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姐弟

孟晶晶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无法选择所生活的时代。但无论怎样，选好自己的人生坐标，生活依然很美好！ 　　东北的冬天只有一个字——冷。今天是大年初八，是老弟的生日。老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有三个姐姐，虽然父母思想上重男轻女，但在生活中却不溺爱。 　　母亲在姥姥家女子排行老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由于姥爷家成份是地主，所以母亲的姊妹们在找对象时都受到影响。听母亲讲，大姨当时有一户好人家来提亲，但大姨不同意，非要找贫农，气得姥姥天天骂。到了母亲的婚事，介绍人上门，看对象那天，为了不惹姥姥生气，母亲连去都没去，是三姨和老姨去看的，弄得父亲差点儿相错了对象。父亲在公社参场上班，长得白净，又能说会道，姥姥很满意。就这样，七六年春，在只有一对箱子，两套行李的条件下，母亲就和父亲在林头结婚了。 　　婚后当年年底大姐出生了，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给小家带来了欢声笑语。两年后我出生了，第二个还是女孩，我就不大受待见了。两年后三妹出生了，第三个还是女孩，况且计划生育还罚了款，父亲更是不理了。父亲脾气不好，再加上三个丫头闹哄，母亲总是护着我们，所以家里常常鸡飞狗跳。同年三姨也结婚了，但婚后一直没孩子。在三妹三岁那年，三妹给了三姨家，老姨吓唬她，不管三姨叫妈就把她嘴缝上，同时改口管母亲叫了二姨。 之后大姐送到了辽西奶奶家，我在姥姥家，三妹在三姨家。父母则去了黑龙江伊春市的一个农场，父亲在参场做技术员。不久后，家乡这边干始发展人参种植，由于父亲懂技术，就和母亲回来同姥姥家的亲人们在碾子沟养人参。 　　八四年，我七岁了要上小学，但得八岁才能入学，所以母亲告诉我去了就说八岁。同去报名的还有同龄的霞姐和另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到了中心校，我们三人一起，老师问几岁了，我说我妈让我说八岁，我们三个都被退了回来。但我脾气拗，执意要上学，没办法，去了三姨父代课的林头小学，在万老师的复式班读了半年，才转回中心校。 转眼到了八七年，养参虽没有挣到大钱，但我家也成了万元户，在镇里买了房子，位置很好，母亲说主要是离小学中学都近。母亲很重视学习，她上学时学习很好，但没赶上好时候，结婚后恢复高考，可已经生了大姐了。买房那年弟弟也出生了，这是父母的盼头。因为超生，所以是回奶奶家偷偷生的，六个月后由三姨出面去辽西抱回来，说是杨姥捡的孩子，并取名窦超。第二年三姨终于生了自己的儿子，取名窦成。 　　刚开始时，弟弟一直在三姨家，不久后，就接回来了。由于白姨一家在我家西屋暂住，我们一家六口睡在东屋一铺炕上，老弟得趴在母亲的肚子上才睡觉，我也和母亲不分窝，我们三人挤在一个被窝里，三妹和大姐挤在一起。但他一直管父母叫二姨，二姨父。四五岁时他喜欢冰车子，让父亲给做，这才改口叫了爸妈。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大姐也从奶奶家回来了。由于从小不在一起生活，我们俩总打架，现在大姐的眼角还有小小的疤痕。妹妹虽然给了三姨家，但三姨为了省事儿，不早起做饭，说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所以上学时，三妹也回来住。后来白姨搬走了，我们三个在西屋睡，我总是睡炕头，关灯也我说了算。所以她俩总是一伙儿的。 　　大姐学习很好，但在那个年代，中考能够考上的基本都是复习生，有的甚至复习三四年，她应届时当然没考上。但因为是家里的老大，又能干活，父母就没有让她复习，这也成了大姐的遗憾，以至于结婚之后还为此事与父母吵架。 我比大姐低一届，第一个初三只读了半年就不念了，和高翔去细参加工厂做工，干了一个月，也骑着自行车带着雪糕箱子卖过冰棍。