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一张特别的道歉告示

行走与观看

上网查了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除了一些特别事件，多为中外名人政要出生和去世的记载。但也有疏漏的，早上刚读到的一篇文章就提到今天是作家萧乾去世23周年的忌日。中国历史上的今天最重要的可载入史册的应该是公元589年2月10日隋文帝杨坚灭陈，结束了南北朝，建立起统一的隋朝帝国。

我想要找的是1967年的2月10日，但这一天是空白。

　　

在去年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被层层包裹的这张照片和几份赔礼道歉信，其中三份的落款日期就是1967年2月10日。对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55年前的这一天是具有不同寻常意义的一天。

　　

这张照片在父亲留下的几册家庭相册中从未出现过。照片上站在旧居家门口的是我和弟弟，这一年我虚岁13，弟弟差一点就满10周岁了。我们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用端正饱满的楷体书写的赔礼道歉告示，全文不含标点符号共233字，末尾的日期也是1967年2月10日。这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正是出自父亲的同事，著名书法家任政先生之手。

　　任政先生，本名任永政，字兰斋（1916—1999）浙江黄岩人，是当代著名书法家，自幼继承家学，研习汉隶唐楷，二王行草，其书法风格秀丽工整，自成一体，在书法界和大众爱好者中影响甚广。虽学术界对任先生的字有不同评价，但先生70年代亲自手书的7000多个楷书字模被用于印刷字库，使用至今，功不可没。我这美篇文字用的应该就是由任先生书写定型的这套标准楷体。

　　父亲比任政先生小三岁，比先生晚两年于1941年考入邮电局，是几十年的老同事和好友。从小我就经常去父亲单位，印象中他们宽敞的办公室布局几次调整，他俩的大办公桌都是前后紧邻着。1966年下半年小学也停课闹革命后，父亲便请任先生指导我练习书法。这张网上找到的图片中的两个孩子都不是我，遗憾的是父亲从未给我和任先生拍过合影，那个年代或是怕人说利用工作之便挪用公家器材和胶卷吧。

　　

这页信纸上的道歉信内容与照片中贴在墙上由任先生手书的那张赔礼道歉告示基本相似，都是为了错误的抄家行为而向父亲道歉，并盖有上海市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邮电分团的公章，这分团即运动初期派下来的“四清”工作队。这页信的末尾看不清具体日期，时间应该早于那张贴在墙上的告示。因为后者是再一次道歉，还加上了最高指示，落款也已改为“前上海市委”。

　　

这几份道歉信的副本是分别给我正在念大学和中学的三个姐姐的，因为我和弟弟尚未成年。尽管如此，被抄家后的全家人提心吊胆的那段日子和受到邻居小伙伴的歧视围攻的印象犹在，这应该也是父亲怕孩子受影响，一再坚持要求道歉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这样及时改正和道歉，可能也就不会有我后来的参军入伍了。现在看来运动初期的认错和道歉还是诚恳和认真的。这让我想起任政先生有一枚闲章就是“认真”二字，既是先生名字谐音，又是出自领袖的金口玉言，那个年代都懂得用最高指示来做护身符，如同圣旨一般。

那一年的上海究竟怎么了？公章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是什么？具体百度一下便可知道。父亲只是邮电宣传部门的一名普通职员，并不担任干部职务，为什么会被抄家？父亲并未具体说起过被抄家的原由，早年自然是因我们少不更事，等到长大懂事了，或许又见我们总是各自忙碌，也就欲言又止了。

时代的一粒沙，落到百姓头上就是一座山，何况抄家这种事，不由得联想到封建时代的满门抄斩，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1967年2月10日前后的中国又发生了什么？历史上的今天网站有概略的记录。本来怕年轻人看不懂上面这个截图条目的内容，作了一点文字注解，但屡次未通过网络审核……

此处省略若干字，不解释。

在这种无学可上的混乱情况下，父亲希望子女把时间用于自学一技之长，躲避社会动乱的想法用心良苦。但那时无论秦汉魏唐，还是宋元明清的经典碑帖和诗词赋曲都属“四旧”，在批判扫荡之列，唯独伟大领袖及鲁迅的语录和诗词可以用来写成范帖供临摹。任先生这张鲁迅自嘲诗中约略可见乙瑛碑和曹全碑的影响。历来躲进小楼成一统是知识分子难以实现的梦想，鲁迅先生自己也没能做到。

　　每次我去交作业，任伯伯总是先要表扬几句，然后一边拿起朱笔俯身在我临的作业上逐字仔细圈点批改，一边用带着浓重黄岩口音的上海话和蔼地指出问题，还手把手地纠正我的执笔姿势。这是我那时依照先生的范本临写的，还一本正经歪歪斜斜落了款并标明写于1967年2月20日，也就是父亲单位上门贴出那张赔礼道歉书告示之后的10天。

