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一少年）

大夫松

标题：

曾经的热爱篮球一少年

（引子）这疫情闹的，有时会使人无所适从，但都记住了四字箴言：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不外出。久居蜗家不是我的性格，巡望四周，我发现了一好去处，我家北面2公里新建的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宽阔且起伏，植被茂密且游客稀少。还有几处运动场，还带几处篮球架。很不错的

去冬今春，凡风和日丽，我就与太太去森林公园活动活动

真摸起篮球来，才感觉到，真是老了！

半场的快速运球感到有些吃力，连三步上篮都费劲，腿脚也不利索了。这在过去那可是小菜一碟呀。

现在的体能，只能练练定点中投了。

在北京老年保令球群里，也有几位篮球迷，经常一起议论与篮球有关的往事和轶事，引我心起波澜。回想起我与篮球交集的故事，曾是一个追风的篮球少年…

一（从美术到田径再转向篮球）

说来话长。我小学六年的经历比较复杂。因父辈工作调动，我上了两次小学一年级，经历了四次转学。从北京良乡到北京西单，再到长春城西，最后到了北京双桥。那时我的课余爱好都与体育无关。

小学三四年级期间，我喜欢三项课外活动。一是美术，我喜欢教美术的陆老师，他温文而雅像个大哥哥，我参加了他的课外素描小组。二是合唱队，我朦胧地喜欢教音乐汪老师，也就参加了她的学校合唱队。三是我迷恋上读古典小说，特别喜欢三国的故事，崇拜关羽关云长的忠义忠勇，恨不得也遇到两个知已，来个桃园结义。我是在学校图书馆借到这本书，说实话，这种白话古文，对10岁左右的孩子还是挺深奥的。有些常识性的表达方式也不大理觧，比如说话的“说”，当时并没有看出是扁日，应读作“曰”，而我一直把它读作“日”。管理图书的张老师，很喜欢我们几个常到图书室读书或借书的学生，我没事的时候，常来帮助张老师整理图书。善解人意的张老师特意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借给我读，而且不限还书日期。这部书的前三分之二的内容，我不知翻看了多少遍。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自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到三国归晋，这段尾声就不愿意读了。

小学生时代，我与体育活动没什么交集之事。只记得，二三年级时在长春市上小学，冬季的体育课改为户外滑冰课很好玩。我真正喜欢体育是从中学开始的

我的中学，四面被农村大地麦田包围着，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远处可见无数高高耸立的发射无线电波的铁塔。我家住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双桥电台及工厂的宿舍区，又称“广播大院”。大院距学校有1.5公里左右。

这所学校的学生来源有三部分，一是“广播大院”的孩子，二是双桥农埸及周围的农垦部、铁道部的孩子，三是学校周边农村（如咸宁侯、于家围、石槽、小寺、万子营，等村里）的孩子。

我们中学各方面条件都一般，但师资力量很过硬，老师大多是W．G前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本科大学生。有几位老师令我终身难忘。

（下图是中学时期，常在一起玩的“同班六少”，遗憾的是现在只五位健在）

（插曲）（楊老师创作油画时的照片）我们学校教授美术的楊墉老师博学多才，颇具人格魅力，深受思想活跃的学生们欢迎。我喜欢楊老师，再加上有小学课外美术基础，我就参加了他的课外书法美术小组。有人说楊老师是“青年导师”，不知是褒是贬？我认为他是位“知识的启迪者”。反正我们当时崇拜他。

他教我们书法从“永字八法“开始，学柳体间架结构。并在室内素描石膏头像。有了些基础后，就带我们到野外写生。印象最深的是，还带我们到北京站附近，参观最早的徐悲鸿纪念馆。他竟然还请动了徐夫人廖静文先生。请徐夫人在庭院式的家中给我们讲了一堂美术课，她风度优雅且雍荣华贵，这是在我心灵留下对“美”的最初印象。

爱玩爱蹦爱跳是少男的天性。我经常出现在学校运动场上，体育老师也向我招手。那时并不知道自已是否具备运动细胞。我的课余时间开始转向，开始投入学校田径队及篮球队的训练，为此，楊老师还有些不爽。我知道他一直希望我留在他的美术小组。这是艰难的取舍，我是愿意学画画的，同时又希望跟杨老师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包括人生哲理。

