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电波声中闪光

津门寒儒（韩晶南）

告别了甲山，告别了训练大队的学习生活，带着对野战通信部队的神往和对通信兵职业生涯的向往，我们来到了广州军区通信团。当时通信团一营驻地是在广州白灰场，即现在军医大和南方医院所在的位置；二营、三营和团部驻地都在湖南衡阳市衡南县新塘舖。训练大队五中队领导非常“好心”地“关照”了我和王蒙、王赭俩哥们儿，特意没把我们安排去广州，而是很“照顾”地把我们“发”到了湖南。我和王蒙分在了二营六连；王赭被分到了二营五连。到了驻地，才发现原先我心目中令人神往的通信团这样的野战通信部队跟我想象中的环境条件大相径庭，落差很大。一眼望去，遍地残雪，道路泥泞，没有楼房，全是平房，分明就是一派农村的景象。心就跟当时阴冷的天气一样，好像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了，拔凉拔凉的。我想王蒙、王赭恐怕当时也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吧。

王蒙分到三台，是英吉普车载150瓦电台，台长董德才，64年兵，也是军区干部子弟，人很好，后来成了对我们几个照顾有加、亲如兄弟的老大哥。我分到了九台，是大解放牌车载150瓦电台，台长樊新民，65年兵，是武汉长航干部子弟，经常“板板儿地”武汉招牌粗口挂在嘴边。所幸我们二人遇到了两位好台长，他们俩在连里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

通信团的职能是负责战时军区前指的通信保障，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搞训练，也就是平时口号所喊的“练为战”。

由于无线电通信报务这个行当的特殊性，干部配备比较多，人员配置齐全的电台有台长、报务主任、干部报务员、战士报务员、电工、司机。虽然一个台这么多官儿，但提来提去即便是连升三级，提到了台长，也还是个“小小的”排级干部。虽然如此，那一级一级提拔的过程对个人来说，也还是挺有“成就感”并能够满足“大大的”虚荣心的。我们九台实力比较雄厚，人员技术水平比较平均。除台长、报务主任外，战士报务员中有一个69年兵，三个（含我本人）70年兵。两个跟我同年的河南兵比我早半年下到台里，他们是一入伍就直接去到通信兵训练大队四中队学习报务，比我早半年分下连队。所以我在台里算是最新的人了，必须处处循规蹈矩，夹着尾巴做人。

由于我在训练大队毕业前野营拉练的通报实习中，盲目追求时效，在发报手法还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争强好胜，一味求快，造成了坏手。就是发报的手法坏了，某个字发不出来或发不好，用上海话说就是“瓦特了”。虽然发报坏手的人不在少数，但教员和老报务员们都说，坏手的大多都是爱耍小聪明的人。非常不幸的是，我也在耍小聪明的人之列，真是悔之不及，心里不知骂了自己多少遍。下连队后，我一直没有被坏手的阴影和痛苦所造成的影响所压倒，而是努力在纠正手法上狠下功夫，力争早日摆脱困境。在那一段日子里，一有空就扎在课室里刻苦进行发报练习。由于坏手破坏了正确的用力方法，发报时用了很大的力去敲电键但力却用不到点子上，发起报来非常别扭。因为用力不当，发报时电键老是扭来扭去，得用左手摁着电键。此外，因发报手法别扭、紧张，还很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些固癖毛病，比如左手会不自觉地去摸鼻子，有时即使没出汗也会不自觉地去擦汗。对此，内心是怎样的难受和煎熬，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自己暗下决心，抓紧一切时间多多练习，争取尽快纠正手法，走出困境。有时候一通折腾下来，满头大汗，就像打了一趟拳下来似的。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刻苦的甚至是痛苦的练习。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发报手法慢慢地有了较好的改善，逐步恢复和达到了中等水平，虽然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却也算是不负我一番刻苦努力了。同时，再加上我较好的抄报水平，在通报时效上也具备了与人一较高下的能力。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抄报尤其是抄干扰报水平在连里和营里就崭露头角了。每次抄报成绩几乎都名列前茅，最后在团里也冒了尖，在军区通信部都挂了号。我和台里同一年兵的刘XX两人都成了台里的技术骨干，报务技术综合水平已渐渐超过了台长和报务主任。我们俩惺惺相惜，互相都很欣赏，成了很好的朋友。但不知何故他最终也没能提干，非常遗憾地退伍了，真真可惜了他那么好的报务技术。

