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儿的心声 ——为爸爸百年诞辰而作 周先林

johnzhou

小女儿的心声

——为爸爸百年诞辰而作

周先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之间，亲爱的爸爸妈妈离开我们接近20年了。2006年3月，我为《我们的父亲母亲——周本淳钱煦追思录》一书写下了“小女儿的心声”。通过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说明生前总是自责不如爸爸、“没有儿女心”的妈妈，对我和我们的呵护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妈妈与爸爸有着相同的儿女心，妈妈与爸爸一样对我们恩重如山！……

今天，在淮阴师范学院出版爸爸百年诞辰纪念专集之际，作为在爸爸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的小女儿，我要写一写对我们恩重如山的爸爸，并轻声地问一声：这样的小五，您满意吗？

一、我是一个备受爸爸呵护的丑小鸭

我差一点无缘来到这个世界、无缘走进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1954年11月，哥哥小民的降生对于已有三个女儿的父母亲来说可谓功德圆满了。只是那时候国家正处于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苏联为解决惨烈的饿卫国战争导致的人口饥荒，鼓励生育。即生育五个孩子的叫“英雄母亲”，生育十个的则是“功勋母亲”。我国也不顾人口学家马寅初的警告而照搬不误。其后果就是不得不在80年代强制推行“计划生育”，近几年又因提早进入老龄社会而鼓励生二胎……正是在爸爸妈妈当时任教的南京市第一中学领导的动员下，我才应运而生，并成就了一个“英雄母亲”。爸爸叫我“小五”。为庆祝上有祖母的八口之家人丁兴旺，爸爸为我选了一个“林”字。也许是“名如其人”吧，长大的我心胸较宽，没有通常的“小肚鸡肠”。两年以后，作为爸爸绝育手术的漏网之鱼，弟弟“小六”也加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俩共同的名字叫“11”。时至今日。爸爸那亲切的“11，回家吃饭了”的呼唤声还不时在我俩的耳畔响起……

和漂亮的姐姐们相比，我就是一个丑小鸭——不但五官普通而且还带有铜钱大小的胎记。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吧，爸爸对我怜爱有加。“恃宠而骄”的我特别好哭，好生气。后来才知道我头顶上有两个发旋，天生就是民间所谓的犟种。近几年看清宫戏还明白一件事，曾经也令我自卑的前额正中呈三角形的发际线，竟然就是古人要精心装扮的“美人尖”——如果没有那块胎记，我还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

爸爸的偏爱有时甚至是无原则的。

冬天里爸爸常带两个男孩去泡澡。有一次，三岁多的小六炫耀说喝到红枣汤了。馋得我哭着闹着也要去。后来爸爸竟然不顾妈妈的反对真的带我去了。可那天澡堂单单就不卖红枣汤……去年从微信上得知，早已被拆除的大板巷的澡堂属于“瓮堂”，是清代留下的屈指可数的高级澡堂，我那次也算不虚此行了吧？

爸爸的偏爱常让我有恃无恐。

我经常不自量力地与大我两岁的小民（我们家的习惯就是除了大姐称姐，其他人都跟着大姐直呼其名。如果小六喊我“五姐”，那一定是要有求于我了）打架。输了就锁上前后房门一个人哭到睡着。下班回来的爸爸会指挥小民翻爬高高在上的气窗进屋开门，却从未说过我一个“不”字。有一次听我告黑状，爸爸不由分说抄起扫帚就揍。气得小民咬牙切齿地对爸爸喊道：“等你走了我就打她。”——吓得我立刻在小六的陪同下躲到位于正洪街的表叔家里……

还记得一个冬日的清晨，因为我大哭大闹，不但打扰了家人的清梦，还吵醒了大院的邻居们。对于爸爸“再哭就把你甩出去”的强烈警告，我也置若罔闻。于是，气冲冲的爸爸抱起我打开了房门。大约只迟疑了几秒钟，就轻轻地把我放在了白雪皑皑的台阶上——此时，身后传来的竟然是三姐小华、小民和小六三人同时发出的饱含失望的“矮油”声……也许是不忍心总让爸爸为难吧，自那天起，我改掉了坏脾气，我懂事了。

二、好运伴随我长大

长大以后，爸爸的偏爱多次带给我好运。不但助我两次躲过下乡插队的厄运，还让我爱上了白酒、爱上了后来视为楷模的苏东坡。

68年，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我家三个姐姐先后离开了家。记得10月份二姐远赴内蒙古插队时，爸爸还被关在牛棚里。我和小六陪妈妈去火车站送行。人满为患的车站里，哭声震天。妈妈却说：“这是高兴的事，我们不哭。”只因为红五类的同学临阵退缩，作为黑帮子女的二姐才得到了这个机会。

69年春，根据取消大学的“最高指示”，爸爸所在的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撤销了。全体教师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鼓噪声中转到由石佛寺劳改农场改建的南京市“五七干校”劳动。11月底，还在校读书的我们四、、五六三个人不明就里，坚决支持爸爸下放农村的决定。常被人称作“小周本淳”的小六还作为代表去誓师大会上表了决心。后来得知，听说南京的家没了，远在内蒙插队的二姐伤心地哭了。

市干校的“特权”是可以在淮安县内任意选择落户的公社。于是爸爸根据一张江苏省地图，在与两个姐姐插队的宝应县相邻的水陆码头——平桥公社的上面画了个圈。只是不曾想公社安排我们落户的孟集大队陆庄生产队还在只有土路相通的18里之外。所以，到达的当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在公社铺稻草打地铺留宿，爸爸还带领我们一起学起随身必带的“红宝书”。前不久还有一位淮安老乡对小六说起，当年就是他把床铺让给奶奶睡的。第二天。爸爸用板车拉上70多的小脚奶奶，带领我们沿着兴修水利形成的“一支堆”一路向东。那天是我和小六第一次走那总也望不到头的18里。小民年龄大些而且还曾和邻家哥哥一起步行去过常州，比我俩强多了。糟糕的事情是从宝应赶过来的三姐小华不小心把一个孩子撞下了河堤。而令人惊喜的则是，生产队竟然专门为我们下放干部盖了两间草房。当时爸爸妈妈因为是带薪下放的干部，所以户口落在平桥镇上，而我们四、五、六三人的户口则落到了生产队，这在当时称作“一下到底”。三年后，根据政策我和小六的户口也到了平桥镇上，而小民因为已经毕业，则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自然是后话了。

安定下来后，我们五、六两个去了3里之外的同兴小学。老四小民跟邻家的男孩去了七里路外的红旗农中。因为听不懂淮安方言，我和小民同时打了退堂鼓。第二年春，我在小六的鼓励下重新走进了课堂——否则，我的学历就可能跟村里的大多数女伢子一样是小学肄业了。那年9月，我小学毕业后进了本校升格的初中班——俗称“戴帽子”。而小民为了将来能升高中也来同兴上了初二。可惜，毕业时因为升高中必须要贫下中农推荐而未能如愿。

