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六章，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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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设国家（下篇）

1951年春，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各个单位都开始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反动言行。在上海军医大学，有两位大学者——张鹏翀教授和张维教授——因为在新社会里的一些不适应，发了一些牢骚，被当做反动言论给揭发了。

张鹏翀教授我们之前多次提到，乃是知名的药物学家，也是中央军医学校和国防医学院的老教官了。而张维教授在加入军医大学之前，担任的是上海卫生局局长，是名望崇高的公共卫生学家。他和李振翩教授一样，还是毛泽东主席年轻时代的湖南老同学。

张维教授（左一）是毛泽东主席年轻时代的老同学，后来加入第二军医大学，是最早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

这两位来自旧社会、出身国民党阵营的学者，因言获罪，被军区保卫部门拘留，并押往南京。陈毅听说后，出手干涉，叫军区放人，把他俩送回了学校。

海纳百川、国际视野，向来就是成就一所医学院辉煌的基本要素。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里，军医大学的兴与落，也无非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验证着这个办学真理而已。

1950年10月，“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被改名为“中央军委上海军医大学”，校名是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

可惜这块牌子只挂了不到一年，就在1951年7月9日，再一次更名为“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了，新校名是由舒同题写的（用的就是你们很熟悉的那个舒体字）。

由郭沫若题写的“上海军医大学”校名

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之初，只有一所附属医院——就是当初由联勤第二总医院改编过来的那所。此刻，她也有了自己的对外名称——上海长海医院。这所医院在1996年的时候，又分拆出了一个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那是后话了。


那么，作为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上海长征医院”，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我本人是长征医院培养出来的，期间也曾经在长海医院实习过一段时间。从大学时代起，我就一直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两所医院，在“气质”上的一种很大的不同，多年来，想描述又一直描述不明白。


过去，我把这种气质差异，归因于两所医院所处的地段不同——一个是紧靠学校本部，直到1990年代还属于偏僻市郊；另一个则是在灯红酒绿的南京路上。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1990年代末的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左，长海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右，长征医院）

1950年代的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后来的长征医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源自“德日系”学脉的、具有德国血统的医疗机构（当然了，今天的长征医院，已经不那么德味了）。在这所医院身上，几乎浓缩了同济大学的半部历史。


今天的中国，有三种医院，或是用着“同济”的名字、或是与“同济”这个牌子有着难以割裂的渊源，我们姑且称它们为：真同济、假同济、半同济。


真同济，指的是在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过程中，被从上海迁往武汉、历经数次校名变更、今天依然还活跃在汉口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这是原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正宗衣钵传人、学脉延续。


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半同济”，就是第二军医大学的这所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她位于今天上海的凤阳路——在一百多年前，这条路叫“白克路”（Burkill Road），医院的名字，则叫“宝隆医院”。

一个多世纪前，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宝隆医院”——这里是后来的同济大学医学院、乃至国立同济大学的发祥地。

1883年，德国海军的一条“伊尔底司”号炮舰开到远东，驶进了黄浦江。舰上有一位随船大夫，名叫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


他在军舰停靠上海期间四处漫游，看到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疫病丛生、医疗缺乏的悲惨景象。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辞去了海军的职务，在这座城市呆了下来，边给人看病，边设法建一所医院。

国立同济大学的前身——同济德文医学堂及其医院的创始人埃里希·宝隆（1862~1909）

1899年，在当时德国驻沪总领事的支持下，宝隆得到了虞洽卿、叶澄衷等沪上中国富商的资助，在苏州河附近的白克路上，开了一所20张床位的医院，收治各种病患，不分国籍肤色，对中国人敞开大门。


由于宝隆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快就在沪上民众里传开了优良的口碑。中国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宝医生”（Da Bo Issang）；他的德国同胞也开始使用这个叫法，称他为“大好医生”（Groβer Guter Arzt）；英美移民则称他为“Cutey-Cutey博士”（“CUT”一词的昵称）——因为他开了很多刀。


一家小小的医院，并不是宝隆的梦想所在，他始终盼着能再建一个医学堂。在他的心目中，这家医学堂应该是完全“德国式”的，用德语教学、使用原汁原味的德国教育方法——在当时上海的租界范围内，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已经把他们本国的医学校在上海“克隆”了起来。德国人在这方面，明显落后了。

1930年代宝隆医院（同济医院）的处方笺

宝隆制定了一个为中国人设立一所“德国医学堂”（Deutsch Medizinschule für Chinesen）的计划，并在德国国内争取各种资源。


1907年，宝隆从柏林回到上海，租下了医院对面的白克路23~25号空房，办起了一所德语预备学校，作为这个“德国医学堂”的预备班——因为当时的上海，一下子还很难找到能接受德语授课的中学毕业生。


