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燕峰的美篇

洪燕峰

军旅

第一篇 我曾经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我们三个曾经入伍在一个部队的老家伙又聚在一起了，回想起50多年前，那时候我们英姿勃发，现在多少有点老态龙钟了。“廉颇老矣，饭否？”饭还行，李建大哥请客，北京菜加茅台。回想起我们在军营当兵的日子颇为感慨，那时候好不容易相聚一次也就是5分钱一两的地瓜烧每人1两外加5毛钱猪头肉。
现在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我们也变了。尽管锦衣玉食，再也没有喝地瓜烧吃猪头肉那样旺盛的食欲了。建平大哥是滴酒不沾了，我和李建也是谨慎从事，毕竟这都是大夫让我们明令禁止的食品，现在终于明白了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都是68年到沈阳军区40军当兵的，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认识并不熟悉。李建和靳乐分到军高炮团，我和建平分到军炮团。我们乘同一次火车部队，他们俩在黑山下车，我和建平在北镇下车。在火车上，靳乐滔滔不绝的发表评论，他对这次所去的部队有些不满意。我们当时都有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志。当兵就要打仗，用满腔热血报效祖国，以马革裹尸为荣。这就要去步兵团，中国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炮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过要说打仗，高炮比地炮要好一点，毕竟抗美援越部队都是高炮部队，地炮部队一点戏也没有。