我选择退出田径队，保留在美术组和篮球队。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靠前，但到了初中三年级就要准备高中升学考试，正规的学习任务自然加重。到初三下半年，连画画我也顾不上了，我不得不放弃了课外书法美术组活动。最后，每天在学校除了正规上课外，只是在打篮球上下功夫。

（插曲）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楊老师请廖先生给我们讲了一课。具体讲什么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但她的“美”留在我们心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楊老师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任教，他送我的画与字。

三十多年前，楊老师移居美国，或作画或敎画。五年前，我们在北美自驾旅行时，在费城唐人街与他合影。那时他应该近八十岁了，看起来还是那样潇洒！

楊老师赠与我的，他的书法作品，“虎”字年画。今年是我的虎年，虎年大吉！

记得初二时，在工人体育场训练场召开的朝阳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男子组百米，我通过了预赛进了决赛，成绩是12秒80。以前的这类比赛，每个项目都是取前六，也怪了，那届却取前十。于是我就获得初中组第10名，算是没白跑，有了名次。跳高好像我是1.52米，在我校是名列前茅，但在区级运动会上这个成绩啥也不是。那个年代，朝阳区中学生各项运动成绩，最历害的是“女四中”（现在叫陈经伦中学）。一到比赛场，大喇叭广播中获奖者都是“女四中”谁谁谁。

我班里有位小郑同学与我关係不错，我俩因个子高（他比我还高6公分）都被安排坐在教室最后排，这样反而方便我们在遇到不喜欢听的课程时，可以趴课桌上低声私聊。小郑同学是从篮球和乒乓球传统名校北京二中转来我校的，他读过不少课外书籍，知识面颇丰，同时，搞笑的歪点子也多。他给我取外号叫“巴拉斯”。“巴拉斯”是当时著名的女子跳高世界冠军，金发碧眼大长腿。班里同学跟着他喊我“巴拉斯”。

那时几乎每天放学后，我都在校田径队练跑练跳练接力。练得我双腿膝关节正面鼓起来两个对称性大包块，像两个大瘤子。着实給我父母吓得了一大跳。带我到医院检查X光后，医生说这不是骨癌，医学上叫“胫骨结节骨骺炎”。原因是青少年时期锻练过度，骨质长得快，而膝关节局部供血相对不足，形成的无菌性炎症及骨骺增生所致。至今我两膝盖突出的包还在。于是我就不想再练这些枯燥的田径项目了，体育教研室把我转到学校篮球队。我那时身高178公分，不算高也不算矮，又有田径跑跳基础，当个篮球前锋正合适。初中二年级起，每天放学后，我就粘在篮球场上。后来我突发奇想，我想自己要有个篮球多好呀！

二（打草挣钱买个篮球） 我想自己买个篮球，但没钱怎么买？过去家里给我点零花钱，加上放署假时我去割青草卖的钱，我都攒着。我用这些钱买了几套古典题材的连环画，如《三国》、《水浒》、《岳飞传》、《楊家将》等小人书，有几百本，满满的装了一箱子。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双桥地区有两处收购喂牲畜的饲料青草，一是东边的双桥农场，收青草2分钱一斤。另一处是在通惠河北岸三间房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给作药品实验的退役军马作饲料，因此对青草质量要求很高，但收一斤能给我们2分半到3分钱。

双桥地区处在朝阳与通州的交界处，八里桥以西，通惠河以南。当年这一带都是乱坟岗子，偏僻荒凉，但青草生长茂盛，只是长虫蛇也很多，但大都是无毒蛇。放假后，每天上午我和几个小伙伴拿把镰刀就出发，到大野地里割青草。半天能打20斤至30斤青草，打多了我们也背不动。我们要把这草背到两公里以外的收购点去卖，每次能收获一元钱左右。当时没有车，连自行车都没有，全靠自己走。

记得有一次，邻居小伙伴李联庄在我身边将镰刀一挥，结果砍到我的右脚内踝上，顿时血流如注，露出鲜肉和雪白的骨头。把李联庄吓坏了，赶紧搀扶着我，到工厂医务室紧急处理伤口。我印象那时也没打破伤风针！60年后的今天，这个一寸来长的刀砍伤口还留着清晰痕迹。那时候为挣这几块钱真不容易，是名符其实的血汗钱！

我参加校篮球队后，就想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篮球。这回不再买小人书了。我把打青草挣来的钱，加上妈妈给我的零花钱，一共18元，刚好够买个正规的牛皮篮球🏀

