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往事】难忘的21号任务(转载)

锦衣夜行

包承郇给尚法尊的信

哈军工北京校友会 尚法尊副理事长:

　　遵照您的嘱咐,我写了《难忘的21号任务》一文,当时我是204教研室副主任,分管科研工作。科研队由付信礼、赵伊君.花栅三人负责,分别担任机测组、光测组和电测组组长。每组四五人不等。写此文前,我分别与赵伊君、付信礼、姚维山通了电话,回忆了当时情况,由于年代久远,许多细节己记不清了。但这件事很有意义,反映了哈军工人当年积极参与我国早期核试的事迹。但是由于当时保密原因,哈军工很少有人知道,以至于在一系列校史活动中,都没有反映出来。为了弥补这一憾事,特写此文,请审示。

　　包承郇 2010年1月10日

难忘的21号任务

作者：包承郇

　　上个世纪进入六十年代,我国原子弹研制和试验进入紧锣密鼓价段。为培养我国核武器人才而设立的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即军工二系)加紧了教学和科研工作进程,第一期58级学员提前毕业,奔赴原子弹研制单位和马兰核试验基地。1962年底,作为核爆炸测试分析专业的204教研室(l966年改为205教研室),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第一次核试验准备的行列中,课题代号为“21号任务”,在当时这是-项“绝密”级课题,院系两级党委十分重视,由学院教育长张文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实施领导和协调,提出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全院通力协同,大力支持。院器材处刘国霖处长坐阵北京,解决所需一切器材,四海厂承接随时所需的一切加工任务,系教务处张铭智副处长奔走在哈尔滨和北京之间,沟通各方协作关系。204教研室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同时,抽出了主要骨干教师赵伊君,傅信礼(又从三系借调花栅)等十四名组成的科研队伍,他们中有教师、实验员和新毕业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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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1号任务”中,我们的主攻任务是通过对核爆炸冲击波和光辐射的测定,来鉴定核爆炸的当量。这在我国是史无前人的,没有现成的仪器和资料。参加科研人员都是第一次领受这样一无所知的课题,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困难之大不言而喻。但是大家认识到,为了打破美、苏两国核垄断,为了新中国摆脱落后挨打困境,为国争光为民争气,我们绝不能向困难低头。从接到任务时起,参研人员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精神,放弃了一切节假日,日以继夜,埋头在图书室和实验室里,从国外杂志缝里,从资料的字里行间里,搜索点滴可以借鉴的启示,并反复在实验室试验,最后研究确定,通过五个方案来实现测量冲击波和光辐射。即用膜盒受压变化测量冲击波“冲击波压力自记仪--机测组”、用压电元件记录冲击波压力变化“冲去波磁带自记仪--电测组”用光电管测光辐射最小照度到来时间的“最小照度记录仪”用光电元件测光辐射光冲量的“光冲量记录仪”以及用摄影技术拍摄火球透明层的装置,用这五个方案做成五套设备来测量爆炸当量,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可行的,但在核爆炸环境中是否可行,则没有把握,要经过一系列试验。

　　从1963年春天开始,五套装置首先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用激波管模拟冲击波,用强光源—探照灯模拟光辐射。一边实验,一边修改,一边设计,一边在四海厂加工,科研人员、实验人员、四海厂的设计人员都在同一现场共同战斗。室内试验取得一定成果后,即去进行外场柞树林爆炸场试验,用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光辐射通过五套仪器装置进行测量试验,开始是几公斤TNT,后来是几十公斤,炸药量越来越大,这时爆炸场周围农民反映强烈，所有窗户玻璃都震碎了（实验完成后我们予以赔偿）,于是决定另选场地。1963年夏,为寻找合适场地,学院张文峰教育长和系姜国华副主任,带领机关干部四处踩点(文革中造反派诬蔑为特务活动),最后选定在松花江上游距市区43公里江边一处荒滩草地上,这里距居民点较远,可以进行大炸药量爆炸试验。有了这块试验场地后,教研室科研队就开始了大药量的四次化学爆炸试验。因为集中在八月份,后来就叫“八月试验”。去场地试验,唯一交通是水路。于是每次都乘学院在松花江上一艘豪华游艇,来回于市区和场地之间,运送仪器设备、人员和生活物资等。那段时间正值松花江汛期,江水滔滔,水量大,水流急,单程一次需两个多小时,由于试验频繁,人员大多疲劳过度,上船后几乎都很快入睡,就在一次运送器材溯江而上时,技术员王博举同志在船舷失足落水身亡。这给正在紧张试验的教研室科研队造成巨大打击,一时教研室上下悲痛万分,王博举同志是科研队一名优秀技术员,他任劳任怨,积极肯干,他的牺牲使科研队失去了一名得力干将。在那悲情弥漫的日子里,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努力为胜利完成任务而互相鼓励。最后一次是八月下旬,炸药量达到400公斤,爆炸威力巨大,那次爆炸试验刘居英院长、李开湘副政委、张文峰教育长以及姜国华、祝玉璋等首长都到场观看(即刘居英影集107页的那张照片),那次试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起爆时炸药哑爆,顿时气氛紧 张,一不小心将酿成大事故,这时刘居英院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亲自指挥,派实验员罗远久,携带保险箱钥匙,作了一次风险很大的在巨大炸药包前排除故障作业,幸好有惊无险,原来是一段线路断了。

