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父亲——20年的戎马生涯

理念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2022年正月初十，就是老父亲三周年纪念日了。深切怀念老父亲！！！

感谢高陵区作协马元社同志记录的这些文字，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张怀智:20年的戎马生涯

口述：张怀智（90岁）整理：马元社 张红艳

编者按：张怀智，17岁参军，20年军旅生涯中，参加了解放西安、解放宝鸡、解放兰州、甘南剿匪等十几场著名战斗，3次负伤，4次立功。2018年11月19日，笔者走进田园小区，听其讲述金戈铁马的一生。

17岁那年：放羊娃要当兵啦

我是1929年1月26日出生在榆林市米脂县黑山则村，与陕北其他村子一样，黑山则村黄天厚土，村子在山卯卯下，沟坎坎边，住窑洞，吃小米糊糊。那时候的陕北，广种薄收，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在这个山头耕种一点土地，在那边山头也是可怜的一点土地，主要种小米和南瓜。五六岁就跟着父亲下地，往往是跑了这边地，又忙那边地，下了不少苦，可是干的活多，收的粮食少。记得有一次，我从后山上背几个南瓜回家，刚下过雨，黄土地脚一踩就成泥了，正走着脚下一打滑，一屁股坐在地上，手上的南瓜沿着山坳滚下去，我爬起来沿着山坳找南瓜，那可是一家人下午饭的主食，丢了全家人都要挨饿。在山下找到滚坡的南瓜蛋，已摔成几块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南瓜块捡起来背回去。那时候家里很穷，除了南瓜没啥吃，人们总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父亲是一把劳动好手，也是村里的能人。会做木匠活儿、石匠活儿，还会拉二胡、吹笛子。老家门楼石雕都是他雕刻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人见人夸，于是村里人盖房子修门楼就请父亲去做石雕。父亲脾气暴躁，也很古怪，动辄就打骂我们。夏天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炙烤着大地，吆喝我们下地干活儿，那脚底板儿烫得不能着地走路，我们也不敢反抗，反抗就会遭到打骂。我们家人多，一年口粮不够吃，十二三岁时，我给地主家干活，每天起早贪黑，受尽了地主欺负，拼死拼活干一天才挣半升小米。但为了能吃顿饱饭，受再大的罪心里也高兴，受点苦肚子不饿啦！

我七岁就放羊，冬天农闲时在村头庙里上学堂，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名字，现在认的字都是后来在部队学的。1947年上边规定一家有弟兄两个必须一个人去当兵，弟兄三个必须两个当兵。我们兄弟四个，我排行老三，大哥十几岁时饿死了，二哥、我和老四都当兵了。那年我17岁，个头比较高，听说当兵能吃饱饭，就跑到公社报名当兵了。

瓦子街战役脖子被弹片划伤

1947年7月，被编入中央警卫排三旅（隶属政治部），属于四军，军长叫王世泰，政委张军良，后来是张大福。1948年被编入四军十一师，师长叫郭炳坤，他是著名的战斗指挥员。

刚入伍就奔赴甘肃庆阳，边行军边训练，学会了挖战壕、打枪等基本技能。冬天的庆阳十分寒冷，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部队没有军服，战士们没有棉衣穿，冷得不行，部队只好撤回到陕北，驻扎在安塞县休整过冬。

1948年2月，瓦子街战役打响了。我们第四纵队由甘谷驿南下，消灭金盆湾之敌后，到宜川以北集结，协同第一纵队侧击东援之敌。瓦子街战斗非常艰苦，那时候正是农历正月初六七，雪下的二尺多厚，我们潜伏在战壕中不能动，等待着敌人援军经过，准备瓮中捉鳖。但刘戡选择了由黄陵、洛川出发，经黄龙的小寺庄、瓦子街到达宜川。因为从黄陵、洛川出发，经黄龙的小寺庄到瓦子街是一条简易路，离宜川城比较近。这条线路由第一纵队迎战，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一纵队，从侧翼夹击。刚当兵几个月就参加战斗，新兵娃子还是很害怕，但上了战场，硬着头皮都要向前冲。趴在战壕中，身下全是雪，不一会衣服就湿透了，冰冷雪水冻得牙齿都哆嗦，我们强忍着。在铁的纪律面前，谁也动弹不得，暴露目标就会前功尽弃，要受到处罚。那时候不仅是冷，也有饥饿，没有吃的，只能以雪充饥。