这是我们崇拜的球星：钱澄海！还有楊伯墉。（图自网络）

🏀这样我就不用每次都向体育教研室借球了，也不用到点必须按时还球。当时学校里有私人篮球的学生极少，只有我和低我一年级的双桥农场子弟，叫王宝山。他对篮球比我还执迷，基本功绝对一流，投篮几乎百发百中，后来打到某部队专业队。 当年我们这些篮球少年也追星，只是不像现在年青人那么狂热。我们崇拜的偶像是钱澄海楊伯墉等中国男篮名将！

凡是有钱楊参加的比赛，我们都会去现场观看。大多数国家队比赛都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有时也去崇文区的北京体育馆。那时都是骑自行车往返，散場时就到了晚上10点多，骑车到家就将近深夜12点了，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

在小伙伴中，因为只是我有篮球，自然成了广播大院附近小球友的中心，周围有好几位同学跟着我天天打球。架不住天天打，我们这帮人的球技和配合都有了很大的起色，我助跑摸高已可超过3米05的篮筐。一到周六下午或周日上午，我们经常与周围几个中学约比赛，有时是学校校队组织，有时是队员自发的活动。

那时我们有了自行车，大多时间是骑自行车呼啸而去，飞奔到东郊各个中学赛球。我记得去过杨闸、管庄、丁福庄、豆各庄、黑庄户、十七中、七十一中。还有一次城里的分司厅中学下乡来双桥农埸学农，我们也与他们打了一场，双方实力相当。我们有时也与周围的社会单位约球。印象中，当年朝阳区东部这几所中学里，管庄中学（后来的二外附中）比我们历害。

三（带着篮球“大串联”）

1966年W．G期间， 城市学校之间可以交流搞运动的经验，即所谓的“大串联”。由于我有一个自己的篮球，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打球的同学，商量着组织一个南下串联队。

我还记得，我队主力中锋叫于胜嘉，老家辽宁，身高马大，球风凶悍。他比我小一个年级，家在双桥火车站附近的运输14场住，平素经常与我在学校或广播大院的篮球场上摸爬滚打。

我设计的“串联”路线是“北京一郑州一长沙一广州”。我们在学校开了个证明，免费在北京火车站领取火车的签单票，到达目标城市的“串联”师生接待站，再分配到某所学校，免费住宿并供应一日三餐。

那时乘火车出来搞“大串联”学生太多，每节车厢里人员拥挤，几乎再无立锥之地。以致我们不是躺在座椅下的地板上，就是爬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甚至躲在厕所里不出来。好在我还能头枕个篮球睡一会儿。路上虽然辛苦，但到了地方就快乐幸福了。就这样，我们先到了郑州，然后到了长沙，最后到达广州。名曰“串联”，实际上就是打篮球，走到那里打到那里，偶尔上午也到大学里看看大字报，拿笔记本抄些大字报内容，回去就可交差了。因为吃住都在大城市的中学校园里，而那里几乎都有条件不错的篮球场。我们如魚得水，无论走到那里，就与当地或外地学生组成的联队打几场篮球赛。由于我们是有备而来，成套战术磨合已久，结果是胜多负少，我们有一种打遍天下都不怕的狂妄感觉。 记得到广州后，第一件大事不再是找篮球场，而是集体坐在珠江岸边，每人肆无忌弹的吃着刚买来的一大堆香蕉，看着脚下江水拍岸及翻滚着的浪花激流，津津有味吃着美味水果。我心里想的是，长这么大也从来沒吃过这么多这么甜这么便宜的香蕉呀！要知道在北京，各把月能吃到一根香蕉都是奢求。

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坐在珠江岸边吃香蕉。我们从来没见过，也没吃过，这么多这么好吃这么便宜的香蕉呀！（图自网络）

“大串联”从广州回来，我又独自去了长春。当年长春市的篮球芬围很浓烈。我经常去长春市体育馆（今年中职篮CBA第二阶段比赛唯一指定埸馆）的室外篮球场看吉林省专业队训练，一看就是半天。

我也常去人民广场（当时叫斯大林广场）附近的一个露天篮球场，与不认识的球伴打球，好几次都打到了天黑，才想起来回家。人民广场有长春市标志性建筑—“飞机塔”。

人民广场有座据说是当年亚洲最大的也是最坚固的银行。银行旁边有一露天篮球场，我在那里与社会上一帮人打篮球，一玩就是半天。

这是长春市体育馆，半个世纪还是红色外墙，现在是灰白色外墙面。那时我经常去那里，在球馆旁的练习场地看省市专业队练球或打球。这个球馆上个月还举办过第二阶段CBA全国联赛。

