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随笔～我在苏盆村插队的日子里

刘丹（广州）

【推荐人语】 我是含着万感交集的泪水，看完倬苓兄的这篇忆旧文章的。我是真不知道，当年与我搭档跳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段的阳光美少年，肩上负重的同时，心上居然还承受着父亲冤死这一磐石般的重压！我不知道倬苓兄如何以热烈的激情，去欢呼“太阳出来了”；我不知道倬苓兄如何以轻快的舞姿，去做种种心悦诚服的表达。 倬苓兄没有被厄运击垮，面对不公，他不屈不挠；面对不平，他坚忍不拔。倬苓兄虽无超世之才，但他心怀行正企稳之志。几番浮沉，几经挣扎，倬苓兄最终脱颖而出，成为知青族群中亮眼的一枚社会精英。 言为心声，让我们屏声静气，一起谛听倬苓兄发自内心的感慨。 ——刘丹 原创作者/蒋倬苓 南宁一中高中毕业后到南宁先锋青年农场务农，1969年2月再次到苏盆五队插队。 随后到邕江大堤做民工，1975年在河堤转正为集体所有制工人。 1986年下海经商。仼南宁市伟达五金机电公司董事长，从事液压气动机械制造和元件销售。 曾任永新区，西乡塘区工商联会长，名誉主席。南宁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 图文编辑/刘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我在苏盆村插队的日子里 ◎文/蒋倬苓 原以为，历经风霜雨雪，阅尽人间冷暖，我这颗心早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茧，应该是“刀枪不入”了。何曾想到，曾经的农友陈民生为我写下人物特写《赶马车人的歌》，后经前插友现作家的刘丹一番“爆炒”，在网上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纷纷留言，温暖的话语，深深的祝福，让我的心窝发热了！我在苏盆五队插队的不少往事，忽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一时之间，让我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一．我的第二次插队 我是最后一届参加高考的65届高中生，当时，我在南宁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会、学校团委有着耀眼的头衔。学习成绩说不上优异，倒也还过得去。考上一所理想的理工科大学，是我孜孜以求的梦想。 我父亲是在国务院备有案的建筑工程师，曾经领衔主持兴建了吴圩机场和百色澄碧河水库，是个为国家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知识分子。1964年的“四清”运动，以及紧接着的“文革”，人们以莫须有的栽赃诬陷，将我父亲定为反革命死罪。我立刻被划入了“黑五类”子女的族群，我的大学梦破灭，我的人生随即从无限风光的山峰之巅，断崖式地跌落深不可测的谷底。 1965年8月，那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年代。高考落榜，作为学生干部的我，带头到南宁先锋青年农场插场务农。随后“文革”折腾了几年，在“斗批改”中，我们这样一个仅由高、初中学生组成的青年农场，却被人以“知识分子成堆不好管理”为由，将场员们分散安排到南宁市郊区那洪公社各大队去插队落户。同时，再引进十几户贫下中农进驻先锋农场，并美其名曰“掺沙子”。 1969年2月，我被分配到那洪公社苏盆大队第五小队插队。与前一次到农场插场的待遇一样，这次，有关部门给予我们也是400元安置费。当然，这些安置费是交给贫下中农头三个月的伙食费，以及日后建知青屋的费用，个人未得分文。 苏盆五队在苏盆村的最西端，全队人都姓莫。这里只种水稻和木薯，没有其它经济作物。苏盆五队的田地全部在山丘上，也不是层层叠叠整齐的梯田，只是大小不一高低参差不齐分布在山丘上而已。而且，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望天田”，产量相当低。最远的田地“那么垌”离村子有四五里地，风景很是秀丽。可是，步行约一小时来这里耕作，那是相当辛苦的。村民们祖祖辈辈不断重复着每天出早、中、晚三段工，背向青天脸朝黄土地做着应时的农活。每年将谷子交了公粮，剩下的分给社员往往不够吃一年，只能掺杂着木薯勉强吃饱肚子。所以，社员们已习惯一天中有三餐吃大米拌木薯粉熬的粥，晚餐吃干米饭。至于佐餐的菜，就是油水不太多的几种青菜来回上餐桌。难得一见的肉类，是只有逢过节才隆重登场的。每年分红的工分值，只有2-3角钱。我们先锋人分进村时，已有南宁八中100名十来岁的学生先期在这里插队了。 二．我的房东 莫吉春，村人称他为四叔，他是我的房东。这个黝黑清瘦的汉子，不苟言笑，干起活来毫不含糊。他容不得别人干活磨洋工，这种事一旦被他碰上，肯定被他严加指责。社员们非常尊重他，选他为生产队副队长。我在他家“三同”三个月，他很少与我聊天，从不问长问短。他每天都把当天出工要用的锄头、铁铲之类的农具，提前准备好放在门边，让我出门干活时，顺手拿起来就走。天阴下雨时，四叔便交代我要带雨披。每天吃完晚饭，他总要烧一大锅热水，叫我用热水洗澡…… 我知道，他对我极为关心爱护。有一件事直到“三同”十几天后我才知道，他早上煮好粥，先舀一碗大米粥晾在桌子上留给我，然后，他再加木薯粉搅拌，继续煮他们全家人吃的粥。我知道后感动得想哭，并且极力反对。他却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知青的伙食，公社是给了伙食费的，我知道，你们吃不惯木薯粥。”最终，在我极力抗议，并且不惜以拒绝吃饭为要挟，他才取消对我的这个特殊待遇。 “三同”结束，知青得自己做饭吃了。每天傍晚，女房东四婶都会拿一把青菜放在我们的住房门前。她知道我们插青不会种菜，是没有青菜吃的。苏盆村虽然贫穷，人们每天挨着一锅木薯粥，艰辛地过日子，然而，他们心中对人充满真诚，关爱和付出。 这个边远山村离市区五六十里路，村民们起早摸黑耕田种地，只图一日三餐，很少过问社会上的事情。城市里的“专政”、“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之类的腥风，飘到这里已经淡了许多。这个秀丽的山村，还是一如既往地沐浴着传统的质朴民风，。 当然，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政方针，在这里也是要贯彻执行的，人群中照样得按三六九等划分阶级队伍。五队原先是没有地主的，因为这里是穷乡僻壤，生活困苦，诞生不了地主。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只能到外地去借用地主。队里那个姓农的地主，是土改时从“皂角村”借来供贫下中农批斗用的。此外，莫屋村土改时，还勉强评出了两户富农，算是有了可以让人擦亮双眼，时刻准备与之战斗的“阶级敌人”了。然而，社员们对这些地主富农也仅是每天少记两三个工分，有时派些苦活累活脏活给他们而已，我还没见过他们被“插牌”、“跪地”、“游斗”、“踢打”。大家都是终年艰辛劳作，用盐巴捞木薯粥果腹的农民，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比锅底还黑的家庭出身，一直是我的心病，我把喜怒哀乐深深地埋在心底，默默地跟着社员一起，犁田、耙田、打泥砖、拉锯界板、烧窑……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身着一身斑驳盐渍的衣衫回到知青屋。我希望用自己的勤劳与汗水，来洗刷父亲给我带来的深重“罪孽”，我想告诉人们，我是对人畜无害的良民。 四叔看到我忙碌的身影，总是投以凝视的目光。有一天，他来到知青屋，与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他悄悄地对我说：“我看得出你是个勤劳本分的人，虽然上面打过招呼，说你是‘内控对象’，但你老子是你老子的事，怎么做人是你自己的事，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有人说些不好听的话，你也不必太在意。” 听到“内控对象”这几个字，当时真是如同晴天霹雳！我浑身上下簌簌发抖！我小学十二、三岁时，是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大队委员；中学是学校共青团团委委员、学生会副主席；高考落榜，我拒绝了哥哥为我找的学徒工工作，带头到先锋青年农场务农；如今又一次被发落到边远山村插队，终日艰苦劳作。但是，即便这样，我还要被“内控对象”这个身份追杀到这里！天呀！我到底作了什么孽？还有天理吗？ 第二天，我没有出工，我在床上睡了一整天。我没有哭，没有流泪，我只觉得天昏地暗…… 傍晚时，四叔捧着一碗滚烫的大米粥来看我。我淡淡地告诉他说：“我发了一场痧，睡了一天，现在没事了。” 没有人知道，我当时是心如刀割！ 第三天，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着社员们出工了。我悄悄地观察社员们的神态，但见他们还像以前一样，慈眉善目，亲切和蔼地与我交谈，时不时还同我开几句玩笑，丝毫没有押着四类分子去批斗的架势。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位年长的社员，还捏了捏我的肩膀，说：“发痧身子骨累，你应该多休息两天。”我撸起衣袖亮出二头肌说：“我是煮不烂，蒸不透的铜豌豆，没事。” 大家爆发出一阵大笑。 队里的社员一直对我很友善，从未在我面前谈论过我父亲的事，碰到我总是亲热地叫“捞浆”“捞浆”（老蒋的平话发音）。逢年过节，知青们都回城去了，我无家可归，社员们都热情地邀我去他们家吃饭。而我总是习惯性地往四叔家去，我不由自主地把那里当做了自己的家。 我敬重四叔莫吉春。我回城工作后，经常回村里去看望四叔，给他带些酒和糖果之类的食品，给他留点零用钱。 1997年，我父亲的冤案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平反昭雪。我当即回村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四叔。他张开已经全部脱落了牙齿的嘴，笑得好开心，喃喃地连连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017年，四叔儿子告诉我，四叔谢世了，享年86岁。 三．参加宣传队 莫和春，苏盆大队的文书，后任大队书记，家在五队。莫文书中等身材，衣着整洁。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常带笑容，看见他都想和他说说话。给人的印象是精明能干。他对大队知青的家庭背景应是最知根知底的，可他对我从未有鄙视斜视或敌视，他跟我讲话都是客客气气的，还透着些许关心爱护。看得出来，他对我勤劳本分，善良真诚的品质还是很认可的。那一年年底，他在五队还带头提名我为“五好社员”。 一天晚饭后，莫文书到知青屋来找我，叫我跟他到大队部去，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宣传队想排《白毛女》，在找扮演大春的演员。你去演大春吧。” 那一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要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去扮演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我没有听错吧？ 