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之外：我们低估了公有化制度对中国发展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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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之外：我们低估了公有化制度对中国发展的正面作用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区别的根本点，就在于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一切“向钱看”；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全民共有，拒绝剥削和两极分化，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建国七十年有余。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不明所以或别有用心者，或明或暗地质疑公有化制度的历史作用，鼓吹西方私有制的“自由民主”。

稍微回溯历史，剖析现实就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虽然还不完美。但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换言之，我们低估了公有化制度对中国发展的正面作用。

一、“经济层面”——公有化制度夯实了当代中国经济腾飞的根基

建国之后，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审时度势，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考虑中国现实，为我们确立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方针：国家制定和执行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计划。

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搞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独立自主，建立和完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自力更生为主，借助外力为辅。

后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系列经济路线，是卓有成效的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总方针，适合中国国情。

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力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的早期，曾经得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支持和援助，但基本上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夺取政权之后，新中国的领导层之中自然就充盈着风清气正的自力更生作风精神。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与苏联修正主义者关系破裂之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方针，依靠我们的力量勒紧裤腰带，以战天斗地的精神努力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而独立自主搞工业化的前提，就是高度集中的工业化体制——旧时代的中国军阀混战，积贫积弱，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因此，要在不依靠外援，不掠夺他国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就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协同攻关，共克时艰。

在工业领域，按照这一套建设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驱们，听从党的号召，人民的呼唤，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在一片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创造了人间奇迹，谱写了英雄赞歌！

自此，中国成了世界上少有的，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建设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甚至在那个及其艰苦的年代，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许多高端版科技领域，我国还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民族精神由此振奋！

从1952年到1977年，虽然历经挫折险阻，我们的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6%以上的增长率，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起始阶段，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以重工业为核心的。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工业革命”，是先辈们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舍小我为大我”，手刨肩抗换来的。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才有了世界上最高效的机械设施，最先进的铁路、公路、隧道、桥梁基建能力，最强大的钢铁生产能力。

我们才有能力和财力、信心，在全世界铺陈“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炎黄子孙也因此扬眉吐气，屹立神州！

在农业领域，我党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彻底拔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这一导致农民受剥削压迫的祸根。被组织起来的农民们拥有了空前的信任和组织能力，他们携手并肩，战天斗地，大量规模地兴修水利，完善农业基建，为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我们充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历史意义，但该制度的作用仅限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没有集体经济时代的深厚设施和组织基础，农民填饱肚子依旧是一种奢望。

不仅如此，农民们通过集体经济的运作，学会了自己创办企业工厂。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这些企业的前身就是集体化运动时期的公有制社队企业和街道工厂。

这些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市场基础和储蓄资本基础。他们带来的巨大内需，拉动了中国铁路、公路、通讯、基建等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扬帆远航。

我们毋庸讳言，建国后初期推行的一系列公有化运动，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的确存在急于求成，贪多冒进的过头行为。

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演变成了“一大二公”和“全盘公有化”。但我党在经济建设中不断发现问题，探索新路径，及时有效地纠正了这些偏激不合适的做法和思想，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部署，获得了经济的高度增长。

时至今日，物是人非——我们从工业薄弱，连火柴、蜡烛都要用“洋蜡”、“洋火”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工厂”从落后的，不能温饱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

我们战胜了贫困落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人间奇迹，这一切成就，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

二、“政治层面”——公有化制度是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保障

社会主义思潮最早源于欧洲，于近代通过俄国传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数百年间，各国学者和政治家对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进行了多维解读，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人民民主，而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

自古至今，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超越阶级的“普适民主”——古希腊的直接民主，是拥有财产的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有民主”是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也一定是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的民主。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任何私人和小的利益集团，不得以任何形式掌握关系国家生存发展命脉的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一切就是人民大众的，民主自然而然就可以在多数人民当中生根发芽。

反之，如果为了所谓的“社会效率”，任由私人集团掌控国家重要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就只会是“寡头民主”，广大人民的利益就会湮没在寡头的淫威之下。比如，我国的能源、电力、交通等核心资源，都是由大型央企经营，国家直接管控。