到了炮团，建平分到了1营，我去了2营。到了连队，在连队里，我知道应该好自为之了，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这里许多极其平常的小事对于我都是不平常的，挑水、洗衣服、种地.......
记得到连队不久身上长满了虱子，脱下衣服看到不少黑黑的小虫子在衣服上蠕动我竟然不知所措（我不敢用手抓，受到班里战友们的耻笑）。我把衬衣放到脸盆里，用水泡淹不死他们，使劲洗，搓不死他们。最后把衬衣搭在绳子上，衣服结成冰（东北晚上零下30多度），冻不死他们，虱子的生命力之顽强令人不可思议。最终还得硬着头皮用手一个一个的把他们从衣服上捉出来，然后处以极刑。
事情就是这样，万事开头难，时间常了也学会了。当新兵时有一阵子非常苦恼，那些农村入伍的兵非常看不起我，他们认为我肩不能担，手不能干，什么也不懂像一个傻子。
记得第一次打猪草，我们每一个人到炊事班领了一个麻袋，一把镰刀出了营房。在我的知识里，猪是吃饲料、泔水的，怎么还吃草呀？什么是猪草？我的疑虑引来了战友的嘲笑。你们城里人不吃猪肉吗？不养猪怎么能吃肉？养猪不吃猪草吗？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们开始向我传授如何辨认猪草知识。猪能吃的草很多，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人能吃的猪就能吃。
人能吃的？我晕了，也不能再问了。过了一会，大家都散开了，各忙各的，因为按规定中午要带一麻袋猪草回去。中午时分我也扛了一麻袋“猪草”回去，看了我打的猪草，喂猪的饲养员搂头盖脸给了我一顿臭骂。说，幸亏他看了一眼，我打的猪草不但猪不能吃而且有可能把猪毒死。一时间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眼泪夺眶而出。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作做不好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怨天怨地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补上一麻袋真正的猪草。
我人傻并不笨，我午饭也顾不得吃了，又拿起了镰刀、麻袋和一条背包带到猪圈牵一头老母猪就出发了。我像遛狗一样拴着着老母猪出了营房，来到了田野。那个年头人尚不能温饱，猪就可想而知了（否则干嘛吃猪草呢？）。
猪带着我寻找一切他能吃的草，一旦我认识了，我就把他栓在树上，不让他吃了，否则我拿什么交差呀。打完了这一种猪草，再把他放出来找第二种。猪很有意思，他先吃他爱吃的植物，这种植物没有吃光他不吃别的。就这样，我一样一样的学，不一会就打了一麻袋。这头老母猪嘴非常叼，满地的野菜他就吃那么几种，而且专吃嫩的，老的还不吃。也许老母猪看出了我的企图，不再教我了，于是我把他带回了猪圈，反正任务完成了。就这样我不屈不饶的克服了许多工作、生活上的困难，努力进步。在工作上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的向上精神和进步步伐却是可圈可点的。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铸铁材料，铸铁材料对于拉伸和压缩破坏的抵抗能力存在很大差别，抗压强度远远地大于抗拉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逆境压力下你可以坚强的生存。拉一拉，拔拔高没准就哗啦啦了。由于我的工作努力、积极向上，不少名不副实的表扬、荣誉接踵而来，入了团、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尽管其实难副但是心里却是很高兴。
一天，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让我填写预备党员申请表并告诉我尽快填写，最近连里有老兵休假，路过北京时把政审做了，他说的很轻松不过着实的吓了我一跳。那时候父亲因病在家休息，对其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问题，当时组织上并没有给出结论意见。母亲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已经隔离审查一年多了。姐姐下放劳动。为了不连累我，父母基本上不与我通信，家里这点情况都是姐姐写信告诉我的。
这么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背景，这个预备党员申请表让我怎么填？如实填写，组织上怎么会吸收我这样的预备党员，搞不好我可能被清除部队。看到我默默无语，党小组长感到不解。换作别人遇到这种事应该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可是我却表情木然，他不由得捅了我一下。看到了党小组长犀利的目光我一下子清醒了，赶紧言不由衷的表示了我感激心情。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在胡思乱想、不知所措中度过的，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就在上个月我送走了我的好朋友，小王和小常。我和小王、小常是我刚从新兵连下老连队不久认识的，那天我正在营房大门站岗，一辆苏式军用吉普车停在岗楼前。从车上跳下来他们俩向我打听团部军需股的位置，我们从彼此的口音就听出来了我们都是北京人，于是就攀谈起来。
从聊天中我知道他们俩来自于海军大院，父辈都是在这个部队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工作需要调到海军工作。这次是通过关系来当兵的，找到了他们父亲的老战友，没有费事就分到了我们团。那时候，北京的学生当兵唯一的优势就是来自于大城市，营养不错，个子长得高都会打篮球（部队不少来自于农村的兵，当兵以后才知道什么是打篮球）。我们都是各自连队篮球队主力球员，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打联赛，有时候还到团里参加集训。这样我们很快就成了吃、喝、抽无话不讲的好朋友。
上个星期他们两个来连队找我，看着他们俩一反常态沮丧的面孔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果不其然他们俩告诉我，昨天团里接到军里文件，要求他们俩明天限期离开所在部队，这段部队经历按随军学习处理。他们接着说，他们的父辈和当时文革中的海军领导政治观点不同，现在这些人得势开始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打击。他们的父亲已经隔离审查，其子女也被要求离开部队。
第二天，细雨霏霏我到车站为他们送行。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刚来时的欢歌笑语，也没有小车为他们送行。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饭馆，要了半斤地瓜烧，一盘猪头肉，一盘摊黄菜开始了送别午餐。席间气氛十分压抑，除了喝酒似乎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小常打破了沉默，他喃喃的说，上个月他们俩刚刚入团，不知道这还算数吗？到底小王岁数大一点，看问题也老辣一点，他说兵都当不成了你还想那个。我们这些家庭出身的人好事来的容易，不过走的也快。是呀，想来想去就是这么回事。
长途汽车站广播员的声音使我们匆匆结束了我们最后的午餐，我们互道珍重他们俩就消失在迷茫细雨之中了。在回营房的路上悲叹至极，泪水、雨水交织从我的脸颊流下，我不禁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葬花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不详的预感一直笼罩着我数日，我会有这么一天吗？
真该死，自己家庭那点事自己还不清楚？还要掩耳盗铃。更不应该的是脑子一热就交那份入党申请书，我被得到的一点小荣誉冲昏了头。回想在学校期间，班里里的优秀同学很多，我不属于聪明的同学但是也不笨。老师很少批评我可是从来也没有表扬过我，这次在言过其实的表扬和名不副实的荣誉目前昏了头，不能清醒的看待自己。
可是清醒一点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得随着命运的脚印一步一步的走吗？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要求我靠拢组织而我视而不闻，那罪过可能更大。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这时候再埋怨鞋不合适、路不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连队探亲的老兵已经出发了，他归队时路过北京将带回我的政审调查报告。
在这期间连队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指导员被评为团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要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这对我们连队、团里都是天大的喜事。第二件事是副连长转业，前一段就风言风语传出来说副连长的大伯父有点历史问题，不适于再在部队继续工作了。领导上考虑到副连长是刚刚提拔的年轻有为的干部，他自己又再三表示不愿意离开部队，于是准备将他调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某部当连长（当时黑龙江建设兵团下面的主要干部还是部队建制），这样他就可以不脱这身军装了，可是不知怎么了来了一道转业命令，让他措手不及。
那天晚上真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全团在大礼堂为指导员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开欢送会，各连代表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争先恐后上台发言、祝贺、拥抱。会后还邀请了县里文艺宣传队来演出，看完演出，全团列队夹道欢送。
指导员穿着新军装，身佩大红花，晃动着毛主席语录在团首长的簇拥下，山呼万岁向我们一一告别。那一边却是“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副连长在连部收拾行装准备离开部队。由于我在连部当过一段时间的通讯员，连长特批我可以不去参加送指导员大会而送送副连长。
我到连部的时候，副连长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一副背包（被褥组合），一个稍大一点的手提包。看着副连长穿着打着补丁旧军装，人显得苍老了许多。那个年头军装都是棉布的，一点也不经穿，经过一夏天的野外训练、营房施工，衣服在肘窝处、肩膀头处，裤子在膝盖处、屁股处早就补丁摞补丁了。
部队马上要换装了，可是副连长赶不上了。副连长背着背包，我提着手提包沿着营区小路向营区大门走去（大路正在锣鼓喧天的欢送指导员去北京）。在门卫处，副连长庄重的向哨兵行了最后一个军礼，然后悄然迈步走出了营房，结束了他一生都为之骄傲的军旅生涯。
出了营房，副连长摘下了领章、帽徽。他把领章、帽徽放在一个信封里送给了我，他知道他今后不再会有机会佩戴它们了。副连长拿走了他的手提包，执意不让我再送。我只好向副连长行军礼致敬以示告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黯然神伤的一瞥他曾经工作、生活多年的军营，然后头也不回的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送走副连长后数日，指导员和外调探亲的老兵陆续回来了，我知道这次该轮到我了。几天来我心情一直惶恐不安，我不想离开部队，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待我都很好，我也学会了许多东西。他们回来有一段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不找我谈话，我心里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早来晚来结果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想到这儿，我心里倒是坦然起来。
没过两天，通讯员找我，叫我到连部去，指导员找我谈话。莫非我的军旅大限到了？心里多少有些坎坷不安。到了连部看着指导员心里更加紧张，指导员看着我惴惴不安的样子开始和我东拉西扯，试图让我平静下来。指导员的用意我也明白，不过他那有时间和我闲聊呢？果然指导员话锋一转表情严肃起来。他告诉我支委会做出了推迟我预备党员申请表在支部大会通过的决定，他告诉我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并希望我经得起组织对我的考验。
这种不明原因的推迟证实了我的预料，我丝毫不感到意外。我的无动于衷多少使指导员有些震惊，他知道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已经到了近似破灭的边缘，这种意外的打击我可能有些呆滞了。接着他又说了许多安慰我的话，最后他说，希望我在部队继续好好干，汗水可以证明一切。听到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指导员终于看到了我委屈的眼泪。其实只有我自己才明白这是激动的眼泪，因为从指导员的话音里我听出来我暂时可以继续留在部队，没有马上被赶走的意思。我不觉得自己委屈，和我的朋友、副连长比起来，命运之神还是很眷恋我的。
此后的日日夜夜我牢记指导员的话，努力工作，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当五好战士的喜报由街道敲锣打鼓送到家以后，我收到了我入伍以来父亲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又过一段时间我的预备党员表通过了支部大会讨论，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之后又转为正式党员。几年之后，我离开了部队退役回到了北京。回忆我这暂短的军旅生涯，我没有能像欧阳海那样成为英雄，但是部队对我的数年教育让我学习到这一辈子在任何地方也学不到的东西，受益匪浅而且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以后的生活。 军营的生活使我学会了自立。在部队里我学会了洗衣服、洗被子，这在入伍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难事，特别是给自己穿破的军装、衬衣、袜子打补丁。我学会了自理，实践中我知道部队发的两套军装、衬衣、袜子是不能换着穿的，否则在换装时（交一套旧的，发一套新的）剩下那一套半新不旧的军装、衬衣、袜子是无论如何也穿不到下一次换装就衣衫褴褛了。
因此，夏季洗衣服时一定要穿着裤衩，光着膀子等候衣服干了再穿而尽量不去穿那套新的。夏季除了出操、开会、训练一些必要的场合，在施工、种地或干其它活时要尽量光膀子，否则衬衣在汗液长时间的侵蚀下衬衣的后背处破损十分严重，以至于将来打补丁都十分困难。
部队教会了我吃苦。69年中苏关系恶化，林彪发了“一号通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我们团（炮团）带了两个基数的弹药离开了营房隐蔽在农村，躲避苏联军队的突然袭击。一天营长到我们连检查工作，发现连里的干部正在讨论派几个战士收连里自留地“秋菜”问题不禁勃然大怒“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个，部队马上要打仗了，一打起仗来部队的营房、菜地、猪圈统统交给地方。”“那样的话部队吃什么？”一排长怯生生的问。“真没有见识，现代化战争，打起来炊事班都没有了，部队吃粮食罐头、肉罐头、水果罐头。”
营长走后，连里对菜地是不管了，但是还是偷偷派人潜回营房杀了几口半大的猪给大家改善生活，毕竟大家已经几个月没有见着荤腥了，将来别便宜了老百姓。事与愿违，战争没有打起来，当然也没有罐头吃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当我们再回到营房时，菜地的菜已经让老百姓连偷带拿损失大半（老百姓以为部队不要了呢），猪圈里只剩下几只小猪崽子。
司务长难过的掉下来眼泪，他知道眼下的这点菜是无论如何也不够连队过这个冬季的。长远的，新年、春节、老兵退役、新兵入伍，要过那个门坎，菜里还不得有几片肉装饰一下？靠国家给的伙食费？想都不要想，那点伙食费扣除买军粮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何况开春的菜地、买猪崽子也都要钱。没辙我们又捡起来我军的光荣传统-勒紧裤腰带。菜量越来越少，最后每顿饭，菜里只有一点半发不发的黄豆芽汤。酱油也买不起了，开始自制（用水、红糖、黄豆、盐熬制），部队除了训练、学习以外，全部都到野外挖野菜。连年的干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到处都是挖野菜的老百姓，他们比部队更需要这些“绿色食品”，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生活的艰苦使指战员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缺乏维生素，大部分同志下体开始溃烂，行走困难。一部分人得了夜盲症，晚上无法站岗。
在部队我学会了服从。军队是有严格级别区分的，下级要绝对的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无论对错，都要坚决执行，服从意识让我拥有了更强的执行任务能力 。我们部队驻地附近的农村经常干旱，农作物基本靠天吃饭。年景不好，需要国家救济，糠菜半年量。
这一年旱灾比那一年都严重，老百姓已经放弃抗旱救灾了，一来是他们觉得旱情已经发展到不可逆转的趋势，二来是没有那么多粮食支持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要从4-5里以外挑水抗旱）。连里接到命令要支援老百姓抗旱救灾，活一干起来大家有点怨声载道。
首先我们到老乡家借水桶他们不太情愿（用他们私人的东西浇生产队的地，怕用坏了），还耻笑我们当兵的傻，救这些没有什么希望的秧苗。二来这种长距离的挑水抗旱确实得不偿失，一挑子水到了地边，刨去沿途损失、我们喝，就剩半挑子了。特别是那干旱的地就像海绵一样，半挑子水浇下去都留不下一个水印，让人灰心丧气。但是大家知道命令就是命令，没有一个人后退的。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三夜，大家的肩膀被扁担压红了、压肿了、淤血最后破了皮和衬衣粘在了一起。
在部队我学会了忍耐。有时对于上级无端的指责，同志之间的摩擦，不公平的待遇都需要忍耐，绝不能义气用事，苦和累就不用说了。记得在部队有一次半夜下岗回营房，在路过连里猪圈时听到了猪的叫声。一般半夜猪是不会无缘无故叫的，责任心使我转向了猪圈。到了猪圈往里一看，不禁让我毛骨悚然，在朦胧的月色下猪圈里有四只幽暗的蓝光在晃动。是狼吗？我心里多少有点害怕。
当我靠近猪圈的时候，我发现猪圈里一只半大的猪已经躺在地上，肚子处被陶开流了不少血。一个家伙还在贪婪的吃着猪肚子里的东西，另一个家伙警惕的盯着我。我们夜间站岗时时不常会听见狼嚎，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进入我们的营房，这次莫非是饿极了，否则他们不敢这么放肆。我很后悔站岗没有带半自动步枪而带的是五六式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有刺刀，而当时的五六式冲锋枪是不带刺刀的），枪里没有子弹（当时哨兵站岗不发子弹，怕走火伤人），我不敢太靠近。我决定把他们吓唬跑就算了，于是我端起了冲锋枪并拉动了枪栓。
这两个家伙似乎知道我枪里没有子弹或是认为我是一个怂包，有子弹也打不着他们，对于我的举动置若罔闻。他们一只警惕的看着我，另外一只还在吃，这些狼真是饿极了，这青黄不接的时节老百姓都饿肚子何况他们了。饿也是死，被我打死也是死，看来他们是豁出去了。他们的不弃不离倒使我为难了，真要是冲上去我肯定不是这两只狼的对手，要是不把这两只狼赶走，他们再祸害（据当地老百姓讲，狼吃猪就吃猪的一点下水，然后再吃一只。老百姓认为这不是吃而是祸害，这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一只猪，那连队下半年就甭想吃肉了。
一想到这儿我似乎有些热血沸腾了，我奋不顾身的举起了冲锋枪，用枪托向狼狠狠砸去。狼机警的躲过了我的袭击，而我却因为太紧张，动作过大失去了平衡一头栽到猪圈里，冲锋枪也脱手了。不过我的举动狼也惊呆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向他们扑了过去（以为我要跟他们拼命呢），特别是冲锋枪脱手后砸到猪圈的石头墙上然后又反弹到地上发出两声剧烈的撞击声让他们万分恐惧，他们噌的一声窜出了猪圈，逃走了。
事后我认为为了保护连队的猪不受损失，我徒手博狼会得到连队的褒奖，可是有的领导却认为我没有能够早一点赶到，死了一只猪给连队造成了损失还批评了我，为此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有的同志还讥讽我，还拿着枪站岗保卫毛主席呢，连一只猪都保护不了。
在部队我学会了敬业。在部队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只有干好本职工作的人，才能让你胜任其他工作，敬业是做好事业的基础。当兵就是要站岗放哨，这是一个士兵的神圣的职责。那时候年轻能睡，白天训练、施工很疲劳，晚上沾枕头就进入梦乡了。半夜被叫起来上岗别提多难受了，真是抓心挠肺的不舒服，有时坐起来穿衣服竟然又睡了过去。到了哨位则睡意皆无，主要缺乏安全感。
首先是哨兵站岗不发子弹，遇到情况防身只能依靠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那把没有开刃的半自动步枪刺刀能扎透敌人的衣服吗？这始终是我站岗时萦绕在我脑海中最担心的问题，每每驱之不散。后来终于忍耐不住，我站岗时脱下了大衣挂在树上，用刺刀扎去。刺刀穿透了大衣深深的扎进了树干，我才相信了它的威力。
其二，夜间站岗总有信号弹升起，当时认为苏修特务搞的鬼，部队和当地民兵搞了好几次拉网式搜查一无所获，晚上还是照起不误，真是鬼神莫测，加剧了晚上站岗的恐惧心情。其三夜间站岗经常听见狼嚎，有时也能看见他们的身影，特别是在月光下他们眼睛泛出的绿光让人不寒而栗，那时候特别希望枪里有几颗子弹给自己壮壮胆。
最不好过的日子还是在冬天，夜间最低温度都在零下20多度，穿多厚的衣服一会就被寒冷浸透了。我们穿的大头鞋下岗以后大头鞋垫和布袜子都冻粘连了，脱都脱不下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兢兢业业的站好每一班岗，因为站岗是我们的光荣、职责，当兵就是要站好岗。正是我们的付出换来了万家灯火，祖国每一个家庭的安全。 在部队我学会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节约一粒粮食，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成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个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入伍的第二年我们营奉命到盘锦垦区种地，盘锦有我们军一个农场，军里的直属单位轮流到这里种地，收获的东西可以补贴部队。据说这里周边还有一些农场，带番号农场由部队下来的干部组成，他们大多是文革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带番号的农场大多是由从反右到文革有政治问题的人员组成。
这里的田地一望无际，杂草丛生，荒无人烟还真是改造人的好地方。这里由于靠近海边，我们压水机压出的水全是浑浊带一点苦涩味道的淡水。条件虽然艰苦但是连长的脸上却一天到晚的挂着笑容，大会小会总是在说，我们这次可是猪掉在泔水缸里了-足吃足喝了。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连长他这话啥意思？连长的回答让我感慨万千，我们每一个士兵（陆军）每天的伙食费是4毛5分钱，其中吃粮食就要花一半的钱，剩下钱要支付柴、油、盐、酱、醋，菜地的化肥、菜籽，养猪，节日的生活改善等等，如果不搞一点副业，那可是捉襟见肘呀。猪吃不上粮食不长肉，副食跟不上主食就消耗的大。主食超支，后勤部门只调拨粮食额度，买粮食钱还是自己掏，这种恶性循环，部队只能自己解决。
盘锦农场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一垄地4-5里地长，地这边拖拉机在耕地，那边就只能听到声音，啥也看不见了。拖拉机从杂草丛生的土地翻过，乌黑油亮的黑土地翻到了上边，攥一把好像能流油。可是没过几天，当我们开始播种时，已经翻过的土地又是杂草丛生了。土地之肥沃，杂草之顽强生命力让我们惊叹不已。盘根错节的杂草让我们无法下锄头，我们只好借来了工兵镐，刨一个小坑种上高粱或玉米。一垄地没有种完，手上就打起了血泡。
劳累的春播结束以后，我始终在想这样的地能长庄稼吗？春去夏来，扒开杂草我们看见了嫩绿的小禾苗，我们看见了希望。为了让庄稼长的更壮实，我们开始夏锄了，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顶着烈日，汗流浃背，经常浸泡汗水的军装是最容易破损的，可是也不敢脱了军装，那样会被太阳灼伤的。更让我们难过的是刚刚锄过的地，很快又杂草丛生了，和没锄一样。这种杂草神奇的生命力让人叹为观止，真是野草锄不尽，夏风吹又生。
又过了几天，我们种的高粱、玉米已经高出了杂草，亭亭玉立，一垄望不到头，煞是喜人。这里土地肥沃不用施肥，很快就到了农闲时节。在这期间我们除了擦擦武器以外，连长带我们到水泡子抓鱼，改善副食。这儿的水泡子也很神奇，旱时几乎要干枯了，看不见任何水生物。一到雨季，四面八方的雨水都汇集这里，水泡子里到处是鱼，哪里来的呢？让人百思不解。鱼不大，只有巴掌大小，那也是我们的美味佳肴了。

