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真实，——读卢梭《忏悔录》

鸽子流

　　二百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以巨大的勇气撰写了他的个人自传体《忏悔录》。

在这部煌煌60万字的巨著里，卢梭以冷峻的视角，将自己卑鄙丑陋一面毫不掩饰地“公之于众”，并以沉重而虔诚的心情向世人深深忏悔。他特立独行、大异其趣的文字，成为彼时法国盛行淫靡之风的一股清流，成就了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

大凡古今中外，名人自传体作品如恒河沙数之多，但真正有文学价值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更是风毛麟角。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撰写者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地位，而是长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

《忏悔录》里，卢梭的坦率和真诚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保存的一种不可遮避的真实性。在这个真实性稀缺的世界顽强地一再显示出某种局部的真相，让我们清醒没有完全被围入黑镜中。

诚如《忏悔录》开篇所言：“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前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卢梭坦陈在他的《忏悔录》里，“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忠厚善良和道德高尚。”

整部《忏悔录》里，卢梭采用夹叙夹议方式，亳不隐瞒、赤裸裸地将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全部公之于众：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甚至偷窃别人的财物。

卢梭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这也构成了卢梭哲学里最重要的思想核心：人无完人。这既是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认识这一点并不困难，但要公开承认自已也是“有可憎的缺点”，特别是敢于把这种“可憎的缺点”披露出来，却需要绝大的勇气。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复杂个人，这个自我形象的复杂性就是《忏悔录》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忏悔录》另具一种价值的原因，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它写出了惊人的人性的真实，也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

自不待言，自传体绝非简单的记人叙事，而是透过所处的时代背景，推已及人，深刻揭示人性的本源。

卢梭是一位平民思想家，因此，《忏悔录》里，卢梭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他把平民家庭中那亲切宁静的柔情描写的异常动人，使它在那冰冷无情的社会大海的背景下，像是一个始终在召唤他的温情之岛，他们在恶浊的社会环境里发散出的清新气息。同时，又以不加掩饰的厌恶和鄙视，追述了他所遇见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中“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道德沦丧、性情刁钻、伪善阴险。

卢梭深信，在自己“布衣”之下，远比“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更有“灵魂”和“力量”。

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权社会充斥着一片淫靡之风，卢梭与那种寡廉鲜耻、耽于肉欲的享乐生活划清了界限。他不爱慕荣华富贵，不追求显赫闻达，即使在他成名之后，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在关健时刻、在重大问题上，却难能可贵地表现出高尚的节操。国王要接见并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去接受。

但是，卢梭的这些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像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漫长坎坷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到了晚年，却落下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他的《爰弥儿》出版后，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埃，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待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

《忏悔录》前六章第一次公之于世是1781年。后六章是1788年，这时，卢梭已经不再人间。几年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巴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将一个遗体移葬在伟人公墓。这就是《忏悔录》里的那个我。这个“我”在写这部自传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获得这样巨大的哀荣。

他不并想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伟人，但他却成了真正的历史伟人。他的自传也因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传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长久地为后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