73年春天，我初中毕业。原本也将和先我一年毕业的小民一样插队劳动。幸运的是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了——升高中不再由贫下中农推荐而是公平考试。正是沾了这后来很快就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政策之光，我考进了爸爸妈妈已先后调入任教的平桥中学。我和小六因为是在校学生，按政策户口也迁到了平桥镇。

这时，妈妈因为身体原因休假去了她在杭州浙江农业大学的姐姐家。我和爸爸过上了令我受益终生的“二人世界”。

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意思是“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子，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子路）吧。”爸爸也是这样的人，他的不修边幅是出了名的。在南京时，炎热的夏天，他会打赤膊，顶着降温的湿毛巾，骑车从新街口回大板巷的家。此外，除了冬天，常年赤脚穿凉鞋也是他的显著特征。下农村后，还曾因为衣着过于朴素而被当地农民当成撑船的。

爸爸给我灌输的就是：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把好的吃进肚子里，身体好才更重要。他也是这样做的。爸爸几乎每天都要“上街”。他那拎着鸡进校，然后在公用水池边忙碌的身影几乎成了平中的一道风景，常常吸引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想来我至今引以为傲的好身体与当年下肚的众多童子鸡不无关系。话说回来，吃鸡应该算我们周家的传统，因为奶奶经常挂在嘴边的往事之一就是爸爸回乡看她时的待遇就是一天一只鸡。后来听爸爸说现在“不杀生”时，我的歉意油然而生。

更令我难忘的是陪爸爸喝酒。爸爸自诩嗜酒如命。七八岁时曾因与长他一岁的哥哥干了一坛黄酒而一起发酒疯打架。我则记得文革前他招待一中的丁佑川老师到家里喝白兰地，结果一起酩酊大醉……

下农村后，爸爸竟然会为了买到一块零三分一斤的、当地人称“山芋冲子”的散装山芋干酒而不惜骑行几十里土路。后来招呼同公社的三、五下放干部一起喝酒成了常事。再后来，因为借调到县里编写教学参考书而结识了来自南师附中的季廉方、南京师院的常国武和南京技校的孙肃等下放干部。他们自封为“山阳四友”，热衷于诗词唱和喜欢一起喝酒聊天。

喝着酒的爸爸话格外多。“苏舜钦汉书下酒”就曾令我啧啧称奇。而他最爱絮叨的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苏东坡——后来乐观豁达的苏东坡也成了我的楷模，帮助我逃出抑郁的黑洞。

正是因为陪爸爸喝酒，听这些酒话，我也爱上了喝酒，尤其是白酒。记得高中毕业时，班主任吴忠浩老师请我们三五个学生喝酒，我连干几杯而没醉，第一次检验了我的酒量。

94年，爸爸因为小中风而彻底地戒了酒。家藏的整箱洋河等全部分送给了往来密切的青年教师。

02年7月中旬，曾经担任过淮阴市政协副主席的爸爸在参加市政协会议期间身体出现了类似重感冒的不适。会议结束后住进小六所在的淮阴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身体。7月20号，远在内蒙的二姐正好回来探亲。起初爸爸还每天回家，渐渐地就躺到了……我听说后也立即赶到淮阴。眼见爸爸沉疴不起，我们都慌了神。记得有一次妈妈和二姐打车给爸爸送饭，到了医院才发现根本就没拿饭盒。7月23日，哥哥从日本飞到南京，当晚即搭大姐的车赶到爸爸病床前。连日闭目养神的爸爸睁开眼睛欣喜地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他为南京大学负责最后审订的《全清词》在上海付印了。后来南京大学为了感谢爸爸，特地送了一套给淮阴师院。记得26日那晚，当妈妈告别的时候，爸爸一边说：“老干（爸爸为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妈妈取的‘昵称’），你吃苦了。”一边紧紧地抓着妈妈的手，久久不放。

28日，爸爸陷入昏迷。当医生询问家属是否按惯例切开器管抢救时，我们的意见是：“如果病情不可能逆转，宁可让爸爸平静地离开。”

虽然当了工人，家仍然是我温暖的港湾。尽管淮安到平桥有35里路，通常我等不到周末，周三下班后就会骑车往家赶。不出意外的话，会在运河大堤上看到爸爸妈妈散步的身影——他们是特地来迎我的。当天晚上我不但能陪爸爸喝上一杯，第二天早晨还会带上一瓶妈妈特地准备的菜。后来爸爸妈妈同时调进了由淮阴师范学校改建的南京师院淮阴分院。家由平桥搬到了淮阴。但我回家的频率没有变，回家的距离也依旧是35里，只是回家的方向由南下改为北上了。
爸爸对我的偏爱还表现在默许我旷工去北京。有着两个儿子的奶奶曾经北京南京两头住。自伯父66年作为外交官出使以后，奶奶就以我们南京为主了。69年11月底，已经76岁高龄的奶奶随我们全家一起下放到了淮安县平桥公社。伯父每隔两年会回国休假。届时送奶奶去北京也成了我们家的惯例。75年是哥哥小民送的。77年7月，我递交了请求扣除工资的请假条。可工厂领导不准我这个学徒工的假。于是，渴望进京的我硬起头皮，拍拍屁股走了。
那时候去北京可不容易。必须先在平桥码头坐船到镇江，然后再坐火车。我把装有老母鸡的蛇皮袋和行李包相连后搭在肩上，搀着已经84岁高龄的小脚奶奶就上路了。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把两件行李一前一后地搭在肩上甩着膀子行走。记得陪我购物的晓研曾央求说：“妈妈难看死了，快把包拿下来。”我的回答是：“你不帮我拿的话就不要指责我。”——不惧世人的眼光，是跟爸爸学的。
在伯父帽儿胡同的家，我不但去了长城天安门等地，把附近的鼓楼、地安门之类溜了个够，还提前听到了国家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但我却真的是无动于衷。。因为自知即便是考进高中的，即便是因成绩好而一直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但实际上除了一如既往地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而不是只背书名之外，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半个月后，我回厂报到。生气的领导让我停工反省半个月。后来我发现14块钱的学徒工资竟然一分没少，还是有些意外的。
在工厂的一年多时间里，唯一令我称奇的事就是算命。那天几个工友要拉我去找据说特别灵验的瞎子（恕我没用文明的术语“盲人”）算命。我当然不相信。工友就把我的生辰八字带了过去。结果瞎子不但准确地说出她们三人中间谁漂亮，谁家境不好等等，还单单指出我的命好，能文能武。还加了一句：“好像有什么小缺陷？”后来整个织袜厂就我一个考上大学，也算应验吧? 若干年后我在南京还遇到过算得更准的，所谓一语成谶。那又是后话了。 2002年7月29日19点54分，爸爸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3岁。死因是酒精中毒性肝硬化。
爸爸离开后，我常常反复地问自己：“如果知道喝酒会提早离世，爸爸会放弃这个嗜好吗？”
我的结论是：“不会。”“肯定不会！”在爸爸蒙冤——作为右派被剥夺教职的岁月里、在爸爸蒙羞——被逼挂牌示众的日子中，喝酒一定能让他躲进他所钟爱的古典诗词的王国里，会让他减轻甚至忘却痛苦：而在日常生活中，喝酒会放大快乐，喝酒会助他扩大交游——爸爸生性豪爽，是个特别乐意交朋友的人……爸爸一定无数次地在微醺的时候走进他神往的唐朝、宋朝，与他熟悉的杜甫、苏轼等诗人神交……
03年7月，在爸爸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和小民一起到了淮阴师院。其目的一是接妈妈到南京由我照顾。二是由他接管爸爸的藏书。当我惊叹书籍后面竟然有一瓶泸州老窖时一一他立刻说道：“这一定是爸爸留给你的！”如今我依旧珍藏着这瓶酒。我会在临终的时候打开——我要带着满身的酒香去与至亲至爱的爸爸妈妈会合。
爸爸对我的偏爱还体现在坚定不移地把“留身边”的指标给我。
75年7月，我高中毕业，再次到了不得不插队劳动的关口。更加幸运的是国家出台了新政策：允许每个家庭选择一个子女留在身边安排工作。面对小六“应该留最小的”的吵闹，爸爸妈妈毫不动摇一一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女孩子下乡不安全。第二年春天，从不屑于求人的爸爸一反常态，千方百计地与来平桥公社带兵的指导员拉关系，终于把尚未毕业的小六送进了部队。而我，在安心待业一年多后的12月，兴高采烈地走进淮安县织袜厂，成了一个用机器缝合袜头的挡车女工。
记得进厂不久，爸爸就借大姐结婚的由头，来工厂发喜糖——从不吸烟的爸爸还特别去给炊事员敬了烟。可能那天我的菜里就多了一块炒猪肝……时至今日，那个瞪着一双金鱼眼、斜叼着烟卷的徐师傅还一直鲜活在我的脑海里。

