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洪燕峰

第一篇 我住过的西经路2号院 我小时候住在南城天桥附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老北京南城是穷人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天桥一带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老舍的一部“龙须沟”把天桥一带人土风情描写的淋漓尽致。日伪时期，日本人在先农坛“庆成宫”附近修建了一批平房用于医学研究，其中包括动物房、实验室、研究室和他们的研究人员的住房。解放以后，我国开始在此基础上建设我国的医学研究的科研机构，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就成为我们医学科研人员的住房，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里。由于房子的外墙都是用红砖砌的，我们俗称“红房子”。
随着我国医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相关专业的海外学子、专家教授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红房子”的接纳能力已经捉襟见肘了，迫切需要盖一批住房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这里包括研究单位的学部委员、一级教授也挤在“红房子”里。我的父亲洪引是当时研究所主要领导，于是打报告给医科院要求为这些高级专家盖住宅。父亲最初想法是仿照东单协和专家小楼的设计，在南纬路2号院内盖一片卫生专家宿舍小楼，不过最终遭到了卫生部的否定，但是解决专家住房问题还是肯定的并批了经费。
有了经费还需要经过国家建委批复才能盖房，建委以“设计图纸等技术原因”未能批复。父亲没辙了，情急之下找到了单位援华苏联专家帮忙。苏联专家住在我们家后边平房里，家里有一个和我一样大小的苏联小姑娘。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院里的孩子都不理她。她出来玩总是抱着一只猫，这是一只从苏联带来的猫，长得怪里怪气，像一头狮子。我当时也养了一只猫，黄猫带有黑色条纹像一只老虎。究竟是狮子猫厉害还是老虎猫厉害这是我和苏联小姑娘经常用肢体语言争论不休的问题，看来还是狮子猫厉害，她父亲找到了在建设部援华苏联专家，没费多大事问题就解决了。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西经路2号院很快就建成了，专家们陆续入住。西经路2号院是三面楼房一面围墙闭合式苏式建筑，可以容纳24户入住。西南角有一个锅炉房，冬季给住户供暖，每个星期六6点到8点烧热水供住户洗澡。挨着锅炉房靠西墙根有一个平房作为传达室，内设一部电话供专家们使用。院子从大门到各个单元门口有水泥路相连，其余的地方为裸露的土地。
梁晓天教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正值年轻，试图把西经路大院建设成西方洋楼花园，自告奋勇担当起“园长”工作。他带领大家平整土地、除草，然后种上各种花草树木。
在梁教授的带领下，一个酷似西方欧美洲小花园诞生了。周边绿草如茵，花坛坐落在院落中间。一到夏季百花争艳，丁香花的香气、槐树花的香气此起彼伏，沁人脾胃。院里的石榴树、樱桃树果实累累。从树影婆娑之间望去，三层楼房若隐若现，似乎置身于国外的花园洋房之中。
这些美景都是梁教授带领我们院里这帮半大孩子义务劳动的成果。那时候一到星期六梁教授以“园长”的身份就在院里招呼，星期天一家出一个人在院里和他一起义务劳动。真烦死他了，就那么一点玩的时间还得跟他一起干活，而且梁教授干活像他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看到我们哪儿干的不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还红领巾那，工作那么不认真。”嘿，真把我们当他的工作人员了，我们背后都叫他“梁事妈”。梁教授有一个女儿，很小，如果她在院里玩，我们没事就做鬼脸逗哭她，报复梁教授。
60年代初期，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不够吃。梁教授不能再让大家陪他种花养草义务劳动了，他把以前种的花草树木全毁了。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他把花园改成菜园子了，一家分了一块地。从此，西经路大院的城市花园、楼房呈现出一片农村田野风光。那时候西经路尚属城乡结合部，农民经常挑着担子到院里卖各种秧苗西红柿、黄瓜、豆角、辣椒......还有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小鸭。
梁教授不再督促我们义务劳动了，我们有事没事就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跑，除草、施肥、浇水，喂鸡。开始什么也不会干，跟着大人学，慢慢就全会干了。看来“三自一包”作用不小，活再苦再累没有人抱怨。我们这帮孩子在实践中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感觉到农民一年四季真是不容易。

下棋
我家楼下住在周葆珍教授，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硕士，建国初期回国。他的大儿子和我同岁，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住着，我们自然就成了好朋友。由于他小时候长的壮实，院里的孩子给他起外号叫“胖子”（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瘦）。我小时候不懂事，去周教授家从来不敲门，推门就进，一直到胖子的住房。胖子一人住一个房间，住房兼餐厅。
那时候有2件事让我对周教授家羡慕不已，（1）有时候我找胖子玩正赶上他们全家吃饭，我坐在胖子的床边等候，看着他们全家坐在一个四方桌（胖子有2个姐姐一个弟弟）吃饭，5-6个菜，全家吃得津津有味，其乐融融，真有家的味道。不像我们家，姐姐住校，母亲在单位吃，我中午到父亲单位食堂吃，晚上把中午剩的一热，在厨房就对付了。（2）在吃饭时，孩子们提出一些数理化不懂的问题，周教授都能给他们一一解答，而且一板一眼的从根上推导，听着让我受益匪浅。
一次中秋节，晚饭周教授喝了一点葡萄酒。饭后照例大姐洗碗，二姐收拾，胖子看着父亲高兴趁机提议：“爸，来盘象棋？”周教授斜了胖子一眼说：“就你那两下子，不下。”“我跟虎子我们俩下你一个人，如果输了，输你一块钱。”胖子急赤白脸的说。
我了解胖子，兜里一分钱也没有，输了准耍赖。说着胖子就把棋盘打开，棋子摆好。也不管周教授乐意还是不乐意，接着又说，“爸，你是大人，得让我们点子”。事已至此，就当过节配孩子玩玩吧，周教授半推半就坐下了并大度的说:“那就让你们一个车吧。”“那哪行？让车、马、炮。”胖子不由分说就把周教授棋盘上车、马、炮一并拿下去，攥在手里。“你......这不是强盗吗”周教授有点不高兴了。
“虎子你上。”我知道别看周教授让了车、马、炮，我这两下子也不是周教授的对手，别自讨没趣。胖子看我不动地方，又说“你怕什么，有我给你支招呢。”胖子的臭棋我是领教过的，听他的招只能输的更快。“输了算我的还不行。”胖子真急了，不由分说把我推到椅子上。
不出所料，棋局从开始的优势逐渐持平，然后变为劣势。周教授时不常的设一个小圈套，把我们子力掠杀了。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胖子使出了杀手锏-悔棋。周教授不高兴的说：“一个下棋，一个悔棋，你们俩到底谁下？”胖子蛮横的说：“虎子下，我支招。输了算我的，我不能眼看着他走臭棋。”尽管如此，输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胖子悔棋开始变本加厉，悔棋也不是只悔一步棋，而是三步、四步的悔。周教授终于按捺不住了，把棋盘一推，站起来要走。
这时，胖子也站了起来，双手一拦说：“爸，就这么走了？”周教授以为胖子还想下完这盘棋，于是告诫道：“下棋输赢不是主要的，要养成好的棋风，再下可不准悔棋了。”胖子笑了笑说:“爸，下不下是您自由，可是棋还没下完您就走，就等于您认输了，掏一块钱吧，您内”。周教授终于知道了胖子下棋的目的，怒不可遏，“你......你简直岂有此理。”胖子拉着他父亲的衣角央求道：“爸，您是大人，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呀。”
周教授磨不过胖子，扔下一块钱走了。周教授前脚走，后脚胖子拉起我，连拉带推到了他家门口。“赶紧回家，”说着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一会我妈知道了非得把这一块钱要回去不可，明天下午放学永安路商场见。”胖子妈妈不像周教授对胖子那么温文尔雅，气在火头上，抄家伙就搂头盖脸。
如约而至，第二天放学以后，我们在永安路商场大门口见了面。永安路商场当时在我们住地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包括永安路百货商场和永安路副食品商店。尽管在“困难时期”，商店里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一片繁荣景象。如果要想买这里的商品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副食本、各种票证，这里商品大多是凭票、证限量供应的。不过，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最近开了一个议价柜台，不要票、证，但是价格不菲。
我和胖子一进门就被柜台上一把洋瓷壶吸引了，瓷壶嘴冒着热气，一股浓郁的奶香四溢，让人魂不守舍。热牛奶，久违了。进入“困难时期”以来，牛奶开始限制供应，70以上老人和三岁以下儿童可以订一磅牛奶。西经路院属于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大院，受到国家政策照顾，每家每户可以订一磅牛奶。我父亲认为我们家虽然也住在这个大院里，但是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范畴，因此不能享受这个照顾，不让订（瞧，那时候人就这么耿直）。
胖子家订了一磅，胖子有一个弟弟，小时候长得瘦弱，显得头大，我们给他起外号“大头”。自然这磅牛奶是周教授和胖子弟弟的了，没胖子什么事。胖子的事就是每天到传达室取牛奶，送牛奶空瓶。特别到了夏天，忘记取奶，牛奶就坏了。忘记把空瓶送回去，第二天人家就不给你送奶了。由于贪玩，胖子有时忘了，没少挨骂。为此，胖子颇有微词，“喝奶没我，挨骂有我。”
报复性消费是一定的了，“两杯牛奶”胖子说完把钱递了上去。售货员满腹狐疑的看着我们，一边倒牛奶一边还不放心的说：“这可1毛5一杯呀”。看着我们递上的钱似乎更不放心了，我们和这里的大多数售货员都是半熟脸，平常到这儿总是买2分钱醋、5分钱酱油的主儿，而且手里拿的基本上都是硬币，今天竟然拿了一块钱纸币消费，越来越觉得我们的钱不是好来的。
胖子一边喝着牛奶一边在琢磨下一个购买商品，看着售货员的眼神，我心里极为不舒服，售货员那犀利的目光没事也能给你看犯了事，品尝牛奶美味愉悦心情荡然皆无。喝完奶，我不管胖子愿意还是不愿意把他拉出了商店。出了商店，胖子露出鄙夷的目光，“瞅你那怂样，有钱都不敢花。”“不是，我想带你吃肉肠去”我连忙解释道。“得了吧，没有肉票到哪里吃肉肠?”胖子不相信。“跟我走吧”不由分说我拉着胖子离开了永安路商场到了街南口把角的小酒馆。
还没有进小酒馆，在外边就闻到了酒香，真是“隔墙三家醉，开坛十里香”。小酒馆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小，内设2个简易桌子和长条凳子，柜子上有2个酒缸。这儿不卖整瓶酒，一个坛子是高档白酒，1毛5一两，基本无人问津。另一个坛子白酒是7分一两，这是大众消费型白酒。柜台另一边有一个小玻璃柜台，里边有几样下酒菜，分为2个档次。低档的是一小盘花生米或是拍黄瓜，5分钱一盘，高档的是一个鸭头或是一截粉肠，1毛钱一盘。
到这里喝酒的基本都是蹬三轮的、拉排子车的体力工人，他们穿着打着补丁的坎肩，有的光着膀子，肩膀头上搭着一块擦汗毛巾。喝酒，他们都是自带酒杯，一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车子停在门口，进门高喝一声：“2两”。那声音回肠荡气，发自肺腑，仿佛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酒友们回头张望，相互寒暄。尽管几分钱的下酒菜，他们也不舍得花，干喝。本来嘛，喝的是酒香，不过有时候他们也自带下酒菜，几瓣蒜、或咸菜疙瘩什么的。
我和胖子到这里来主要是吃粉肠。那时候的粉肠是名副其实的，没有肉，用淀粉、猪油及各种香料灌制而成，但是吃到嘴里却和吃肉的感觉是一样的，让人回味无穷。我和胖子一人端着一盘粉肠一边贪婪吃着一边还吧嗒嘴，猛然间看到了酒友们不友好的目光。是呀，他们的酒桌上只有几瓣大蒜、几片咸菜下酒，这两个毛孩子竟然吃粉肠，跑这来炫富。这巨大的反差，我们不敢再吧嗒嘴了，悄悄吃完粉肠，溜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水平低，大多数人都比较朴实，看不起所谓“有钱人炫富”，偶尔疯狂一下，还真得搂着点。