战斗打响时，被团团围住的敌人狗急跳墙，不要命地扑上来。我狠下心，拼命向敌人投弹，敌人进攻一次，我们打退一次，决不不能让敌人打开突围缺口。战友们伤亡很多，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眼看着弹药将打完，转身发现一个战友中弹趴下不动了，就想着把他的枪拖过来，便猫着腰，慢慢地向他挪动。就在这时，敌人一阵猛攻，弹片从耳边嗖嗖飞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刚转身想趴下，突然觉得脖子上一阵剧痛，用手一摸全是血。原来是脖子被弹片划破了，伤口不深，没有伤到大动脉，不碍事。没有卫生员，没有消毒设施，情急之下，我从腿上撕下一绺绑带，绕着在脖子缠三圈，勒紧止血，继续战斗。

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歼敌3万余人，击毙了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收拾战场时，瓦子街地面上是厚厚一层子弹壳。

18岁那年第一次立功

瓦子街战役结束后，我们十一师四个团分别在铜川、旬邑县休整了40多天，接着攻打富平、蒲城、白水、合阳、澄城县。

1948年10月，我在宣传队工作，因为“经常学习、待人和气、带病工作”，三旅政治部批准荣立三等功，立功时是记功，现在折合三等功，这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立功。

我们一军有四个团，分别在铜川、旬邑县休整了40多天后，1949年在解放西安的战斗中，我师负责在泾阳打外围战。当时西北野战军攻占铜川、耀县等地，解放了渭北广大地区。胡宗南集团收缩兵力，向后撤退到泾、渭两河。5月11日，彭德怀司令员为打乱胡宗南集团逃往四川的撤退计划，决心乘机进军关中。我们在泾阳、咸阳等地歼灭国民党军第90军及骑兵第2旅各一部，俘2200余人，进占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等地。

5月20日解放西安，至5月底，第一野战军控制了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胡宗南集团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

扶眉战役中我是排长

西安解放以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急令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并纠合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奎部妄图反扑西安，阻我军西进。我军第一野战军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实施“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于7月10日在以扶风、眉县为中心，向胡宗南主力发起总攻。

当时进攻兵力主要是，第一兵团由王震率领，沿户县、周至西进，在子午口、黑山寺、哑柏、横渠击溃敌90军后，攻占宝鸡益门镇；许光达率第二兵团攻克临平，经天度、法门、青化、益店，插至敌军后方的罗局镇，夺取了眉县车站，攻克了扶风。周士第指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正面主攻，由西凤公路、陇海铁路西进，首歼漆水河两岸及武功南北线之敌后，收复武功，至罗局镇东南与第二兵团会师，合歼残敌；杨得志率解放军第19兵团在乾县、礼泉阻击马鸿逵，保证了扶眉战役的胜利进行。

经四昼夜激战，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八个整师零三个团，共计四万余人，解放了眉县、扶风、岐山等九座县城，7月14日解放了宝鸡。

在这次战斗中，我主要担任排长职务，跟随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后来一直打到兰州。

兰州战役中皮带救了我的命

兰州是马步芳的天下，马步芳在周边集结10万余人对抗。1949年8月，我军集结了5个军近15万人沿西安至兰州公路分南北两路直取兰州。

兰州战役打的比较辛苦，那时候天气已转冷，部队供给跟不上，战士们没有衣服穿，只好挖地洞御寒。参加战斗的是32团和33团，32团营级以上干部不到100人，在战斗中全部牺牲了。

在兰州战役中，我是副连长。有一天吃饭时间，我们都蹲在战壕里一人端着一洋瓷碗扁豆和洋芋，吃的正香。突然，敌人开始了袭击，有两个炮弹飞过来，我赶紧丢掉饭碗，低头趴下，但还是被弹片打中，一个弹片打在我的皮带上，皮带断了，弹片一半扎进肚子里，一半露在外边。卫生员已经牺牲了，没有人包扎，只能靠自己。我疼的咬着牙，一手捂住伤口，一手捏住弹片拔了出来，用牙齿从腿上撕下一绺绑带，缠绕在腰上，勒紧止住了血。轻伤不下火线，受伤后我忍着疼痛，端起枪趴在战壕边，向着敌人一阵扫射，顿时几个敌人倒下了。