三、爸爸助我改变命运

77年秋，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了。看到我妄自菲薄，妈妈用无比肯定的语气说：“不要紧，你们差，别人比你们更差。”是啊，我们有知识渊博的爸爸，有循循善诱的妈妈，怎么可能比别人差呢？！

爸爸立即想方设法为我们寻找复习资料。很快，他在合肥六中任教的老同学远明寄来了他们编写的复习资料——一本包括政治、历史和地理知识的《文科三百问》。不难猜测，爸爸让我先看。此后，在织袜厂的简易宿舍里，我总是清晨四点半就开始在蚊帐里看书了。八个小时的长白班以外的时间，也几乎全部用于看书、背书。工友曾笑话我连梦话都是数学公式。那时没有复印机，我在摘录了一些备忘的难点以后很快把书转给了小民。那时他在平中临时代地理课。后来知道他考上大学后，平中领导竟然不肯付工资，说是正好帮他复习了。

78年高考前夕，妈妈特地说起这样的事：当一个同学家长关心地说“你们家三个要是考上一个就好了”的时候，她在心里笃笃定定地答道:“我们家三个都能考上!”

果不其然。由于取消了初试，我们四、五、六三人——务农的哥、做工的妹和部队复原的弟同时榜上有名。即使数学仅得37分，我的总分也有370多。为填报志愿，爸爸特地带我去求教已重返南师的知交常国武老师。看到我政治89分，比语文好，还有十分强烈的南京情节，常老师建议说：“即便对政治不感兴趣，第一志愿也要选南师政教。”
1978年10月18日，我和小民同时跨进了南师大门。不同的是他进中文系，我进政教系。那天爸爸专门送我俩到学校报到，还特地写诗激励我们。
送民儿林女赴南京师院
新天多雨露，沾溉到民林。云路知无忝，骊珠贵自寻。
锲期金石镂，学共岁年深。短句聊相勖，悠悠父母心。

入学以后，爸爸依旧对我关怀备至。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托常老师为我写报告，代我申请转入中文系。可惜因为当时的学籍管理制度不像后来灵活而未能如愿。由此我在求学的路上多走了一段弯路。
当听说我的班级组织论文竞赛时，爸爸不但鼓励我积极参加，还建议我研究张载的《西铭》。至今我还珍藏着作为奖品获得的笔记本。而张载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经典语录不正饱含着爸爸对我的殷切希望吗？
班级还征集过座右铭。我提供的是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我们去南京，小六留在淮阴学医，对爸爸来说也许是正中下怀。因为小六入学伊始，爸爸就指派他查找有关胎记的文献。在他找出“太田母斑”这个学名以后，又要他查找对应的英文。然后就给远在美国的老同学王务兰叔叔写信，拜托他为我求医问药。记得寄信时爸爸还风趣地说道：“希望美帝还小五美丽。”
后来，小六毕业分配到淮阴市第二人民医院。爸爸特地找关系把他从内定的麻醉科调到皮肤科。如今小六早就成了当地出名的皮肤科专家——这一定也有爸爸的良苦用心吧。
令我万分感激的是，在我留学期间，嫂子从电视上看到了东京一家医院发布的“红宝石激光治疗仪”的广告。经过多次医治，97年7月我回国的时候，终于把“丑小鸭”的帽子扔进了日本海。这当然还是后话。