用三十元工钱买了一条当时流行的体型裤。由于我长得瘦小，干活也不行，第二年我要去复读，父母也同意了，说下来也干不了什么活，想去念书就去吧。中考报考时，什么也不懂，母亲说考师范吧，当老师挺好，这是母亲给我的理想。当时中考第一志愿是中专，然后是中师，这两种都考不上的考高中。中师又分为公费生、委培生和自费生。我啥也不懂，只知道考上中专或中师回来就有工作了，就不用在农村种地了。那时放学就去采猪食菜，我总是弄得最少，回家时把菜抓一抓，显得多一点儿。周末假期就随父母去地里干农活，春天种地撒种子化肥、插秧；夏天顶着烈日用锄头除草，拔水稻里的杂草，还要担心是否会抓到蛇；秋天掰苞米、割稻子；只有冬天了才在家猫冬。 　　由于父亲种地不行，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后来渐渐开始做起了生意。赶集，卖日杂、卖鞋。每到秋天就回辽西运一汽车水果，奶奶家在辽宁义县盛产梨。有时生意好还运两车，从秋天卖到冬天。东北的冬天滴水成冰，为了赶集占个好位置，凌晨四五点钟我就跟着父亲赶着牛车向离家三十里的富江乡出发。天黑漆漆的，时常又飘着雪，说是坐牛车，实际上基本都是走的，因为太冷了，根本坐不住，那手脚冻得就跟猫咬的似的，又疼又痒又难受。渐渐的越走天越亮，我们也到了目的地，父亲找到位置摆好摊，让我去附近商店里暖和。等到八九点钟集上的人渐渐多了，我就去帮父亲收钱。父亲做生意还行，由此人送外号“孟冻梨”。人无外号不富，家里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父亲干活细致，但脾气差，活多干不过来就没有好动静。只见他眼睛一折愣，发出他浓重的辽西口音，我们就作鸟兽散去，只有母亲逆来顺受。以至于小时候在家都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哆嗦。出去念书就可以离开父亲，再也不用听他大呼小叫了，这也是我当时努力学习的又一动力。报考时，能报考的我全报了，回来告诉母亲，母亲忙着手里的活计笑着说报吧报吧，能考上就行。后来母亲说当时也没报什么希望，因为在我之前，不管是姜氏家族还是孟氏家族里还没有考学的。报考后，去通化幼儿师范参加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进城，集贸也刚刚建成，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开了眼界了。回来后的一个傍晚，和高翔溜达到敬老院前，坐在木板椅上，我不由的感叹，要是能去通化读书就好了。 九四年的夏天，我参加了中考。考试时住在县城老姨家，老姨忙着准备吃的，又担心我胆子小，每考完一科就问我怎么样，我都说还行，都答上了。经过漫长的等待，成绩终于出来了，我考上了海龙师范委培生。知道成绩那天，我站在老舅商店的栏柜里，心情激动又复杂，我考上的是委培生，需要八千八百元的学费，父亲不同意我去念书，因为家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但姥姥、老舅还有母亲都是支持我的，不管多难，母亲也要送我去上学。没办法，父亲把家里养了两年的小牤牛卖了三千元，为了不卖给杀牛的还少卖了一百元，又和大舅借了三千，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三千多元，瞒着父亲说是和三姨借的，终于凑够了我的学费。 九四年九月五日，开学了，母亲送我。首先在县城老姨家住一晚，第二天乘火车到梅河口。老姨又给我找了几件她的衣服裤子送给我，毕竟在外上学穿得不能太寒酸。母亲把我送到学校，安排好住宿就离开了。望着母亲的背影，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那年我十七岁！ 读师范的日子是最快乐的时光，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精神愉悦。