夏去秋来，我们的土地已经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对于大自然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气洋洋，一年辛苦下来终于有结果了。可是连长却眉头紧锁，决定提前收割。这可是过一天，我们地里的庄稼就殷实一天的日子，提前收割损失就大了。不理解归不理解，命令还要坚决执行，在连长的督促下，大家起早贪黑玩了命的收割。当收割一半的时候突然大雨滂沱，两天以后外面一片汪洋。
戏耍了我们一年，老天爷又要收回了曾经许诺给我们的东西。连长流下了热泪，喃喃的说，要是再早一点动手就好了，我们是靠天吃饭的，这一点不能忘记呀。没有收上来的土豆、黄豆肯定是付之东流了，可是看到在水面上摇曳的高粱、玉米，连长又来了精神。我们又开始冒着雨在齐腰深的水抢收庄稼。是呀，地里的每一粒粮食从春播、夏锄都浸透着我们的血汗，怎么能轻言放弃呢。从这以后我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的习惯并保持到现在。现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我的这些行为经常收到家人的不解和耻笑，但是不忘初心的举止似乎难改了。
在部队我学会了奉献。男人做为军队的主体，要学会奉献不要计较回报，可能在物质社会中很少有人这么做了，但军队中不能没有奉献，奉献是一个男人社会价值大小的体现。在我们部队奉献主要体现在学习雷锋上，文化大革命虽然对部队的思想建设影响很大，但是在学习雷锋做毛主席好战士这个信念上是没有动摇的。
那个时候学习雷锋主要就是做好人好事，每天班务会都要汇报。做好人好事在我们连队已经蔚然成风，早晨6点吹起床号，5点钟大部分人就起床做好人好事了。要是6点起床，水缸水满了、操场扫干净了、猪圈扫干净了、厕所掏了，洗脸水打好了，能想到的好事全做完了，一想到晚上的班务会就心急如焚，只能明天起的再早一点。