同年10月1日，宝隆筹备已久的这个医学堂也正式启动了，她与德语预备学校合称为“同济德文医学堂”——这也就是今天的同济大学的源头。


“同济”二字，其实就是德语“德意志”（Deutsch）一词的中文谐音。在上海，她被中国人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含义——同舟共济。

白克路上的同济德文医学堂。

1908年，宝隆医生患上伤寒，病逝在上海，人们就用他的名字来给医院命名——“宝隆医院”。


两年后，因为白克路的地皮紧张，同济德文医学堂被迁到了今天的复兴中路、陕西南路口西南角，还加设了工学堂。由此，学校改名叫“同济医工学堂”，但宝隆医院依然还在老地方，依然还是学校的教学医院。此刻，她的名字正式改成“同济医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德国战败的缘故，同济校产被北洋政府收归国有。1927年，她正式升格为国立大学，是当年中国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

搬迁后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在1910年的场景，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工学堂，逐渐发展成同济大学。

1930年国民政府实施的“大上海”计划里，有一个重要的建设项目，就是位于江湾地区的“上海市立医院”（也就是后来的国防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校址）。这所“市立医院”，从开张的那一天起，就是由民国上海市政府与同济大学共建的。


当时同济医院的医生和专家们，在上海市立医院兼职行医、开展临床带教，往来于租界与江湾之间——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淞沪抗战爆发为止。

这是1927年航拍的上海白克路一带街景。图中飞机下方的最高的那栋建筑，就是同济医院的病房大楼，今天它是上海长征医院的骨科病房楼，也是我多年学习、科研过的地方。

再走近一些看，这就是当时这座医院建筑的样貌：楼高三层，庄重美观。至于今天还矗立在凤阳路上的骨科病房楼，已经不再是这个模样了，楼加盖到了七层，但骨架还是1920年代的那个。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硬是把医院改名为不伦不类的“中美医院”（中美亲善友好），不情不愿地将其交还给了国立同济大学（这一举动的背后，依然深藏着“德日系”与“英美系”的理念之争）。


虽然“中美医院”这个名字不那么“德味”了，但在医院的学术氛围上，依旧还是浓浓的德国风。从1920年代起，这所医院内部就一直保留着德文书写文档、德文病例讨论、甚至定期出版德文的院内学术刊物的传统。


抗战胜利后，从德国回来的屠开元（骨科）、过晋源（内科）等名家齐聚于此。“中美医院”的院长林竟成，本职其实是当时的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是因为同济出身的缘故，才兼任“中美医院”的院长。

八年抗战结束，屠开元教授完成了“红十字救护总队”的使命之后，很自然地加入了国立同济大学，并在医院担任外科的领导工作，这里有他无比熟悉的德式医学氛围。

因为这些千丝万缕的学术血脉联系，在当时，同济和国防医学院两个系统之间的人员交流、专家兼职、互相代课，是非常普遍的。就连国防医学院的专家想跳槽（通常是“德日系”的专家，例如李承祜教授），同济医学院也往往是他们的首选。


到了上海解放后的1951年，同济人痛恨的那个“中美医院”名字，终于被改回了“同济医院”原名，依然还是在当年的那条路上。只不过，新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高校院系调整，就要降临到同济大学的头上了。

林竟成（1907~1987）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医学家、医院管理专家。曾任国防医学院附属总医院副院长、国立同济大学附属医院院长，1952年后随同济大学医学部迁往武汉，参与组建新的同济医科大学。

关于中国1952年的这次高校院系调整，后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无权加以评说。不过对于此时已经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医）的同济大学来说，其工科院校的全新定位已经确定，学校难以逃脱被肢解的命运。


从1951开始，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部分，就开始陆续往武汉迁，并在那里改建成专门的医科院校。这个调整和搬迁过程，一直持续到了1955年才算尘埃落定。


原本在上海同济医院工作的众多专家教授们，因为家庭、事业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去了武汉（例如原国防医学院的林竟成等）、有的留在了上海（例如屠开元、李宝实、张涤生等），有的则在沪、汉两地间往返了数年之久（例如裘法祖等）。

裘法祖（右一，1914~2008）夫妇与吴孟超院士在一起。裘法祖学自德国，娶了德国夫人，教在同济，是吴孟超院士一生仅认的两个老师之一（另一个是郑宝琦教授）。

和屠开元教授一同留在上海、并加入军医大学的同济医院教授李宝实，是中国现代耳鼻喉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李宝实的老家在东北，青年时代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国的时候，正赶上“九一八”事件之后的伪满洲国“成立”。于是，他出去深造的时候还是中国人，回来以后却成了亡国奴。