每次开学时，母亲都会炒肉酱、咸菜，再带上两大提包馒头、煎饼。馒头蘸辣酱，是家常便饭。那时老姨家开了商店，也会给我带些火腿肠等好吃的，为了就是省点生活费。我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每学期结束，母亲给的生活费还会有结余。 九六年秋天，三妹在我的影响下，考取了通化幼儿师范普师专业。三妹学习最好，是大学的苗子。当时教育已经转轨，但农村人眼光没有那么长远，只想着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就能挣钱了，所以也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毅然报考了师范学校。三姨父一直是农村代课老师，工资很低，供一个学生很吃力，况且还是要来的孩子，所以三妹上学一直是父母和三姨两家供的。那时也难为了三妹，每次要钱都张不开嘴，两头为难。 九七年春天，大姐结婚了。中学毕业后，大姐开始赶集卖起了小百货。那时候很羡慕她自己挣钱买喜欢的衣服。对象战武也是赶集的，知根知底，没有不良嗜好，家里人都同意。年底，大姐生了女儿苗苗，这也成了她婚姻结束的导火索。过了年，战武一直开出租车，没有到家里来拜年，父亲大年初二生日，他也没到场，说他得挣钱。又提起了，父母答应陪送大姐四千元钱结婚时却没给。矛盾不断升级，两家人打了起来，她的两个小姑子站在我家大门口开骂，简直就是泼妇。不久闹起了离婚。为了将来，家里人都劝大姐不能要孩子，纵然她舍不得，可也没办法。大姐不死心，说只要战武能带着她出去租房自己过也行，可她找的这个人不行，什么都听他父母妹妹的，最后历时一年多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大姐学起了裁剪，就是做衣服。那年老弟读小学，得了肺炎在市里住院。大姐一边学习一边照顾老弟。我师范毕业的三件套，还是大姐给做的。她学了这门手艺，但是却没有开服装店，不久有机会就去了澳门劳务。 九八年夏天，我毕业了，赶上了包分配的最后一班车。我被分在了依木树小学，离家十二里地，每天骑着父亲给买的黑色凤凰牌自行车上下班。 早晨，收拾好自己，等到一起分配到依木树小学的徐颖来找我，两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无论风霜雨雪，穿梭于离家十二里地的村小。冬天路面全是冰辙，提心吊胆地骑行在上面，摔跤是常有的事。到了三九天，通勤的老师们合伙搭车才免受了皮肉之苦。到了学校，满身尘土，简单打扫后开始上课。我带的一年级只有十二个学生，教室里小的转身就是黑板。刚参加工作，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只记得师范段老师信中的鼓励“来梅言欢”，成了我前进的动力！中午通勤的老师们在一起轮流做饭，饭后娱乐也会打打扑克。我时常会踩着学校的脚踏琴边弹边唱，自己爱好，也惹得同事艳羡。小迟子爱好写作，常见一些小诗在报刊发表。王老师成了我的忘年交，他经常带着我写论文。别说当年还真发表一篇在《吉林教育》上，还得了二十几元的稿费。 一九九九年，建国五十周年，镇上举行文艺汇演。我领着我班五个孩子排练了舞蹈《小号手》，并代表依木树学校演唱了《为了谁》。独唱获得全镇第一名，舞蹈也获得嘉奖。庆功宴上，会写空心字的吕老师说，我有这项特长，能比徐颖发展得更快！可社会很现实，徐颖的父亲是中心校的老教师，不久她就调回了中心校。我无依无靠只能独自走在通往村小的路上。 同年，老舅与父亲开始合伙做生意，买了大三轮车送哈尔滨啤酒。可没多久，在一次送酒时，车停在欢喜岭路边，没拉手刹车，溜进了路边的张姓人家里，其实没什么大事，但说屋里的老太太被吓着了，讹了四五千元。合伙的生意不好做，不久就散伙了，每家分得一万多元。之后父母开始去沈阳拉货，往各商店送货，主要是小食品，饮料。 峰回路转，到了两千年，三棵榆树中学缺音乐老师，因为全镇文艺汇演出了名，学校相中了我，也多亏老舅在中间周旋，我于两千年秋调入了镇中学。离开依木树小学，我把班上的十几个孩子全部请到家中，亲自下厨给他们做饭，聚餐后依依不舍地分别，开始进入我的下一站旅程。