星期天是休息日，上述好事何足挂齿，大家纷纷走出营房，到老乡家里挑水扫院，做一些农活或开一小块荒地种菜补贴连队副食的不足。星期天如果想上街买一些生活必用品，这还要把班里同志们换洗的衣服洗了（他们都出去做好人好事去了），总之在军营的这几年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离开部队50年了，昔日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志已经没有了，也不再憧憬做一名欧阳海式的英雄。如今已经是一个领退休金的老头了。我的军旅生涯在我人生履历中虽然不长，但是对于我以后的生活、学习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50年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或是工作岗位的变化，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曾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第二篇 我所经历的“激战前夜”

献给八一建军节和我有相同经历的退役老兵

1969年3月，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由此而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形成了对我国东北地区巨大压力。我当时在东北某军炮兵团当兵，对此变化感受颇深。首先，我们部队全部拉出了营房，分散住在农村老乡家，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毕竟我们是军炮团，军之重器。

第二，部队开始军事训练了。从文革以来部队就以“三支两军”、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工作，基本不搞军事训练，现在看来光凭毛泽东思想抵抗“苏修”的突然袭击还是有些难度的。第三，据说军里首长开始轮流到山里作战指挥部战备值班了，军里炮处的参谋、团作训处的参谋都下到各个基层连队协助军事训练。

从训练的强度、紧迫、针对性可以看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主要训练就是打坦克。老实说我们这种火炮打坦克实在不适合。我们这种炮射程远，杀伤力大，可以打战术核弹头，适合打击远距离的固定目标。缺点：机动性能差，不适合与近距离移动目标作战。
在连队训练会议上副连长委婉的提出了上述意见立刻遭到了军炮处杨参谋的严厉批驳，“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种想法，苏修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这儿是苏修1945年出兵东北打关东军最近的路线，苏修最厉害的就是坦克部队，别的我们都不怕他们。因此，军区号召全军都要学会打坦克，人家步兵老大哥都在练习使用反坦克手雷、四零火箭筒打坦克，我们炮兵部队看热闹，像话吗?”杨参谋一席话把副连长说的灰头土脸的，谁也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
我们连队战备隐蔽在梯子沟（锦州地区的一个小山村）并在河滩上修筑了火炮工事，每天练习平射直接射击科目。我们这种火炮实弹射击开销太大而且需要军区批准，杨参谋确实有办法，他和驻地空军联系，把空军老式、淘汰飞机的机关炮拆下来，到军工厂加工成我们火炮炮弹的形状，然后塞进我们火炮炮膛里。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机关炮进行实弹训练了，大大节省了训练费用。
这种炮兵打坦克的新式教学法写进了军区战时通讯，军区有关领导看了异常高兴。当时我们担心的就是苏联坦克的进攻，如果我们大威力火炮发射穿甲弹能够打他们的坦克，那是太好了。领导肯定了教学方法，提出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并从战备弹药库拨出2枚穿甲弹，一辆废旧苏式坦克为靶子，认真搞一次实战打坦克训练，届时有关领导要实地观摩。
看了领导的批示，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就高兴不起来了。首先，那辆为靶子的废旧苏式坦克，这是一款斯大林4号坦克。1945年苏联和日本关东军作战使用的主战坦克，后来可能在作战中某些部件损坏被遗留在中国。几十年一直在仓库闲置，坦克的动力装置、作战部件都被拆除了，只剩下一个空外壳。
杨参谋组织了实弹射击研讨会，副连长作为连队干部代表，我作为战士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杨参谋提出了演习方案。他强调，从实战出发坦克必须动起来。为此他找到工兵营借来300米钢丝绳，由我们炮车牵引坦克。靶场选择在村庄以西河滩开阔地，炮阵地距离靶场大约3000米。 会议在方案实施、炮阵地设置、安全、警戒戒严、修路等问题争论不休，作为一名士兵代表在这样的会议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不过我要是不把我们士兵的担心讲出来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我提出，火炮直射打移动目标，牵引车离坦克只有300米距离操作起来太困难。

对移动目标射击需要有提前量，这几乎就是瞄准我们自己的牵引车射击，掌握不好会误伤牵引车的，瞄准手心理压力恐怕承受不了。其次瞄准镜和火炮是一体装置，对移动目标射击时，瞄准手一刻也不能离开瞄准镜。一旦射击，这种火炮的后坐力带动瞄准镜会对瞄准手的眼睛产生极大的伤害。