四、爸爸为我指点迷津
82年7月，我大学毕业。为了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现状，当时的分配政策是“一刀切”。即凡是来自“徐、淮、盐、连”四个地区的考生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被分配到了今天已不存在的淮阴专区清江市教育局。面对稍感失落的我，爸爸再次给我指明了方向。
那年暑假，省教委分别从南大和南师中文系的教授中挑选出十多位教授，组成了专门为连云港传经送宝的讲师团。如今只依稀记得有南大的吴白匋、程千帆、王气中、南师的徐复、吴调公、许汝止、张拱贵等教授。身为淮阴师专教授的爸爸，也许是因为经常给南大和南师的研究生上课，不但被特别邀请，还允许我陪同前往——在连云港，我第一次见识了大对虾，其美味真是没齿难忘。
在开往连云港的大巴上，教授们谈笑风生。印象最深的是南大的程千帆先生谈论文革期间在武汉放牛的往事。记得当时他朗声笑着说道：“什么拍马屁，拍牛屁股才真管用。”因为提及文革，南师现代汉语教研室的张拱贵老师敲着拐棍破口大骂，然后就看到同车的许汝祉老师的脸慢慢胀成了猪肝色……而我第一次见到的徐复先生则一直在充当和事佬……
那天下车后，爸爸突然把我领到徐老面前，笑着说：“小女要投到你麾下，考你的研究生。”记得徐老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爽快地答道：“她，聪明相，能考。”
83年4月12日，曾经常来家里吃饭下棋的、高考以6分之差落榜的小邬从南京赶到清江市，与我领了结婚证。婚礼是在南京办的。记得当从上海来的堂妹夸我这个嫂子“德才兼备”的时候，小邬认真地加了一句：“还有貌。”蜜月旅行时，我们去上海看他在交通大学的叔叔。面对叔叔对两地分居的担忧，他轻巧地说：“她考研究生。”——而叔叔的眼神分明是“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83年11月，因为清江市撤销我被调到淮阴教育学院，成了党史教师。胡适先生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党史又何尝不是呢？当年在南师课堂上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不止一个老师照本宣科后所追加的“老实说”云云。如今我也只能这么做吗？在我左右为难之际，传来了徐老将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消息。
看我有畏难情绪，妈妈再次打气说会帮我学习《古代汉语》。还说爸爸会教我《中国古代文学史》云云。其实，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阅读家里的《文学课本》及《宋人话本》等，对古代汉语并不陌生。我最担心的是含盖古今中外内容的综合考试，尤其是我对文艺理论一窍不通。为能心想事成，我的作息时间表又一次定为四点半起身，十点钟就寝。寒冬腊月，为方便背书，我就在书房用一把椅子和两张单人沙发拼成了简易的床……
考试结束后，我觉得没考好，于是决定抓紧时间生个孩子，明年再考。可怀孕以后却接到了复试通知书：英语57分，政治75分，自以为要命的综合考试刚好60分。古汉语80分左右吧，而语言学概论则是93分。记得01年春节，爸爸还提起老话：接到嫂子文军从南京发来“民林皆中”的四字电报时，前次被英语和政治卡了脖子的小民大喜过望，竟然拍着大腿一迭声地说“要死！要死！”因为南大自主将公共课的录取线降低了5分，英语46分和政治54分的小民才侥幸过关。若考南师的话则还将是名落孙山。而我在政教系四年，学哲学、党史、共运史、逻辑学等课程的效果就是提高了回答问题的能力吧，不用复习，政治就轻松拿下了高分。那次，爸爸妈妈还说起我的《语言学概论》得了93分，夸奖道：“一本书都让你背下来了！” 真心感谢爹妈给了我们一副好记性。
我终于又回南京啦。我投入了宽厚仁爱的“小学”泰斗、号称“三乐”先生的徐复师麾下。在徐老招收的四个人中我这个唯一的本校生却是学政教的，苏州来的徐师兄则是学外语出生的导游。后来才知道，我所谓明年再考的愿望真是“图样图森破”（太年轻太幼稚）——我们不但是徐老招收的第一届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还是徐老招收的最后一届硕士。过了这个村就真没那个店啦。
84年9月，我穿上宽大的灯芯绒外衣，装成胖子到中文系报到。因为一家同时考上两个研究生而被教过小民的老师们称道。
两个月后的25日凌晨3点05分，我有了女儿。我取名“晓研”——拂晓诞生的小研究生。慈祥宽厚的徐老不但劝阻我办理休学手续，还嘱咐我安心休养，说有事会让方师兄转告的。真是有劳师兄了。后来方师兄深得徐老和钱老的真传，不但精通经学，还在《易经》占卜上独树一帜。爸爸住院期间他曾拨冗算出“命不该绝”。徐老后来也说，如果当时人在南京，如果入院就挂白蛋白补充营养，你爸爸是可能逃过一劫的。呜呼……
为保护视力，丈夫小邬曾认真地为我读《说文解字》，协助我完成作业。只是应了 “一孕傻三年”的老话，我的心思已全然不在学问上了。后来徐老曾以为我题写书名来督促我把毕业论文《蔡中郎集研究》整理出版，我也终是辜负了……

五、我偏离了爸爸为我设定的学术轨道
87年7月，我毕业了。在徐老和王主任的关照下，我留在系资料室的古籍部。同事之一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兼古琴演奏家郭平。爸爸要我在工作之余帮在《南师学报》工作的常老师做些资料收集工作、要我试着做《万首唐人绝句》的前期校对，还带我参加那时方兴未艾的鉴赏辞典的编写工作。后来，因为一心想出国，我推荐郭平接替，已经提交的几篇也不知所踪……不难想象，长此以往，我在文献整理方面也会有所建树，当个副研究员、研究员什么的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可是因为汹涌的出国潮，我的人生轨迹再次转了个弯。
应该说到我第二次算命了。那个瞎子是被晓研的奶奶从路边拦下的。瞎子一共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说：“学问还没到头。”——那时我压根就没想过要读博士。第二句说：“婚姻犯六冲。”第三句说：“交钱可以化解。”化解大约要50块，是算命收费的十倍。我自然不肯花这“冤枉钱”，其结果竟然又应验了。这自然又是后话了。


六、爸爸支持我“洋插队”
90年春，哥哥小民因为留学日本的亲戚帮忙，成了名古屋大学的留学生。为此辞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职。第二年初，他为我找好了留学的经济担保人，要我提供单位同意留学的证明材料。曾令我感激不尽的王主任却要求我先辞职，理由竟然是办留学就应该承担风险。爸爸像对待小民一样，依旧投了赞成票。
91年10月，我成了名古屋大学的进修生。开始进入半工半读的“洋插队”生活。每周有四天必须到校，一是听教研室的课，二是学习名大专门为留学生开设的日语课程。其他三天就随先我半年留学的嫂子到电子元件加工厂做工。不久，我在学校附近一个叫“浜木绵”的中华料理店找到了晚间的工作。如果白天上课，晚上就去饭店工作，好处是还有免费的晚餐。记得春天到来的时候，在饭店问起名古屋的赏樱胜地，老板惊讶地说：“你宿舍旁边就是啊。”当晚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停下匆匆的脚步抬起头来，我看到了漂亮的樱花隧道，我就在落英缤纷的图画中……
92年4月，我通过了英翻日的博士考试，成了学费相对便宜（40多万）的名古屋大学的博士生。同时有了办理家属陪读和申请奖学金的双重资格。两个月后，女儿晓研就和她爸爸一起来到了日本。为陪伴晓研，我辞去了饭店晚间的工作。不久，小邬在豆制品加工厂找到了月入约8万的工作。一年后我以全优的成绩成了富士银行的奖学生——两年间每月有12万日元奖学金。我们在经济上彻底翻了身。
读博的要求是除了博士论文以外，每年要提交学年论文。因为第一年老师讲《左传》，于是我根据爸爸的建议提交了“左传引诗考”。后来在《文史常识》上读到与我不谋而合的论文时，曾为自己懒于进取有过一丝丝悔意。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今鹰真导师提供的。即有关皇侃《论语义疏》的研究。这部出自梁朝的著作曾经失传。直到清代的书商在日本足利义满学校里发现唐代的手抄本才得以重见天日。而迫于当时的状况，该书中很多指责异族统治的文字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选题，但不思进取的我还是止步于提交论文而已。不过，对我后来申请高级职称还是有帮助的。
96年，爸爸妈妈应邀来名古屋大学我们所在的教研室讲学。为此我特地提前调大了住宅。那半个月，我和哥哥小民专门陪同二老游览了许多风景名胜，到东京游玩时还特地去了位于东京附近的“葛泽吟社”，与我的日本诗人朋友进行交流。日本之行是二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出国门。归国后，爸爸兴奋地写了《扶桑吟草》述行，妈妈也兴高采烈地写文章投稿……