　　“八月试验”的成功,受到院系首长的表扬和鼓励,全体参试,人员对仪器设备又作了一些微细的修改和完善。1963年冬,实验队在姜国华主任带领下,去北京昌平东花园参加由国防科委组织的化爆模拟试验。在那寒冷的京郊,参试人员又经过一番艰苦努力,通过化爆试验终于审查合格,获得了正式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入.返院后,审查合格的样机正式投入批量生产(有的要一款多台)。于是四海厂进行了总动员,仅用三个月时间,各项设备生产完毕,经过鉴定全部合格。

　　1964年春夏之交,204教研室参加第一次核试验人员突然神秘的“失踪”了。由于高度保密的要求,家人不知道,朋友不知道,甚至一个系的同志也都不知道,只知道去了一个神秘地方,干神秘的工作去了。那时人们的保密习惯可见一般了。当然确实没有人会想到我国即将进行原子弹爆炸试。直到1964年10月16曰在我国西部地区一声巨响,才使人们恍然大悟。

　　204教研室试验队进入马兰基地后,又经历了一段艰苦卓绝的鲜为人知的生活和工作。在那戈壁滩上,风餐露宿,住帐篷成,喝苦水,白天骄阳似火,夜里寒风刺骨,刨坑埋仪器,肩扛手提架设备,日以继夜,一干就是半年。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一次核试验那一天,大家躲在距爆心80公里的工号里,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地等待那神圣瞬间的到来,就在那一闪光,一声巨响后,大家飞快跃出工号,乘车奔向自己心仪的设备,记录终于拿到了,很好,压力自记仪记录的曲线是如此理想、以至于有的专家一看与理论曲线十分吻合,用既怀疑又钦佩的目光审视着,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用分说,我们的测量结果,第一时间,报到了现场指挥部,报告当量为2万吨,与九院理论设计一致、很快防化飞机穿云回来收获了放射性记录,从而证明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及时向北京周总理报告,这样我们的仪器设备成为速报当量主要设备

　　成功的喜悦,让人们把半年辛劳冲得一干二净。接着基地进行了总结,204教研室参试队的机测组荣立集体二等功,电测组和光测组荣立集体三等功,参试人员人人都荣立三等功一次。其中机测组代号为“甲08—压力自记仪”获湖南省l978年科学大会奖。

　　不久,204教研室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科研队凯旋学院,大家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他们辛勤的付出和丰硕的成果,激励着教研室每个同志,一致表示要向他们学习,要努力搞好党赋予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随后,204教研室科研队又连续3次参加我国核试验,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每次都受奖。

　　204教研室在实施21号过程中受到各级领导关怀，系主任祝玉璋每天晚上都要去试验室一线看望工作人员，问寒问暖，并嘱咐后勤食堂做好夜餐，刘居英院长经常督促检查工作进程，有时还亲自过问每个细节，比如有一次，去北京参加模拟试验，机测组考虑到戈壁滩风沙大，对定型了的仪器做了防沙修改，结果得到的曲线变了，刘院长当即指出“不能随意改动试验状态”，从而避免出现一段弯路，参试人员处发现，刘院长在大河旅馆，亲自动员，并提出具体注意事项。除了院系领导外，国防科委和总部首长来学院视察时，都先后到204教研室莅临指导，如，张爱萍、李聚奎、徐立清、谢富治、伍修权、李作鹏等首长。特别难以忘怀的是1964年7月31日朱德、董必武在院领导的陪同下，莅临204教研室参观21号任务科研成果陈列室，听取汇报后，首长们特别高兴，并鼓励大家献身国防事业，为国防现代化建功立业。