四（篮球带来的苦痛与快乐）

青少年时期，因打篮球我共受伤六次。

第一次，是初二时，篮球训练中将右脚踝扭伤。

第二次，是在初三时，抢球与队友陈德龙撞在一起，把我下门牙撞倒半颗。

第三次，仍是初三时，因跳起“盖帽”过猛，将自己的右手中指挫成骨关节反转。

为此，我曾多次请“双桥老太太”医治。

第四次，损伤是右脚踝再次扭伤，那是1973年在吉林医科大学新生代表队与长春市第二中学篮球友谊的比赛场上。

第五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垂楊柳医院搞篮球训练，右脚踝骨第三次扭伤。

第六次，脚踝扭伤是在本世纪初。就在家门口，有个很好的望京体育公园篮球場。当时与一帮中老年球迷自发组织的比赛，那次扭伤使我左脚小骨头骨折。街道发了个告示：要修地铁14号线望京站，要占用这个体育场，放置建筑材料。果然不久，这个地处望京地区中心的供市民免费活动的篮球場就没了。

从那之后，我也再没摸过篮球，那大约是在2011年前后的事。

（插曲）“双桥老太太”是北京东郊一带百姓福音，凡跌打损伤无不找她医治。多数情况下，老人家手到病除（图自网络）

孩童时期、小学时期及中学时期，我都请“罗奶奶”看过运动骨损伤。她一百零四岁仙逝，我去八宝山送她老人家一程。

我的篮球爱好也有荣光时刻。其中，在1973年秋季，我作为吉林医科大学新生篮球队队长，带领班级篮球队，参加第二届长春市高等院校新生篮球赛。一路过关斩将，只是在决赛时输给了实力雄厚的吉林大学代表队（吉大有体育系的学生），最终我们获得亚军。

篮球带给我伤病与痛苦，但更多的还是快乐和幸运。 

吉林医大学校运动会田径赛场（图为我在4X400米接力赛上夺魁）

高光时刻(图为1973年获得长春市高校新生篮球赛亚军后合影）

为何说我因篮球而“幸运”？

1968年夏天，知青上山下乡大潮中，我从北京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分配到紧靠黑龙江边的亘古荒原上的一个农业连队，因为我有体育运动的底子，身体健壮，而且干活不惜力，连队领导任命我为农工班班长。北大荒的农业生产活计都是靠力气，不到一年我都应付自如。诸如，塝大地托大坯，挖井盖房干打垒，扛麻袋上翘板入粮囤。有时还有紧急任务，到江边大船上搬砖御煤。最危险的活，当属上山放炮打石头和伐大树。当然，更不可预测的是，边境线上来自黑龙江对面的军事危胁。

在江边干了不到一年，一纸调令，把我从农业连队调到团部工作。为什么是我最先脱离了苦海？事后我想了很久。要说我工作尽力有点小成绩，这只是被重视的基础。我有自知之明，在全团一千多名各地知青中，比我工作干得好者多的是。

有句话叫“技不压身”，又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其中，我认为与篮球有关。因为我打球好，引起了团里有关部门的注意。当时兵团生活虽然艰苦，但各单位知青也会苦中取乐，基层文体活动还是坚持不断。

尤其是在团部，经常有县里地方单位、兵团兄弟单位、及驻军边防站所，互相来往交流联谊。届时来一场文艺演出或篮球比赛是常事。而各连队到团部驻地，距离近的五六公里，远的要达五六十公里，同时又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之要靠步行或搭便车。为这些不确定的比赛或演出，临时征调演员或球员，根本来不及，也不现实。因此，团政治处机关经过调查与考察，发现基层连队知青中表现突出的文体骨干，把这些人调到团部机关及附近单位。这一次“幸运”光顾了我。

可以说，是篮球改变了我的命运。

（下图是连队打篮球的几位北京“发小”合影）

篮球赋予青少年时期的我，具备了优良的身体素质，还有力量和意志。这个受益将从既往一直沿续到今后⋯

（图为调到团部后，一起工作的部分战友合影。可喜的是大家都喜欢打球。那时只有篮球和乒乓球）

感谢篮球🏀

（2022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