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上的延安汽车老兵

老毕

【】毕醒世 《老照片》杂志138期刊发了毕醒世的《雪域高原上的延安汽车老兵》。 《老照片》杂志上刊发的《雪域高原上的延安汽车老兵》 1950年代，重庆，延安汽车大队的老战友欢送老队长陈俊伟（前排中）赴京履新。第一排左起：高锦斌、张明德、白志友、陈俊伟、黎兴华；第二排左起：左一张桂英（张明德的爱人）、左六张瑞荣、刘芳甫（高锦斌的爱人）；第三排左起：左一杨世林、左三毕秉彝、左四高余智。 我们看到的这张身穿50式解放军军装的军人合影照片，拍摄于1950年的重庆。照片中的他们大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由延安、西安跟随贺龙率领的西北军区部队转战到大西南的汽车兵。这些汽车兵中的好些人又是八路军延安汽车大队出身，是我军最早的汽车兵。照片中那位戴大盖帽的军官叫陈俊伟，曾经是延安汽车队、延安汽车大队的队长、大队长。此时的他即将赴京报到，接受新的任命。这张照片就是西南各地的战友聚集重庆欢送老队长时拍摄的，它的收藏者是照片中的毕秉彝（第三排左三）。2013年1月，笔者有幸赴成都市西藏军区肖家河干休所，采访了这位土生土长的延安人—毕秉彝。毕老讲述了自己在延安西北菜社、延安汽车大队和在转战西北西南、奋战雪域高原的经历。本文是根据采访毕老的录音、笔记整理的，并经毕老和家人审阅；对于重要史实，及一些历史细节，笔者还采访了相关人的子女，参考了相关历史资料。有关毕秉彝的老战友白志友的简历、照片，是由毕秉彝的爱人贺素华、儿子毕元明通过白志友的儿女所获得的。 一1938年11月20日，日机首次轰炸延安城。那天，9岁的毕秉彝，在北街看望过肖家舅舅后回家，走过钟鼓楼，到达南街后遭遇日本飞机大轰炸。随着炸弹巨大的爆炸声，毕秉彝被倒毙的人群压在了地上，幸运的是他毫发无损，只是浑身沾满了血污……日机轰炸，给延安的老百姓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城里人纷纷往城外跑，有的跑到了乡下，有的住在了偏僻的山上，人们原本正常的营生全都被打乱了。毕秉彝的父亲毕柱斗原来在市郊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所得酬谢勉强可以维持家用。可是，日机轰炸后，学生离散，其无业可寻，只得加入捡拾日机炸弹皮的拓荒者队伍，捡到的炸弹皮售卖后可得一些零钱。母亲持家无米下锅，常常到居所附近的高等法院等大机关的灶房讨要一些锅巴，添补一家人的糊口之食。1940年1月，毕秉彝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准备到火柴厂报名当小工，想不到到了西北菜社当了勤务兵。西北菜社是八路军总后勤部的招待所，相当于“八一”饭店，设在了后勤部不远处——文化沟（也称大砭沟）沟口缓坡上的一个小院内。小院西面的房子是餐厅、招待间；南面的房子是伙房；北面的房子是面包制作间，里边有烤面包的炉子。餐厅只能摆几张大圆桌；门面房是个军人小卖部，两位售货员都是残废军人，一个是一条腿，一个两条腿都没有了，销售的香烟有黎明烟和中华烟。西北菜社不仅承担招待任务，同时也对外营业。由于这里的厨师很有名气，能够在此美餐一顿，也是当时延安许多工作人员所想往的美事。这里可以过往汽车，交通方便，行人来来往往，有来用餐的，也有来购买日用杂货的。毕秉彝当兵，开始还不知道这就是革命，只想能够吃饱饭就好了。母亲把家里的被子拿来给他用；单位给他发了一套军服，管他吃饱饭，但是不发一分钱的工资。由于毕秉彝年纪尚小，主任李印选给他的任务是打扫卫生、跑腿送信、打杂看院，其实就是给主任当勤务兵。过了两年，他的个子长起来了，主任就让他当服务生，主要工作是招待客人、端盘子。毕秉彝干工作十分卖力，人际交往也非常灵活，他的工作岗位调整后，很快就与厨师们成了好朋友。赵师傅是四川人，老红军；同师傅是个高个子；贺师傅是面包房的师傅，人缘很好。毕秉彝的妹妹毛娃来探望哥哥，总是可以得到贺师傅给的一块面包。在西北菜社工作，毕秉彝感到很愉快，因为他可以经常见到中央首长，还给毛主席请客的宴席端过盘子呢。一次，毛主席在杨家岭宴请外国友人，西北菜社的工作人员带上用具、食材等来到杨家岭，由赵师傅在靠山的窑洞里做饭炒菜，餐桌设在中央办公厅的“飞机楼”上，由帅气的小伙毕秉彝给毛主席和客人们端盘子。还有一次，中央要在王家坪设宴请客，规模比较大，客人中有很多外国人。西北菜社的工作员工需要倾巢出动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要把那些大圆桌都搬运到王家坪，由于没有什么运输工具，这些庞然大物很难搬动，大家只好把大圆桌的桌面从文化沟一直滚到王家坪，路途虽然不足1公里，但是要渡过延河，也还是要费一番气力的。当时，延安的过往车辆还是很多的，有的是社会上的商务运输车，有的是国军的军需车，而真正属于延安本土的车辆并不多。