打牌
汪德晋，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中央卫生研究院卫生工程系主任，住在周教授对门。汪教授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稀疏但是老先生打扮却一丝不苟。上身穿花格衬衫，下身背带裤，脚上黑皮鞋，神气十足。汪教授有2个姑娘，在上大学，汪教授家由于没有和我们同龄的孩子，尽管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住着也没有什么交往，偶尔在院里遇到只是礼节性问候。
一天，我和胖子在单元门口小花坛边打扑克，汪教授恰巧路过。当时，我和胖子都有一个毛病，学习上马马虎虎但是打牌却十分叫真，至于怎么出牌，出牌顺序，我们俩经常争论不休。汪教授看我们俩为出一张牌争的脸红脖子粗的不禁停下脚步问道：“小朋友，玩什么牌呢？”胖子头没抬的说“争上游”。“会玩桥牌吗？”他又问道。“不会”我和胖子一起答道。“我教你们吧。”也许汪教授看到我和胖子玩牌那个认真劲觉得“孺子可教也”不由分说把我和胖子拉到他家。
虽然汪教授家和胖子家住对门，可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去过他家。他家一进门就是客厅，客厅放着一架钢琴，还有电视机、沙发，特别是紫红色的地板打着蜡，油光瓦亮能把人影照出来。我和胖子自惭形秽，不敢进屋。倒是汪教授十分热情，把我们拉进了屋子，然后搬茶几，拿牌一通忙活。
汪教授教我们打桥牌确实认真负责，一板一眼。他教我们“意大利叫牌法”，讲授时还穿插着英语，玩牌时不许喧哗、不许说话，连叫牌也要用笔写，叫牌用英语字母大写第一个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注明。汪教授打牌很绅士，打牌时给自己倒上一杯洋酒，嘴里还叼着雪茄烟。他抽雪茄烟很少吸进去，而是抽到嘴里就吐出来，满屋子雪茄烟味香飘四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我和胖子拿出来特供专家的“高级点心高级糖”。这种过年、过节才能看到的东西，在这里可以恣意享用，当时真让人回味无穷。
和汪教授打牌，东西可以随便吃但是得守汪教授的规矩，洗牌、发牌、计分由汪教授负责，每次1000分一局，绝不多玩。桥牌是四人游戏，我们是三人，有一个空家，叫牌时每人可以看空家4张牌。一旦叫成局或成为庄家，这副牌必须转给汪教授，由他来坐庄、主打。总是拿好牌，汪教授打的顺风顺水，春风得意，脸上荡漾的笑意，仿佛给他又带回几十年前的回忆，想必那时候他和他的牌友对局时，抽着雪茄，喝着洋酒，渡过一个又一个惬意的时光。
对此胖子颇为不满，不止一次的说：“汪伯伯，我们为什么不能坐庄打一次呢？”汪教授总是煞有介事的说：“小朋友学习打桥牌，如何叫牌是主要的，这是基础。牌叫好了，牌自然就会打了。”等汪教授过足了瘾，我们就该回家了。我曾经劝过胖子，我们都是为了不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汪教授为了过桥牌瘾，咱们不是为了吃汪教授的“高级点心高级糖”吗，其他的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胖子说：“他总是拿着好牌打，没一会就到1000分了，他过瘾了，咱们还没有吃过瘾呢。”于是，胖子开始和我动开了歪脑筋。
后来再去汪教授家打牌，我和胖子开始玩坏了。叫牌时往高了叫，反正也不让我们坐庄，让汪教授宕牌。胖子心更黑，每当此时还怕汪教授宕的少，还要叫加倍。汪教授确实是一个高明的牌手，面对我们设下的陷阱从容不迫，冥思苦想之后总能想一些办法减少损失，有时还能化险为夷，险中取胜。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我和胖子就不再到汪教授家玩桥牌了。
闯祸
陈学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学博士生导师。陈教授是西经路2号院最长寿的老专家，今年100多岁了，无愧于营养学泰斗的称号。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最后一个搬进西经路2号院的。陈教授搬来的时候，我和胖子正在院里抓蛐蛐。
那时候西经路2号院刚刚建成，院内到处杂草丛生，还没有清理完的建筑垃圾堆积在各个角落。当时抓蛐蛐就是为了斗着玩，那时候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更没有视频游戏，我们唯一的玩具就是和大自然同歌共舞，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和大自然的游戏也对孩子的智育开发有着极大的帮助。
入秋以后，皓月当空，星光灿烂，秋虫呢哝，我和胖子要在院子里听“秋虫交响曲”。因为蛐蛐的种类很多，并不是任何一种蛐蛐都可以斗着玩的。我们要用心的听，从声音辨别蛐蛐的种类，从声音辨别蛐蛐的所在的位置，从声音辨别蛐蛐的是否强壮善斗。信息收集完成以后不能马上动手，记住蛐蛐在的大概位置，等到白天抓捕，因为好蛐蛐一般不藏在草稞里而是在砖头瓦砾之中。晚上翻动砖头瓦砾有时会遭到蛇、蝎子的攻击，毕竟西经路2号院就坐落在当时的荒郊野外。其次晚上光线不好，在抓蛐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损坏他的肢体，就是所谓蛐蛐不是“全须全尾”了。抓住这种蛐蛐即失去了观赏性也失去了战斗力，这是得不偿失的。
正当我和胖子按着昨天晚上标注好位置抓蛐蛐时，陈教授坐着一辆三轮车，后面还跟着一辆排子车进了院子。一看就是新搬来的住户，因为排子车上拉着不少生活用具，特别是排子车上还装着石膏像、油画、磁器之类的艺术品。我和胖子不再抓蛐蛐了，被这五光十色、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过去了。看了一会儿也看不出所以然，于是兴致索然。不过对于排子车拉东西还是第一次见，我不解的问道“胖子，这排子车是拉着走呀还是推着走？”胖子想了一会说：“不可能推着走，应该拉着走，这样肩膀能使上劲。”
我接着说：“不可能拉着走，排子车进院的时候，我看见师傅是推进来的。”胖子嘲笑我道：“甭犯傻，肯定你推不动，不信你照量照量。”我傻劲一上来，学着师傅的样子，挎着拉带，双手握住辕把，试着推了一下。排子车纹丝没动，胖子嬉皮笑脸的冲我做鬼脸，看着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赶紧找辙：“这车肯定是推的，只不过车太重，我推不动。你拉一下试试，同样也拉不动。”
胖子傲慢的走了过来，挎着拉带，双手握住辕把，向前拉去。真不含糊，车子竟然被他拉动了。车子动了几步之后，被一个小石头子垫了一下，整个排子车“打了天秤”。胖子一下被吊起一人多高，排子车尾部重重的碰到了地面，发出了磁器碰碎的巨响。胖子被吊在半空中子哇乱叫，我一时也惊呆了，不知所措。关键时刻还是胖子老道，他双手一松，从一人多高的空中掉了下来，摔了一个屁股蹲，然后爬起来就跑。他边跑边回头告诫我“别傻愣着了，还不赶紧跑。”
闯了这么大祸，我早就吓得六神无主，腿是一步也迈不开了，呆呆的站在那一动不动。等稍微缓过神来刚想动，一只大手抓住我后脖领子，高声喝道：“小兔崽子闯了这么大祸还想跑？”情急之下我不由自主的“出卖了朋友”，我喊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胖子。”“什么胖子瘦子的，我看你就不瘦，就是你。”工人师傅不由分说就把我揪到陈教授跟前。
陈教授听到响声马上就跑下来，但是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地鸡毛。尽管工人师傅把我带过来，他没有看我一眼，他眼睛一直盯着车上摔碎的器物。拿拿这个，摆弄摆弄那个，似乎在想着破镜重圆。工人师傅说：“先生，人我可给你拿来了，其他的可不关我事儿。”陈教授还在惋惜的看着这堆破烂，并没有抬头说：“人拿来了有什么用，这些东西再也搞不到了。放了他吧，何况还是一个孩子。”
这件事发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会“踩雷”上，因为陈教授和我们一个院住着又和我父亲一个工作单位，这要是传到他耳朵里，闯这么大祸，不打死也得扒一层皮，幸好陈教授对此事只字未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很对不起陈教授，那一车东西姑且不论是不是古董，就说是艺术品搁到现在也是价值连城的。
后记
60年代末期我离开了西经路2号院到东北当兵去了。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北京，领导给了我2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几年没有回来院子变化很大，我几乎认不得了。
大门的红色木头门换成了绿色铁门，门上有的地方油漆已经脱落，到处锈迹斑斑。院里，我们当初种的花草树木已经不见踪影，水泥花坛也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搭乱建的平房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草。院内悄无声息，失去了昔日大人、孩子的欢歌笑语。整个大院像一个无人居住的城堡，秋风萧瑟，满目荒凉。
在楼房和私搭乱建平房之间的荒芜的空地上，长满了乱草，在秋风中随风摇曳。在这乱草丛中，我还看到了一支月季花，这可能是人们在拔除他们的时候，花种不经意撒落在这里，随即就被人遗忘了。尽管无人照料，花开的仍然绚丽多彩，无形中为西经路2号院添加一些浪漫情调，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在楼房与西围墙拐角处有一棵槐树没有被清除掉，可能他的存在没有影响私搭乱建。这是我和胖子种下的，记得那天种树我和胖子去晚了，受到了梁院士的批评。最后所有树都种完了还剩下一棵小槐树苗，因为我和胖子来晚了，梁院士处罚我们，让我们自己挖坑种这棵小树。胖子可不买梁院士的帐，当时就和他理论起来“我们就来晚了一点，也没有耽误种树，凭什么让我们俩种这棵树？”没想到梁院士理直气壮的说：“凭什么？就凭你们两个是少先队员，多种一棵树怎么啦？何况你们来晚了，让大伙等着，这事还没有和你们家大人说呢。”胖子不服，还要吵，我赶紧拉了拉他衣角悄声说：“跟“事妈”斗什么嘴，找个地儿，挖个坑，把这棵树种死得了。”于是我和胖子在院里犄角旮旯，挖了一个小坑把树种上了。没想到日后这棵树竟然长得枝繁叶茂。这么多年过去了，院里，在梁院士带领下种的杨柳、梧桐、花草全都灰飞烟灭不知何处了，只留下我和胖子种的这棵槐树。真是“无缘落木萧萧下，此处唯余一孤家。”
院里的住户大多数去了“干校”，没有什么人在这住，我家里也是空空如也，父亲去了干校，母亲隔离审查，姐姐下放劳动。一天以后，我准备离家归队了。刚刚出单元楼门口，迎面4单元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手拄着拐杖，一脸病态，弱不禁风。这是杨凤文杨教授，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肿瘤免疫形态室主任，也是为数不多有资格住这个院的女教授之一。杨教授和父亲也是老相识了，1946年，父亲奉命到东北组建通化医学院时，杨教授就是那里的教授。
走近之后，她上下打量着我说“这是老洪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认不出来了。哦，还是解放军战士了。”我连忙答话：“杨阿姨好。”“好什么好，一身病，从干校回北京看病来了。”杨教授快人快语说道：“从部队回来看看，回来没有见着你父亲吧？他在干校呢，放心吧，他身体还好。我们两个不是一个连的，但有时还能见着面。大家还挺照顾他，没让他干重体力活，每天放两头牛。”
多年以后父亲提到在干校放牛的事总是情有独钟。父亲在文革前就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状，严重时走不了路，站不起来，夜不能寐，几乎不能工作了。看了名医，吃了好药，但是病情不见好转。大夫建议开刀手术，但是不能保证治好，只能保证延迟恶化的时间，如果不手术，病情进一步恶化会瘫痪在床上。到了干校父亲负责放牛，老牛似乎通人性，不到时间绝不让父亲歇着，拽着父亲满处瞎溜达，强迫他走路锻炼。就这样每天放着牛，睡着竹板床，腰间盘突出症竟然神奇般的治愈了。父亲不止一次的说：“这病能治好，“牛大夫”功不可没。”
杨教授看我低头不语又说：“哦，对了，家没人是不是需要点钱呀？”说着从兜里掏出4张5元纸币递给我。我兜里钱确实不多，回一趟北京怎么也要给战友们带点好糖、好烟什么的。可是我不能拿杨教授的钱，她回北京看病也正是用钱的时候。杨教授看出来我的窘态，接着又笑着说：“拿着吧，不用你还。我还有钱，住这院的就数你爸爸工资最低。”当时父亲是行政级十级，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大院里工资最高的。“你爸爸是技术干部拿行政的钱，亏了。”我有些释然了，接过杨教授的钱，说了一声“谢谢杨阿姨。”
我搀扶着杨教授离开了这个大院。走到了大门口，我又黯然神伤的向院内望去，这就是给我童年留下美好记忆的大院吗？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大院里的楼房依旧，这里曾经住黄量院士、梁晓天院士、周同惠院士、朱既明院士，一级研究员杨恩浮以及周启源、金大勋、周葆珍、陈学存、汪德晋、沈治平、张希仲等我国预防医学各个专业学术泰斗。他们的丰功伟绩，在我国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驾鹤西游了，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西经路2号院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我懵懂儿时的往事。