我们连队晚上一共设两个岗哨，一个是车库的固定哨，一个是连队营区范围内的游动哨。无线连队干部比例大，除连首长和台长外，报务主任以下（含报务主任、干部报务员）所有人员（炊事班除外）全都要参加排班站岗。我因当知青时在警通班扛电杆不堪重负却要硬扛，腰落下了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的毛病，站岗时间稍长就疼得厉害。在营区内担任游动哨还好点儿，虽然也是一个人，但可以在营区范围内走动走动。但车库岗不仅要走一段距离不短的夜路，而且车库不能亮灯，黑咕隆咚的，有些车白天出过车晚上还会偶尔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声响，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车库站岗听了还挺吓人的。说实话我在心里还真是有点怵站岗，而且我想恐怕会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有点怵站岗吧。但军人保卫国防，站岗放哨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军人的使命和职责。想到这些，这点苦累和害怕也就不算什么了。

我们下连队没几个月，大概是71年4月还是5月，在训练大队留校当助教的韩建康、黄纪林、戴智民等人，按照上级的安排，也下到我们通信团来实习体验生活来了。韩建康在我们六连二台，戴智民在四台；黄纪林则去了五连。几个鉄哥们儿再次重逢，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和王蒙很自然的以六连“老兵”自居，自告奋勇主动担任连队讲解员，抢着介绍连队的情况。韩建康还特地问到连里紧急集合多不多，我风轻云淡地跟他说“放心吧，百年不遇！”。说完我们几个都“你懂的”那种眼神交流之后，会心地大笑起来。谁知此话第二天一早就被“滴滴滴滴”的紧急集合哨声“啪啪”打脸了。之前我们下连队几个月来，确实一直都没有遇到过紧急集合，哪曾想他们怎么那么有“福气”，刚来第二天，连里就来了个下马威，让他们碰上了“百年不遇”的一次紧急集合。韩建康听了我“百年不遇”的那句话之后放心的毫无准备，紧急集合哨声之下可真抓瞎了。当时还是霉雨季刚停，道路泥泞不堪。由于他的解放鞋还锁在提包里没拿出来，情急之下脚上只能登着他那双心爱的北京布鞋，背着慌乱中打得很不像样的背包，狼狈的踏着泥泞跟着队伍蹒跚而行，他那双北京布鞋则成了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了一圈回来后，背包也快散架了 ，鞋也是糊满了大泥巴，被糟蹋的不像样了。现在想想真是心疼他那双北京布鞋了，就因我那句“百年不遇”，让它遭此大罪，实在造孽，这仇它可能记我一辈子了。

林彪事件发生前不久，我们六连一至五台（几个英吉普车载电台），奉命从驻地衡阳被一趟军列拉到广州天河铁路军运站，不过拉到那儿莫名其妙一丢下就一连几天没人管了。后来过了没几天，全国各机场、火车站均被军事管制，大家才知道林彪事件发生了，那几个台才打道回府返回团里。事后大家八卦议论起来，才觉得可能被拉到广州的那几个台，是准备安排给林彪在广州另立中央，当御用通信别动队的吧。如果林彪另立中央真的成为事实，岂不是那几个台就要和我们成为敌对双方，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了，想想都有点后怕且感到万幸。不过这事到底真相如何，最终也没人给个说法，既无法考究更没法解密。