延安的汽车驾驶员经常到西北菜社吃饭，菜社的服务生毕秉彝非常喜欢和这些精气神十足的小伙子打交道，并爱上他们驾驶的汽车了。 1944年冬，八路军延安汽车大队在汽油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利用木炭代替汽油培训驾驶员。左起：2.学员马广文、3.马士彪(驾驶室中的）、4.驾驶员白志友（坐在车门脚踏板上的）、5.大队长陈俊伟、6.驾驶员范进轩、7.学员张玉贤。 我可以学习开汽车吗？”毕秉彝喜欢汽车的时间很长了，终于开口询问前来用餐的驾驶员了。曾经是叶剑英的警卫员，当下是八路军总部汽车司机的清涧人白志友回答说：“当然可以，只要你们单位同意，不过还要有人推荐，你最好是找政府写一封介绍信吧。”毕秉彝跑到延安市政府，找到当科长的本家哥哥毕秉鉴，希望他能够好好推荐一下自己。这件事居然办成功了。延安八路军汽车大队的大队长陈俊伟看到延安市政府的介绍信，并与西北菜社联系后，愉快地接受了这位在馆子里“跑堂”的服务生，并告诉毕秉彝，要学习开车，首先要在汽车大队学习基础知识和汽车维修技术…… 二从1946年开始，不满18岁的毕秉彝就是延安汽大车队的一员了。他是个阳光小伙子，专检车队的脏活累活干，比如摇大轮就是他的专一工作。由于没有电力，当时汽车大队唯一的小型机床是靠人工转动皮带轮带动的。这个皮带轮的直径大约有两米左右，个子高挑、体力过人的毕秉彝摇起它来都十分吃力，还需要一个助手帮忙。他没事做了，就练习摇车，将浑身的力气散发出去。而后，他学会了钳工和修理，在广东师傅的调教下，成为维修车辆的一把好手。汽车大队位于延安城南郊的十里铺，与总兵站部隔河相望。在汽大车队工作之后，毕秉彝才了解到，汽车大队隶属八路军后勤部，上级部门是总兵站部，主要工作任务是维修和管理车辆，并肩负培训驾驶员的工作。平时，汽车大队只有两辆汽车可以直接调动，一辆车负责给重要部门运送物资；另一辆车是教练车，专门负责培训驾驶员。在延安开车的小伙子们出身都不简单，很多曾经是重要领导的警卫员，如江西瑞金的老红军杨世林，曾经是林彪的警卫员。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机场。那部救护车为毛泽东的经常用车。 当时，延安只有20多辆汽车，一般情况下，这些车由用车部门使用，保养和维修工作统一由汽车大队负责。延安的两辆轿车，一辆是边区政府主席林柏渠乘坐的，司机叫卢克；另一辆是朱德总司令乘坐的，司机是钟步有；毛主席坐的车是一辆救护车，司机叫周西林，而且这辆车也并非专车专用，经常会派作他用。周恩来在延安也没有专用的小车，经常坐大卡车。后来，美军观察组成员撤离延安，所使用的多辆中吉普、小吉普全部留下来了。这时，首长们用车就方便多了，如，贺龙就有了一辆专用的中吉普。单位使用的车辆基本上是大车，有的单位将大车的驾驶室改装一下，驾驶室里就可以多坐几个人了，变成了客货两用车。那时候汽车耗材奇缺，比如，没有润滑油了，就用老麻油替代；没有汽油了，就烧木炭。修理工具也很难得到补充，美军观察组的车辆也需要延安汽车大队维修，修好了车，他们就可以向大鼻子要几件维修工具，以此作为报答。1947年初，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这时，毕秉彝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毛主席乘坐的那辆救护车抛锚在了延安城东郊的李渠村以远路段的一条山沟旁，车队领导命令他，对这辆车负责看管和实施掩护措施，等待救援维修。毕秉彝想办法将这辆车拖拽到路边的一个破窑洞里，并用干草覆盖，以此作为掩护，等待从延安运送配件的车到来后给予维修。想不到，汽车大队的车抵达后，从延安撤出的中央机关队伍随后也出现在了公路上。当时，毛主席、周恩来都坐的是中吉普。周恩来向他们喊话：你们都撤离把，我们把延安放弃了，不要回去了。于是，毕秉彝也随几位维修毛主席专车的战友，跟着大部队撤离了。 1949年11月11日，西安，延安汽车大队整编后奉命进军西南。第一排左三为白志友。 三毕秉彝和几位战友先是跟着毛泽东“四纵”王世泰的部队打韩城、战西府，后又跟着“二纵”王震的部队打运城，在黄河上不知往来穿梭了多少次。在运城战役中，我军缴获了敌方的多辆汽车，由于缺少司机，许多车无法开动。有一次，毕秉彝开车接送王震，王震得知他是延安汽车大队的，要求他留“二纵”发展，属下即让他火线入党，并发了入党表格让他填写。没过多久，毕秉彝的驾训师傅、老战友白志友开车给“二纵”运送重要物资，与毕秉彝在山西战场上相遇了。战友相见，感慨万千，白志友动员毕秉彝一起返回延安，说延安已经光复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撤出陕甘宁边区之后，陆续有多个单位返回延安。毕秉彝回到延安的那天，刚好被前来汽车大队打听儿子下落的母亲看到。母亲喜出望外，亲眼看到儿子还活在人世，抱住毕秉彝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分赴各地的许多战友陆续回到了延安。