七、爸爸妈妈对我女儿的恩情
97年4月，女儿晓研小学毕业。他爸爸带她先我回国。为了扫清这个仅在国内上过一年级的外孙女今后学习的障碍，外公外婆真是费尽了心思。二老不但亲自教她，还特地请来特级教师为她补习数学和语文。正因为有这次补习开路，她随后的求学之路才可谓一马平川。
同年9月，晓研进了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日语班。虽然初中我们是花费十万的自费生，但高中，她就成了凭实力考上的“平常生”。03年春，晓研首次参加“一级日语能力考试”，满分400的卷子她得了396分，名列华东区第一、全国第二。毕业前夕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日语系提前录取。大二年级时她获得了最高等级的奖学金――江苏省政府奖学金。在三年级，不但获得了人民奖学金，还在一再放弃公派留学的机会以后，等到了名古屋大学的机会——实现了晓研归国前夕我们娘儿俩共同许下的心愿。
最让我高兴的则是她在大学找到了心上人。毕业那年，因为学俄语的上海籍帅哥如愿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已获保送本校研究生资格的晓研立即决定中断学业，并很快在上海的日企就职了。后来，因为方师兄说我的外孙女命中缺土，我就为她选了个“尧”字，因为繁体字的尭里有三个土——为女孩子用中性字取名，也算继承了爸爸为我命名的传统了。
顺便报告一下，我已于04年与被爸爸妈妈夸赞厚道的小邬友好分手。也早已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如今我多了一门亲戚。就在几天前，晓研的奶奶还要我回去喝自家泡的杨梅酒呢。而我的另一半碰巧也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山东人取的小名是“老五”。