第二篇 听自己讲那过去的故事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听的歌曲，那时候，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依偎在外婆怀里，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外婆的故事都是些日本飞机轰炸、逃难、要饭、如何过日本人和国民党封锁线到延安找我母亲的事。这些过去的故事，讲着，讲着，外婆永远的离开了我。
月亮依旧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外婆离开我以后，我又缠着父母，让他们给我讲过去的故事。他们曾经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军人，特别是父亲，有一个老式的牛皮作战军事指挥包，据说是专门装军用地图的，我想，他们一定有我最爱听的打仗故事。可是母亲却调笑父亲说：“你爸爸不懂军事，攻城略地一窍不通，撤退逃跑却是行家里手，他的地图是用来撤退用的。”父亲也反唇相讥：“带着你们这些医院不会放枪的卫生兵和伤病员能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就不错，一个也没有被敌人俘虏，这就是最大的军事胜利。”
后来母亲曾经讲过，其实你爸爸那时候挺不容易的，医院安顿下来，他除了完成救死扶伤工作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地图。他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就凭着战场上缴获的地图、教材一点一点的在战争中学习军事。那时候解放区和敌占区犬牙交错、瞬息骤变，带领着这支非武装部队和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巡回医疗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一旦受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不能顺利的跑路，这支部队无异于待宰的羔羊。从这个意义是讲，父亲通过自学军事还是有点军事才能的。不过，“跑路”毕竟不是抗日战争的主流，为此他也很少提起那段“苦难的历程”。这些过去的故事，听着、听着，父母也先后离开了我。
现在很少看见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也到了有资格讲过去故事的年龄，但是我不愿意把我过去事情讲给我的孩子，我知道他肯定不理解也不喜欢听。故事内容、听了让人喜欢不喜欢都是有代沟的，从小玩变形金刚长大的孩子怎么会知道我们小时候拍三角、斗蛐蛐的乐趣呢？我的故事只想讲给我的同龄人听，生活在同样的时代才会带给我们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渴望也才能唱同一首歌。 陶然亭公园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去过的公园。该公园，位于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这是一座老北京最早的公园之一。50年代末期我们家搬到西经路2号院，该地域离陶然亭公园有4站地的距离。记得那时候到了周末或是节假日总想让父母带着去到陶然亭公园玩玩，可是他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推辞。
后来长大一点，我决定和住楼下的小朋友-胖子一起结伴而行，可是胖子家保姆听说以后极力阻拦，保姆是老北京人。她说陶然亭公园没有什么好玩的，解放前就是一个水泡子、乱坟岗子，埋死孩子的地方，阴气重，男孩子可不能去那里。去了会得怪病。保姆的话虽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我们不信，可是她说陶然亭公园没有什么好玩的确实打消了我们去玩的念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于1959年在北京举行。为此，北京市在陶然亭修建了陶然亭游泳场。游泳场规模很大，包括:比赛池、跳水池、练习池和儿童池，据说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游泳场地，全运会结束以后，为了全民健身开始对外开放。
第一次去陶然亭游泳场是和院里大孩子一块去的，他带着我和胖子从西经路2号院走到陶然亭游泳场，排队买票。学生票5分，可以游2个小时。
进了游泳场就被这片“浩瀚”水域震惊了，深怕掉到水里淹死，我和胖子只敢在儿童池玩。过了一会，大孩子走过来把我和胖子揪出了儿童池，领到练习池，不由分说就把我们俩推了下去并说，带你们到这来不是让你们玩水的，是学习游泳的。明年争取把深水合格证考下来，那时候我可以带你们到深水区游泳，那才是游泳的地方。
院里大孩子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执行，这是当时院里孩子们普遍遵守的潜规则。尽管我和胖子在练习池呛直咳嗽也不敢上来，不过最终没过多长时间，我们都拿到了深水合格证，这是后话。
游完泳，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了陶然亭公园，我们从马路对面望去，陶然亭公园一片破败景象，周边用竹篱笆围成，竹篱笆时断时续，到处都是千疮百孔的破洞，里面好像更为荒凉。“这是陶然亭公园，没来过吧？走吧，我带你们看看。”说着，大孩子把我和胖子带进了公园。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去的陶然亭公园？令人失望以及。 我们从破洞处进入了陶然亭公园，走进公园以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各种千姿百态的古木奇树，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有些枯树，树干上已经没有了枝叶，但是树根还是牢牢地扎到地里，渐渐变粗，支撑着枯树不倒，有着枯木宁死不屈的奇特感觉。
枯树上还缠绕着藤子，藤子长得枝叶茂盛，越长越粗，越长越宽。我想可能是藤子的附着把树绞死了，形成了自然界独特的植物绞杀现象。风有时能带动藤子飘动，好像给枯树增加一些活力，在迎风起舞，猛的一看像一个魔鬼要抓什么似的，看了让人不寒而栗。此外，走在公园内的土路上，也可以看到纵横交错如蛟龙盘绕的地面根，上面附生着地衣、苔藓。
第一次进入这样的环境心情感到很刺激同时也有点害怕，总觉得公园里会不会里潜伏着什么奇异而危险的动物。当时，我主要害怕的是昆虫，特别是植物上爬着了咬人的大蚂蚁、蜘蛛。地面潮湿的树叶层下是又滑又软的泥浆和腐烂的木头，有时会有四脚蛇出没。公园到处都是一团团的藤蔓和乱七八糟匍匐的植物，经常会绊脚。 走不远我们便来到了陶然亭湖边，湖水的水清澈见底，四周长着芦苇和不知名的水草。在湖边，我不由地摸了一下湖水。湖水真清凉，手触水的一瞬间，一种凉爽的感觉直沁肺腑，我全身有种说不出的畅快。湖边不时有清风吹来，风中还夹带着丝丝香气，我们沿着湖边又走了一段，再向四周望去，眼前一片明艳，在湖边竟然开放着无数的花，红的、粉的、黄的、紫的.......香味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再往前走是一片灌木丛，灌木丛中有几棵大树，树木的枝梢交错着，伸展开来的繁盛的枝叶如碧绿的伞盖，把蓝天遮了个严严实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树，它的树皮是墨绿色的，粗壮的树干也盘着怪藤，奇形怪状像龙一样在树干上盘绕着。微风过去，枝叶发出簌簌的响声，恰如龙的叹息声。天空上阳光灿烂，从没有丝毫云朵遮盖的天空直射大地。阳光从树盖的缝隙穿过时，如同一条利剑划破黎明前的黑暗。阳光透射之处，树木交错断裂。 我们不敢再往里走去，看到湖边有几个人在钓鱼，还有几个人在围观着什么，好奇心促使我们走了过去。走过去我们看到了一条一尺多长的水蛇正在吞噬一只青蛙，水蛇是褐色的，瘦小的像一根绳子，不过它嘴里正在吞噬一只大青蛙。水蛇竭尽全力在向里吞，青蛙已经被水蛇吞了一半，但是青蛙两只后腿在用力的向后蹬，力图摆脱水蛇的吞噬。
水蛇和青蛙都在较劲，一时间胜负难料。人们往往都是同情弱者，有人在用树枝抽打水蛇，试图解救青蛙。水蛇被抽打的片体鳞伤、四处翻滚，但是它绝不松口放开青蛙。是呀，这就是自然界的食物链，水蛇就是靠吃青蛙为生的，在自然界只有你所在食物链的位置，没有什么强大、弱小之分。要说同情，我还是同情水蛇，那么小的一条水蛇，可能刚离开妈妈就要独自捕食，竟然对那么大的青蛙发动攻击，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特别是已经伤痕累累，仍然“咬定青山不放松”。
人群中有人不让再打水蛇了，理由是即使把水蛇打死了，青蛙也活不了，不如看看这个小水蛇是如何吞噬那么大青蛙的。自然界太血腥了，情何以堪，我不想看了。这里到处充斥着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不过眼前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有所感悟，由于食物链的位置不同，小的也可以吃掉大的，这与力量大小无关。同是两栖动物，小水蛇可以吞噬大青蛙，而大青蛙却不能吞噬小水蛇，这是上帝给的权力。不久，天快要黑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了陶然亭公园。
后来在暑假期间，我和胖子几乎天天到陶然亭游泳场游泳，但是路过陶然亭公园时没有再进去一次。那时候我们向家里要一毛钱，走到陶然亭游泳场游泳，花五分钱买游泳票，然后花五分钱坐公共汽车回家。不过，我们一般不舍得花钱坐车，而是买一支五分钱奶油冰棍，一边走一边吃。头顶着洗干净、湿漉漉的游泳裤，到家游泳裤也干了。
转过年来，我和胖子又升了一个年级，在我们课程里又增加一门新的学科——自然课。自然课，那是打开我们幼小心灵走向科学的钥匙，唤起了我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一条条江河奔腾不息地流入大海，揭示了大自然的无穷力量。一簇簇绽放的各种美丽鲜花，让我们感到生活绚丽多彩。一抹抹朝霞和夕阳的轮换，我们学习到了大自然周而复始的规律。一片片落叶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不过，让我和胖子最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是自然界中物种的变化，青蛙竟然是蝌蚪变的。一个是两栖动物用肺呼吸，一个是水生动物用鳃呼吸，最后发生质的突变，这怎么可能？
“童年”的歌词真实的反映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尽管我们知道“水彩蜡笔和万花筒
画不出天边那一道彩虹”但是我们不知道“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我和胖子决定到陶然亭公园湖边去捞一些蝌蚪回家观察。我们用苍蝇拍做成漏勺，带上一个玻璃罐头空瓶。每次游完泳回家路过陶然亭公园时，从破篱笆墙进去，到湖边捞蝌蚪回家观察。不过“科研结果”并不理想，小蝌蚪捞回家不长时间就死了，没有看到蝌蚪是如何变成青蛙的。好在陶然亭公园湖里有成千上万的蝌蚪在游弋，我们试验用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何况我们是游完泳顺路捞的，所以每次的失败我们并不气馁。