此时，延安汽车大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管理，大队长依然是陈俊伟，大家依然叫这个广东人为阿陈，并不以大队长相称。阿陈是个华侨，驾驶技术和维修技术都是一流的。大队里还有阿林、阿黄、阿李，他们都是广东人，大多也是华侨。由于奔赴延安之前，他们都与汽车打交道，技术也都非常过硬。1949年5月，西安和平解放，延安汽车大队整体开赴西安，毕秉彝他们打上背包徒步向西安进发。大队长陈俊伟不想丢弃他的收音机，大家也只好将专门为这台收音机供电的一只电瓶抬上行走。延安汽车大队的指战员抵达西安之后，住在西安东郊的一家工厂内。这时候，该大队增添了很多辆美国的大道奇，东北解放区又调来了10辆苏联车。于是，西北军区在延安汽车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西北汽车团，隶属贺龙直接领导，并准备开赴大西南。 1950年1月29日，西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汽车团第四连，于四川绵阳整编临别留念。第一排，左五，左手握右腕者为白志友；左六，左手握右手者为杨世林。第三排，左五，左手搭黑衣人肩膀者为—毕秉彝。 在此之前和之后，延安汽车大队的战友除奔赴大西南者外，一部分留在了西北地区，一部分跟随中央机关进京了……由此，延安汽车大队一分为三，延安的汽车兵从此走向了全国各地。西北汽车团的车辆很快多了起来，而驾驶员大大短缺，部队一方面快速培训新的驾驶员，一方面在西安招聘了许多社会上的挣工资的驾驶员，由于物价不稳定，这些驾驶员每月的报酬按照洋面市价来计算。此时，毕秉彝他们这些老驾驶员也可以领到技术津贴了。在进军西南时，毕秉彝当上了排长。他带领6辆汽车，与进军西南的先头部队一同从西安出发。他们排的汽车车厢底拉着现大洋，上面坐着贺龙司令的警卫部队。车队要经过刚刚解放的地区，有的地段必须按照划线行进，防止进入雷区。他们的车辆还要来回翻越秦岭，往返接送部队，情况万分危急。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贺龙率其总部于28日抵达新都。29日，毕秉彝所在的汽车部队护送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张经武指挥先头部队入城。12月30日早上，解放军十八兵团一部在贺龙的率领下，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西北汽车团抵达成都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吸纳了解放过来的国民党汽车部队，西北汽车团被整编为西南汽车三团，一团、二团是“二野”带过来的。此时，西南军区成立，贺龙为司令，西南军区又增加了汽车四团、五团、六团，共六个汽车团。后来，我军又对汽车运输兵进行统一编制，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团，西南军区的汽车一团、二团改为15团、17团，三团改为18团。 四1950年代初，毕秉彝所在的团随18军进军西藏，从此，他便扎根到了雪域高原，从副连干起，到1956就当了汽车16团的副团长。1954年，他在汽车16团任连长时，上级下达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组建一支小分队，抽调30辆汽车，队长由汽车16团的陕西老乡、修理连连长何金义担任，他则担任指导员，负责指挥车队护送达赖喇嘛一行出藏进京参加重大活动。他们要在扎木迎接从后藏区赶来的达赖喇嘛的马队。由于达赖一行行走的道路要经过高山、峡谷、冰川等险要路段，到达扎木的时间很难预测，所以小分队需要安营扎寨，耐心等待。他们等了一个月左右，终于将达赖一行接上了，然后克服艰难险阻，行程700多公里，将达赖一行安全地送到了金沙江畔的昌都，光荣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和许多我军的指挥员与技术骨干一样，从1950年代初开始，毕秉彝进入部队学校学习文化知识与军事理论。他先后读完了速成小学、速成中学、速成大学。 1960年，任汽车十六团副团长的毕秉彝，经常深入一线，驾车、修车，与战士打成一片。 1956年，27岁的毕秉彝经战友的夫人介绍，认识了在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的中共党员贺素华，收获了爱情，与这位成都姑娘喜结连理。爱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向组织申请调动，通过部队严格的政治审查，她进藏当了部队的职员，入职西藏军区后勤部机要秘书的岗位。