八、爸爸的著作是最好的教学参考书
97年7月，在香港回归的日子，我回国了。随后我就去了淮阴，直到8月底才带着晓研回南京。在等待工作的日子里，我走进了股市。我曾以对联表达心愿：上书山揽胜，下股海淘金。横批：两全其美。但事与愿违，结果可谓“两败俱伤”，这还是后话。
12月，我重新入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高高兴兴地当上了科研秘书。正因为自己不想做学问，所以满腔热忱地为做学问的老师服务。
不久，因为师资不足，院里安排我上课——最先上的就是《古代汉语》。爸爸妈妈听说后非常高兴。暑假我去淮阴探望二老时，一直教授《古代汉语》的妈妈搬出了她所有的备课笔记，还特地将小篆中特别难写的字指给我看。爸爸则依旧喜欢跟我一起喝酒，跟我谈诗词，谈诗话……曾经有不少知道我喜欢古诗词的人问我为什么自己不写诗，日本的导师也问过我相同的问题。我的回答都是：“我没有思想。”
99年，文学院筹建成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我担任秘书，参与了全程。后来我回归古文献专业，做秘书属于双肩挑了，但我仍然乐此不疲。
2004年，为了弥补王力《古代汉语》中诗词格律方面的不足，我在教学院长马景仑老师的鼓励下，编写教学大纲，开设了新课《音韵与诗词》。爸爸的专著《唐人绝句类选》、尤其是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词蒙语》，成了最好的教学参考书。这门课反响不错，还曾受邀到中北学院开讲。在古代文学专业师资不足的时候，我也曾去中北学院上过《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等。我给参加自学考试的学生上的辅导课就更多了，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选》等等。还因为前任不受欢迎、专门去宜兴进修学校上过《古代汉语》辅导课——那个学校送我的两个沙缽至今还能煲汤。
九、爸爸的爱保佑我化险为夷
2002年7月爸爸离开了我们后，由我陪住的妈妈在翌年10月26日又突然离开了我们。我的天塌了，整日以泪洗面，伴随我的只有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吧，是爸爸唤醒了我。因为我想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一定会心疼的，他喜欢的是那个开朗乐观的小五。偶像苏东坡就从来不会在逆境中倒下——就连流放黄州的时候也还开发出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东坡肉……
于是，我转念想：我对妈妈，问心无愧。我是个懂得知恩图报的女儿。苍天可以作证，三姨也可以作证：就连我从日本带回许多胶棒给爸爸校改书稿用以及一到淮阴就给他俩修剪脚趾甲这样的小事妈妈都曾写过信告诉三姨。爸爸走后，在她自责没有儿女心，如今却拖累我们的时候，我总是说些“你是我们的大树，我和晓研还要靠你呢”之类的话宽慰她。几乎每天都陪她散步，哪怕是下小雨的日子。此后，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会想，妈妈正在天上和爸爸一起散步；电闪雷鸣的时候我会想，生性胆小的妈妈已投入爸爸的怀抱，不用我再担心了……我终于放下了。后来远在日本的小民由衷地感叹道：“小五，你真坚强！”。
冥冥之中，爸爸还在西藏救了我。只差一点，我就在西藏与爸爸妈妈会合了。
15年8月，我们家一（夫妇）、二、四、五（夫妇）六人结伴去西藏游玩。因为高反，我一直昏昏沉沉的。可就在我们离藏的前一天傍晚，独自躺在宾馆的我突然觉得眼眶发热。于是立即致电外出吃饭的老五，说：“赶快送我去医院，我今晚可能过不去了。”我是坐三轮车到附近的医院的。当医生测出我的血氧饱和度只有62%时，询问我是怎么过来的。然后说：“如果走来，就已经倒在路上了。如果在宾馆睡觉，肯定看不见明天的太阳”……谢天谢地，靠连夜吸氧，我总算看见了第二天的太阳。后来省人民医院的医生说，你这种情况在南京已经切气管了——难道不是爸爸妈妈在保佑着我吗？
冥冥之中，爸爸还保佑我逃过了车祸的劫难。2018年4月，老五开车带着他的哥哥姐姐去洛阳探亲和赏花。返程时在安徽境内竟然因打盹而追尾运送新车的货车。小车顶都被掀了，其他人小伤，我毫发无损——不是爸爸妈妈显灵又是什么？反正我信。
说到车祸，爸爸生前还助我逃过一劫，包括他自己。那是1996年小民从名古屋开车去东京的途中。小民一边介绍说日本车时速超过120码就会自动提醒，一边享受地听着悦耳的铃铛声。爸爸听说后连忙大叫：“太快了，危险！赶快减速！”铃铛声刚停不久，小车就突然颠簸起来，原来是后胎爆了。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的。
迄今为止，每年清明前后我都会去雨花功德园，疫情期间也不例外。我的方式就是叩头——咚、咚、咚地叩响头。我相信奶奶和爸爸妈妈一定听得见，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十、爸爸是我最好的老师
今生令我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做过爸爸妈妈的学生。下放以后，我上同兴小学，妈妈却到查庄小学带课。记得妈妈曾说笑过，那里的孩子不肯背书，还理直气壮地说：“哪个老记得！”
考入爸爸妈妈都在的平中以后，我在甲班，爸爸却教乙班；妈妈是教甲班的，却比我高一年级。而小六入学的时候，不但爸爸做班主任，妈妈也去代过课。
但仔细回想起来，其实爸爸一生都在给我上课。
上小学后，爸爸就开始教我背诵《三字经》……按照爸爸的步骤，假以时日的话，我是应该能够成为饱读诗书的学者的。可惜，不久就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时代。爸爸随即要求我背诵红极一时的《毛主席诗词37首》。我当然很快就把那本诗词包括简要的注解都背得滚瓜烂熟。虽然在记忆力最好的年华，我们无书可读，只按照学校老师的要求背诵了“老三篇”、《实践论》、《矛盾论》等，同时自然而然地几乎记住了屈指可数的八个样板戏全本。但因为爸爸的要求，我开始了解诗词格律，并有了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高中时，爸爸喜欢带着我喝酒，喜欢和我谈诗人、诗话，促使我更加喜欢古典诗词。58年爸爸因为被补划为右派，已排版的《宋诗选注》被出版社毁约，手稿也在文革的抄家中销毁。即便如此，爸爸在79年获得平反后，立即重新换发了学术青春。很快，主要围绕诗词、诗人和诗话的成果层出不穷。
爸爸的书我最爱读。《唐人绝句类选》里的精妙点评、经手整理校点的《唐音癸签》、《唐才子传》的诗话故事以及被学界誉为“小文章见大学问”的论文集《读常见书札记》等都让我爱不释手。爸爸不但教我爱上古典诗词，甚至还为我准备好了教学参考书——《诗词蒙语》……是爸爸让我认识了开朗乐观的苏东坡，学会了在逆境中泰然处之、在顺境中找乐自强。
文革中间，有一次爸爸被单位造反派逼迫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木牌站在课桌上示众。其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南京教师进修学院门前。可回到家的爸爸却神色如常。还是在食堂工作的邻居吴阿姨说着“你爸爸可怜，今天吃苦了”送蛋炒饭慰劳爸爸，我们才知道。爸爸的同事晁樾老师曾回忆说，爸爸挂牌示众后回到资料室，嘴里嘀咕着“说我是牛就是牛，说我是马就是马。我还是我”……晁老师安慰的话还没说出口，爸爸已经鼾声大作了。应该说的是同一件事。
下农村后，有一次爸爸在县城被偷了钱包。可回家后却大谈其他朋友被偷的趣事，以至于妈妈不解地问：“你怎么好像捡了钱包似的？”——既然丢了的钱包找不回来，又何必再伤神呢？我懂的。
这方面我是得到爸爸真传的。比如在股市，历经股灾，输得只剩零头时依旧报喜不报忧。既然物质上已经损失惨重，何必再自寻精神损失呢？再如每周一次的打麻将：赢了一定大喜，找乐嘛；输了却绝不大忧。因为原本目的就是寻找快乐、预防痴呆的，怎么能忘了初心呢？
爸爸常说“施恩不必记，受恩不能忘”。就因为善良的吴阿姨在他落难时送过鸡蛋炒饭，下放以后每次回南京，爸爸妈妈都要抽时间前去探望。
我家茅屋前有一棵碗口粗的榆树，原本是属于隔壁仁大爷家的（陆希仁。因为陆庄人大多姓陆，所以用名字称呼）。当我们告状说他家的竹篱笆明显占了我家的菜园时，爸爸说：“人家送我们一棵榆树。”上集镇买了糖果什么的也要我送给他家的孩子们吃。原因还是“人家送我们一棵榆树”。后来，凡是遇到类似情况时，我都会主动说上一句“人家送我们一棵榆树”……
最近，远在美国的表叔回忆起有年夏天在我家看到的、感动至今的事：我家一直敞开煤炉烧开水，因为总是不断地有原本为了省柴草喝生水的农民来家里喝我们准备的茶水。而烧开水的煤基（蜂窝煤）不但是限量供应的，还是爸爸用板车从18里外的平桥镇上千辛万苦地拖回来的。记得大姐抱怨爸爸让她第一次登门的男朋友一道拉煤时，爸爸生气地说：“我就该死吗？”我知道爸爸的火来自文革……
55年考入北师大的施亚美回忆说：56年，已调至南京教师进修学院任教的周老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语文教学会议”。没想到周老师还记挂着我这个已经从一中毕业的普通学生。会议结束后，特抽空赶来师大看我……临走时，又从袋中掏出十五元钱（那时她的生活费只有三元）塞在我的手中说：“你喜欢古典文学，就拿去买几本书吧！”……
85年5月16日，奶奶因心肌梗塞去世。爸爸以奶奶吴元玲的名字给淮阴妇女儿童中心捐了陆佰元，那是校点《唐音癸签》得到的稿费。后来曾给希望工程捐过三千元，却好像连正式收据都没有。再后来，电视上看到八千元可以在新疆造一个坎儿井助农，他和妈妈一次就捐了两个……
我嘛，境界低，但一看到农产品滞销的消息，总要买一些。举手之劳，求个心安。
大约是七、八年前吧，当律师的大学同学碰到困难，找我借了五万。后来才知道他找过很多同学。有同学建议联合起来打官司追讨，我却摇了摇头：“借给他的时候就没打算让他还。”以前同学聚会时他曾提供过整箱的茅台酒，这笔钱就算作是我来买单吧。”唯愿这个同学能好起来。