一次，当我们游完泳顺路又想进陶然亭公园捞蝌蚪时，突然发现我们每次进公园走过的破竹篱笆墙用新竹篱笆补好了，刷上了绿油漆。我们只好顺着竹篱笆往前走，一会走到了公园正门，这儿有一个新盖的木板房，写着“售票处”三个打字。“公园注意事项”要求进公园需要购票，每人每次三分。胖子看完之后十分恼火，对我说：“就这么一个野公园，用篱笆一围就收费，真不合理。别说没钱，有钱也不想给他。”我嘲笑道：“是呀，有钱还不够你吃冰棍的呢，走，回家吧。”
胖子不死心，带着我又往前走了一段。终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破篱笆洞，显然这是刚刚被人破坏的，于是我和胖子就钻了进去。就这样钻了几次，我不愿意再钻了。那时候我穿的衣裤大多是姐姐穿小了改制的，尽管我也有国家给我的布票，但是那时候的家庭有几个舍得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做新衣服呢？姐姐穿过的旧衣服虽然没有破，但是已经没有那么结实了，一旦剐蹭，就会出现很大的裂口，补都不好补。钻公园的竹篱笆洞，一不小心就会剐蹭，为此回家后我没少挨骂。后来我就在篱笆墙外等着胖子，他捞完蝌蚪我们一起回家。
一次我和胖子游完泳走到篱笆墙洞口处，胖子拉着我说：“走，我带你从正门进去。”“干嘛花那冤枉钱？”我不解的问道。胖子神秘的冲我耳语一番，我有些惶恐，不敢相信。“走吧，看我的。”胖子催促道。 陶然亭公园西门有一个木板房的售票处，游客买票就可以从售票处旁边小门进入公园。此外，在公园门口外不远处有一个木箱，游客也可以投币入园。按规定，不能投纸币，只能投硬币并且不找零，因此只能投一分硬币3枚。硬币投入木箱中会和木箱里已有的硬币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公园管理员在售票处就可以听到响声，由此来判断游客是否买票。
胖子在公园远处捡起3个小石头子，然后大大方方的走到箱子前边，将小石头子顺序投入箱中，石头子投入箱中撞击到箱里已有的硬币也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他旁若无人的进入了公园并向我招手示意。胖子的表演让我惊呆了，尽管当时心里特别害怕，可是还是按着胖子的示范进入了公园。进入公园以后，害怕、紧张的感觉荡然皆无，接踵而来的是一阵阵的兴奋，这游戏太刺激了，太有意思了。
胖子一边走一边得意的说：“遍地都是钱，看你捡不捡。”我也若有所思的说：“胖子，这遍地都是钱是不是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我和胖子每次游完泳回家总是争论不休的话题。那时候游完泳肚子饿的特别难受，我们不舍得花钱坐车回家，买一根冰棍一边吃一边走。结果还没有到家，冰棍就吃完了，肚子更饿了。这时候我们开始幻想要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就好了，吃喝管够。到那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尽管我和胖子都有不同的梦想，但是有些想法还是统一的。那就是大街上马路牙子是月饼砌的，路边上水管子里流的都是牛奶，我们可以边走边吃。就这样一边憧憬一边胡说，不觉得饿了，不知不觉就走到家了。
第一次看到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料还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放暑假不能在学校吃午饭了，于是我每天中午到父亲单位食堂打饭，然后到他办公室一起吃。一次我打完饭放在他办公室茶几上等他一起吃，这时父亲正好不在办公室，我发现茶几上有一本“内部资料”。我正要拿开，却发现这竟然是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方面的大讨论资料，这不是我和胖子饿的时候总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吗？好奇心使我看了起来。
里面大部分理论问题看不懂，不过记住了实现共产主义的3个必要条件，1思想觉悟的提高，2物质条件极大丰富，3按需分配。讨论者对按需分配不同意见最多，我一边看一边担心，要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根据需要吃月饼不管够怎么办？那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吗？我正胡思乱想呢，一只手把资料合上了，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了。我看到他阴沉的脸色，知道他要训斥我了，不过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了解了解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何错之有呀？
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过从此以后采取了措施。他不在办公室时，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再给我开门，此外，我们吃饭也改在他办公室套间小会议室里就餐并且吃完饭就让我赶紧离开。看来，尽管我小小年纪，父亲对我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还是认可的。
在公园里，胖子伸出大拇指赞叹道：“没错，这肯定是共产主义。”于是我们俩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突然歌声戛然而止，胖子疑惑的问道：“要是到了共产主义遍地都是钱，那钱还有什么用呀？”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这显然是一个悖论。顿时我们俩都有点沮丧，看来共产主义可能并不是向我们想象的那样。
后来我们每次游完泳都要享受一下我们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有时到公园抓蝌蚪，有时不抓蝌蚪，就在公园门口转一圈。不为别的，就为了听金属硬币撞击声，心情就无比的愉悦，仿佛上天在给我们弹奏一曲美妙的交响曲。
真是“美曲不绝于耳，终有曲尽人散之时”，记得那天天气阴沉，我和胖子游完泳不知不觉又来到了陶然亭公园门口。我们俩捡了几颗石子正准备进去，突然发现有一个老头站在箱子旁边，平时老头都是呆在售票室里卖票，偶尔出来转一圈，绝对不会在箱子附近站着不走的。我拉了拉胖子衣角悄声说：“今天帝国主义反攻倒算，别过共产主义生活了，回家吧。”胖子不死心，说“再等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老头丝毫没有走的意思。这时胖子毅然决然的向我挥了挥手，然后走向箱子。只见他若无其事的走到箱子旁边，从裤兜里掏出三枚石子从箱子投币口投到箱子里。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听到硬币的金属撞击声，而是三声石子撞击木板的“咚、咚、咚”声，这声音犹如晴天霹雳，我和胖子顿时呆若木鸡了。原来，箱子里的硬币刚刚被收走，我们俩正好赶上了。
说时迟那时快，站在箱子旁边的老头一把抓住了胖子手腕，胖子反应也是十分灵敏一个反关节从老头手中挣脱出来。让我惊奇的是胖子并没有跑，我知道胖子是打架的高手。所谓高手并不是每次打架都能赢，胖子思维敏捷、判断力强。在院里打架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从来没有吃过亏。看来这次胖子并没有把老头放在眼里。胖子的反抗使老头怔了一下，说：“小子，有两下子，还敢跟我滋扭。”
胖子不甘示弱的问：“你干嘛抓我？”
老头手指着胖子说：“别跟我装傻充愣的，干嘛抓你，你干什么了你不清楚？”
胖子头一歪，坚定的说：“不清楚。”
老头指着箱子说：“你往里扔的什么？”
“石头子。”胖子的坦然让老头感到意外。
“嘿，非得让我给你说穿了是不是？你扔往箱子里石头子干嘛？你是不是不想买票混进公园？”
“我不想进公园，就想投石子玩。”胖子开始耍赖了。看着胖子的窘境，我也冲上来帮忙说：“就这破公园谁愿意来呀，整个一个臭水泡子乱坟岗子......”
“没你事，一边去。你少在这儿起哄。”老头吹胡子瞪眼指着我。
“你，”老头指着胖子“跟我到办公室去。哪个学校的？叫你们老师来这儿领人。”
老头的大话并没有拍唬住胖子，他笑了笑也指着老头说：“我凭什么跟你到办公室去呀？大爷，您算干嘛的？”
听了胖子这句话老头来了精神，用手一拍胸脯高声说道：“我算干嘛的？说出来吓死你，公园里专门抓坏蛋的——陶然亭公园管理员。”
胖子戏笑道：“大爷，就您这身板还抓坏人哪？再说了，您在公园里抓坏人，我在公园外边，碍您什么事了？”
这句话似乎激怒了老头，他上来又要抓胖子。胖子早就做好防备，后撤一步拉好了架势，同时我也向前一步，准备随时支援胖子。老头审时度势，觉得玩硬的，对付这两个半大孩子还是软点，玩软的这两个小子还挺能说，于是决定放弃了。他放下一句狠话：“你们俩小子有种在这儿等着，我这就给办公室领导打电话，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去。”说完他转向售票室走去。胖子看着老头的背影还不依不饶的逗贫：“别呀，大爷，干嘛给办公室领导打电话，直接给派出所警察打呀，咱爷俩手拉手过一堂。”老头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气的胡子都翘起来了，用手指着我们俩说：“行、行，我算认识你们俩了，以后别让我在公园里碰上，碰上整死你们俩”。说完，重重的把门关上了。
从此以后，我和胖子不再去陶然亭公园了，我们放弃了观察蝌蚪是如何长成青蛙的“科研”研究同时也放弃了遐想“共产主义社会”的体验。
许多年以后再去陶然亭公园，公园已经焕然一新，公园门口墙壁上赫然书写着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十四个金光闪闪草体大字，更曾经公园的文化氛围。陶然亭公园内修建了华夏名亭园，形成"园中之园"并精选国内名亭仿建而成，其中包括"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亭景结合，相得益彰。流连园内，有如历巴山楚水之间，或游吴越锦绣之乡的感觉，历史文化内涵更加深邃。园内其他地方也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楼阁参差，亭台掩映，景色宜人。还新修了湖心岛、锦秋亭，其地为花仙祠遗址。亭北山麓静谧的松林中，有著名的高君宇、石评梅墓。天翻地覆的景色变化让人赏心悦目，只是人为色彩重了一点。
我现在退休了，我觉得儿时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实现了，儿时想象的实现“共产主义”我的的三大因素是1公园随便进、2牛奶随便喝、3月饼随便吃，如今都实现了。公园随便进，我有“老年卡”。牛奶随便喝，我的退休金支持我敞开喝牛奶一点问题也没有。唯一遗憾的是月饼不能随便吃了，大夫说我患有糖尿病，禁止我吃月饼。尽管这样，逢年过节我还是要吃上四分之一牙儿月饼，只不过放进嘴里不像小时候那样狼吞虎咽吃进去而是放进嘴里不用牙咬，让唾液慢慢将月饼溶解，这样可以使月饼的美味与舌头上的味蕾多停留一段时间，让我好好重温一下儿时的渴望。此时，我不由得想起在父亲办公室看到的那本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大讨论资料关于按需分配的争论，我彻悟了，我现有的是我需要的，社会以不同方式分配给我了。我现在没有的是我不需要的，社会也不会分配给我，即使分配给我，我也受用不起。就像月饼一样，尽管我十分渴望，但是那已经不属于我的需要了，即使社会分配给我，我也得送人，送给需要的人。