我发言以后，会场一片寂寞。副连长接着说，我们这种火炮是一种覆盖式轰炸、大面积的杀伤性武器，不太适合对单个目标精确打击。话没有说完，杨参谋把话就接过去了，“老马，你别跟我谈什么火炮，这个我比你懂。现在全军都在学习如何打苏修坦克，就你们特殊。我问你，你们炮车行进途中遇到苏修坦克打不打？”杨参谋这个例子假设的不好，我们行进途中真要遇到苏修坦克只有挨打的份，这种笨重的火炮遇到突然情况到完成射击准备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等我们准备好了，对于机动性能好的苏修坦克来说，早把我们打成为一堆废铜烂铁了。不过大家谁也不敢吱声。
杨参谋用轻蔑的眼光瞟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方案讨研讨会首先要统一思想，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可以往后放一放。看着大家默然无言，最终杨参谋耍开了大牌，他拿出一摞文件往桌子上一放说，这是军区首长的批示，军炮处演习实施方案，你们连队执行不执行看着办。说完拂袖而去。从哪个角度上讲，这尊大神无论如何是得罪不起的，连长满脸赔笑又把他情了回来，开始认真讨论如何落实问题了。最后决定，各个炮班负责修筑火炮掩体，一班负责实弹射击准备工作。指挥排修筑靶场牵引车道路。
时间过的很快，没过几天各路首长就来到我们连队驻地的村里。为了欢迎领导，黄土垫道，静水泼街。此时，我们的火炮已经进入了掩体，外面拉上了伪装网，如果不走近了仔细看，真不知道这儿竟然是一个炮阵地。
临时演习指挥部宣布演习开始并联络靶场，准备启动牵引车，坦克开始进入靶区。不料此时杨参谋叫停了演习，后来才知道，他在检查一班火炮射击准备时，发现一班瞄准手有点精神紧张，动作不协调，因此要求调整一下演习方案。
过了一会，我突然听到副连长口令“四炮准备射击”，我脑子为之一振，怀疑我是否听错口令了？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团副参谋长从临时搭建的指挥台站了起来。他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指着副连长大声指示道：“叫四班换一个老兵打，不，叫他们班长打。”得，这下完全坐实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乱其心智。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乱如麻，一时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我坎坷不安的放下指挥包，迟疑的向炮位走去。这种火炮的实弹演习，以前也参加过多次，可是其威力每次都让我感到心灵的震撼。 我在瞄准镜里看到了牵引车拉着“斯大林4号”已经缓缓进入靶场，逶迤而行，此时心乱如麻。我不断的警告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否则要出大事的。3000米的距离300米间距，还是移动目标，还要设置提前量，太难了。我决定不能追着坦克打，在坦克运动方向提前设置一个射击点，然后射击。
人算不如天算，当坦克进入我设置的第一个射击点位置时，这个家伙好像有意躲避我的射击，突然下沉，坦克几乎在我瞄准十字线消失。我估计很可能路不平，坦克进入了一个水坑，尽管副连长已经下达了射击命令，我觉得把握不大还是放弃射击了。
我向前又移动了炮口，设置了第二个射击点。很快坦克进入了我预设的第二个射击点，不过此时的坦克时而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时而像一个欢蹦乱跳孩子，我知道这是我们的牵引车拉一个60多吨的重型坦克由于坡度牵引力不足造成的，看来第二射击点把握也不大。我只好又向前移动了炮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发射，坦克将出了靶区了。
这时连蹦带跳的坦克好像稍微平静了一点，我不失时机的拉动了炮闩。一声惊天动地轰鸣，大地在颤抖，炮口拉出了长长火舌送出了炮弹。火炮发射的后坐力卷起了阵地的浮土，遮天蔽日，对面不见人影，空炮弹箱子也被火炮后坐力吹出10米以外。尽管我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瞄准镜还是把我眼眶撞击的生疼，两眼冒金星，耳朵被震的嗡嗡作响。我顾不得这些，急切的想知道是否击中目标了。
靶场的浮土渐渐消失了，我迫不及待的从瞄准镜向前望去。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说是击中了吧，瞄准镜中的坦克看的清清楚楚，完整无缺。没有击中吧，坦克一动不动了。此时副连长又下达命令“一发装填”，没等射击命令下达我就拉动了炮闩，心想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又是一声巨响，阵地、靶场两处硝烟弥漫。这一下踏实了，两发穿甲弹打完了，就等结果，演习指挥部的各级领导都站到了高处，拿着望远镜向靶场望去。前后两发炮弹引起的烟尘使靶场一切都在朦朦胧胧之中，阵地上的人们越是想看清结果，靶场上的烟尘越像害羞少女的面纱，迟迟不肯露出那神秘的美貌。这时一阵微风从靶场袭来，送来一阵阵烤肉的香味，我知道，我肯定打中了。在这之前，杨参谋曾经让司务长买了老乡家一只狗，他想把狗放进坦克里，看看穿甲弹的威力。我肯定击中了坦克，在穿甲弹击穿坦克装甲的一瞬间，穿甲弹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把狗烧死了。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坦克的确被我击中了。尘埃落下之后，在瞄准镜里可以明显看到穿甲弹击中的痕迹，阵地上传来一片欢呼声。从领导的笑容、讲话也可以知道他们对这次实弹演习是满意的。在领导看来，我们这种火炮对付苏修坦克的突然袭击是非常有效的。
演习之后，杨参谋曾拍着我的肩膀夸奖我，说我是我军第一个用大型火炮打苏修坦克的士兵，值得嘉奖。我觉得他有点言过其实，他主要还是为炮处在连队蹲点训练经验推广唱赞歌。特别是，尽管我没有见过苏联现在装备的坦克，但是我绝不相信我打坏的“斯大林4号”坦克是苏修目前主战坦克的代表。不过从宣传角度还是可以打消苏修坦克“恐惧症”的。领导的讲话、上级的宣传使我得到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表扬，不过也得到了连队有些领导的羡慕、嫉妒、恨，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油然而生。 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领导们走了以后，副指导员找我进行了单独谈话。他提出这次实弹演习，我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单纯军事观点、大比武弄虚作假的再现。他的一席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愣愣的看着他不知所措。他严肃的说：“你首先打断了钢丝绳，然后再打坦克，这不是弄虚作假是什么？都说你们城里人鬼心眼多，我看一点不假。”他这一番不着边际的无理推理，让我既生气又可笑。
于是我嘲讽的反问道：“副指导员，我要是有用炮弹打钢丝绳的准头，我为什么第一发炮弹不命中打坦克呀？”“是呀，”他若有所思的回答道“这就是你灵魂深处的东西，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很好，这个问题你确实你应该向组织上讲清楚的。”他肯定是在装糊涂，拼凑一些事实，进行毫无逻辑的推理，最后达到整人的目的。这种事我在“文革”中见的多了，跟我玩这套。想到这，我脑子一热，一摔门出了连部，后面还传出了副指导员的斥责声“这是什么态度吗？一点也批评不得，简直太不像话了.......”
事后不了了之了，不是他不想跟我理论，而是时事不容许了。后来才知道，苏联总理柯西金参加完越南主席胡志明葬礼后在北京做短时间停留，他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总理，发出了战争最后通牒。随即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一号通令”。此刻，东北各个部队马上进入了一级战备。
部队开始大调防，改番号。部队不准回营房，也不准住老乡家。部队停止休假，复员转业工作也停止了，所有部队野外待命随时准备打仗。战争气氛似乎越来越浓，上级要求我们每门火炮立刻到弹药库领2个基数的炮弹，做好临战前一切准备。我们炮车到弹药库时，其周边排满了各种车辆。战士们都在争先恐后的往各自车辆上装运不同种类的弹药，仿佛大战一触即发。拉回来的炮弹也和我们平时实弹射击的炮弹不一样，弹头瓦蓝瓦蓝的，弹头上的铜带金光灿烂，这无疑是死神最后的光环。
连长已经在团里连续开几天会，这天抽空赶回连里召集班长以上的人员开会，传达上级作战部署及有关文件。最后连长从包里拿出一把压缩饼干，他看着大家惊异目光笑嘻嘻的说：“马上要打仗了，以后就吃这个了，来，大家先感受感受。”我以前听高炮团老战士作报告（他们64年曾经参加过越战）曾经说过，这种军用压缩饼干是他们在抗美援越战争中的主要食品，非常难吃，视为需要克服艰苦的生活条件一种表现。我打开一块尝了尝，觉得味道不错。油乎乎的，味道又咸又甜，好像还有点肉干、花生米什么的，很像中秋节吃的五仁月饼。这比我们每天吃高粱米熬白菜强多了，那些高炮团老兄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会议就要结束时，司务长要求每个班派一名战士并要求连长再派一台车回去，把地里秋菜收一下。连长听后勃然大怒，训斥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那菜地，马上要打仗了，炊事班都得下到各个炮班。”“那打仗也得吃饭、吃菜呀。”司务长不服气的顶了连长一句。“那是吃压缩饼干、菜罐头、肉罐头，吃饭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司务长不再吱声了。一切从战争出发，这种思维影响了全连。我们的生活似乎也有了点转变，司务长不知道哪里搞来的肉，每顿饭菜里总会见到几片肉。尽管每一个人分不到一片肉，不过菜里总是有肉味的，吃起来感觉十分美味。
此外大家开始抽好烟了。我们连队大部分同志都抽烟，但是抽烟是有潜规则的，一般士兵都抽烟叶子，卷大炮。排长以上的干部可以抽7分钱一包“白牌子”卷烟，这种烟卷几乎全是烟埂子、下脚料卷制而成，因此没有正经牌子和商标，尽管如此，这种烟属于卷烟级别的。吸烟一般不可以“越制”，节假日、有喜庆的事情除外，否则会认为你有思想问题，但是干部吸烟可以就低不就高。 “大生产”牌子香烟是东北地区不受控制可以随便买最高档次的香烟，价钱比较昂贵，3毛5一包。那时候战士第一年津贴费只有6元，第二年津贴费7元，第三年津贴费8元，第四年津贴费10元，第五年津贴费15元，显然这种香烟在节假日也是不能随意消费的奢饰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似乎变得有钱了，嘴里叼着都是“大生产”香烟。是呀，明天的平静生活或硝烟弥漫的战争那个先来临谁知道呢？也许你今天抽的就是你人生中最后一盒“大生产”香烟。
临战前大家都很沉默，尽管不少战士都是同来自一个省、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公社的，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拜托、关照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炮兵，一个战斗集体，炮在人在，炮毁人亡，一个人是不能独善其中的，这是大家心领神会的事情。大家嘴上不说，心里不会不想的。尽管在战前动员会大家都是慷慨激昂的，但是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心照不宣的，我们只能暗暗落泪，只不过男儿有泪不轻弹罢了。祝愿我们与炮同在吧。
不久，我们进入了战时阵地。这是从边境到锦州最近公路的小山坡上，我们开始构筑火炮野战工事。在这荒郊野地里，没有人烟，我们也没有帐篷，只能挖猫耳洞夜宿。届时已经是隆冬，地表层已经冻住了，铁锹挖不动，十字镐下去一个白点。上级要求1天之内把火炮、跑车、猫耳洞工程全部完工，谈何容易呀。连长、指导员下到各班动员，仿佛苏修的坦克明天就要打过来似的。
指导员动员最为让大家震惊，他说这儿是保卫锦州的最后防线，一旦敌人的坦克通过这条公路，锦州危在旦夕。锦州失守东北则朝不保夕，所以我们一定要抢时间提前完成任务。这是保家卫国的大事，于是大家要挑灯夜战。寒冬腊月大家脱下来棉衣、绒衣，用最基本的工具铁锹、十字镐仍然干的汗流浃背，手上打满了血泡。饿了，馒头就凉水。就这样干了一天一夜终于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军炮处的领导、团里领导视察了炮阵地，阵地已经伪装好了。远远望去和周边的荒山秃岭毫无区别，谁也不会想的在这枯枝杂草下面隐藏着令人生畏的火炮阵地。泥土堆砌的工事浇上凉水仿佛钢筋水泥一般，坚如磐石。首长们露出了笑容，交口称赞。休息期间，我看见了杨参谋，忙走过去递上一支烟，得意的问：“不错吧？”杨参谋斜了我一眼，说：“不错什么，别臭美了。遇到苏修坦克必须先发制人，否则他们坦克一旦缓过神来，你们阵地立马土崩瓦解。炮兵打坦克就是玩命的事，不得已而为之呀。”听完，愕然。