十一、我终于上进了
妈妈曾问整天乐呵呵的我说：“小五，你什么都像爸爸，怎么单单不求上进呢？”当时我想的是，爸爸是教授，妈妈是副教授，我做个千年老讲师也不坏啊。反正我崇尚低碳生活，花费很少：二十年前的衣服照穿不误，现在也乐于穿晓研淘汰的。食物方面也得爸爸的真传，只要有营养，粗茶淡饭我也甘之如饴……轻轻松松地多活个一、二十年，少拿的工资也差不多补回来了吧？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对同学同事朋友的善意提醒都是一笑置之。后来听说有同事很不高兴地认为我这种说法是咒别人早死——至于吗？
今天，我要特别报告一声：爸爸妈妈，我终于“上进”了。这要特别感谢同一办公室的、已作古多年的马景仑院长。感谢他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敲打我：“小周啊，你是徐老的关门弟子，你爸爸学问那么好，不应该就安心做个讲师啊。”
05年，我终于由心动进而行动了。开始编辑有关《论语义疏》的论文，写有关《诗词蒙语》的研究文章，受张乃格兄关照参与编写《徐文化研究》，撰写教学论文等等。08年春，我终于凑齐了申报副教授的材料。
申报要通过学院、大学科组和学校三大关。虽然通过学院及大学科组评审属意料之中，但学校一级的评审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文科教师往往受学科所限论文数量大大低于理科的而得票偏少。而那一年却是我的幸运之年。因为出席学校评审会的不少领导认识我：分管文科的潘校长是中文系77级的、原本就认识；作为资深科研秘书，科技处处长认可我；因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卓有成效，人事处长夸过我；而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顶头上司、分管科研的朱院长也正巧与会……帮助过我的人还有许许多多，最让我感动的还有社科处的王老师和汪老师。评审会前小汪热情洋溢地对我说：“我们这些娘家人一定要出力”——她要求其在学界大名鼎鼎的爸爸汪永进教授为我在理科评委中拉票……我成功了。爸爸妈妈你们一定感到欣慰吧?
……
我是17年3月退休的。退休前，我喜欢上的课是《古代汉语》。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会走近妈妈：我会看到妈妈清秀的面庞和娟秀的笔迹，会听到妈妈当年那“我们家三个都能考上”的响亮回答……
当然，我更喜欢上的是我编写教学大纲推出的《音韵与诗词》。上这门课，我最喜欢讲的是苏轼。而讲苏轼，我必定会提苏轼自称平生不如人的三件事——“喝酒下棋唱小曲”。我会这样联想：我爸爸也五音不全，但他会下象棋和围棋，他得过南京市教工大赛冠军。他还会喝酒，半斤八两不在话下……曾经有学生回忆看爸爸滔滔不绝讲授唐诗时感叹：有时我怀疑他分明就是一位唐代诗人。而我想到的则是，我爸爸分明就是苏轼隔空穿越的兄弟！
如今，我依旧像爸爸一样爱笑，像爸爸妈妈一样喜欢旅行。每当有人感慨特别喜欢留影的我“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的时候，我总想这样回答：“一个被父母精心呵护、在爱的阳光下笑着长大的孩子，一定丑不了。”
有人说，幸福不是拥有想要的，而是喜欢已经拥有的——我应该是幸福的。我对当红的脱口秀女主播李雪琴所谓“痛苦自己、娱乐大众”颇不以为然。一个整天苦兮兮的人怎么可能让别人高兴？曾经有老师但凡到文学院都特地来看我。理由是看到开朗的周老师自己也会开朗起来。已经留校多年的杨同学对我说过，看周老师的朋友圈也和上周老师的课一样感到快乐。——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啊。因为有人说，使别人快乐是善良，使自己快乐是修行。
我正带着爸爸妈妈的爱行走在修行的道路上。我牛年的命签是95岁，也许还要修行30年。但无论将来如何，我都会在生命终结的那一刻，带着满身酒香，高高兴兴地大声叫道：“爸爸妈妈，你们的小五来啦！”