第三篇 春节的黄瓜

一到了冬季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莫过盼望过春节了。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我并不是喜欢过春节，准确的说喜欢过春节前的日子。一进入腊月，春节气氛一天比一天浓。对我来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骑自行车采购。
小时候家里不容许我骑自行车，姐姐有一辆女车，我只能趁她不注意偷走她的车钥匙在院门口马路上骑上一小会。那时候家住在友谊医院附近，冬季一过6点，马路上几乎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了，正好练车（不像现在，车水马龙，走人行横道还得向司机点头示意，否则真过不去）。我个子矮，坐不到车座上，就“掏裆”骑。 到了春节前夕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要车钥匙了，因为要到西单采购。西单菜市场是北京市最大的菜市场，限量供应的春节物品齐全并能够保障供应（只要有耐心排队）。为了满足春节供应西单体育场都搭上了棚子，整个体育场彩旗飘飘，高音喇叭播放着喜庆的音乐。
我和院里的孩子骑车结伴而行到了西单体育场，这里是人山人海和天安门集会有一拼。购物的人群是神龙不见头也不见尾，但是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几个小朋友分别排队(买鱼、肉、鸡、蔬菜、烟酒、糖果、副食、甚至花生瓜子都需要分别排队)，到时候穿插着买。
在排队的同时还可以抽空做游戏，男孩子一般玩扔沙包、踢毽子、捉迷藏，女孩子玩跳皮筋。体育场上有数以千计的同龄孩子们，他们不需要彼此介绍认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买东西相互关照，玩起来也毫不拘束。这里是我们欢乐的海洋，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欢乐谷。 正当我们玩的高兴时，一块玩的一个小姑娘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原来在玩的时候她把副食本弄丢了。这件事在当时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算是犯了弥天大罪了，家长怎么处罚都不为过。要知道副食本丢了全家春节基本上是没法过了，不仅如此，在补办期间的副食也没有了，这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对哪一个家庭都难以承受大灾难。
“同伴有难，大家有责”，我们大家分头去找。玩的地方、柜台、警察岗亭、体育场值班室…….想到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在西单失物招领处找到了那个小姑娘丢失的副食本。小姑娘自然对我们是千恩万谢，可是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时间耽误了，我们都没有买全副食本上春节供应的物品。
特别我，临出家门时姐姐千叮咛万嘱咐要买点黄瓜（每年春节，黄瓜炒鸡蛋这道菜必不可少），尽管是冻的，可是现在，连冻的黄瓜头也买完了。
正当我沮丧之时，同伴让我到崇文门菜市场再看看。天已经擦黑，我赶到了崇文门菜市场，这里人不多。在一处非春节供应点我看到了我想买的黄瓜，它们竟然没有冻，顶花带刺，碧绿碧绿的。这是黄瓜吗？怎么长的和夏天吃的黄瓜不一样呢？水汪汪的酷似“娇花照水”，其美丽漂亮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一打听价钱，我倒吸了一口冷气，黄瓜不论斤卖，一根3元。我黯然神伤的瞥了一眼美丽漂亮的黄瓜准备离去，这时售货员调侃道：“小朋友，这黄瓜可是坐飞机过来的，你没有坐过飞机吧？吃了它就等于你坐了飞机一样。”我动心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毅然拿出了父亲给我买菜的钱包买了一根。
我怀揣着黄瓜兴冲冲的回到了家中，家人见了无不夸赞我买到了这么好的黄瓜，可是一问价钱，脸都垮下来了，骂声不绝于耳。母亲恶狠狠说：“你还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呢，过去大地主家过年也没有你奢华（她们家以前就是大地主）。” 我默默的忍受着。可是当父亲切开黄瓜以后，家里厨房、卧室、客厅到处弥漫着黄瓜的清香，家人纷纷探寻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沁人脾肺。更令人神奇的是这种清香长时间的笼罩在家中，以至于前来拜年的亲戚、父母亲的同事、朋友都为这清香气味交口称赞。那天晚上我真的做了一个梦，我做上了飞机。
现在的工资怎么说比那个时候也涨了100多倍，按等比计算，要是一个黄瓜卖300多元，我还是肯定不会买的，现在折扣好时都可以买一张海南机票了，敞开吃。但是，具有那个春节黄瓜的清香味，可能再难寻觅了。