连里用炮车把我们营房仓库私人物品都拉来了，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换上了新军装。换下来的旧军装放回包里，连里要求包外边一定要注明本人姓名、收件人的姓名、精确到生产小队的详细地址，无疑这是准备以遗物的形式寄回去的。此外，指导员要求大家写一封家信放在包里（为了防止泄密，当时所有的家信已经基本中断了），他怕给大家带来悲观情绪，不好意思说是遗书。不过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谁还不懂写这封信的含义？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的那封信早就不知道甩哪里去了，但是写信时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态还是历历在目，信的内容现在大家看起来一定会觉得可笑或认为不可思议，不过，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封信的内容我隐隐约约的还大概记得。记得那次信写的心情十分痛快，第一次想啥写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封发不出去的邮件，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就把信撕掉，谁也看不到。如果回不来，谁看我也管不了，爱谁谁吧，我先痛快了再说。
信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看到这封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我所在的部队马上要上前线了。你们的儿子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入党的那一刻起，他注定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是从资本的产生、形成、发展、灭亡得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全世界人民必将最终生活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一个完全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中。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列宁首先提出，可以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以达到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实现的目的。爸爸、妈妈，你们也是共产党员，为了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你们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现在参加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对苏修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比你们参加过的战争更光荣、更伟大。全世界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由我们完成马克思提出的历史使命，我们青春无悔。”
写到此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不禁想起文革中那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长诗。在北京还是红卫兵时我就非常喜欢这首长诗，当时，从同学那借来以后连夜抄写，几次哽咽不能命笔。于是我把“长诗”改了改加在了我的信后。
“亲爱的爸爸妈妈，在这次战争中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将冲破敌人的防线。我们的大炮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炮弹。这场伟大的战争将使我们饮马顿河畔，跨过乌克兰草原，翻过乌拉尔的峰巅，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然后我们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的街巷，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逞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用耶路撒冷的哭墙，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将红旗插在苏伊士河畔，瑞士的湖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念 。
因为我们有重任在肩。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多少个浴血的南征北战。........听:五大洲兄弟的回音，汇聚成冲刷地球的洪流。看:四海奴隶们的义旗，如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世界一片红啊，岂能剩下白宫那一点？”
写到此时，油灯的灯芯跳闪几下迸发出几朵美丽火焰，然后骤然熄灭了。油灯没有油了，来不及结尾、签名，就摸着黑将信塞到包里。躺下之后，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憧憬着将要发生的战争。战争的残酷是不言而喻的，唐朝人王翰就说过“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词的前一句应该改成“血染疆场君莫悲”就好了，看来王翰不是一个真正军人，一介书生而已。
是呀，战国时吴起的《吴子兵法》就说过“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看来平安回来似乎不太可能了，我又想起了那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长诗：“安息吧，亲爱的朋友，白云蓝天为你谱新歌，青峰顶顶为你传花环，满山的群花血草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位烈士长眠，最后一次吻别你的笑脸，最后一次拥抱你的身躯。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为人类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异国的陵园。”就这样，激战前夜，躺在炮车上，遐想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几天过去了，太阳像往常一样从东方升起，一切如旧。所不同的是战备似乎有点松懈，上级下达命令，我们可以睡到老乡家里，炮阵地作为战备值班点。再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看了“林副统帅一号通令”以后，做了批示“很好，烧掉。”这场预来战争就这样突然消失了，看来现代化战争能否发生这完全在于伟人的弹指一挥间。我们把战备炮弹又送回了弹药库，终于在一个皓月当空、满天繁星的夜晚，我们沿着崎岖山路回到了久违了的营房。