72年夏天，根据军区通信部的要求，全军区通信分队开展野营拉练，结合电台实习，锻炼部队的野外机动能力和通信保障能力。我们通信团从湖南衡阳出发，在抵达沿途预定的各宿营点之后立即开设电台，与军区属下各军、师电台沟通联络，进行电台实习。记得那次到达零陵市郊的宿营地之后，按照规定时间我们立刻展开电台实习。当时我们台轮到我值第一班（18—21点），上机后通信情况还挺顺利，呼叫一轮后，就与几家属台很快沟通了联络，并很顺利的开始了你来我往的收、发电报，除有一个属台反应比较迟钝，收、发报动作较慢之外，其他几个属台配合都很好，工作很顺利，通报时效很高。开始时我还挺满意的，施施然就有点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渐渐对那个反应比较慢的属台不耐烦了，变得有点心浮气躁，不经意间随口飙了一句“国骂”：“他妈的，怎么这么慢！”。没想到通信部周部长当时正到各台巡视检查电台实习情况，不知什么时候上的我们电台车，站在我身后观察了一阵，被他正巧听到了这句标准的“国骂”。本来他对我这个新兵能这么有条不紊地熟练处理通报情况还挺满意的，但听到我那句“国骂”之后，那点好感便立时飞到九霄云外去了。那天也是倒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佛晓时分，周部长在未通知我们团任何人的情况下突然搞了个紧急集合，搞得大家相当狼狈。特别是团领导，过去从来都是他们对别人搞“突然袭击”，这次变成被别人搞“突然袭击”了。听到紧急集合哨声之后他们更是惊慌失措，丑态百出。X副团长手上拿着自己的腰带到处找腰带，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转，不停地喊：“我的腰带呢？我的腰带呢？”。真是狼狈不堪。针对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全团总结大会上，周部长很严肃地进行了批评。当时在说到我的问题时，他还专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边做着小鸟展翅飞翔的动作一边说：“一个新兵蛋子，技术好点就不得了了，要上天了！”虽然他没有点名，但我非常清楚，那就是在说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教训深刻。

76年我团奉命移防花都并进行整编，无线电一、二连整编为二连；五、六连整编为六连。两个无线连都淘汰了部分双边带电台，增设了单边带电台，对通信装备进行了一次更新换代。

77年下半年，为备战军区通信兵大比武，我作为报务主任，与68年入伍的台长高近成和一名73年入伍的战士报务员组成一个建制台；一营二连由技术拔尖的梁启松台长率一名报务主任和一名战士报务员组成一个建制台。我们两个建制台分别代表一、二营，参加团里组织的封闭训练和选拔。当时我们两个台一起，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包括收发报、通报、机务理论等科目训练，并在此期间进行了数次对抗赛，最后我们台以微弱优势取胜，代表通信团参加了那一年的军区通信兵大比武。我们高台长虽然技术比较全面，但却没有突出的长项；我虽然抗干扰抄收技术比较拔尖，但存在听力较弱的缺陷，在收信机接收微弱信号的情况下抄报非常吃亏，且发报始终是我的一个弱项；那名战士报务员收发报技术均不突出，且经验不足。我们之所以能以微弱优势在选拔中取胜，主要是技术比较平均，发挥比较稳定。但也正因为没有特别突出的技术优势，反而成为了我们的弱势。事后发现下面各军、师对大比武重视程度超乎我们想象，准备非常充分，细致到对比赛时使用何种装备都作了充分的比较和选择。比如对收信机是用电子管的还是用晶体管的，他们大多选择了灵敏度高，利于接收微弱信号的晶体管收信机。而我们通信团则对本团官兵专业技术水平过于自信，压根儿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装备技术性能上的优劣与否及对比武的影响。由于这些方面的准备不足，以及过于自信和轻敌，为我们后来比武失利埋下了伏笔。