我疑惑地看着莫文书，问：“我这样出身的人去演英雄人物，恐怕是……不合适吧？” 莫文书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是知青，你是共青团员！” 我看着他严肃认真的眼光，这一字一顿的10个字震撼了我，我怔住了。大队文书还承认我是共青团员！这可是把“黑五类”列为阶级敌人，“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狂热年代呀！虽也有专用名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是有谁享受过呢？莫文书呀，你别搞错哦。 莫文书坚毅的眼光，让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跟着他出门。我含着感激的泪水，随着莫文书去了大队部。 来到大队部，只见十几个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有的在练唱歌，有的在跳舞；乐队清一色的小伙子，其中吹笛子的方保治，提琴手苏伟来和全康乐，是我们五队的插青，我和他们都很熟。但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排练，没人同我打招呼。 我来到练舞蹈的这一边，几个女孩子一下子前进，一下子后退，跳得似模似样很有功底。正看得入神，莫文书叫停了舞蹈队的排练，他对领头跳舞的那个小女孩说：“刘丹，他是我找来的‘大春’。” 这时，那个叫刘丹的小女孩走过来，围着我转了一圈，上下左右地将我打量了一番。然后，她问：“你会跳舞吗?” 哎呀，被“将军”了。在学校我也上过几次舞台，可跳舞真不是我的强项。我正局促不安手足无措，想不出到底该说“会”还是“不会”。刘丹看出我有些尴尬，她换了轻松的语气说：“我是四队的，将要在《白毛女～过年》这一节中扮演喜儿。你演大春行吗？” “嗯，我没演过，试试看吧。”我低声应答。 我虽然号称“南宁一中文工团团长”，但是那个职务仅是学校团委委员的分工而已，唱歌跳舞非我强项。但自尊与自信不让我认怂，何况刚刚莫文书才把我的热情激发出来，我不能退却呀。 刘丹这小女孩身材高挑苗条，短发扎成两个小刷把辫子，两道浓浓的眉毛下，忽闪忽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得体的衣着，走路轻盈飘逸，第一印象就是个功底深厚的舞蹈行家。我不禁心里一怔，跟她搭档演出，我搭得上秤吗？开弓没有回头箭，看来是得豁出去了。我不想让那双忽闪忽闪的眼睛失望，更不能辜负莫文书的一番好意。 《白毛女》的人马齐全后，我们就一起到城里的广西民族印刷厂，去向那里的文艺宣传队学跳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段。舞蹈动作难度虽不是很大，但毕竟我没有舞蹈功底，刚开始跳起来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还好我有体育的底子，体操动作还有两下子，经过几天刻苦排练，倒也很像那么回事了。看着小刷把辫子刘丹并无鄙视的眼光，我的心也踏实些了。外出学习几天，既无工分，也无补助，但我没怨言，因为我神清气爽，脸上还有了一点笑容。 苏盆大队宣传队在莫文书带领下，乘着发出震耳欲聋响声的拖拉机，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一路颠簸，走进了那洪公社多个大队和附近驻军、厂矿，给他们送去了刘丹和我、陈理衡、杨天珍、宾民玲、李小萍、陈小玲，冯邕兰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段《过年》；王华的独唱并与罗芝萍、李建军、陈理衡、胡昌隆共同主演的《沙家浜》折子戏；陈汉宏、潘良信、李建军、胡昌隆四人的男声小组唱；王华、方保治、杨天珍主演的小歌剧《卖鸡》等等一台文艺节目，我们载歌载舞，把欢乐带给一年四季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带给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的工人，带给在练兵场上苦练杀敌本领的解放军指战员。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人们一三五开会，二四六学习，星期天总结。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间断的“斗私批修”，人们能看一场文艺演出，都是无比珍贵的精神享受。苏盆大队宣传队，在那洪公社轰动一时。 我们宣传队员外出演出，都是在傍晚收工后扒两口饭就出发，深夜才回，第二天又照常出工。没有工分补贴，但我们很卖力，很自觉。那时年轻力壮，加上政治气氛的渲染，虽然不是盲从，但总得跟着走。大家很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有怨言，个个精神抖擞，人人意气风发。 参加了宣传队后，朝夕相处的插友们的热情与快乐感染了我，我觉得自己原有的消沉绝望在一点一点地褪去，在一中读书时曾经有过的阳光自信在一点一点地复活。听到村子里经常有社员夸我：“捞浆，你跳舞靓丝丝哦！”（平话，老蒋，你跳舞真好看）这时候，我感到太阳是灿烂的，月亮是皎洁的。那句“长空无际色青青，太阳月亮放光明”的古诗，似乎成了我当时愉悦心情的写照。 在苏盆五队插队仅仅3年，然而，那段时光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