第四篇 冲冠一怒为红颜

昨天我又路过和平门。以前每次路过时如有可能总要驻足浏览一下这个涂红漆的建筑物，这不仅仅是对这座民国时期尚存的古建筑怀旧，更主要的是这里曾经是我的母校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所在地。
现在红楼的周边布上了铁栅栏，意味着闲杂人员不得入内。铁栅栏早已锈迹斑斑，抬眼望去，这一切，除了红楼，都显得那么陌生。是呀，这里已经不再是学堂了，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同学们童真的嬉笑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荒芜，死一般的寂静。
原来小学门口的花坛、小院的操场、教室，中院的操场教室，大院的操场都不复存在，土地早就被临近的师大附中给吞并了。一座座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在实验小学旧址上拔地而起，在红楼的衬托下显得那么不协调，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
学校西边的院墙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铁栅栏，红楼与院墙之间有一条狭长区域，这里原来有3个水泥乒乓球台子，那曾经是我最爱去的活动场所，如今扩展成为人行道。铁栅栏里很久没有人员活动的迹象，满目荒凉。
在红楼与铁栅栏之间狭长空地上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草，这些野草的生存也是根据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有的长了半人多高，有的则半死不活。还有些不同种类野草绞扭缠绕在一起，这种看似没有什么名堂交配联姻开出的花朵竟然如此美貌。不过他们也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出身，只能可怜巴拉的依偎在碎石旁，风可能随时让她们夭折。
在这片荒芜的空地上，常青藤最为霸道，长长的茎蔓爬过了乱草，杀气腾腾的爬上了红楼。在这里我还看到了月季花，他们的种子可能是多年以前就撒落在这里，随即就被人遗忘了。尽管无人照料，花开的仍然绚丽多彩。其它根茎类植被随处可见，他们爬过了小径却被红楼的石阶挡住了。他们碰的焦头烂额，气息奄奄地匍匐在地，我想他们可能也想为这座百年红楼添加一些浪漫情调，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远远看去红楼依然是我梦中的红楼，走进一看却有些斑驳了。所有的教室门、窗都被旧报纸遮挡住，从外面看不到教室里的情景。教室里除了黑板、讲台、课桌椅还能有什么呢？不过，我想看的还就是这些吗，也就是这些在我童年求学期间印象是最深刻的物件。
我在红楼的一楼、二楼都上过课，这是实验小学的教学主楼。在二楼上课时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课间时分，站在走廊上向西凭栏远眺（那时学校周边没有楼房，可以看的很远。），特别是“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独自凭栏，不时地会唤起一个天真无知的孩童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红楼是中国传统的的砖木结构建筑之一，外观端庄、美丽、大方，给我的感觉其保暖性似乎差一点。记得那一年冬天来得比往常都早，早晨大家都顶着鹅毛大雪来到了学校，谁知道教室竟然比外边还冷。踏着上课铃声，教数学的沈老师夹着一摞纸拍打着身上雪花走进了教室。“同学们，冷不冷？”沈老师一声关切询问温暖了大家的心。“冷”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沈老师笑吟吟说：“好呀，冷咱们烤烤（与考试的考同音）”说罢如飞花插柳一般每个人课桌上放了一分卷子并严厉的说“十分钟交卷”。一共五道应用题。
我最怕做沈老师出的应用题。其他数学老师出题，已知条件都放在明显位置，生怕学生不清楚而得出误解。沈老师出题则不然，关键的已知条件经常出没于整个应用题的字里行间，有时要想找出解题的必要条件还要简单的推理一下。因此，有时候要想解出正确答案，只是数学听懂了远远不够，还要有一定的语文功底和智商。
沈老师，我们称她沈先生，我是3年级从外校转学来的，我们学校一律称呼老师，为什么这个学校有的称先生有的叫老师呢？我始终不解。不过老师和先生讲课还是有区别的。一节课45分钟，先生上课不备课，讲如何理解知识点、课文相关知识将占30分钟，最后15分钟把该讲的内容重点一讲就下课，而且讲过的内容基本很少重复，作业也留的很少。老师则不然，上课一句废话也没有，直奔主题，重点内容反复讲，大量做习题。学生听不懂，老师比学生还着急，有的老师还急哭了。先生则不同，听不懂一定是学生不用心或智商低，因为先生的学识、教学是不容置疑的。我比较笨，我还是喜欢老师讲课。后来我上了大学，再再回想我的初学时，我觉得先生以前讲课对我还是受益匪浅，因为老师当年讲的重要的习题后来我一个也没有记住，倒是先生讲的如何理解、相关知识还是记忆犹新。
经过一番博弈，教室似乎有了暖意，窗户的玻璃开始挂上了窗花。沈老师收了卷子，仍就笑容可掬的问大家“同学们，还冷吗？”这次大家都默不作声了，谁也不敢再搭老师的下茬了。“既然大家都不冷了，我们开始上课。”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不解数学为什么竟有如此令人震撼的魔力，让你大冬天不觉得冷呢？
时过境迁，这一切成了过眼云烟，物是人非了。当时教课的老先生多以作古，年轻一点的老师也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她们的音容笑貌、讲课风采、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挥之不去。如今看着红楼，只剩下眼睛里有限的场景和脑海中对往事的无限思念。 现代化的网络发展似乎缩短我们彼此的距离。近来，小学同学网传来了不少昔日的学友照片，看着那一幅幅童真无邪的面孔，不禁思绪万千。几次聚会让我们感到“涛声虽然依旧，但是时光已经改变了我们彼此的容颜”。望着发黄的旧照片，仿佛又回到了事事让人迷茫的学童时代。不过我们无论怎么样沉湎于往事的怀念，有一点是清楚的，手里的这张旧船票肯定是再也上不了初学的已经远去的客船。
我们班是年级2班，班里分为6个组，其中2、3组，4、5组同桌组，1、6组在教室两侧为单行组。我是第6组的，位于靠近窗户一侧。后来，学校考虑到学生长期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会引起视力问题，决定每半个学期调整一次座位。这样，1、6组就调到教室中央，成为同桌组，于是我迎来了一位新同桌。
新同桌是一位女生，个子高高的，白皙的圆脸有一双大眼睛，头上有自然卷毛。由于我们是从单行调在一起的成了同桌，彼此非常不适应，这主要是活动空间受到了制约。我们以桌子接缝划定了分界线，设立了“识别区”并以此延长到空间，设立了“空间识别区”。这是我主动要求设立的，那时候没有“GPS”定位系统，“空间识别区”是一个主观标准，以便我可以随时发难。
我们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冷战思维也将导致边界摩擦事件也屡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是对于争斗的“益损值”我的自我评估却不容乐观，由于我为人处世大大咧咧，经常过界而受到她的处罚。她对我的处罚就是掐我过界的胳膊，坦白的讲她掐人的技术不错，隔着衬衣掐起我胳膊一点小皮，这样力道虽然不大，但是痛感却增加了许多。她十分谨慎，犯在我手里的时候不多，如何报复他一下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心中。每当她掐我胳膊的时候，我都会愤愤的想，你别犯在我手里，那可不是掐一下的事。正如美国前国务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冷战、边界不安定是战争爆发的因素，小平同志也讲过的“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
一天上午下了第四节课，家近的同学都回家吃饭去了，我们家远的同学等待值日生到学校厨房打我们的午餐。同桌早晨上课就不精神，坚持了四节课挺胸、手背后已经实属不易。于是在第四节课一下便双手趴在课桌上昏昏欲睡，我拿回了自己的午餐，值日生也把她的午餐悄悄的放在她的课桌上。这时我突然发现她的的胳膊肘压在了我的课桌边缘处，一阵狂喜，机会终于来了。
我攥起拳头向她胳膊肘击去，对于这突然的打击她一下子惊醒了并站了起来，杏眼圆睁怒目而视。我洋洋得意的看着她，故意轻描淡写的说“你过界了”。她似乎感到了委屈，有点泪眼婆娑，但是很快她就坚强起来。边说“洪胖子，死胖子”边跑到了教室门口。她的话音刚落，引起了就餐同学的哄笑，因为当时班里是有“潜规则”的，男同学的外号在男同学之间是可以随便叫的，有些甚至歧视性的外号，但是女同学是不能随便叫的。我也一时怒火万丈，我犯规时你掐了我多少次我都默默忍受了，就说这次我下手重了一点，你就这样，真是是可忍熟不可忍，必须教训她一下。
我站了起来，就在这冲动的一霎那我冷静下来。她站在距离我十几米远的门口，等我过去她早就跑远了，何况我们班女子组100米跑是年级冠军而她是主力队员之一。我不如在这儿等候，她早晚要回来吃午餐、上课。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在这时郭瘸子（小时候患小儿麻痹落下了残疾，我们给他起外号瘸子。瘸子是我的好朋友，在班里骑马打仗游戏时我总是背着他，他腿脚不利索但是胳膊却十分有劲，我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所向披靡）一拐一拐的蹦到我跟前激动的对我说“胖子，这可没有，她可欺人太甚。我帮你逮她，你去前门，我到后门截她。”说罢他一拐一拐的奔向了后门。

瘸子的援手让我大为感动，郭瘸子为了我的荣誉，不顾身体的残疾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看热闹不嫌大的精神）这也使我不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了，脑子一热冲向了教室前门。瘸子不负前约拐到了教室后门并真的帮我抓住了她，无奈当我赶到时她已经挣脱了瘸子的“魔爪”并把瘸子推了一个屁股蹲。她跑到楼梯口像小鹿一样三蹦两蹦下到一楼（她竟然像男孩子一样一步下三、四个台阶），瘸子是指望不上了，我也追到了一楼。对于这次即将发生的“战争”我曾预想过，一旦我抓住她，按照当时的“潜规则”，她会流泪，这样“战争”就宣告结束。男同学是不会真和女同学动手的，否则令人不齿的。我虽然跑不过她，可是她还没有吃午餐呢更何况她似乎还有些病态，我坚信她不会坚持太久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在大操场上我追她跑，看我跑不动了，她就站下来等我并始终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她对这种“游戏”似乎很有兴趣，眼角总是露出调笑目光，好像在说“来呀，你抓不住我。”我却十分恼怒，到现在午餐还没有吃完，中午还约了球赛，抓还真抓不着她。就这么回去了怎么面对郭瘸子和那帮看热闹、起哄的同学呢？真是进退两难，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她看我站住了，也停下来了，看见值日生路过还没有忘记拿一根冰棍吃（在学校就餐的同学，餐后有一个水果或冰棍）。
看她拿了一根我也拿了一根，咬了一口越想越气愤，一甩手朝她扔了过去。当时想冰棍砸到她，她肯定会哭，战争就结束了，她要是不哭我也不追她了，回去也算有所交代了。无奈，我的准头和力道都不行，唯一的收获是冰棍的一点液体碰到了她的花裙子边上。这一举动似乎惹怒了她，看来她很在意这条花裙子，只见她杏眼圆睁怒气冲冲的向我走来。