去年整理时我发现这是写在一张传单背面的，不知是我哪个姐姐带回家来给我当练字纸用。

　　这就是传单的正面，内容为两位伟人关于夺权具体部署的谈话记录，时间是这一年的1月30日。这应是有人授意从北京打电话传达到上海，由名为红太阳公社和遵义兵团的红卫兵转抄刻印散发，时间为2月1日。当年最高指示传达落实是不能过夜的，何况运动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这两个组织曾经耳闻，但网上无法查到具体情况。官方党史大事记和伟人年谱中都没有他们这一天及前后数日的活动记载，谈话内容真实与否恐怕只有当事人或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才知道。但传单本身的真实性确凿无疑，内容也符合当年的历史背景，不失为一份难得的史料。

　　

任先生特地为我书写了楷书和隶书这两本基本笔画入门范帖，前面还分别用了简繁两种字体，遗憾的是我实在不是可造就之材，没能坚持多久，很快兴趣就转移到绘画上去，辜负了父亲和任伯伯的一番苦心，以致直到现在还是胆怯，不敢随便拿起毛笔现丑。

　　见异思迁，书法不好好学，又分心去画画。这是那一年1月12日画的，父亲的问题可能才刚刚解决不久，儿子立马跟打了鸡血一样。不知道画这想干吗？打倒美帝苏修？解放台湾还是解放全人类？

　　任先生这幅鲁迅的七绝湘灵歌书于1969年，在小学停课并延宕了近两年之后，我在这一年进入中学，接着就开始了名正言顺逃课闹革命阶段。中学三年，我几乎全部时间都离开班级，在校部写写画画搞宣传，跟任先生学的那么一点点书法基础被派上了用场。这一年也是九大召开的那年，本以为可以结束动乱，像这首诗的末句写的“太平成像盈秋门”了。



　　伟人这首七律登庐山作于1959年，在父亲留下的任先生手迹中没有找到这幅字的范本，或许就是我自己写的了。1970年时我练习书法的热情已经消退，加之本就没有从基本功练起，又从未临过碑帖，只是在学校抄抄写写，已无药可救。尽管如此，任先生还是一如既往为我耐心批改，但心里肯定暗想，孺子不可教也。这年庐山上再次上演了1959年风云诡谲，剑拔弩张的一幕，只是换了一批角色。

任政先生在书法界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对求字者几乎有求必应。父亲留下的任先生的书法中既有像这样专门题款赠与的，也有无款或一些零碎的片纸只字，可惜历经沧桑，几番搬迁，加上早先又不注意保存，残损成了这样。先生写这幅字那年，副统帅折戟沉沙，机毁人亡，但派系权力纷争依旧，就像这黄鹤楼词开头说的茫茫九派流中国。



　　这是任先生当面为我示范的基本笔划书写方法，也被父亲细心地保存了下来。

　　父亲最为推崇的还是任先生的隶书，曾借来他编的隶体字帖和教材原稿让我用拷贝纸整本用双钩描摹下来。这幅卜算子·咏梅和另一张沁园春·雪在家里悬挂时间最长，小时候看得都有点审美疲劳。去年整理时发现引首章和中间那个闲章疑似是我所刻，特别正中间那个不仅刻得拙劣，盖得莫名其妙，还破了印不过三的规矩。那时我又开始跟父亲另一好友学篆刻，居然胆大妄为，自说自话盖了上去，真不知天高地厚。

　　为证实我记忆无误，翻出多年未打开的杂物箱，果然从中找到一件“罪证” ，那方钤于卜算子·咏梅中间敬祝伟人万寿无疆的印章原物。当年为了节省石料，将其刻在了一枚旧章的反面，而且另两个侧面也被我用来练习，分别用白文刻了毛主席万岁和抗大八字校训。

幸好印章另一端原来的那面未被我磨去，上面赫然四个朱文篆体大字“甲戌状元”，印章主人正是我的曾外祖父，别号江南梅痴的晚清苏州画家徐镛。这抄家未被抄走的先人遗物却被我如此糟蹋，无知至极，理当罪加一等。

　　父亲收集的任先生另一类字是宣传标语类，既有手书原件，也有像这样的印刷品，多余的或用完替换下来后被父亲收起来带回来让我临习。查上海地方志可知，上海邮电管理局于1967年1月31日被“造反派”夺权，期间经过各派争斗，于同年9月23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又实行军管。这幅标语海报应该就是当时印刷的。

　　任先生的这幅语录尺寸是八开大小，用黄色和白色的瓶装广告色写在大红纸上，可能是某个宣传栏撤换下来的。这种红纸那个年代使用最普遍，每逢最新最高指示发布或有重要会议，都用它来写标语，贴喜报。这大红纸是用红色油墨印刷在大约50克的道林纸上，尺寸是108x80cm左右，长边一侧还留有一条白边。任先生手书的那张赔礼道歉告示就是用一张半这种纸拼接起来的。