因此，在美日韩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财阀干政，大资本家垄断政治，俘获国家政权等问题，在中国就不会出现。

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通常把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视为中华国家文明的开端。自此之后，“禹传启，家天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整个国家都成了帝王的“私有产品”，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之后，帝王直接掌控者对臣民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中国只有一些虚无缥缈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民本思想”，而无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直到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铲除了私有制度的祸根，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伟大国家，跳出了历史的治乱循环“兴亡周期率”，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天下为公”。

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小平同志虽然积极鼓励非公有制发展，让创造社会的源泉充分涌流，但他依然把公有制为主体看成是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大规模涌现，小平同志不失时机地强调：“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总之，在小平同志看来，无论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发展，都不能影响和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中国绝不能走“全盘西化”，抛弃公有制的邪路。否则，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会被少数人窃取，就会背离人民的利益，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路线，最终走向衰亡。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美国纠集了一大批所谓的“民主国家”，搞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民主峰会”，无耻下流地把自己包装成“民主灯塔国家”。

但事实上，私有制泛滥导致的，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问题已经将美国社会严重撕裂，所谓的“美国民主”，徒增笑耳，只有实行公有制，才能实现民主。

人民民主是共产党人恒久不变的初心使命，捍卫人民民主的关键，就在于毫不动摇地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言蔽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在挖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墙脚”，就是与绝大多数人民为敌，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三、“社会层面”——公有化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治本之策

在中国，维护和实行公有制的主体，就是公有制企业，其中又以大规模央企为代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公开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大型央企共有97家，这些企业就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支柱。

从本质上看，这些央企有两重身份：其一，他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主体，必须要积极承担国家经济建设职能，积极盈利，为国家创造收入；其二，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重要主体，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如果二者发生了冲突，经济职能必须让位于社会职能。比如在我们国家的脱贫攻坚战中，广大央企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某巴”、“某讯”等巨头企业的经济体量或许大于央企，但其归本到底是私人牟利的工具。

要不计成本，不算收益，长年累月的投入资金成本帮扶弱势群体，只能依靠全民公有的央企。

近年来，广大央企勇于担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资金筹措，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等方面共同发力，付出了巨大代价，为我国的减贫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截止到2021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和广大央企已经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千亿元以上，其中无偿帮扶资金超过500亿，充分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有制原则。

中央企业累计派出扶贫干部3.7万余人。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基金扶贫、消费扶贫、基础设施扶贫等多样化的扶贫项目工程，国资委定点帮扶的1.2万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实现了高标准脱贫。

通过“造血式”扶贫，央企在贫困地位累计援助建设5万多个扶贫项目，带动了200多亿的产业投资，投入了54亿元的教育资金，援建了2400所学校，资助了110多万名贫困学生，改变了成千上万家庭的命运。

而这份沉甸甸的“战绩”背后，也有着惨痛的代价。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12家中央企业19位扶贫干部，为扶贫工作奉献了生命，他们中年长的57岁，最小的年仅37岁。

他们的不朽功绩镌刻在了国家和人民的记忆中。这就是公有制企业，以人民为本，以社会效益为本，以共同富裕为本精神的生动诠释！

四、结束语

数十年前，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精英，在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固有弊病之后，以高瞻远瞩之智慧，气吞山河之气魄，在全中国建立了公有化制度。

自此改天换地，中华民族强势复兴的精魂和根基就此奠定。时光荏苒，岁月变迁，“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政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根本制度、旷世功勋，与天壤同久，与江山永垂。

无论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还是人民社会生活而言，公有化制度对中国发展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不容置疑，这是历史的规律，更是人民的选择。

五、参考文献

[1]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2]余金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典阐释、改革探索与逻辑展望》，载于《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9期。

[3]杨文进：《建立“民有、民用、民享”为核心的新兴社会主义公有制——再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内容》，载于《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版。

[4]韩平、吴怀友：《不忘初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兼论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贡献》，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2期。

[5]李济广：《公有制的阐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研究任务及内容体系》，载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