营区外面一片寂静，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有秋虫在呢哝。我们没有参战，我们不是英雄更不是凯旋。这里的一切是那么平静、自然、熟悉。几个月没有回来，营房一片狼藉，杂草丛生。水缸无水（我们营区没有自来水），积着厚厚的尘土，大家简单收拾了一下马上就寝了。天刚蒙蒙亮，起床号还没有吹，连长就把我们几个班长叫了起来随他一同走出了营区。
走了一会，我们到了连队的菜地。菜地更是惨不忍睹，好一点的大白菜都被老百姓收走了（放地里不收，人家以为你不要了呢。）地被刨的乱七八糟，大一点的萝卜、胡萝卜、土豆全没有了。远远就看见司务长在地里撅着屁股捡那些被遗弃的剩白菜、萝卜、胡萝卜、土豆，他已经堆了好几堆了，准备装麻袋拉走。看到我们来了，他竟对着连长失声哭诉起来，“连长，我们连的菜......”。
我看着想就笑，我想起了文革前的电影“青春之歌”。头天晚上，林道静带着农民偷偷把地主麦子给割了，第二天老地主看着麦秸捶胸顿足大叫“我的麦子，我的麦子......”。司务长看着我的样子，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说：“四班长，你还笑，今年冬天连菜叶子都没得吃，我看你还笑不笑的出来？”看司务长焦急的样子，我忍不住又逗了他一句：“我才不吃你捡的烂菜叶子呢，没准过两天苏修又来了，我们照样吃蔬菜罐头。”“想的美呦，吃你个鬼。”司务长看来真急了。 “吵什么吵？”连长有点不耐烦了，“走，到猪圈看看去。”连长看上去有点心事重重，不太高兴，我预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从菜地向北走，十几分钟以后到了营房北门小山坡。全团各连的猪圈都在这里，一排排规划整齐就像我们营房一样，只不过比营房矮了不少。我们来到我们连猪圈，一只老母猪领着几只小猪仔来迎接我们。看见了猪，连长有点笑模样了，“其他那几只猪呢？”看了一会儿，连长有点疑惑的问道。司务长低头不语。“问你话呢，怎么没见那几只猪呀？”连长脸上有点阴沉。“吃了”司务长怯生生回答。“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时候杀的？”连长眼睛都瞪圆了。“部队在梯子沟战备待命的时候，你说要打仗了，伙食搞得好一点。”司务长嘟嘟囔囔的说到。 司务长这么一说大家都想起来了，难怪那几天是顿顿见着肉了。当时大家以为要打仗了，后勤部门发的“特供”的呢。肉烂在锅里了，都吃到大家肚子里了，也不算什么大事。“再说，你不是说，马上要打仗了，猪圈、营房都归地方政府了，咱们吃肉罐头了.......”司务长还想继续解释被连长一声怒吼打断了。“你还敢强词夺理，你，你好大的胆子，你杀猪通过谁了？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就敢做主了？这事我管不了了，你向全连讲清楚。”连长的突然翻脸让我们困惑不解，司务长又没有自己把肉吃了，能有多大的错呀，还向全连讲清楚。
连长一屁股坐在小土堆上半天一言不发，最后喃喃的说到：“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团里昨天来了通知，复员转业工作又开始了，我们连可能又有不少老兵要复员。”“啊？”大家不约而同张大了嘴。老兵是连队的灵魂，在连队的军事训练、营房建设、日常工作、特别是执行艰苦的任务，他们都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他们的模范作用是党员、班长、干部不能替代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一拨老兵虽然走了，但是光荣传统却留了下来。他们把青春献给了部队，在他们即将离开部队时，连队也会倾其所有欢送他们。每年都要杀一只大猪的，今年可怎么办？追究责任，检讨，哭诉，怨天怨地都是没有用的，这得面对现实，连长深深的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咬着牙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弄点粉条、豆腐，反正春节休息不了几天，还是能糊弄过去。可是老兵退役学习一个月呢，再说怎么向老兵们张的开这张嘴呦。买点肉吧，副食店肉是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的，想都不要想，话说回来，就是给咱们肉票，每天那点伙食费也买不回来多少肉呀。“唉，一件荒唐事，满把辛酸泪”说完连长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陷入沉思中。 没过多久，连队开始年终总评工作。大家对连里的干部们提出了很多意见，什么“单纯军事观点”、“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比武余毒”、“不贯彻毛主席军事路线”等大帽子全扣上了。至于什么用词含义已经不重要了，战士们文化水平都不高，知道是批判用语就可以了。好像这次“林副主席一号通令”不是副统帅发布的，是罪魁祸首连长、指导员发布的。
连里的干部一声没啃，没有任何解释，有的还流下了眼泪。尽管战士们有些言过其实，连里干部还是觉得愧对于他们的。特别是对即将离开部队的老兵，由于要打仗，停止了复转工作，他们把复员转业回家穿的新军装已经穿的半新不旧了，把攒的几年的津贴费寄回家了，有的做他用了。现在部队又要他们离开了，谁不想锦衣还乡呢？他们钱花差不多了，军装穿的半新不旧了，让他们如何见江东父老？
团政治处苏干事再我们连队蹲点，参加连队总评工作。会后他有些不解的问我，“同志们怎么会有那么大情绪？言辞是否有点过了？”我告诉他，基层连队就这样，批评起来就是一针见血、刺刀见红，不讲究什么措辞，留面子。连里的干部一年要有两次这样的洗礼，一次是年中的初评，另一次是年终的总评。这比我们士兵强多了，我们一年360天，天天都得“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吗？那次也都是痛哭流涕的。记得当兵第一年赶上营建施工，部队发的袜子都是线袜，一点也不经摩。袜子破了又不会补，时间不长袜子就全烂了。
无奈之下我只得让家里给我寄一双袜子，为了结实，家里寄了一双呢绒袜子。袜子刚上脚就遭到了批判，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享受主义”等等。我也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好多次才过关。部队生活就是这样，批评归批评，言辞激烈，但是不影响个人进步，该评五好战士的评五好战士，该入团的入团，该入党的入党。苏干事听完感到诧异，漠然置之。
转眼间离开那次“激战前夜”已经五十年了，回想起“激战前夜”的慷慨激昂，返回营地后的“一地鸡毛”，感觉十分可笑。现在我们解放军的装备、后勤保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和那时候相比，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信仰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军人素质。

第三篇 我敬爱的老兵

他是我一生中见过最老最老老兵，也是我最敬爱的一名志愿军战士、解放军战士。记得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十分尴尬。那天我刚从新兵连集训后到老连队报道的第一天，班长让我打开背包整理内务。这时发现一个老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旁边，我眼睛的余光告诉我这个人岁数不小了，穿着老式布料洗的发白的旧军装（那时我们新兵发的都是新式布料草绿色军装）。这一定是领导视察来了，于是我学着老兵的样子，跳下床、立正敬礼并高声报告“报告首长 .....”话音未落引起了大家一阵哄笑。
“我不是什么首长，我姓孙，是司机班副班长。”老同志连忙解释道。我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是呀，尽管取消了军衔制，可是他穿的是和我一样两个兜士兵服装，这应该不难识别。他笑了笑说“我就是看看来自于北京大城市的兵长得什么样。”说罢就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着我，被人这么像看怪物一样看来看去让我十分不好意思。“嗯，北京人个子长得高，很白净，不错。”撂下这句话，扭头就走了。
事后同志们告诉我，孙班长是我们连最老的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啊，这么老还是兵？我感到十分好奇。当时我特别想知道我们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是怎么和美国鬼子打仗的，以前，我的这方面知识只是从书本和电影得到的。
不过我和孙班长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我们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营房施工等各项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进行的。孙班长所在的司机班是连里有名的“大叔班”，正班长姓程，是58年的老兵，班里的“新兵蛋子”也是62年的老兵，比我们班长资格还老。因此，我们平时不太敢到司机班串门聊天。
机会很快就来了，连里派公差，老孙开车带我们到海边给团里拉沙子。老孙一见我就给我拉上了驾驶室，车一出营区他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就爱听你这个北京人说话，真有意思。什么昨儿晚上（昨天晚上）呀，嘿嘿......，坐碗儿上（昨天晚上），怎么不坐盆里呀？”我不解的问道：“那该怎么说？”“那叫夜个黑里。”说罢有哈哈大笑起来。
机会难得，马上就要到海边了，我不愿意和再他胡扯别的了，于是我问道：“孙班长，你是志愿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呀，可是没去几天就回国了。”他一边开车一边轻描淡写的回答道。“见过美国鬼子吗？”我好奇的问。“没有。”他的回答让我十分失望，志愿军战士都应该像黄继光、邱少云、王成一样呀，他没准刚上战场就负伤回国了，我推测着。“那你负伤啦？”这个话题他似乎很感兴趣“没有，负伤的都是没有本事的。我是有本事的，跑得快，美国鬼子打不到我。”听完这话我彻底灰心了，我不愿意再理他了。什么志愿军战士呀，见了美国鬼子就跑，有本事还跑得快，真丢人。
到海边，我们开始用铁锹往车里装沙子。我干了一会就满头大汗，累的不行。这时孙班长笑嘻嘻走过来，告诉我，这么干活可不行，效率不高还累。他一边做样子教我一边说，身体要背对着卡车，用腰劲和胳膊劲，左右手要倒换着干。这时我开始有点佩服这个老兵了，别看他上战场打仗不行。干活还真有一套。
回营房后我和我们班长说起此事，班长听完哈哈大笑起来，班长告诉我，老孙可是一个传奇人物。老孙在朝鲜战场当的是运输兵，在朝鲜山区开着苏式嘎斯卡车运输物资弯道从不减速，美国鬼子的飞机炸不着他，他多次圆满完成运输任务受到领导嘉奖。回国以后准备提升他为排长，可是他文化水平低，上边没有批。考虑的他的驾驶技术、修车技术还是把他留下来，至今没有让他复员转业。听了班长一席话，我不禁对老孙肃然起敬。

老孙为人非常低调，从来不谈以前的事情。后来我问起这事时，他十分感慨的说“别听你们班长瞎吹，那个敢跟美国鬼子的飞机斗呀，他们飞机俯冲投弹命中率极高。我的好多战友都被美国飞机炸死了，那时候真难呀，前线需要物资，我们没有空中掩护，我们运输兵成了美国鬼子飞机的活靶子。我跑那道线是山区，美国鬼子飞机一般不敢俯冲轰炸，不俯冲轰炸，飞机投弹命中率可就差多了，所以我就敢跟他们藏猫猫。”说到这，老孙抽了几口烟又接着说：“那也是赌命呀，其实美国鬼子的飞机是可以俯冲轰炸的，那样我必死无疑。

不过他们轰炸完之后，必须迅速拉高，否则晚了就会撞到山上，机毁人亡。冒着损失一架飞机的风险去炸一辆汽车，美国鬼子肯定觉得不上算，所以他们拿我没办法。前线需要物资，否则打不了胜仗，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我敢赌，美国鬼子命贵，他们不敢赌。”听了老孙的一席话，让我感动不已。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老兵呀，是呀，在前线和美国鬼子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是英雄，在后方舍身入死支援前方战斗的志愿军战士也是英雄。