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我十分得意，我坐在台阶上，眼睛望着天空静静的等待她的到来。我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移动的身影，像一只藏在丛林中捕猎雄狮焦急的等待着猎物的靠近并根据距离计算着最佳出击时间。她的身影一点点在靠近，我的心跳也在加剧，这时她似乎察觉了什么，身影不再移动了。她冲我大喊“洪胖子，死胖猪”，然后调头就跑开了。于是我又开始了“千里追踪”，她从大院操场跑道中院操场。中院操场当时是三年级属地，我们是不可以去的，这是违反学校纪律的行为。为了尽快抓住她，我也不顾什么违反纪律了，跟着她就冲进了中院。
中院有学校领导的办公室、教导处等，此地确实不易久留，她带着我转了几圈以后奔向小院。小院是低年级操场，在这低年级小孩中，我们俩像两只羊群里的骆驼，在他们之间追逐经常引来异样的目光，最终她从小院跑出了校门。这绝对是红线，班主任在课堂不止一次强调这条纪律即在校期间不能私自离校，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

我站在校门口不敢越雷池一步，她站在校门外台阶上仍然嬉笑的看着我。一条“阴险”的妙计油然而生，我就在这里守着，如果有老师路过，我立刻揭发她并要求老师把她带到教导处处理，这样也可以解一解我心头只恨。看着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中不禁好笑。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所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这时午休结束的铃声响起，我看着她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并不害怕，也不着急。她内心的强大让我感到十分震撼，我害怕了，慌不择路的向教室跑去。
在快要跑到大院操场拐弯处，我眼睛的余光看到她也着急的往回跑，一个想法油然而生。我躲在转弯处，等她跑过来一把抓住她，然后再回教室时间可能还来得及，这应该也算我一个小小胜利吧。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在转弯处我突然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惊叫了一声，然后挣脱了我的手，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向前拼命跑去。

我在后面紧追不舍，这是我长途追击离她最近的距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突然她冲进了一扇门，我也站不住脚，房间跟着进了。进了房间我们俩都傻了眼，这是老师办公室。我们俩愣愣的站着不知所措，老师看着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都投来了不解的目光。这时她声泪俱下的说“洪燕峰不让我上课，还要打我”，她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短短的一句话省略事件的整个过程并道出了事件的因果关系，我无缘无故的不让她上课还要对她施暴，这对女同学来讲是最让人同情的理由。这时一声清脆的敲击声传来，一人拍案而起，清瘦的脸庞满脸的络腮胡子刮得铁青，金丝眼镜后面露出不怒自威的凶光-时任教导处的李主任。
第一次见到李主任是一年前的事，我从外校转入实验小学，母亲带我到实验小学教导处办理入学手续，接待我们的正是季主任。他一面和我母亲了解我的情况，一面递给我一分卷子并对我母亲说：“转校的学生都要接受我们学校的测试，了解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接过李主任的卷子，我头也不抬的做了起来，做完以后交给了李主任。他很快就判完了卷子，给了我88分。题目不难，我还是错了不该错的题，

当时我觉得也还说得过去。没想到李主任脸拉得老长，训斥我道:“你的数学基础很差，这么简单的卷子，我们学校这个年级最差的学生也不会低于90分。语文不准备考你了，你先看看这篇短文。”这是学校自己印刷的课本，课本封面下边赫然印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三年级专用”，李主任让我看的是其中一篇文章“苛政猛于虎”。标题的第一个字我就不认识，就是认识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文章里我还有不认识的字，更主要的是我不知道通篇讲的什么。过了一会儿，李主任开始考我““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这个妇人忧什么？”我羞愧的低下了头，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才好。李主任见我默默不语就不再考我了，他继续说；“数学基础不好，你的语文基础也很差，以后要努力呀。”

这时我不知道那里来的勇气竟然顶撞了李主任一句“老师，你考我的不是语文，我们中国人不这么说话、写文章”我的幼稚和直白似乎激怒了李主任，看得出来他的脸色铁青，好一会才平静下来，不再理我了。他转过头对我母亲说；“看看，转学转晚了吧，多耽误孩子。这个孩子再不努力就完了，家长要抓紧呀”这样，出了校门就遭到了母亲的训斥并伴有家庭暴力。此时妇人忧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忧什么再清楚不过了。
平时在学校里，远远见了他都躲着走，真是糟糕，怎么在这遇上这尊凶神恶煞了。“还有王法吗？还有校规吗？这是”学霸“、”学匪“”我虚担了学霸的美名，我猜想李主任的意思是指责我的行为“学生中的恶霸、土匪。”“这是那个班的学生？”李主任用手指着我，班主任宁老师连忙站起来说“这事我来处理。”宁老师安慰了她几句就让她回教室上课去了，临出门她还没有忘记回头看我一眼，她白皙脸庞尽管已经泪眼婆娑仍然掩饰不住她揶揄的一笑。

此刻，我已经无心恋战了，按照李主任的评价处理，这个单我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当下要紧的是当宁老师问及此事时，赶紧编造一个合理的理由减轻我的罪过。理由很快就编造好了，当时尽管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对付老师、家长责难，做一些避重就轻托词还是无师自通的。宁老师把她送走以后回到办公桌继续备课、判作业并没有问我事情的原委，她似乎没有兴趣听我胡说八道。

有过多次和老师“约谈”的经验告诉我，老师不问的问题绝对不能主动诉说，因为那样会增加老师对你的不信任感。我站在角落里心情惴惴不安，宁老师会怎么处罚我呢？仔细想一想，同桌说我要打她，我追她一中午我都没有碰到她的一根汗毛，这个问题可以避重就轻。说我不让她上课，明明是她没有跑回教室上课而误入了老师办公室，我是跟着跑进来的，我没有多大错误呀，心情不禁有些释然。

可是宁老师为什么不理我呢？此时李主任凶神恶煞般的表情又浮现在我脑海中，身上又是一阵阵的发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下午第一节开始休息了，这时宁老师放下手里的钢笔，抬头看了看我说“还站着干什么，回去上课吧。”没事啦？心中一阵窃喜，刚刚要转身，宁老师又说“回去给她道个歉，以后不要欺负她了。”我欺负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刚想辩解几句，又一想别没事找事了。
到了教室，教历史的戴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了，同学们都起立向老师行注目礼。此时不少同学在行注目礼的同时也向我投来了同情、询问、幸灾乐祸的一瞥。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脑子还在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这事就这么完了？以后怎么办？

戴老师开始讲课了，讲的是“昭君出塞”。这个历史故事我看过小人书，讲的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自持貌美而傲世，不肯贿赂画师，最终远嫁漠北。不过戴老师的讲法却有所不同，渐渐的吸引了我。戴老师讲“汉朝是我国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但是汉朝的北部边界却经常受到匈奴的骚扰。匈奴是游牧民族，每年青黄不接时他们的畜牧都满足不了他们的食品要求，这时他们就开始到汉人聚集地抢夺粮食，汉人都是农耕民族，粮食又是便宜储存的食品。边界受到骚扰，朝廷派出大兵清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无奈收获不大。后来，朝廷由清剿政策改为和亲政策，于是有了王昭君远嫁。
昭君虽然有些哀怨，但是她换回来了边界老百姓几十年的和平和经济发展。”说到这，戴老师扶了一扶眼镜，有些激动，似乎对昭君的红颜薄命有些同情但是很快话锋一转深情的说道“同学们，请记住，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受苦受难的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平而不需要战争。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政治。”
下课了，我依然在座位上坐着陷入了沉思，戴老师的话还在我耳边回荡。是呀，我们同桌的边界之争还是应该采取“和亲”政策。
从此“边界无战事”，那时她有鼻炎，课桌里废纸成堆，我们组做值日时，我总是把她的废纸掏出来倒掉。作为回报，每当年级卫生大检查时她（她是班委卫生委员）总是给我友情提示。我那时早餐就是馒头夹黄酱，一边走一边吃，有时到了学校还没有吃完就放进课桌里了，时间一长就长毛不能吃了。当时还是“困难时期”粮食限量供应，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学校一旦发现在校学生有此行为处理是十分严厉的。正当我们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时，半个学期已过，座位又开始调整了，我们组和她们组由教室的中央调回到左边和右边。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总是感到可笑，不过这些可笑的事对我今后为人处世都有着影响。人在学习、工作时不应该总是争强好胜，与同学、同事应该和睦相处，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从这件事我明白了以宽容的态度友善的对待他人，有什么恩怨解不开的呢？

第五篇 文革中的最后一次串联

献给儿时的伙伴，现在已经老去的一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件，都有着不同的感受。老伙伴们可能已经忘却了不少往事，现在已然是饱经风霜、阅历丰富或者功成名就的老者，但是我们也有过懵懂、无知的童年。 串联，这个名词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了，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提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名词，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却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对于一个懵懵懂懂的初中生来说一切是那么陌生。在学校，每天我们不用上课了，经常对我们这些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吆五喝六的班主任开始夹着尾巴做人了，对任课老师可以直呼其名。在家里，父母都自顾不暇，被隔离审查，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多年来由于学习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不待见，父母的责骂一去不复返了。这突然到来的“平等”，让我认识到我们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似乎提前来到了。
我每天无所事事，幸好那时开展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于是就和同学们一起到祖国各地游山玩水。但是好景不长，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发通知不让再搞串联了，正在沮丧之时，小学同学海阳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班同学一起到南方在做最后一次串联。正好我还没有去过南方，一拍即合。也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就这一身衣服，走哪吃哪，不过需要带一点钱。
父母虽然隔离审查但是情况却大不相同，母亲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主要是现行问题，对文革有异议，处于拘押状态，不让见面。父亲有点历史问题待于澄清，主要还是走资派问题。由于他是单位组建领导，不少人都是他带来的，造反派们对他还算客气。他被隔离在办公室，必要时可以回家（由造反派押着），要钱也只能找“他老人家”了。
在办公室里，我见到了父亲，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诧异，因为还没有到给我伙食费的日子。为了达到目的，我直接告诉他，到外地串联，造走资派的反。我心想，他不敢不答应，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何况旁边还站着一个造反派看着他呢。果不其然，父亲没有接我的话茬掏出来钱包，拿出一张五元钱递给了我。我没有接，因为他钱包里我看到了还有几张十元大票。父亲见我没有接钱，知道我嫌少，嘟囔着“串联不是到接待站吃饭，带那么多钱干什么？”。嘿，关在办公室外边什么事他都知道，我心想。见此景，他又想再拿一元钱给我加上，我趁机抽了一张十元大票跑了。有了钱，我背了一个小包就出发了。