根据比武的赛制规定，收报分为抄收录制的干扰电报和抄收由收信机接收的微弱信号电报两个项目，两项合计成绩决定名次。这项赛制规定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抄收录制的干扰报，是抄收录音机录制的三个同等信号中指定的一个信号，这个项目我毫无悬念地拿到了第一名；但在抄收收信机接收的信号时，由于我们习惯性的使用了电子管收信机，结果接收微弱信号时比晶体管收信机灵敏度差，接收效果没有晶体管收信机好，吃了大亏。加上我原来在老部队时进行高射机枪射击被巨大的枪响轻微震伤了耳膜导致听力受损，信号微弱小到听不见的时候就更没法抄了。那天一进赛场，看到下面军、师的选手们带的装备都是晶体管收信机时，就感到有点不妙。心想，看来人家真的是有备而来，今天恐怕有点悬了。等打开收信机搜索到那极其微弱且又飘飘乎乎、时隐时现的信号时，心就顿时凉了半截，这种信号对我这个存在听力较弱缺陷的来说太吃亏了。因为我毕竟不是神仙，对于微弱到听不见的信号时怎么能抄得上呢！尽管我已经尽了全力，但该项目还是没有比好，成绩落后较大，以致两项成绩合计我最终没能拿到收报比赛的名次，丢掉了团里和通信部赛前一致看好我稳拿第一的重要得分项目。后来在通报项目的比赛中，我们台三个人都分别出了点小失误被扣分，导致本该稳拿的项目也失利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个人意外地在机务理论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虽然不是主项，但总算避免了吃零蛋。失利之后反思，早知会有这样的结果，当初真应该让梁启松台长他们台去参加比武，至少梁启松台长像小快机一样又快又好的发报技术拿下发报这个主项第一名是毫无悬念的。当然这是后话，作为血性军人，关键时刻谁不想为自己的部队去奋勇当先、拼搏争光啊！

比武结束的第二天，团里就派车把我和高台长送到团里远在清远的农场搞“双抢”（夏收夏种），一路上我们二人情绪低落，相对无语。我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当年梁山好汉林冲刺配沧州的悲怆影像，觉得团里太无情，心境是既委屈又苍凉。比武失利谁心里都不好受，尤其是作为当事人，我们心里更不好过，更需要安慰和鼓励。团里这么对我们，真是令人心寒。在夏日酷暑里，心却拔凉拔凉的。但无奈比武失利，给通信团丢了脸，权当团里对我们的“惩罚”吧，只能“忍辱负重”，接受现实。但输阵不输气，我们还就不服那口气，于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坦然接受了团里的这份“礼遇”。

虽然比武失利，但我却因此“一战成名”，我凭着抗干扰抄报的过硬本领成了全团闻名的技术尖子，在同等条件下的抗干扰抄收，在当时没人能超过我的水平。为此，团作训股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技术表演，让全团所有报务人员跟我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起抄收专门录制的同一份有相当难度的干扰报，结果我过硬的抄收水平令人信服地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在六连的那些年，记忆深刻的并非总是训练与战备，还有亲情与友情，成功与挫折，欢乐与痛苦。其中有几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73年春节前，连里通知我去广州参加军区直属队射击队集训选拔，准备参加军区射击比赛。我手枪射击成绩不错，但是否够格参加高手如云的军区射击比赛，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不管怎么说，能不能参加比赛对我来说倒并不重要，关键是能有机会去广州，可以顺便回家看望一下四年未见的父母，这才是令我最高兴的。于是，我连夜登上开往广州的一趟经停衡阳的列车。不曾想车上人满为患，我全副武装，背着背包，挤在过道上站着。不过好歹有了一个落脚之地，想着马上就能见到父母了，兴奋不已也没觉得累，就这么站了一夜站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马不停蹄先赶回家见父母。第二天才到直属队射击队报到。到了射击队，见手枪射击项目组除我之外都是些老资格的干部，而且还有些是参加过几次军区射击比赛的“老枪手”，在他们面前我又成了一个“新兵蛋子”了，心里不免有点发毛。在摸底射击测验中，我三发子弹打了两个10环、一个8环，成绩还不错。但因此也为我之后的训练和射击埋下了隐患。在后来的训练和射击中，我一味追求射击精度，总想着打10环而苛求瞄准点，在瞄到能打上10环的那个点的时机刻意击发，而不是在瞄准的过程中逐渐加压自然击发，这就难免造成偶尔的击发过猛，导致脱靶。之前我从未出现过脱靶，到了射击队反而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高手如云的射击队里，必然是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了。当然，我心本不在此，淘不淘汰没什么所谓，而且我这个“新兵蛋子”被这些“老枪手”们淘汰并不丢脸。经请示连队领导，同意我陪父母过完春节再归队。这样算起来我还真是赚大发了，在家陪着父母过了一个久违四年亲情浓浓的春节！