这时发生了一个著名的“李顿调查团”事件。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先是不抵抗，又将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和炮制伪“满洲国”的事告到了国际联盟，指望列强出面。日本人则在国联百般抵赖。

李宝实教授（1900~1987）是中国耳鼻喉科的泰斗，一生著作等身，在中国首创了很多全新的术式。

国际联盟派了英国人李顿勋爵率领的调查团来到中国的奉天（沈阳），调查日军侵华和“伪满洲国”出炉的经过。但日本人将整个东北控制得密不透风，哪里会让国联调查团接触到一丝一毫的真实情况？


却说沈阳城里有九位爱国知识分子（史称“九君子”），自发地、秘密地组成了一个“国联外交爱国小组”。他们在日本人的严密监控下，冒死收集关东军的侵略罪证。这“九君子”里面，就有年轻的耳鼻喉科医生李宝实。

年轻时代驰骋于冰上的时尚潮人李宝实医生

李宝实他们四处奔走了四十多天，或是爬到日军司令部附近的民房顶上偷偷拍照、或是趁夜偷偷揭下日军张贴的告示、或是掏腰包贿赂伪政府的工作人员……


这九位医生、银行家、学校老师们，凭着无师自通的间谍本事，搜集到了几百份珍贵材料，齐心协力将其整理成一份厚达400多页、图文信息量巨大的英汉双语的法律文件。


九君子在文件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用蓝缎子面料制作了控诉书的封面，并在上面，用红丝线绣上了“TRUTH”（真相）一词，随后，艰难地将其转交给国联调查团李顿勋爵。

名列沈阳“九君子”、为国联调查团提供了关键证据、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李宝实医生。

李宝实等九君子的“TRUTH”证据书，为国联后来公布的调查报告，在全世界范围内揭露并谴责日军侵华罪行，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尽管国联调查团的这些证据，丝毫不能改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现实，但也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彻底袒露于世界的面前。


国联调查报告披露后，李宝实被日本宪兵诱捕，在狱中被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大片。但李宝实抵死不招，也没有指认任何一个同胞。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日本人只得将其释放。


李宝实教授在整个抗战期间流亡各地，在此过程中，他在中国首创了“扁桃体挤切术”这一术式。在他八十多年波澜壮阔的生涯中，李宝实教授编写、翻译了海量的著作，其中仅《耳鼻喉科全书》就有7个分册，400多万字。

这是1948年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的全体医师合影。前排右三为陶桓乐教授（毛泽东主席医疗小组组长）、右四：屠开元教授、右五：李宝实教授；左三：裘法祖教授；居中穿军装者，为院长林竟成（时任国防医学院附属联勤总医院的副院长）。

1987年1月，八十二岁的李宝实教授写了一篇小小的综述《扁桃体切除术的历史》，还没发表，就溘然长逝了。他将自己的遗体，最后捐献给了科研教学之用。


再说同济大学医学院被分拆、被内迁的同时，为了加强军队创伤和急救的人才培养，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在1955年10月1日颁令，由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一所“上海急症外科医院”，地点在今天的汉口路，聘请了原同济医院的屠开元教授担任院长，麾下则是一大批留在上海的原同济医院员工。


四年以后，这个“急症外科医院”完整地搬进了上海同济医院的凤阳路院区、并吸纳了留沪的同济专家和职员，成为第二军医大学年轻的第二附属医院。

位于上海汉口路上的“急症外科医院”，只存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今天，年事已高的老底子上海老城厢居民，或许还记得这家医院的存在。

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这所医院的一个全新的名字——“长征医院”——与上海市民见面了。

由于原同济医院留给长征医院的这些资深专家、医务人员、以及他们所坚持的德国医学传统，使得长征医院在血统上，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浓的德味烙印，历经半个多世纪，才渐渐暗淡。


这就是她与另一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长海医院（国防医学院附属总医院）——所迥异的地方，也是我戏称其为“半同济”的原因所在。

这是1990年代初期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的病房建筑，现在已经荡然无存。那个时候还没有南北高架、也没有高楼大厦，站在病房楼的高层，可以俯瞰上海的天际线。

长征医院于我而言，是一个充满回忆和情感的地方。我所学习、成长过的骨科大楼，恰好又是当年同济医院遗留至今的最老的一栋病房（建于1923年），现在已经换上了全新的外壳。我读硕士期间，集体宿舍所在的大楼，则又是当年汉口路”上海急症外科医院“的所在，尽管那里后来已是面目全非。


七十多年过去了，十里洋场依旧，东方明珠焕新。而1949年、以及之后几个年头里所发生的这些大融合、大嬗变，塑造了后来的几代像我这样的人。


无论走到何方，我们这些学子血脉深处的基因，早已在那个时刻、甚至更早的岁月里，就已刻下。

敬请期待下一章：曲折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