由于他俩都坚守在雪域高原，先后出生的五个孩子不得不留在成都，由外婆看护，从小入部队幼儿园长大……让毕秉彝引以为傲的是，1962年，他的团参加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他以副团长的身份指挥汽车16团700余辆汽车，运送作战部队4个团的兵力与装备，并在作战前线指挥部，协助指挥调度后勤保障部队，配合11师完成作战任务。在战斗中，毕秉彝与33团田启元团长相遇，对这位出自于陕北红军的“二杆子”战神非常敬仰，了解到11师原来是“一野四纵”的部队，是陕北红军的老班底，由此更是加增强了来自于陕北、延安的军人自豪感。 1956年，毕秉彝与贺素华结婚合影。 正当部队论功行赏，毕秉彝有可能得到又一次提拔时，他接到延安的老父亲来信，说社教工作队给延安的毕氏家族划定的成分是地主。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和1947年土改运动，延安城都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城里的老百姓一直没有被划定阶级成分，到1964年开始的社教运动才补划阶级成分。以往，毕秉彝在“干部履历表”中的阶级成分一栏，一直都填写的是城市贫民；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家的阶级成分居然变成了地主！不由分说，尽管他对此非常难过，还是向组织做了如实汇报。其结果是，他失去了这次提拔的机会，爱人贺素华也失去了由职员转为现役军人的机会。 军衔晋升为少校时的毕秉彝。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于提拔与不提拔有非常豁达的认识，可是，部队中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变化，在私下传说他隐瞒了阶级成分，并专门告诉了刚刚进入部队的陕北新兵。不谙事理的家乡来的新兵们，看到毕副团长的小孩，居然叫他们为小地主！听到小老乡们这刺耳的声音，多次在死亡线上鏖战、立过数次战功的他，竟流下了在艰苦的岁月都没有流过的眼泪。改革开放后，延安城的毕氏家族被错划的阶级成分得到了纠正；1979年，毕秉彝也由正团提拔为副师，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80年，他与成都军区师以上干部受到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接见。 1960年代，拉萨，毕秉彝（右）与战友合影。 五毕秉彝和几位战斗在雪域高原上的延安汽车老兵，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经历，自己的人生感受。在西藏当兵30年，任副团长14年、正团9年，当西藏军区后勤部副部长3年，1982年离休之后，毕秉彝才结束了奔波于雪域高原的军旅生涯，与爱人到成都安度晚年。 1962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16团维修好的被缴获的印军汽车等装备即将交还印军。 2021年5月，已经92岁高龄的毕老及家人在电话与视频中接受了笔者的采访，笔者看到毕老依然精神矍铄。离休后的他，已经回了好几次延安，感慨延安的巨大变化。但是，这还不过瘾，他经常在电视、网络、报纸上了解延安的变化和发展，家乡一有大好事发生，他都会激动得喜笑颜开，热泪盈眶…… 1950年代，白志友。 就在毕老接受这次采访的两个星期后，笔者得到他家人信息，毕老因病在西部战区总医院与世长辞了。至此，毕老所在的成都原西藏军区肖家河干休所（现更名为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四干休所）的100多位离休军人，大多都与世长辞了，其中有许多是从延安奔向雪域高原的汽车兵。毕老的新密战友白志友，1935年参加陕北红军，部队抵达西藏后，他曾经当过西藏军区汽车部队多个修理所、修理厂的所长、厂长，1971年任西藏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77年离职休养，1997年逝世。毕秉彝认为，从延安汽车大队走向我军各个部队的战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由于他们是我军汽车兵的种子，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一生奉献给了汽车部队。 1990年代，成都，延安汽车大队老战友欢聚。前排白志友；后排左起：贺素华（毕秉彝的爱人）、孟昭月（白志友的爱人）、张明德、毕秉彝。 1990年代，成都，延安汽车大队老战友欢聚。前排左起：张克云（张瑞荣的爱人）、张瑞荣、白志友、杨世林、白玉兰（杨世林的爱人）、何兰英；后排左起：张明德、刘芳甫（高锦斌的爱人）、高锦斌、毕秉彝。 2013年1月，笔者在成都西藏军区肖家河干休所采访时，与毕秉彝及其夫人贺素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