我走后的一个多月里，孩子们无心学习，不能接受新的老师，在村小工作的两年里，是最难忘的纯真岁月！ 三妹也从师范毕业了，但她没赶上包分配，毕业后到了靖宇县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大姐从澳门回来了，不久经人介绍找了第二任春波，也是二婚，有个女儿被前妻带走了。其实大姐能找到更好的，有一次在大姨家看了个四棚的，人不错，又没结过婚，可大姐不同意，说和人家肩膀头不一边儿齐，怕让人瞧不起。用母亲的话说，大姐是一条道跑到黑。 二零零二年，老弟考七中，差了几分。当时有政策分数不够的三千打底，一分一百元，家里拿钱让他去县城读了七中。刚去时，可能是由于不适应，老弟险些抑郁，母亲到处给他看病，半年后终于好了，开始正常学习。 三妹在私立学校任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现在面向社会招公务员，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再努力一下，如果能考进县城单位，那我的婚姻大事能更好解决。我和妹妹一起复习同时报考了县法院的书记员职务。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提亲的人不少，在村小工作的时候，中心校的两位校长曾介绍过县教育局局长的弟弟，也是一位老师。看了之后问怎么样，我摇头，校长说那可是局长弟弟。我没看上，主席的弟弟也不行！刚毕业真是个愣头青，婉转回答都不会。三棵榆树有工作的适龄青年基本都提过了，其间也处了一两个，但都没有结果。其实婚姻是需要缘分的！ 零二年的冬天，我的缘分到啦！本来单位常老师的同学县城八中的咸书记是要给别人介绍对象的，被常老师拦下来，说我们单位的小孟人好，介绍给她吧。那年冬天，在常老师家相亲，对方是通化市金厂部队的一名指导员，开车的司机是一个胖乎乎爱笑的战士。我穿着孔雀蓝的毛衫，过膝的棕色皮裙，而对方是一身戎装，十分帅气！相亲过程比较顺利，双方也都满意，那处处看吧。挽着母亲的胳膊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很高兴，说他人在部队，家在山西，结婚就结在咱家西屋。我知道那是母亲舍不得我。 相处了一个月，无疾而终。那年寒假，学校派我在县城学打字，住在老姨家里。没几天，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我的手机，原来是部队里相亲时开车的司机。他腼腆地说明来意，听说我和指导员不处了，说他喜欢我，想和我处对象。也联系了介绍人，但咸书记说原来介绍的是一名干部，你是士兵不一样，不能给提，他就鼓起勇气自己争取。果然，幸福要靠自己！相亲时见过他一面，笑呵呵地站在门口，老姨说那个小伙子也挺好。他叫会宁，是河北人，团长的司机，二期士官。士官复员不分配工作，那时没想那么多。 部队管理严格，他总借去市里的机会偷偷地开车来约会，但更多的时候是煲电话粥。相处近一个月，也快过年了，我回到了家里。母亲蹲在灶坑前架火，说不想找当兵的了，我却没有在意。 过年了，他却突然开车来到我家，带了各种年货，那一年他本属年，我还给他准备的红衬衣、袜子。大年初二，父亲生日，每年这一天亲戚们都团聚在我家里，母亲总会准备十几道菜，摆满桌子，家人们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姨父们都能喝酒，问他能喝不？他说能喝一点儿。其实他不懂东北的能喝一点儿，那就是挺能喝的意思。几杯白酒下肚，他就坐不稳了，没想到他这么实在！半夜他吐了，把蓝花被面都吐脏了，第二天早晨还没过劲儿，我陪着他去医院打了醒酒针。我举着吊瓶他单手开车回了家。 父母这第一次见面对他印象还行，那就先处着吧！ 零三年三月份公务员考试，我以六分之差没有入围面试，而三妹却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成为了法院书记员。