这时候，只有拼命杀敌才能减轻对敌人的仇恨，才能减轻身体的疼痛。现在肚子上还留有伤疤，是那条皮带救了我的命。

甘南剿匪两次立功

兰州解放后，部队退到了天水。1950年、1952年、1958年，我三次去甘南参与剿匪。部队大本营在临夏县，夏天去甘南，冬天回到临夏。那时候，甘南每年都遭土匪袭击，三月份土匪患尤为猖獗，我们有一个团曾被土匪包围。土匪很狡猾，与我们打游击战，我们人少了他们就袭击，我们人多了他们就跑进寺院。按照民族政策，不能打寺院，我们也无奈。在甘南剿匪时，我担任副连长，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匪封锁线，切断公路，便于歼匪。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我们与当地群众同甘共苦。

甘南大草原土地比较松软，前边的部队还可以走，后边的部队就过不去了，有许多战士陷入泥潭中牺牲了。

甘南的土匪大部分用的是真枪，还有用土枪，装着铁沙子，打中人也能致命。还有用杈子枪的，架在高处，人一到只扣扳机。有一天下着雨，我们经过土匪的一个据点，土匪疯狂扫射，我被子弹打在了腿上，伤疤现在还在。那个土匪头子叫马良，我们团长带着一个排追马良，从甘南追到临夏，一直追到炮楼里，还是让土匪跑了。

1954年7月，部队驻扎在临夏，我在野炮营二连担任炮长，负责训练士兵。由于当教练员工作负责，不分昼夜的训练，荣立三等功。

1956年3月，在四川训练时，我在野炮营二连任排长，积极负责，完成任务好，被305团政治部批准立三等功。

驻守西藏第四次立功

1958年西藏各地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7月在布达拉宫接受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所献的“金宝座”，噶厦（即西藏原地方政府）也全力支持这一叛乱武装，给叛乱武装发放粮食和武器弹药，宣布分裂。

1959-1962年，我们奉命进藏，驻守在日喀则。1959年西藏达赖喇嘛叛乱，我们接到命令后从临夏直达兰州火车站，不下火车换衣服去西藏。到了西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受庇护了，中印两国开始交恶，发生了一连串交火冲突。

1962年6月，中印反击战爆发。那里海拔4000多米，环境极其恶劣，爬坡都胸闷气喘，支援前线的藏民为部队背弹药，军民配合打仗。11月战争胜利，双方停战。为了显示我军的礼节，缴获的武器我们都擦干净，全部还给对方。抓获的印度战俘，也给予了优待，给战俘们提供有肉罐头，比我们吃的好。印度军队等级森严，俘虏来的排长跟士兵都不在一起吃饭。相比之下，解放军的官兵一致，明显不同。

在西藏时，我是后勤协理员，不直接参与打仗了，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由于气候条件差，我身体不好了，加上长时间在雪地里潜伏，患上了夜盲症，到了晚上就看不见。被从西藏调回来，跟随11师炮兵团驻防武威，负责看守张掖、山丹军营十几个家属院。

第四次立功是在1961年，我是中尉军衔，职别是政指，由于在军事训练中，工作突出，完成了任务，在12月25日，团里批准荣立三等功。

1966年11月，我34岁，由于身体原因，部队批准转业。转业时发有证书，盖着国防部的红印章，转业证明书批准字号是第18140号。

我在部队总共20年，只有1962年至1966年间没有打仗，其余时间每年都在打仗。

转业后被分配到西安市，但与我同时转业的战友家里两娃都夭折了，家境十分贫困。我便把名额让给了他，选择了距离西安较近的高陵工作，在供销社当主任，食品公司当经理，最后到了烟草局，直到1990年离休。

如今，儿女都很孝顺，我感到十分幸福！（注：2019年2月14日凌晨，张怀智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谨以此文表示对老人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