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维安里（3）

水天一线

旧时花楼街地图，维安里在左下角

　　这张维安里旧照，乃昨晚同学胡全志微信给我的，实在珍贵。

照片中，门楼虽已破旧，但维安里三字还能辨认，进门左边第二个门栋，即是我住过20年的维安里七号。

家住维安里（3）

――一个汉口里份的断代史

马里波

租住维安里七号

1955年，我家租住维安里7号。这一年，我父亲刚转业，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与汉口众多里份的房屋一样，维安里7号也是石库门模样。关于石库门称呼，最初由宁波传自上海，在上海发扬光大，遂成此种建筑模式的统一称呼。至于单个的石库门住宅，不过是浓缩了的江南四合院格局，简单明了，多为两层楼房，中间堂屋，边上前后厢房，后置厨房。石库门房屋楼上楼下布局雷同，共同围抱一处天井。

我家住楼上堂屋，14平米多一点。开初，一家三口放两张床，之后弟妹相继出生，摆三张床。余下的位置，放了三样家具：吃饭的桌子，放衣服的五斗柜，塞杂物的双门柜。其拥挤憋屈，今日无法想象。

房东姓孙，一家三口住楼下两间厢房，算是宽敞。后来几年，家境窘迫，为开源节流，孙家退缩一隅，无奈将后面的一间厢房出租。

房东老俩口，老头身躯瘦小，面相精明，平日少与人言语，尤其不喜小孩玩闹，传说，老头在旧社会开过金号当过老板。老太太同样清瘦，却总是一副微笑面孔，举手投足有大户人家风范。一个儿子，身材粗壮高大威猛，虽戴一副眼镜，仍是赳赳武夫样子，其时，高中毕业，正张罗报考大学。

房东老头姓孙，从不知其名字。倒是他儿子的名字，至今记得清楚，叫孙家皇。他还有个外号叫“鸭弟”，这外号古怪搞笑，因为武汉方言中，“鸭弟”乃男性生殖器别称也。如此称呼，徒唤奈何，唯有认同民间风俗说道，名贱好养。

住进维安里前，我和父母在东北辽宁金县的合影

父亲转业前从东北返汉探亲，与家人合影，左上站立的是我姨妈

　　印象中，孙家皇气质霸道，并不把父母的管教约束放在眼里，浑身叛逆味十足，但却是一典型学霸，首次高考即榜上有名，因不屑专业为纺织系，弃之如敝履。后自行在家复读一年，终于一举中的心仪专业，高高兴兴去了重庆。后来毕业，留在重庆那所大学当了教师。

其实孙家还有两个儿子，孙家皇不过是家中老三。大儿子出自孙老头前妻（也有大房一说），一家住花楼街顶头的一个里份里，家中有个男孩，常和他父亲来七号看他爷爷，天长日久与我混成了朋友。

老二与孙家皇一母所生，身材消瘦，文质彬彬，相貌俊美，气质与壮硕的孙家皇大相径庭。只是脸色阴沉，少言寡语，似乎与七号这个地方格格不入，并心生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

老二在财政局工作，单身时鲜见回家，婚后双亲亡故，曾回到七号居留少许日子，不久，与单位同事对调住房，匆忙搬出七号，从此再也没回归过老屋旧居。想当年老二成家时，韶华不在人过中年，曾引起邻居私下一阵闲话。老二最后果断从维安里迁出，不知是对同屋邻居的议论有所察觉，还是早就不喜欢维安里这块“不祥”之地。

那年我家刚住进七号时，楼下堂屋住了一位在长江上“跑船”的家属，一个外号叫“疯子”的中年妇女。这女人热情豪爽，多话好动，喜欢张罗，整日风风火火进出来去，我们喊她“疯子伯伯”，她总会笑应一声，从不忌讳在意。不过，邻居们从未见过“疯子”的老公，不知身他在何处，有还是没有，在还是不在。

不久，“疯子”搬家迁走，楼下堂屋新进一对年长夫妻。男人精瘦，面容尖削，状似老头，工作也在长航船上，听说还是个船长或是大副。女的姓雷，长得富态，一副弥勒佛模样，见人总是笑容满面，我们叫她“雷伯伯”。

一般而言，“跑船”的人在水上的时候多，在地上的日子少。船长老头休闲在家时，除了靠坐在藤椅上喝茶吸烟，就是逮住我们几个小孩下棋。尽管棋盘对面坐的是孩子，老头的棋却下得认真，赢了神气活现，输了神色黯然。此时，若碰着“雷伯伯”罗唆几句，他还会无端发点脾气。

“雷伯伯”纯粹一家庭妇女，家务理得清爽，菜炒得有看相，屋子收拾得灵醒。天晴无风不冷的时候，堂屋对着天井的几扇门总是大开，看楼上的一群孩童，在自家的厅堂直穿横行，“雷伯伯”从不呵叱阻止，反倒总是笑咪咪地看着我们欢快地跑来跑去。

