父亲时任江汉军区警卫团总支书记，随部队突围后转战到鄂西北地区。战斗几个月后，中央决定，突围的中原军区部队就地展开，坚持游击战争。9月上旬，中原军区决定，李人林同志率领一个团东渡襄河（汉江），在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大量牵制敌人，配合华北我军作战和鄂西北、陕南地区的斗争。李人林即率第1团两个营（缺4个连）、警卫排、手枪队及部分机关干部，附一部电台东进，并指名要我父亲随他行动。东进部队编为江汉游击支队（后改称鄂豫边游击支队），父亲任政工科科长。

中原突围（网络资料 油画）

中原突围部队急行军（网络资料）

中原突围部队翻越大山（网络资料）

中原突围部队在雪地行军（回忆录节选）

中原突围部队挖野菜充饥（回忆录节选）

部队东进后，趁敌主力空虚，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扫荡敌“土顽”，摧毁敌乡保机构，攻占了几个重要集镇，并收拢了留在敌后方坚持斗争的几支小部队，壮大了我军力量，很快打开了局面。我军的行动，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先后调集正规军三个旅，加上当地的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共计4万多人，对我军这支几百人的部队实施“围剿”。我军调动牵制敌主力一部的意图实现了，但这支部队的处境却更加险恶。在极其艰险的关头，部队收到了上级转发的党中央“十一指示“（即毛主席【三个月的总结】），其中肯定了我中原部队突围的胜利，指出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部队像在黑夜里见到明灯指明道路，受到极大鼓舞。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部队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政策”，南下北上，忽东忽西，用多种手段打击消灭敌人，又取得了几次战斗胜利，不仅消灭了敌大量地方武装，而且还分别给敌正规军两个营以歼灭性打击。在战斗间隙，部队在群众的大力帮助下，还解决了棉衣。我军的胜利，使敌人更加恼火，也更加疯狂，下了最后的决心，一定要把我军这支部队一网打尽。敌人的正规军从四面八方进行合围，土顽扼守碉堡，封锁道路。此时，已是冬季，我军忍受着难以想象的饥饿和疲劳，机动转战，差不多每天都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好几次都是在敌人合围的缝隙中突围出去。甚至有几次部队陷入绝境，面临全军覆没，幸而指挥员沉着果断，加之群众帮助，才化险为夷。在这危急的形势下，如何摆脱敌人，争取主动？父亲向部队主要指挥员李人林司令员提出建议，打过长江去，在敌人主力空虚的江南地区纵横驰骋，开展新的局面。李司令员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并召开干部会议讨论，统一了思想。于是部队以突然行动甩开敌人，利用春节将至，敌人松懈麻痹之际，昼夜兼程，顶风冒雪，于1947年1月22日（即农历丁亥年大年初一）一举袭占江陵重镇郝穴，全歼守敌，用木船渡过长江天险，进入了辽阔富饶的江南大地。以6天时间，行经6个县的境地，歼灭多支敌地方武装，直插至武陵山区东麓，随即在湘鄂边界的石门、慈利、大庸、桑植、五峰、鹤峰等县辗转游击，先后又打垮了前来阻击的几支敌保安部队，部队声威大振。同时，部队所到之处严格遵守三在纪律八项注意，广泛宣传我党我军主张，深受群众欢迎。“红军又回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湘鄂边区。
2月10日晚上，部队收到了鄂西北军区的一份电报，询问江南地区的敌情、地形，并说“如果长江好过，准备派一部兵力增援你们。”李司令员把父亲叫去，让他起草回电。父亲虽然是政工干部，但他在参加新四军前就在我党掌握的松滋简易师范读书并入党，还担任了学生部党支部书记兼校学生会总干事长，在当时部队里算是“秀才”，加之在战斗间隙注重学习，综合能力水平提高较快，所以许多军事方面的文电也让他起草。李司令员交待说电报的口气要硬，文字要坚决果断。于是父亲写道“长江到处可渡，就看决心如何。”2月15日晚，部队收到回电，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才千率第4团及机关千余人已渡过长江，让告知此间情况及会合地点。随即两支部队建立联系，相互靠拢。2月24日，两支部队在五峰县红渔坪胜利会师。第二天，即1947年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两支部队合编，正式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番号，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人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纵队下辖两个支队，1支队由原李部编成，支队长钟春林、副支队长郑怀远、参谋长宁淮、政治处主任张波、副主任陈鲁炎；4支队由原张部编成，支队长王定烈、政委杨劲、参谋长常志义、政治处主任李心清、副主任李秉范；全纵队约1600余人。这应该是我军最早被正式以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番号的部队。
江南游击纵队成立后，转战于湘鄂边17个县，与敌作战100余次，歼敌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4个旅和6个保安大队，有力的支援了各解放区的作战。并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扩大了我党我军影响。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5月3日凌晨，再次突破长江天险，返回江北。

转战大江南北，纵横驰骋敌后（网络资料 油画）

1947年5月下旬江南游击纵队与坚持鄂西北的各支部队会合后，改编为中原游击纵队。该部以积极行动收拢分散坚持斗争的人员，并对前来阻截进剿的敌人给予坚决打击。为迎接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根据中央指示，部队向豫皖苏地区挺进。6月12日，在睢县以南的平岗地区与豫皖苏军区部队胜利会合。6月24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原独立旅，张才千任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厚福任副旅长，李人林任副政治委员，吴昌炽任参谋长，李心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4团。第1团由原第1、2支队合并组成，团长钟春林，政治委员邝铁；第4团由原第4支队组成，团长王定烈，政治委员杨劲。该旅在豫皖苏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与其他部队配合，连续作战，在10天内攻克7座县城，后又全歼豫东重镇周口之敌，表现出很强的作战能力。8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及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亲临柘城县玄武镇该旅驻地，决定将中原独立旅划归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作为直属独立旅。从此，该部投入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伟大行动。

中原独立旅部队集会（网络资料）

转战中原（网络资料）

挺进大别山（网络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附：本文涉及的主要人员简历 张才千（1911.9－1994.12），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新村张家冲人。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部参谋长、鄂西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江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原独立旅旅长兼政委、中原野战军第12纵队兼江汉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第44军军长、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党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人林（1914年7月—1995年3月24日），湖北省天门市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委员、鄂西北第三军分区参谋长，鄂中军分区司令员、江汉（鄂豫边、江南）支队司令员、江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原独立旅副政治委员、襄南军分区司令员、江汉军区独立一师师长、51军副军长、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志愿军第47军政委、华北军区炮兵政委、北京军区炮兵政委、司令员、国家测绘总局筹备组组长、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军委基建工程兵办公室主任、基建工程兵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夏夔（1924.06.13～2013.02.02）， 湖北沔阳（今仙桃）沙湖镇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区委书记、监沔县委宣传部长、监沔县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襄南县委及新四军襄南指挥部秘书、江汉军区警卫团总支书记、鄂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兼统战科科长、江汉支队政工科长、江南游击纵队一支队二大队副政委、中原独立旅一团二营教导员、江汉军区独立二旅十一团政治处主任、宣恩县县长（代理县委书记）、湖北军区后勤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湖北省军区司令部组织动员科科长、武汉市兵役局副局长、汉口军分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部长、武汉军区军政干校副政治委员、基本建设工程兵政治部主任。获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本文图片部分选自网络资料，对文章作示意性形象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