我不死心，零四年又报名参加，但以0.6分之差无缘财政局。为了安抚失落的心情，我把预定元旦结婚改为五四。为啥之前计划元旦结，因为那年他二期士官到期，元旦之前就定下来是复员还是留在部队。复员了就没有工作，但老舅在菜园子门口的那句话更坚定了我的内心，如果看中了这个人，就不用在乎这些。当时我特别喜欢他穿军装的样子——特帅。况且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也比较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我要找的人。说实话，如果考上了公务员，老公未必是他。这就是婚姻，在对的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 二零零四年五月四日，我们结婚了！婚房是零三年底通过孟刚哥买的气象局家属楼。先交七万元，余下的一万二办房产证时交。会宁家是河北刑台农村的，老人也没有多少积蓄，东挪西借也只拿出五万元，剩下的会宁自己想办法，在部队预支了两万元工资。我把自己上班后攒下的一万多元用来装修。父母是很开明的，我们姊妹自己能挣钱后，他们一分也不要，但我们也知道回报。毕业后，我陆续地给家里换了彩电、添置了影碟机和洗衣机。他在部队没有时间，装修只是偶尔过来看看，从瓦工到木工再到油漆工，全程我看着，买料，监督。房子装修好后，令韬和老弟正读七中，就都搬到家里来住，三妹在法院上班，也住在家里。婚礼在市里的江东大酒店举行，全程都是部队的战友们帮忙，简单而隆重。婚后我们去了青岛旅游，然后回河北老家按当地习俗又办了一次。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本份人家，婚姻其实就是一场赌注！ 同年大姐生了儿子佳汶，小日子过得也较安稳。但这孩子从小就闹，总是半夜起来哭叫，哄不好，大姐没了耐心，把他推到一边儿，他又爬回大姐怀里，也没少挨打。老姨去韩国劳务，姥姥在年底去世了，姜家从此失去了主心骨。转眼零五年夏天，老弟考上了东北电力学院，开始了大学之旅。我也通过自考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 二零零五年腊月初八，儿子出生了。婚后两个月我怀孕了，但因为没有准备，工作中一直用电脑，怕辐射影响孩子健康，和老公商量就没要。然后计划着调理身体，准备生个狗年的宝宝。计划没有变化快，零五年春我又怀孕了，预产期在腊月，狗年的宝宝是不可能了，顺其自然也挺好！怀孕时妊娠高血压，没办法选择了剖腹产。孟刚嫂子联系的市医院，一直在那围产保健，生之前嫂子偷偷地问B超医生，是男孩女孩？人家只说看不见。嫂子说那就是女孩的意思，就定在腊月初九吧。老公不同意，非要腊八生，可能心里还在盼望是个儿子吧！回家收拾好，公婆陪着去医院待产。一直也没有告诉父母，因为知道快过年了，家里忙得很，不想让她们担心。老话说，女人生孩子就是在过鬼门关，那时胆子多大，根本没想那么多。进产房四十分钟，儿子顺利出生，八斤二两！老公打电话给母亲报喜，晶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母亲和大姐急忙赶来，全家人欢欢喜喜。 　　婆婆伺候了两个月就回了老家，我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真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那段日子五味杂陈。每天就是围着他转，喂奶，换尿戒子，真的很不适应，心情烦躁。一天晚上，儿子哭闹，我就抱着他晃来悠去，竟然给儿子晃吐了奶，一点经验也没有。很快产假休完了，要上班了，我带着儿子回到娘家。母亲帮我找到后街的邻居做保姆，每天早晨把孩子送去，晚上下班后再接回来。儿子三个月时脸上开始长湿疹，直到过了生日戒了奶才好起来。 零六年十月份三妹结婚了，对象长得不错，在公安局上班。母亲总觉得对三妹有所亏欠，结婚时和三姨两家一起陪送了一万元。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大姐不久也去了韩国，两岁半的佳汶就交给了父母。