“船长”跑船的时候，“雷伯伯”多半日子，总是倚着一张竹椅独坐，偶尔透过敞开的堂屋看到她的面相，含蓄安详，一副悟透人生的样子，似乎并不寂寞。

与邻里交往，“雷伯伯”并不多话，一旦开口，分寸和道理自在其中焉。一次，她与人闲谈，说：“里波的女朋友长得好看”，我无意拣得一耳朵，高兴了好久。

　　我5岁时与母亲合影，当时我家已住进了维安里

　　

房东让出的后厢房，后来住过两户人家，姓甚忘了，但两家男人都江上跑船的，记得清楚。想那时家居汉口，见过在长江上跑船或在长航工作的人如过江之鲫，几人闲聊，说起家中有人长航工作，得意自豪之情瞬间溢于言表。

后来住进七号的这两家人，大概也是水上跑船圈中人，估计是“疯子”或“雷伯伯”牵线介绍过来。

先住的一户，一家三口，夫妻俩带一个儿子，儿子长我们几岁，正上高中，品学兼优，休格健壮，冬天敢在天井放一盆冷水搓澡。高中没毕业，儿子参军入伍，居委会来家中贴喜报放鞭炮，让我们好生羡慕一阵。

20多年后的1982年，我和这位小时仰慕的小哥哥，在武汉市机械局电大班不期邂逅，两个人站在一起，我比他不止高半个头，让我一时嘘唏。同学之后，才知道他叫张淑渝。其时，他一眼认出了我，我回忆半天，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两曾是维安里七号的邻居。

后来的一户，夫妻二人，无儿无女。男人长得肥硕粗壮，满脸罗腮胡须，面相凶猛。这男人在汉江上跑船，活路辛苦，下船回家，终日瞌睡，听不得吵闹，碰到楼上的一群孩童上下楼跑动，耐不得烦，会提起嗓子吼两声。

比起楼下的人丁稀疏，楼上三家倒是人口饱满。我家五人，父亲母亲妹妹弟弟和我，另两家，一家六口，一家七人。

楼上住前厢房的一家，男人叫张义栋，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一间小学当校长。张校长平日进出，罔顾左右，不苟言笑，一副威猛庄重恣态。女主人叫宋惠清，当年与我母亲同在洪益巷小学教书，当过教导主任。我读四年级时，宋主任代过我班一堂地理课，照本宣科的情景，至今还有印象。在维安里七号，宋主任也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上班回家，来去匆匆，走路脚重，会把楼板踏得咚咚作响。

张校长五个孩子，三女二男，长女长男二妹的名字我还记得，分别叫传芳传鹏传芬。最小的那个妹妹，先天智障，由孩子姥姥看管。宋主任的母亲，也是教师出身，常来维安里七号走动，见人客气，总是主动打招呼。有次我看见她停下来与母亲攀谈，口气熟络，好像知根知底。

张校长有一个叫童大毛的侄子，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算起来，他家应有8个人。他家住的前厢房，我进去过几次，面积比我家稍大，也是除了几张床铺之外，家具寥寥不多。那时，童大毛已就读中学，人长树大，如果一人占了一张床铺，其他几个孩子晚上往哪儿挤？

不过，那时家住维安里，无论人丁多寡，一户一室，家家如此，即使身为房东，亦无例外。譬如，七号房东原住前后两厢房，将后厢房出租后，一家三口就龟缩到前头一间。隔壁八号房东，家大口阔，住两间厢房本就不宽裕，又将另一间租出，自家八九口人便在前厢房挤成一团。

　　这是当年我母亲靠在维安里七号自家窗前的一张留影，背后贴有米字防爆贴的窗后，是七号张校长家。母亲当年四十刚过，正在中年，美丽端庄。这张照片出自我手中一台公家的海鸥120。

人多屋小，白天大人上班小孩上学，尚可将就，晚间睡觉，满屋是人，捉襟见肘，就得各显神通。

我家五人，算中度拥挤，父母一张大床，妹妹一张竹床，天热正好，天冷就得多垫两床棉絮。我和弟弟挤一张铺板，白天拆一扇免得磕碰了饭床，晚上挪动桌子，再将折掉的铺板加宽。那些比我家还挤的，睡觉大概只得打地铺了。

那时，最喜欢夏天，没有居家逼仄的拘束，扛一张竹床，往巷子里和大街上一放，管他灯火闪烁人声喧嚣车来车往，只管伸开腿脚，一觉睡到晨星寥落天色放亮。

睡觉的愁烦，深入骨髓，临到考高中，净盯着可以住读的学校不放，最后考上离市区老远的十二中，终于找到了可以搁下自己身躯的一张床铺。从此，除了周日回家蹲饭，再也没回家睡过那张需要每日拆卸的铺板了。