小五 2021.清明

原载《本淳学洽 薪尽火传》

附： 小女儿的心声
先林（小女）

案头的台历已翻到二零零六年三月———妈妈离开我们已经八百多天了。时至今日，虽然顿失亲娘时的锥心之痛已转化为淡淡的哀伤，可是对妈妈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在爸爸因病离去以后，面对我们的精心照顾，妈妈常常自责没有儿女心，说是现在拖累我们这些孝顺的儿女很惭愧。那时，虽然我总是立即说上“你是我们的大树，可千万不能倒，我和小研还要靠你呢”之类的话，可心里的确认为妈妈不像爸爸儿女心重。只是在妈妈突然离去的日子里，伴随着一个个不眠之夜，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这才发现我的妈妈———我那不善言辞的妈妈的儿女心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在我生命的每一天里，妈妈的慈爱无处不在。没有妈妈的细心呵护，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妈妈：请听听小女儿的心声吧。
妈妈：若不是您把关，也许我的履历表上会出现“学历：小学肄业；职业：手工业者”之类的内容。小时候我真是个特别爱学习的孩子，曾经仅仅因为老师尚未布置暑假作业，就拒绝和爸爸、大姐他们一起去北京，错过了难得的机会。在府西街小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数一数二，即使在文革期间。在今天看来也许好笑，“下放”前夕我得“优”的作文题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写的竟是半夜三更去买菜时由“心动”到拒绝邻居“老太”让我“丫”（插）队的事。下放到陆庄后的第三天，12月1号星期一，我们“四五六”三人就兴致勃勃地一起去了学校。可是由于既听不懂同学的淮安话，又听不懂老师的外地方言，13岁的我第二天就辍学了。据说庄子上的女孩因为迟早是人家的人，所以一般只读到三年级。而我有时就与那些失学的女“伢子”为伍。那时候，傍晚守着灶台等待爸爸妈妈收工，是我一天中最难挨的时光――大概就是秦观词“杜鹃声里斜阳暮”描述的那种落寞吧。爸爸看我寂寞难过，就建议我去南京跟“山上婆婆”学学裁剪。我动心了。可就在准备行装的时候，您说了句“还是算了吧”，让我打消了学“手艺”的念头。寒假过后，由于实在是寂寞难奈，在小六的鼓动下，我才又回到了课堂。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庆幸：如果不是您把关反对，如今的我能否跻身服装设计行业说不准，但南师大的讲堂上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却是毋庸置疑的。
妈妈：若不是您细心呵护，也许我会一蹶不振，丧失自信。能够自由订阅《参考消息》是爸爸下放以后感到很高兴的一件事。我也常看《参考消息》，但注意力往往仅在第四版的花边新闻上。有一次，小民和小六谈起各国首都所在地。由于我一问三不知，引得他俩阵阵哄笑。您马上解围说：“她在学校成绩总是最好的，你们别笑她。”后来我根据《新华字典》的附录，背熟了各国首都所在地———有许多至今也不曾遗忘。记得当年我在家里得意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用四张牌计算二十四点。我和小民有一拼，但最终我略胜一筹。妈妈，您可知道，您轻轻的一句话，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呀！
妈妈：若不是您给我们“打气”，也许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不会成为我们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那么，我可能仍在淮安当工人，这会儿也许正在谋求再就业的门路呢。当初，连高中都没有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子女的位置。就因为升高中必须贫下中农推荐，小民初中毕业后只能当农民。原以为第二年毕业的我也难逃此劫，可幸运的是碰上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正是沾了这后来很快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政策之光，我才得以考入爸爸妈妈已经任教的平桥中学。那时，学校教育几乎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因此，虽然高中期间我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但实际上除了一如既往地读了些喜欢的文学作品之外，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75年我高中毕业，成了待业青年。直到第二年底，根据新政策我才被照顾进了淮安县织袜厂。当个自食其力的工人是当年大多数知识青年的理想，我也不例外，每天在织袜机前忙得不亦乐乎。
77年秋，当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考不上。可您却用无比肯定的语气对我说：“不要紧，你们差，别人比你们更差。”您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是的，我们有知识渊博的爸爸，有循循善诱的妈妈，怎么可能比别人差呢？！此后，在织袜厂的简易宿舍里，我几乎每天都是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就寝。八小时工作以外就是读书、背书。工友笑我连梦话都是数学公式。可由于数学差，77年“首战”就因未能通过只考语文和数学的初试而“败北”。不过，正是通过那次考试，我“有底”了，有信心了。78年高考前夕，您告诉我，有个同学家长关心地说“你们家三个要是考上一个就好了”，可您却在心里回答“我们家三个都能考上”。妈妈，您知道么？您这一句话对我是多大的激励啊！由于取消了初试，虽然数学仅得了37分，我还是以370的总分考上了。那一年，务农的小民、做工的我和刚从部队复员的小六一起榜上有名，真可谓工农兵全面开花。这着实让爸爸妈妈开心了很久。因为一心想回南京，为保险起见，政治得了89分的我第一志愿填了并不感兴趣的南师政教系，由此在求学的道路上走了一点弯路。
妈妈：如果没有您及时的指点，也许我今天仍然还在“左右为难”。82年大学毕业时，按照当时徐、淮、盐、连等苏北落后地区毕业生“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分配原则，我回到了淮阴。起先在清江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后来清江市撤销，我又到现在已并入淮阴师院的淮阴教育学院教党史。虽说是当了高校教师，可这个工作常常让我大“伤脑筋”，因为那个时候的党史正像胡适所说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84年秋，当得知恩师徐复招收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时，您立即说您可以帮我学习《古代汉语》，爸爸可以教我《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等，要我抓住机遇。于是，我的作息表又一次定为四点半起身，十点就寝。寒冬腊月，为方便读书，我就睡在书房里用一把椅子和两张单人沙发拼成的床上。记得01年过春节时爸爸还提起老话：接到嫂子小高从南京发来的“民林皆中”的四字电报时，小民竟然拍着大腿一迭声地说“要死！要死！”同时，爸爸妈妈依然记得我那次《语言学概论》得了93分，夸说“一本书都让你背下来了”！亲爱的妈妈：如果没有您的指引与指导，我能考上研究生么？
妈妈：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没有您和爸爸在学问上做我的坚强后盾，我今天就不可能自信地站在大学的讲堂上。97年我从日本回到了南师大。当听说安排我首先开古代汉语课时，您和爸爸都为我高兴。我去淮阴时，您搬出了所有的备课笔记，还特地将小篆中特别难解的字指给我看。妈妈：您在淮阴师专讲授的是古代汉语，爸爸最得意的是古典诗词，而我常年给古文献专业讲授的必修课就是古代汉语和音韵与诗词。如今，每当走上讲堂，我都会想起你们；而想起你们我就会提醒自己：要把课上好，不能愧对你们。直到今天，我还会常常翻看您留下的笔记。因为看到您娟秀的笔迹，我就仿佛又看到了您文雅的面容，仿佛又听到了您亲切的话语。
……
妈妈：回忆自己成长的点点滴滴，您对我的帮助数不胜数。而最让我感激不尽的则是您着力帮我消除自卑心理，着意帮我树立自信。您是个谦虚到几乎不自信的人，可却特别注意培养我的自信心。小时候，我们四姐妹中，大姐二姐很漂亮，而我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丑小鸭，自卑得很。文革前，作为大科学家的外公固然让我羡慕，可实际上我更喜欢做过教师的外婆。在家里珍藏的照片里，六十岁的外婆散发出的那种端庄大方的气质风度，特别令我神往。而您总会在我看照片时看似不经意地说上一句“小五你最像婆婆”。“我像婆婆？”“我能像婆婆？”妈妈：您知道么？就为了您这句话，为了能“像婆婆”，我曾特别喜爱读书――因为我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林肯曾说，一个人要为自己四十岁以后的相貌负责。在您的有意栽培下，我想，如今年届“知天命”的我也许有几分“像婆婆”了，也许可以为自己的相貌负责了。妈妈：谢谢您！
妈妈：我还要告诉您的是，您精心培育的自信心正在我的女儿小研的身上发扬光大。如您所知，中学时代，她的日语就始终是最好的。高三时参加“一级日语能力”考试就得了全国第二。2003年9月她是信心十足地走进南京大学日语系的。进校后，她学习依然认真细致，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也正是凭着一年级的优秀成绩，二年级时她获得了最高等级的奖学金———江苏省政府奖学金。同样，凭借二年级的学习成绩，她又获得了人民奖学金。尤其令我高兴的是，还是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去年她终于争取到了三年级被公派去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的机会———这可是1997年小学毕业的小研归国前夕我们娘儿俩许下的共同心愿哪。眼下，她正住在名古屋市天白区小民的新家里，享受着忙碌而快乐的留学生活。有趣的是，小研留学伊始参加校方的摸底考试时，“高级日语特别课程”竟得了满分。以至于那任课老师对小研说：“我的课你完全没有必要选修”———小研的实力连日本专家都要刮目相看呢！亲爱的妈妈，您听了也会分外地高兴吧。
　　妈妈：千言万语说不尽我对您的思念、道不完我对您的感激。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是：您与爸爸有着相同的儿女心，您与爸爸一样对我们恩重如山！妈妈、亲爱的妈妈：您听到了吗？您听到小女儿的心声了吗？

2006年春分记于随园

原载于《我们的父亲母亲--周本淳钱煦追思录》

1957年的全家福。奶奶抱着的就是本文作者小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