父母不在身边，这孩子也不好管，生气时就躺在大街上打滚放赖，气得父亲拿着板锹吓唬他，要把他搓起来扔到对面的幼儿园去。老公的部队迁到了盘锦，他只能过年的时候休假回来。我带着儿子在娘家混日子，父母忙着下乡送货，生活忙碌却充实。 零七年暑假，我带着儿子去部队探亲，小小的人儿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客车不哭不闹，从小他就听话。下车，老公捧着一大束红玫瑰来接我们，实在人也有浪漫的时候！我们住在部队南院的家属房里，过了几天一家三口的小日子。 转眼儿子两周岁了，零八年的春节我们回河北老家过年。年后从北京回家，在那玩了几天。去北京游乐园买了通票，可儿子太小，好多项目都玩不了，为了不浪费，老公说他感受一下过山车，我抱着儿子站在下面，看着他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紧张兴奋。车停了，他迷糊地走了下来，吐了一地，说这个真享受不了！ 北京的天气干冷，儿子感冒了，我们结束了行程。春天，刚过两周岁的儿子被送到了幼儿园，春天本来就火大，儿子几乎每个月都要打针。他从小就胖乎乎的，手脚血管都不好找，只能扎头上，时间长了针眼竟成了一串疤痕。连县医院的护士都认识我们，总是学儿子大舌头说话，“我不扎针儿，我不扎针儿。”那段日子苦不堪言，别人家孩子扎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五六口陪同，我只有自己一手举着吊瓶，一手抱着儿子。打完针，从医院出来背着他往家走，楼上楼下，深夜黄昏。渐渐的胳膊上有了肌肉，自己都成了半个医生。后来儿子得了肺炎，去市医院住院，我独自一人带着他，吃饭都得背着他下楼去买。住了十天也没有好利索，稍微一跑，嗓子就发出丝丝的声音。医生说有可能是支气管哮喘，半年之后，确诊是哮喘，开始做雾化用药，直到上小学之前才彻底好了。三姨说剖腹产的孩子就是不硬实，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老公在奥运会之前给县政府写了一封信，也许是老公带给我的幸运，我在通勤一年后于零九年春调入了县中学，回首这一路，我是幸运的！ 三妹在零八年顺利地生下女儿佳璇，什么也不能停止她学习的步伐——继续准备司法考试。老弟于零九年大学毕业，应聘到广州中山市供电局。一直后悔没有送他去报到，让他独自一人远走他乡。由于年轻缺乏经验，在广州到中山的客车上，他电脑包被调换了，下车时笔记本和相机都被偷了，好在毕业证等手续还留在包里。怕父母上火，我们姊妹商量没有告诉家里，后来大姐从韩国给老弟汇钱又让他买的新的。大姐与老弟相差十一岁，但对老弟的爱更像一位母亲。同年，三妹通过了司法考试，不久市检查院招聘，她又考上了检查官，没办法，就是这么牛，逢考必过！ 二零一一年，老公从盘锦调到了五三一医院，为的就是离家近点儿。到一二年底复员时，也托人找工作，但最终没有办成。一三年春天，家里代理了金士百啤酒，生意也越做越好。大姐买了门市房，春波也在家里帮忙，他们爷俩住在前面门市房里，父母住在后面老屋，生活就这样忙忙碌碌！ 一三年夏天，老弟结婚了！房子是之前父母交首付买的，弟媳也是东北人，标准的美女。前一年端午，第一次到家与家人见面，父母杀羊招待。其实都很好，但在母亲眼里，她的儿女找的对象都不十分满意，因为她的四个孩子是最棒的，是她的骄傲！年底侄女令晗出生了，家里添人进口，喜气洋洋。 复员半年多，老公想开烧烤店，我大力支持，这也是我一直的愿望。他先去盘锦学习了几个月，回来抓紧找铺面，装修，宣传。一三年圣诞节“老兵烧烤”开始试营业，刚开始生意兴隆，每天忙到半夜，我俩总在盘算，这样下去能挣多少钱。可过了年，出了正月，出现了淡季，服务员也辞退了，我下了班就到店里忙活，既是老板娘，又是服务员。白天上班，晚上熬夜，那时我瘦到一百一十斤。儿子也跟着遭罪，放学后在店里写作业，吃饭。每天八九点钟，我就抽空把他送回家，好在离家不远，就在对面。二年级的他独自一人在家睡觉，想想就心疼，但他特别懂事，从不抱怨。 