技术准备在原子弹爆炸之前

作者：刘春阳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我国必须拥有原子弹，在上个世纪中叶，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终于研制出有中国特色的原子弹。

　　为了改进原子弹，提高当量缩小体积，与之有关测量系统也必须尽快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下达了研制测量仪器的任务——21#任务，（国防绝密级）。

　　原子工程系是按原子弹结构设置相关专业（教研室）的。测量就是依靠原子弹爆炸效应研制相关的仪器。

　　冲击波测量仪（压力自记仪）分机械测量和电子测量两种，还有最小照度到来时间测量仪等。

　　刘居英院长直接领导二系相关人员：冲击测量电测组有花栅（组长）、胡秉光、车吉仁、刘春阳；机械测量组有付信礼（组长）、李仲民、姚维山、王博举、曾毅惠；最小照度到来时间测量组有赵伊君（组长、现为院士）、张正文、邱占武、陆启生等。

　　研制成员中，刘春阳年龄最小，资历最浅。他在动员会上表态说：原来一直在教学第一线，这回第一次参加国家绝密重点科研任务，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感到很光荣也很紧张。这也是从技术上、组织纪律上对我这个年轻人的重大考验，我一定会像其他同志一样，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全力以赴地工作，为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加强国防建设做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当时正由电子管线路向晶体管线路换代阶段。晶体管处于初试阶段，生产规模不大，工艺不十分成熟，性能稳定性也差，印刷电路也只有少数厂家生产。因为测量工作需要，该仪器必须提前若干天埋在爆心处，经过若干天后才启动。所以电子管线路有先天不足，不能应用在测量仪器上，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独立完成整个仪器设计和组装工作。

　　当时科研人员少，任务重，只能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因为休息时间很少，精力体力消耗都很大，领导非常关心科研人员，尽力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廿四小时吃四餐，由系主任祝玉璋选择最好的食堂安排伙食。经过科研人员的奋力拼搏，研制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这时，国防科委主任前来检查指导工作。由刘院长陪同在实验室听汇报，刘春阳手边有台日本进口的超小型磁带录音机，他想张主任（爱萍）指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将其录下来对今后工作开展非常有意义。他就在张主任座位旁放一个话筒，经过连长线，接在座后面刘春阳的录音机上，这样就可以把张主任的讲话全部录下来。

　　会前半小时，系里的保卫干事周旭起来检查安保工作，发现了刘春阳的这一举动，马上提出批评，要求立即取消，今后不许再出现这种情况，刘春阳涨红着脸，收回了话筒。

　　样机制成后，1963年8月在松花江一个地方做了模拟核爆试验，取得了初步完整记录，为以后完善仪器结构提高稳定性，提高对环境适应能力，找出了改进方向。为了推广使用压力自记仪，写出了使用说明书（与任务同一密级）。

　　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只能用打字机把说明书诸字打在腊纸上，然后油印装订成册。

　　当时打字组长闫婉华，打字员林桂珍，迟艳华，打好腊纸油印之前由刘春阳进行校对，因密级很高，打字份数，装订成册的数量都严格控制，从打字室内拿出校对，校对后送回都要进行登记。

　　参试人员大部分走了，此时发现说明书少了一份，这是严重的泄密事故，立即上报北京总部。总政保卫部长陈沂亲自来哈检查泄密情况。因此事涉及人员很少，除了打字员几个人外，只有刘春阳。因此他是重点审查对象，被“请”到协理员办公室，因为刘春阳刚20岁，从没有谈过恋爱，怎么说协理员都不相信，过了一周在刘春阳周边都查过了，没查出任何问题。协理员问说明书可能在什么地方。刘春阳说：进场的同志带走了。最后往新疆打电话，回答说带走了。这样刘春阳才解除嫌疑。

　　63年10月份，全国所有搞测量的单位，在八达岭上的官厅水库附近做了一次全系统的协调试验。通过试验，确立了整体操作程序互相协调步骤。为进入原子靶场做好了充分准备。

　　原子弹爆炸后，测量仪器，完整准确记录爆炸结果，进场测试人员，有的立二等功，有的立了三等功，全部得到了国家奖励，在原子工程系实验室布置了一个展览室，里面陈列着进场的测试仪器、压力自记仪、高速摄影机……。