75年我提干不久，父亲到北京开会，返穗时专门改乘火车在衡阳下车，风尘仆仆地摸到我们连队来看我。他此行没有惊动任何人，从新塘舖到我们连队还有挺长一段路，当时正值雨季，他一边问路，一边一脚深一脚浅地趟着泥泞，硬是一个人摸到我们连驻地。看到他老人家疲惫的面容，我的心里满满都是感动和心疼！

我这个人自小重情重义，跟合得来的人巴不得整天扎堆儿在一块儿，这既是我的优点又是我的缺点，为此没少挨批评。有一个星期天，我和69年入伍的潘超约好一起请假，到团里的军人服务社买了蛋糕、花生和兰花豆等一堆吃的，想着去“慰劳慰劳”在团里担任轮值警报台的铁哥们儿王蒙。谁知他们台几个人刚刚因为值班无聊打了几把扑克，被巡查的作训股长抓个正着，挨了一通批。结果我们去了坐下后，刚把那些吃的东西“献宝”似的一样一样摊开来，边吃边笑谈着他们刚才挨批的“糗事”，哪曾想那位超级负责且“道行高深”的作训股长居然又杀了个“回马枪”，逮了我们个现行。结果我们的这份“兄弟情谊”不仅没有为王蒙他们带去温暖，反而连累他们挨了更狠的一顿批。不过好在那位作训股长念在那些吃的东西是我和潘超带去的，而不是故意违反警报台规定，加上认错态度诚恳，还算“手下留情”，没让王蒙他们挨处分。如果那次因为我的哥们儿义气连累他们受处分，那就真是罪过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游泳训练，我因从小就会游泳，水性较好，被连里指定担任安全员，坐在大轮胎上，负责安全警戒和救生，不参加训练。看着全连战友们穿着军装身背作为负重的手榴弹吃力地在水中“挣扎”，一个个累得呼呼直喘，自己不用吃那份苦受那份罪，既同情又有些小得意。结果到了武装泅渡湘江那天，我这自诩的“浪里白条”却被“啪啪”打脸了。我自报奋勇背了规定最大负重量的八颗手榴弹，自信满满地随着大队人马下水了。谁知湿了水的军装加上手榴弹的负重，带着我直往下坠，感觉就像有只巨大的手把我向水底拽，身体几乎垂直只能像踩水一样艰难地前进。由于没有像大家一样参加负重练习，负重后缺乏体力和耐力，才游过江心不久就体力不支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无奈地上了救生船。没想到我这个堂堂的救生员居然没能游过江去，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那一年部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本来团里已经定了我去，指导员找我谈话，通知我做好去上学的准备。那天我脑子不知抽了哪根筋，向指导员表态时“画蛇添足”虚伪的谦虚了一句“文革前我上到初二，可能学习上会吃力点。不过，我一定会努力学好，请领导放心！”结果指导员不知是出于不想让我去，还是不想放我走的想法，可能在向团里汇报时“断章取义”的说我学历不够不想去。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在那傻傻地等待动身的通知。直到有一天碰到曾任我们六连连长的彭副营长，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小子，怎么说自己学历不够不想去上学呀？这么好的机会都不去！”。我非常惊讶，说：“我没不想去呀！只是谦虚的说了那么一句，并不代表我不想去啊！”。之后他非常惋惜地告诉我，最后定下来的那一位去上学的，学历比我还要少一年。这件事对我打击挺大，难受了好一段时间。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自己“画蛇添足”的一句谦虚话，让自己上大学的梦想泡了汤，真是肠子都悔青了。教训深刻，一辈子难忘。