一四年暑假，大姐在韩国检查乳腺长了东西，需要回国手术。说来神奇，我睡午觉梦到自己也长了，醒来一摸的确有。那天下午，独自一人走在街上，心情落寞，担心，恐惧。第二天老公带我到五三一检查，做了彩超，大夫一摸就说肯定没事，是良性的。不久，大姐回国，三妹安排我俩在中心医院门诊做了手术，病理结果也没问题。十一假期，老弟一家三口回来了。小住几日就返程了，火车快进广州站时，弟媳突然发病，极其凶险，家里吓得不轻，好在有惊无险。 烧烤店开了一年半，收入一般，关键还得搭上我和儿子。思来想去，不干了，把店铺兑了出去。老公找个地方送货，挣多挣少不能在家闲着。春波在家里帮着送货，老弟结婚后，小食品和啤酒分开，原来说啤酒分给他，后来父母又反悔，把小食品分给了他。同时老舅和家里都带小食品，没多久，他就不干了。由此，和大姐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大姐从韩国回来半年，他竟一趟也没来，渐渐地这一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父亲年纪大了，送啤酒是个力气活儿。一五年，父母说让老公回去帮忙，熟悉了啤酒就让他干。那一年老公和父母吃在一起，住在后屋。老公是河北人，爱吃面食，母亲经常给他蒸馒头。但老公又是个爱干净的人，吃馒头时有一点黑点儿都要扒掉。其实我理解，年轻人和老人一起生活，双方习惯不同，都很不容易。父亲脾气不好，不管对谁，其实我们都很打怵和他朝夕相处。自己的儿女没什么，打骂过后还是一样，但对女婿他也那样。那段日子，我夹在中间，真的好难过，都和我诉苦，我只能说老公。生气加上火，我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 干了一年多熟悉了业务，一六年父母把啤酒分给了他，但没多久生意上矛盾重重。其实还是父母挂着挣钱，给自己的女婿也舍不得，去家里拿货，也得加钱。从那时开始，我懂得了在金钱面前，谁也不好使！那时母亲总和我说起邻居老王家，几个女儿和父母一起做生意，和和气气。其实那需要互相理解，最后父亲把生意要了回去，我们撤了回来。 同年，老弟生了二胎，是个男孩，取名令泽。母亲大手笔，有了孙子，直接转十万！佳汶小学毕业了，成绩中下，父母不在身边，他也不听管。上初中非要到县里来，挂着和儿子玩，他俩从小在一起，感情很好。我把他转到我们学校，在校住宿，周末回我那儿。 一七年清明假期，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家。那天晚上十点多，我们准备睡觉，躺在炕上和母亲唠嗑。父亲喝了酒后，站在地上大骂，说话极其难听。他并没有喝多，因为他每天都喝。母亲怎么劝也不好使，我实在听不下去了，穿上衣服领着两个孩子打车回了快大。母亲一直追到街里出租车旁，到家八十里，我眼泪流了一路。 一七年夏天，我要用钱，找老公要存在他名下的七万元定期。可令我想不到的是，钱却没了。复员回来，他经常买彩票的地方劝他一起干地下黑彩，说挣钱多。当时我不同意，做人要坦荡，干什么也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他虽然没合伙，但一直背着我买黑彩，竟买了将近十万。我对他失去了信任，但看儿子流泪的样子，我的心软了。公公来还了他借战友的六万元。 一八年五月，我带母亲去中心医院检查身体。她说很长时间了，凌晨时总是胸口疼那么几秒，渐渐地疼得频率和时间都增加了，怀疑心脏有问题。可检查结果，心脏没啥事儿，拿了点儿药，但那位老医生建议查查消化科。药吃完后，我说再做胃镜检查一下，可母亲却说她好了。她总是这样，什么都自己忍着，怕给儿女添麻烦。 暑假，儿子小学毕业了，我们去了西安旅游。回来不久，母亲和老弟说她最近疼得厉害，那天晚上老弟和我说完，第二天我就带着母亲又到了中心医院，直接检查胃镜。检查完，大夫抓着我的手，小声地说，肯定是胃CA，而且已经很严重了。望着不远处母亲的身影，犹如晴天霹雳，我定在了那里。瞒着母亲拿到病理，结果的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