　　父亲拍摄的照片大多注有具体日期和地点，这张和业务宣传科同事的合影摄于运动前一年的1965年3月9日，位于四川路桥边的苏州河南岸，对岸背景就是上海邮电大厦。任政先生位于右三，父亲站在左一。这些伯伯、叔叔和阿姨在业务上各有擅长，写作、设计、书画、摄影，个个多才多艺。先前与他们共事过的还有作家唐弢，演员陈述等。他们的性格经历各异，运动中更是有着不同的遭遇和表演。仅根据父亲零星叙述的印象，假如钱钟书先生执笔，或又可写出一本小说，精彩程度应不亚于《围城》。

　　这是父亲和几位同事去杭州出差，在六和塔前的合影，年长的任先生居中，父亲照例按下自拍延时快门后站到了左侧最边上，时间是1967年1月8日。据此推测，父亲受到冲击被抄家肯定是在前一年的1966年中期运动开始阶段，并且很可能在当年年底前结束审查，已经过关。毕竟父亲不是运动的主要对象，否则就不会有此次的杭州之行，也不可能有2月初的道歉和再一次道歉。

终于，任政先生和父亲都熬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结束，却已先后步入退休年龄。这应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任先生退休前专门为父亲临写的长安白塔寺王羲之的心经抄本，或许有祈求平安，从此度一切苦厄，远离颠倒梦想，最后达到彼岸的意味。

　　这是父亲遗存中任先生最后的手迹，书于1997年，那时先生虽然年迈体弱，行笔不如早年端正工整，但已脱俗去媚，兼具雄健与含蓄。两年之后，任政伯伯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又三。父亲则有幸长寿，直至2014年以九十五岁高龄离我们而去。这幅珍贵的字我过去也从未见过，当赶紧托裱起来。

　　父母的旧居在虹口近提篮桥的东余杭路932弄铭兴里，离闻名于世的提篮桥监狱不远，早年附近还有犹太难民居住，同一条路上的800号就是我们姐弟的母校澄衷中学。这张照片是2011年拍的，那次我为收集8.13淞沪抗战一画的素材顺便回去探访，那张画面表现的战斗正是在提篮桥的黄浦江汇山码头外展开的。旧居周边环境早已面目全非，儿时伙伴仍留居在此的所剩无几，近邻相逢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铭兴里是提篮桥区域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建筑之一，建造于1926年。这外墙是后来用涂料粉饰过了，色彩搭配不伦不类，记得以前表面就是清水混凝土和水刷石本色的。门楼窗户下面的牌匾上原来还镌刻有繁体的铭兴里弄名，不知什么时候被抹成了一块平板。

　　这是旧居的正门，也称前门。原有对开黑漆门外又被加了一层防盗铁栅栏。父母亲在这里住了40多年，直到我们先后离家工作、插队、参军、留学、成家，把五个孩子一个一个送走，在90年代初才搬离。去年这一片街区纳入北外滩整体改造规划全部拆迁，现在已经夷为一片平地了。

　　经历了将近百年的变迁，旧居门楣上精致的纹样依然清晰完好，这也是石库门装饰非常经典的形制和样式。这些构件如果拆迁时不加以妥善地保存和利用的话就实在太可惜了。

回到本文开头，那张赔礼道歉告示就是张贴在旧居这个后门窗户右侧的墙上的。上海石库门住宅居民的习惯大多是从后门出入，加之我们本就是一家独住，平时不使用前门，所以告示也就贴在后门，以便邻里知晓。

任政先生手书的那张道歉告示在墙上应该是存续了一段时间的，并没有发生传说中当年沈尹默先生的检讨书刚刚贴出便不翼而飞那样的事。但这份原件后来也没揭取下来，早已随时光流逝，灰飞烟灭。多亏父亲特地拍下我和弟弟与那张告示的合影，立此存照。

　　

这是我尝试着在电脑上用PS对照片上的道歉告示做了简单的矫正和模拟着色处理，多少可窥见一点原貌。

道歉固然是因为错误的抄家引起，那么抄家又是因何而为呢？是那个特殊时期提倡阶级斗争，鼓励告密，纵容检举和互相揭发，动辄上纲上线，弄得人人自危，人人互害吗？对无数类似例子以及较之远为严重和恶劣得多的事我们有足够深刻的反思和警觉吗？

新春来临，万象更新，理当喜庆欢乐，之所以节日里化了不少时间查找材料并写下这些有点沉重的文字，一是怀念父辈，感恩师长；二是期许后人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像现在有的地方一有问题就各种掩盖，明明上门去道歉却绷着脸一言不发，或者到犯了条律不得已上电视认罪，却张口表演起来滔滔不绝。

但愿这历史上的今天不再重演。

2022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