我们六连是个很有性格的连队，也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从六连出来的人，都会很牛逼的说“我是六连的！”，语气中透着骄傲和自豪。我在六连期间，曾先后有过两名副连职干部因“不“服”众望”选不上支委而被迫调任其他单位。像这样连级干部因选不上支委而被下面的干部战士“请”出连队的，除了我们六连之外我好像还没听说过。有一次，在团大操场放映电影之前，部队拉歌气氛怎么都活跃不起来，团政治处主任亲自鼓动了半天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突然大喊了一声：“六连，来一个！”。平时我们六连拉歌唱歌并不咋地，但那次也不知怎么的，全连那么齐心，那么争气。大家卯足了劲，唱（简直是吼）了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宏亮、整齐，一下子就把全场给震了，没让那位政治处主任下不来台。还有一次，军区通信部在我们六连召开现场会，X副部长在对我们全连训话时，可能时间长了点，队列里不知哪位“老兄”小声吐槽了一句：“有完没完啊“炳万大叔”！”（因X副部长长相和动作都很像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炳万大叔，大家私下里戏称他为“炳万大叔”）。这下不得了了，旁边的人听了忍不住小声的笑了一声，结果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继而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引发了全连的哈哈大笑。关键是一笑开还停不下来，把X副部长笑懵了，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时间尴尬极了。这样的场合，这样的笑场，恐怕在其他连队是绝无仅有的吧。那天，估计我们连长是最难受的了。

从通信兵训练大队毕业后，我们几个铁哥们儿虽然分得天南地北，但从没断过联系，友情也始终亲密无间。特别是在韩建康、戴智民、黄纪林他们几个来通信团实习的那段时间，更是成为我们铁哥们儿小别重逢之后难忘的快乐时光。周末只要有可能，都要相约请假到衡阳市里去小撮一顿。平时训练之余也会相约一起上军人服务社买点吃的，围坐一堆边吃边聊，谈笑风生，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记得他们下来实习的那个“八一节”前夕，连里抓了王蒙、韩建康、戴智民他们几个既有颜值又有点文艺细胞的“积极分子”的差，排练庆祝建军节的节目。排练间隙，精力过盛的几位哥们儿也不闲着，居然在连队大仓库里堆放的蕃薯藤堆上学着京剧《智取威虎山》玩起了空翻，可惜“技不如人”，很难随心所欲玩出高难度动作，戴智民不小心还把脖子崴了，留下了颈椎病的后遗症。可惜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实习结束后，韩建康、黄纪林被选送大学进修，毕业后分到军区散射通信站，成为第一代散射通信开拓者。戴智民则分到军区通信器材仓库工作。我们几个又经历了一次别离。虽然不舍，却也无奈，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各自珍重”。

我们通信团移防花都后，我们又有了相聚的机会。那时我父亲已调到杭州工作，家也随之迁往杭州。周末我们便相约在黄纪林家聚，他父亲时任省劳动厅厅长，人很好，非常热情也非常健谈。于是我们几个毫无拘束，又吃又喝，把他家当成了“根据地”，每次都留连忘返。77年我恋爱、结婚后，我们聚会的“根据地”就“移防”到滨江西路。每次都把我爱人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年轻的我不懂得“怜香惜玉”，，只顾着哥们儿聊天，却没想着去帮帮她的忙，现在想来真是很不像话。