尽管我非常喜欢和老孙聊天，可是我们见面机会却很少。团里的苏式嘎斯卡车总是出毛病，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们不再向我们提供汽车配件了，团修理所经常找老孙帮忙，自己加工零配件。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身上油渍麻花的，长年的汽车兵生活使他患有严重的胃病。
我们班长曾经感叹道，老孙这一辈子就是受苦的命，不顺。1964年，部队开展大比武运动，当时汽车兵大比武尖子标准是开嘎斯卡车在100米的距离挂1、2、3、4档，然后再从4档顺序减至1档，或上铁路轨道开100米，途中不准熄火、停车。谁要是达到其中一项标准，无论文化程度、无论新兵老兵、无论是否党员一律破格晋升为汽车技师。
过去那种苏式老旧嘎斯车好好开还不断出毛病呢，何况要达到大比武要求了。全团只有老孙双达标，不过老孙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首先老孙是老兵，他的士兵津贴费比汽车技师—干部工资还高，因此不能晋升。其次他是团里有名的“嘎斯王”，不少现任的团、营里的汽车技师都是他的学生，这个汽车技师称号对他实在没有什么鼓励作用。后来听说给了他一个“汽车高级技师”称号，部队没有这样的编制，也没有这样的技术职称，可能只是出于个别领导的个人意愿，以资鼓励吧。
大比武并没有给老孙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添了不少麻烦。不久大比武活动遭到了批判，定性为不突出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的活动而且还违反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这在当时是犯一个不得了的政治错误。因此，热衷提倡大比武的领导和大比武的尖子受到了批判，有的还受到了降职、复员转业处理。老孙是一个士兵，职务是没法再降了，看着团里近百台破“嘎斯”车需要修理，暂时还不能马上离开他的份上，老孙被“革职留任”了（收回汽车高级技师称号，仍然在部队继续服役）。从此，老孙更加谨小慎微、沉默寡言了，他喜欢整天和那些不会说话的“嘎斯”汽车混在一起。
这年10月，锦州市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了，为了支持地方政府，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军里领导要求我们炮兵团参加庆祝游行活动。接到指示以后，全团连以上领导连续开了好几天的会，研究实施方案。领导们担心这支长期没有训练的部队，又刚刚补充了那么多新兵，能按时参加这种政治活动吗？
领导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营是最后一批离开营房开往锦州的，沿途不时能够看到路边停着正在修理的炮车，还有不慎撞了车。我们营装备的都是重型火炮，牵引车是法国原装进口的“戴高乐”（这一款车曾经是法国军用汽车，法国部队换装新型汽车以后，把这款老式戴高乐拆下军用装置作为大型运输车卖给了中国。车到中国以后马上就装备部队了并开始仿制，仿制车和原装车一模一样，真可以以假乱真，但是车质量的好坏比的不是外观而是牵引力）。午夜时分，我们车队开到了小凌河，秋雨霏霏让人感到寒意。 连日的秋雨使原来快要干枯小凌河水位有些上涨，没了膝盖，河水也宽了不少。岸边车灯攒动，看来先到的兄弟部队正在过河。在车灯的照耀下，可以看到有的炮车已经陷入河中，不少士兵跳入河里在帮助推车，小凌河霎那间灯火闪烁、热闹非凡。我们营长在河边观看水势并准备过河时，岸边驶来一辆小车。团里副参谋长及时赶来通报情况，小凌河河床地质状况比较复杂，先到的二营有些炮车陷入河中，正在自救，如果实在不行只好求助于地方履带式拖拉机了。希望我们谨慎选择路线渡河。营长有些犹豫不决了，他知道我们的炮车要是陷入河中，可不是拖拉机能帮的上忙的。
这时，从我们车队后面又开来一辆小车。一个穿着雨衣的矮胖子从车上下来，声音洪亮：“这百十里的公路全让你们炮团包了咋地？像羊拉屎一样这一坨，那一坨的，你们是宣传队还是播种机呀？”从营长和副参谋长的表情看，胖老头绝对来头不小。营长和副参谋长汇报完情况后，他指着我们营炮车说，明天天亮之前，这个营必须整建制的赶到集结地，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说完就上了小车。
小车刚要启动，他又摇下车窗大声呵斥道：“上了公路，我的车一直跟在你们炮车后面，你们炮车也TM不知道给指挥车让路，你们是怎么教育部队的？”看来大领导对我们这次行动不满意并且真的生气了。天已经有些略微发白了，营长不敢再犹豫，否则肯定赶不到集结地，他命令部队马上渡河。
这时，我们远远看到老孙和营长走到了河边，老孙卷起裤腿打着手电一步一步的淌着水，向河对岸走去。影影绰绰，老孙在河两岸走来走去，不时弯腰在水里摸来摸去，雨水、河水完全浸透他的军装。东北的夜间的初秋寒气逼人，长年的汽车兵生活使老孙患有严重的胃病，他顶得住吗？看来他是准备凭着多年开车经验摸着石头找路过河，不过这一点倒是老孙的绝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营长焦急的在河边来回度步，从老孙的迟疑不决态度，我们知道我们炮车平安渡河有一定难度。最终决定强渡，老孙打着手电趟着河水引路，程班长驾驶炮车渡河。成功渡河以后，他们俩又返回来开第二辆炮车，就这样，全营炮车顺利渡过小凌河。最后一辆炮车渡过小凌河以后，老孙一屁股坐在河滩上爬不起来了，当大家关切的跑过来的时候，只见老孙大声对营长说：“营长，不要管我，时间不等人，快带着炮车走。我身体不行了，得缓一下，然后带着后勤车队撵你们。”营长和老孙都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战友情深，但是此刻任务、命令重于泰山，默默无语，挥泪洒别。 过小凌河路况好多了，我们炮车风驰电掣般的驶向锦州部队集结地。先头部队已经整装待发，做好了阅兵前的准备工作。当我们车队驶来的时候，他们都睁大了眼睛，伸出了大拇哥。是呀，威武之师，军之战神。我们车队在指定位置刚停稳，竟然看到老孙带领一群后勤人员跑过来欢迎我们，真是让人惊愕不已。营长不解的问道：“咦，你们后勤的破“嘎斯”怎么跑到我们“戴高乐”前面了？”老孙憨憨的一笑说：“怕误了大事就抄近路了呗。”
我们准时参加了阅兵式，群众的欢呼，领导的挥手致意，这一切让我们充满了自豪感。我知道没有老孙这个老兵领路，我们不可能及时赶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老孙未能参加阅兵式，领导给出的原因是，老孙他们开的嘎斯过于老旧，怕万一坏在会场上。我们参加阅兵式的每人发了一枚带有毛主席头像的纪念章和一个印字的搪瓷缸子，自然没有老孙的。我们大家都拿出了自己的纪念品要送给老孙，但是被老孙婉言拒绝了，他说：“军人就是要奉献，我的老班长教会我如何开车、修车，可是他却牺牲在朝鲜战场，什么也没有得到。比起他我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够幸运了。” 后来，一次执行任务我负了伤，然后住进了锦州205医院。痊愈后回到连队，但是老孙和一些退伍老兵已经离开了部队。现在想起了，老孙离开部队的理由也非常简单。那时总后给我们装备了一大批解放牌卡车，为此淘汰了所有的苏式嘎斯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呀，嘎斯车淘汰了，“嘎斯车王”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让我遗憾的是老孙临行时，我没有能够送一送这个我心中一直敬慕的老兵、老大哥。50多年过去了，让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已经叫不出老孙的名字，只记住老孙、孙班长和他那憨憨的笑容。
老孙是成千上万志愿军战士最普通的一员，在朝鲜战场上他没有杀过一个美国鬼子，他不是黄继光、邱少云、王成那样的英雄人物，可是在朝鲜战场他也是舍生忘死的和美国飞机斗智斗勇，为前线需要运送战备物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要给志愿军老兵们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我多么希望能看到老孙带着这枚奖章的憨憨笑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书写保卫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中也应该有老孙和他战友们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