　　因为仪器在靶场拉回来的，虽然经过防化处理仍有轻度污染，非测试人员是不许接触的。

　　事后有朱德、董必武、几个老帅和省市主要领导来此参观过，当时讲解员是教研室付主任包承郇和张厚祥、刘春阳。

作者：刘春阳 原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实验员南迁后外场试验中心主任工程师

哈军工的南迁及演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创建于1953年，陈庚大将担任首任院长兼政委。1970年“哈军工”南迁与分建。南迁长沙部分发展成为“国防科技大学”，留守原址部分发展成为“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1953.9-1966.4)

　　—>哈尔滨工程学院(1966.4-1970.6)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70.6-1994.4)+长沙工学院(1970.6-1978.6)

　　—>哈尔滨工程大学(1994.4~至今)+国防科技大学(1978.6~至今)

陈赓受命创办“哈军工”

来源：《人民政协报》

　　“哈军工”是1953年9月成立于哈尔滨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它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办学历史，但却是当时全国最著名，也是最神秘的一所大学。

　　1952年3月26日，毛泽东在审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上报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后，作了“同意。三月廿六日。退粟裕办。”的批示。并亲自点将从朝鲜前线调回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陈赓，委以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重任。陈赓于6月13日接到调令，三天后即冲破美国空军“绞杀战”的封锁回到丹东，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向军委报到。7月8日，毛泽东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

　　是年7月，苏联应我国政府的要求派来了以奥列霍夫空军中将为首的四人专家设计组。毛泽东对陈赓说:“在苏联专家面前，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陈赓陪同苏联专家乘飞机先后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南京、上海等地调查研究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条件。8月底，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北京听取了苏联专家的汇报和建议:“限于目前的技术力量，只能办一所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学院按军兵种设5个系，即: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兵工程系；学院按兵器装备设23个专科；哈尔滨远离前线，最合适作学院校址，它不仅有飞机、坦克工厂，而且有一所办得相当好的工业大学，便于开展协作；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舍，可以作为学院暂时的“依托”……

　　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和志愿军第三兵团部分干部开始向哈尔滨集中。陈赓给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代理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张衍打电话说:“‘二高’的干部质量好，要一个不留地带到哈尔滨。”

　　为了赶在1952年北方严寒到来之前，使前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的单位和个人有办公、住宿的地方，政务院命令卫生部和东北人民政府把哈尔滨文庙街两侧医科大学4.7万平方米校舍拨给军事工程学院，医科大学另建校址。陈赓为此曾给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打电话请求帮助并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请东北局给予支持的电报，请毛泽东签发。周恩来也专门派出检查组到哈尔滨督促、催办。医科大学克服困难，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在10月底之前，将文庙街南北两侧的王字楼、工字楼、呼吸系楼等建筑物腾出，交给军事工程学院。

　　聘请教授是学院筹备工作的大事。陈赓向中央军委提出的第一批所要请调的讲师以上教师人数是62位，另有18名指名请调的教授、专家，如:卢庆骏、孙本旺、曾石虞、曹鹤荪等，都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教授。曹鹤荪是国际上有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当学院的同志拿着周恩来签署的调令到南京时，华东航空学院的领导当天下午就为他开了欢送会；有些教授的请调则需周恩来、彭德怀等亲自出面做工作，请调曹国惠教授时，清华大学就是不放人，彭德怀把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找去谈话，批评说:“这么重要的学校，你们还不支持？”

　　学院的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部队，录取工作是当时全军最大的政治任务。1953年初，学院派出8个工作组到全国6大军区、特种兵部队、军委直属队，按最严格的德、智、体标准，录取了1010名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学历的干部为学员，所有单位都不讲任何条件地放人。学员入校后，按照陈赓的建议，一律享受营、团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以保证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中有旺盛的精力。

　　学员们在一段时间的文化补习后，经过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的笔试和口试入学考试，最后，只有679名成为第一期本科生学员。

　　学院开学前夕，陈赓曾专程到中南海，请毛泽东给学院写训词，并为学院的报纸起名。毛泽东说:我已经是个官僚主义者，不常写东西，训词交给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起草，我修改。南京军事学院办的报纸叫《军学》，你们的报纸，就叫《工学》吧，只两个字，我可以写。随即，他在宣纸上反复写“工学”二字，交给陈赓拿回去挑选。8月26日，毛泽东给军事工程学院颁发了《训词》。

　　1953年9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的日子。陈赓采纳了苏联顾问奥列霍夫的建议，当天上午按课程表正常上课，下午举行开学大典，以体现学院以教学为中心和对教学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