71年下半年，我们九台又新添了两名从通信兵训练大队分配来的71年兵。他们就是我们五中队毕业前夕新到四中队的学员，当时他们中的某些人跟我们曾发生过一点小摩擦，产生过一些误会和不愉快。分到我们九台的一个是张小锐，干部子弟，家在广西南宁，为人豪爽开朗；另一个是陈小勇，也是干部子弟，家在湖南长沙，为人老实厚道。这两“小”倒是很好相处，也挺能喝酒，小酒一喝，大家说开了就“相逢一笑泯恩仇”，马上就成为好朋友了。有一回，张小锐不知怎么喝醉了，酒气熏熏翻来覆去地学着那不咸不淡的衡南话吐槽：“怎么老是卯得羞掐”“我要掐羞”。样子很是可爱。（此处需要“翻译”一下，就是“怎么老是没得肉吃”，“我要吃肉”。那个肉字衡南话叫“羞”，拼音是xiu（第二声）。很是抱歉，本人文化水平有限，实在想不出更贴切的同音字来代替了）。不过说实话，我们六连的伙食也没那么不堪。连里自己养猪、种菜，伙食还算过得去。肉是有得吃的，不过不能放量豪“掐”而已。说到吃肉，我又想起一件事。有一次，不知从哪跑来了一只羊，怎么赶都不肯离开我们六连的“地盘”，而且一连几天都没人来“认领”。看来这是老天对我们六连的“恩赐”，岂能“暴殄天物”，必须让它“物有所值”。大家一合计，决定让炊事班将这只无主的羊宰了，美美的改善了一顿伙食。饭后，我和王蒙又跑到课堂去练习发报。我怀着羡慕的眼光欣赏王蒙正规流畅的发报手法之余，发现一只苍蝇围着他那上下律动的手“上下翻飞”，不管王蒙怎么赶，它就是不走。我心想，肯定是这小子吃完那“美味”的羊肉，没“舍得”洗掉那“阴魂不散”的羊膻味，苍蝇才赖着死活不肯走吧。王蒙轻骂了一句“妈的，这羊肉吃的！”，停下发报大力轰赶，才结束了这场“蝶恋花”。

我们团在原驻地湖南衡阳的营房都是按照苏式营房设计的，老毛子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同，连队营房没有独立的洗澡房，很不方便。夏天还好说，大家可以在连里那个只有屋顶、四面通风但有两个长约一、二十米盥洗台的大盥洗间用脸盆接水冲澡，而且洗脸、洗衣服都在那里，还算方便。冬天则只能由团里的大澡堂每周统一烧锅炉，提供热水，以连为单位轮流到大澡堂洗一次澡。这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南方，精力旺盛的大小伙子来说，一、两天不洗澡可受不了，更别说是一周一次了。湖南冬季的雨雪天还是相当冷的，特别是在北风刺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没人敢在那个四面透风的大盥洗间“冲凉”。无奈之下，只好厚着脸皮求炊事班长开开伙房的门，在伙房的大蓄水池里舀那像冰一样的冷水冲个澡。外面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呼，而一个年轻的士兵，无所畏惧地用一盆盆像冰一样的冷水兜头浇下，身上立马冒出一股股雾腾腾的热气，那滋味儿别提有多“冰爽”了。像这样的“享受”，一直到我们移防花都、离开衡阳为止。说实话，当时六连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还是对连队充满了感情。我们既然来当兵，保卫国防，牺牲奉献，就必须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这是我们的初心。在这样冰天雪地的寒冬，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这种冬浴，不仅能洗净我们的身体，还能强健我们的筋骨，洗刷我们的心灵，锤炼我们的意志。我把它当作一种磨练，当作一次次青春的洗礼，而我也在这一次次洗礼中逐渐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