楼上后厢房，住着另一家六口，夫妻二人四个子女，男主人也姓张，名叫张家昌，我们叫他张伯伯，女主人沈阿翠，我们喊她张妈妈。夫妻二人老家宁波，也是那时武汉人叫的“下江”人。四个孩子，二男二女，顺序称呼为：海清、惠清、汉勤、玉琴，其中两个人有小名，惠清叫妹妹，汉勤叫毛毛。

旧时，江浙人顺江下流到武汉落脚谋生，做裁缝的不少，张伯伯恰巧是个裁缝。他所在的那家裁缝店，在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对面，名叫“首家”，因西装做得讲究，是当年汉口大牌的服装店。

其时，张伯伯为八级裁缝，算是这个店里的顶级师傅。上中学时，有一回，张伯伯在家里给我量尺寸，为我定做了一套“学生蓝”制服，做好穿上，果然合身得不得了，小心翼翼地穿了好多年。可惜那年代不时兴西装，没看到张伯伯的看家本事。

想那个年月，日子过得单调贫乏，男人的嗜好不过烟酒茶，我父亲抽烟喝茶，从不饮酒，张伯伯偶尔小酌两杯，自在心情大好，或张妈妈炒了好菜的时候。下江人钟爱绍兴酒，张伯伯饶是如此，有时，两杯绍兴下肚，微醺脸红，也会摇头晃脑哼两句谁也听不懂的戏文，与平日稳重收敛少言寡话的状态判若两人。

后来，八级裁缝张伯伯竟然当了“首家”的支部书记，让我吃惊不小，心想要做到这种单位的一把手，该是需要何等样的权谋和城府呵。

张妈妈初时为家庭妇女，持家精打细算，烧的下江菜让人垂涎欲滴。那些年，我们家仿效张家，知道了怎样吃螃蟹和海鲜，但醉炒螺丝，却始终无法入门。张妈妈嗓门响亮，说话声大，好话坏话都不会曲折隐讳，有时让听者一时哽噎呛到。

几年后，张妈妈忽然也有了工作，就在张伯伯的“首家”食堂帮厨做饭，一直做到退休。

离开维安里，我们与张伯伯一家联系从未中断，我妹妹家与他家同在汉阳郭茨口王家湾一带，几步之遥，他家小女玉琴和我妹妹来往频繁。如今，他家长子海清定居上海，长女惠清八十年代夫妻同时留学美国，现在一家早已是华裔美国人。

疫情前的2019年，我曾驱车去汉阳看望张伯伯，惜哉他生病住院不在家，只看到张妈妈一人。去年9月，张伯伯不幸故去，享年98岁，高寿矣。

照片中的年轻人，都是我母亲当小学教员时的同事，五十年代的青年，同样也很时尚大方摩登哦。我母亲在一排右下。

我母亲任小学教师时的聘书

我母亲任少先队辅导员的聘书。那时少先队叫“中国少年儿童队”，共青团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六十年代初，与房东孙家老二调房的财政局小王和他的爱人小严住进七号时，恰在新婚，两人住前厢一间大房，似乎宽敞，引得邻居一阵羡慕。之后生下两女一子，幸福饱满，算得是美满家庭。

小王为人谦和待人客气，见了楼上楼下邻居，都会停下来打招呼呼，尤为喜欢孩子。我那时刚上初中，不过十三四岁年纪，但他与我谈话从不戏言敷衍，态度之认真如同对面已是成人。

那时物资紧俏自行车稀罕，恰好小王有辆自行车，每日从维安里骑行到扬子街上班。其时，我学骑自行车正在半生不熟之际，瘾头正足，每天只要小王的自行车归家，我都会推上街溜达一圈，记得每回借车，小王从未迟疑，总是笑容满面，赶紧拿钥匙。

有年除夕深夜，我借小王自行车远行踏过长江大桥，下坡时带刹太急，连人带车翻了一个跟头，回家后，小王只问我摔伤没有，并不看自行车有哪儿损坏。

小王爱人小严，比小王矜持内敛，但并非拒人千里面相。小严在江汉区商业局工作，当年我妹妹面临中学毕业分配，在安排单位时，小严出面帮了大忙。小严后来官至江汉区商业局副局长，但逢到邻居求助，很少回绝。

小王大名王深福，二女一子单名，分别为王进、王飞、王跃，子女聪明伶俐，读书用功，皆一帆风顺升至大学。前些时我翻看旧照，竟见到王进小时与七号楼上张玉琴合影的胶片，惊喜之外，想不通此底片为啥流传到了我这里。

正在七十年代，小严职务上升迅速，住房条件得以改善，分到新居。搬出维安里七号那天，小王与邻居惺惺惜别，彼此之间还有点不舍之惰。

我弟妹与小王子女一直存有联系，我因此知道小王退休时，已是审计局纪委书记，王进在海关供职，王飞在省教育厅工作。我弟弟告诉我，前些年为女儿上大学事情，还麻烦过王飞周旋。

小王女儿与七号楼上张玉琴合影。右边张玉琴，左边小王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