我如约而至到了北京站见到了海阳和他的同学，一共七个人。“这是洪胖子。”海阳把我介绍给他同学，这是“老冯，冯瘸子，这是米鹤都，老米，米耗子。”海阳也把他的同学介绍给我，同样也是“外号”，大家彼此都是点头示意就算认识了，看来这里老冯是“头”。老冯这个“头”确实不是徒有虚名，火车时刻表几乎能背下。

由于不让串联了，我们办不了红卫兵车票离开北京，于是老冯带着我们离开了北京站，沿着铁路想东走去。走了十分钟左右，我们翻墙进入了北京站。在一个沙堆前，老冯示意大家先休息一会，北京发往上海的车还没有停靠在站台上。我们躺在沙堆上，仰望着皎洁的明月，静静的等候着。老冯的判断时间能力极强，我们7个人都没有手表，完全看太阳、月亮判断时间，而且时间的判断误差不会超过5分钟。过了一会，老冯带我们上了一列停靠在站台的列车，车上还没有人。我们刚坐下来，许多人就蜂拥而至，刹那间车厢的过道也站满了人。列车徐徐开动了，第一站上海，这次串联和我以前串联大不一样，总是有点冒险的色彩。

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两夜一天，在一个秋雨霏霏清晨火车驶入了上海站。由于没有办红卫兵串联车票我们只能分散和人群混出车站，然后在出站口集合。然而情况并不顺利，我们只出来了四个人。我们七个人是一个行动整体，不可能丢下三个人不管，于是我们只好又返回站里。在站长办公室我看见另外三个同伴，屋子里还有不少人，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北京串联学生。海阳的妈妈可能是上海人，他会一点上海话，他正脸红脖子粗用不地道的上海洋泾浜话和站长吵架。“阿拉上海人，侬为啥不让我出站？”站长笑了笑，咕哝一句上海地道话，海阳无语了，只能讪笑着重复那一句话。站长笑呵呵的用普通话对大家说，“同学们，说什么也没有用，中央有文件，串联结束了，你们只能回北京，一会有一趟车去北京，我送你们上车”。见状，老冯给海阳打了一个手势，他们借故溜出了办公室。我们会合在一起进行了商议，决定跟着下一次进站的火车再次混出上海站。
上海人非常精明，把上海站把守的像铁桶一般。我们屡败屡战，被扣的人数越来越多，每次都被送到站长办公室。站长对我们每次到来毫不在意并告诫我们，“上海站你们是出不去的，对你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老老实实回北京”。经过简单的磋商，我们决定不从上海站出站，在厕所一扇破碎的窗户处翻出去，顺着铁路沿线找机会出站，最终我们找到了一处低矮的围墙翻了出去。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周边都是与北京少见的高楼大厦，仿佛到了西方世界。潮湿的空气中伴随着海腥味。上海，我们来了。我们得意忘形的唱着“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下午来到了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吃了点饭。接待人员不给我们办理住宿，要求我们坐晚上火车返回北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就马上返回北京，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悄悄离开了接待站，边走边玩，傍晚时分来到了一个建筑物附近。大家分析，这可能是一所中学，门口牌子已经没有了。大铁门锁着，传达室也没有人，看来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我们决定晚上在这里住下。

我们翻墙进入校区，然后从一扇破碎的窗户进入楼里。教室里的课桌椅有一层厚厚的尘土，看来学生们早就不来上课了。黑板画的乱七八糟，讲台上还留下了不少写大字报的纸、墨汁、浆糊。我们七手八脚的把课桌椅搭在一起，把大字报纸垫在上面当褥子。这时老冯拉了一下灯绳不亮，才发现教室里一个灯泡也没有，于是对我说，“洪胖子到旁边厕所里拧一个灯泡来”。
我来到教室旁边不远处厕所，里面有一个15w灯泡，灯光昏暗，灯泡外边罩着破损的铁丝网，难怪厕所还能剩下一个灯泡，我思辰着。铁丝网被螺丝拧在天花板上，没有螺丝刀不行，干脆一使劲拽下来得了。可是当我刚触到铁丝网时，就觉得一个强大的力量推了我一把，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整条胳膊发麻，我马上意识到遭到了电击。正当我不知所措时，走廊传来老冯的声音，“耗子去看看洪胖子怎么了，去了那么半天了。”，老米进来看见我坐在地上调笑我，“洪胖子坐这凉不凉？”，我恨恨的想，凉不凉一会你就知道了。见我不理他，老米又问“灯泡那？”，我用手指了指上边。老米看了看铁丝网里的灯泡笑了笑，“这就没辙了？把网子揪下来不行了吗？”。自负害了老米，当他刚触到铁丝网，就坐到了我的旁边。老米是聪明人，吃亏的事不抱怨，否则只能说明你傻。他斜着眼看着我，我们俩都慧心的笑了笑。是呀，我虽然没有骗老米上当，可是也没有对他说实话，多少有点愧疚。
这时童昆走进来了，尽管是中学生可是已经发育的像一个小伙子，带着沾着橡皮膏白色塑料眼睛，下巴已经有了疏疏落落的胡须。老米冲我努嘴笑了笑，我当然知道什么意思了。老童看了看灯泡，也不和我们俩说话，可能料定我们俩无能，制服不了那个铁丝网。他上手就拽铁丝网，竟然没有电着他，我和老米都惊呆了。难道他居然有“金钟罩、铁布衫”真功夫？还是老米反应快，“棍子（他的外号），光拽不行，得拧着拽。”老童一拧不要紧，这时可能已经刚巧脱开的火线又碰到了铁丝网，童昆大叫一声，手缩了回来，但是没像我们俩那样坐在地上。我和老米开心的大笑不止。
这个玩笑开太刺激了。接着，海阳来了，他很瘦，外号叫“猴子”。名副其实，海阳真是“猴精”，看着我们三人都不回去疑云顿生，问这问那就是不摘灯泡。无奈，我和老童低头不语，但是老米善说，最终海阳也未能逃出厄运。就这样7个人都来到了厕所，被老米编出了不同的理由释疑，无一人幸免。老米的善说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日后据说成了大作家（出了不少书），这一点也不出乎预料。

这次串联让我由衷的佩服能考上师大附中的学子们，个个都是人精。小学升中学时我也报了师大附中，可惜没有被录取。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出考题的数学老师，记得一道送分的用倍数关系计算水库结冰、融化体积的应用题，结果做错了（结冰是体积是膨胀的，遇热融化后体积缩小，我做反了。）。在我当时的知识里，万物都应该服从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老师上课曾讲过类似数学题，在课堂上我指出这个概念老师讲的不对，真可笑。现在想起来，人傻并不可怕，因为人的智商毕竟有高低之分。但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才是可怕的。这必将付出代价），可是水分子在氢键的作用下就不是这样了（后来上中学学化学才知道的）。这样的小升初的数学考题考的是数学能力吗？我那点不行？现在我明白了，服气了，我智商不行。就是考上了，也是历史的误会。
接下来就是每天在上海名胜古迹游荡，然后定时到红卫兵接待站吃饭，晚上我们自己找地方混一夜。大家虽然玩的很高兴，可是也有美中不足的事情。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在上海乘坐公共汽车，由于我们不答应回北京，上海红卫兵接待站不给我们办乘车免票卡，因此乘车需要自己买票。这个时候北京早就乱哄哄了，谁乘车还买票，可是上海管理的很严，尤其是上海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十分敬业，眼里不揉沙子而且有公安素质。我们一上车就听见售票员在不停的嘚吧“刚上车的革命同志往后走，后门下车。刚上车一共14位，有4位出示了月票，好，有2位买了票。好，又有一位出示了月票，还有7位......”到了下一站，又上来不少人，他仍然是那套说词，几位出示月票，几位买票，还有几位需要买票，最后总是不忘提醒还有7位没有买票，脑子一点也不乱。

老冯用眼睛示意，7个人分开一下，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售票员还是那套说词不过加上了“分开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们7个人是一起的，是需要买票的”，就差指名道姓了，真让人听不下去。我们“财务预算”没有这项开支，就不买票。不过售票员的说词还是引来不少乘客不友好的目光，老冯决定尽管还没有到站也要下车，换一趟车。换一趟车还是这样，让我们很扫兴，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到杭州玩玩。不过走之前一定要到黄浦江游一下泳，一来是这几天风餐露宿身上脏的不得了，需要洗洗。二来是黄浦江是上海的代表，怎么也要留一个念想。不想，这个念想留大了，让我至今难忘。 黄浦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之一，它源于青浦县的淀山湖，至吴淞口入长江，全长100多公里。黄浦江不仅是上海灿烂文化的象征，也是上海历史的见证，这在我们小学历史课本就学过，今日到此一游，不禁欣喜若狂。我们从高高的堤坝顺着台阶下到了最底部，到了江边有些失望，江水浑浊并伴有臭气。不过来都来了不下水似乎说不过去，于是我们脱了衣服，换上游泳裤。
这时几个上海人跑过来告诉我们，不能游泳，太危险而且水太脏。危险我们不怕，水太脏倒是真的，不远处的水面上还漂浮像垃圾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十分恶心。我们简单的商议了一下，决定向上游走去，心想上游应该干净一些。衣服就放在这，一会顺流而下，到这换衣服。想的是很好，可是走了好一阵子，水还是很脏，大家非常沮丧。
前面没有路了，需要过一个涵洞，老冯对大家说，过了涵洞如果水还很脏就不游泳了，我们找堤坝台阶，上去往回返，不走江边了。过了涵洞又走了好长时间，不但水还是很脏也没有看见堤坝，这时起风了，江面上翻起了浪花。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黄浦江受海水潮汐影响那么厉害，时间不长，在岸边走，江水已经到了小肚子。
太阳快要落山了，凉风习习，我们只穿了游泳裤，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老冯见状立刻命令大家赶紧往回走。尽管我们马不停蹄的往回赶，无奈黄浦江边水位越长越高，岸边的水已经没过膝盖。当我们赶到涵洞时，令我们大吃一惊，来时的涵洞已经完全淹没在水中。怎么办？左边是几十米高的堤坝，右边是涨潮急流倒灌的黄浦江，只有涵洞一条出路。
涵洞来时走了好一会，老米估算至少有二十多米。我崩溃了，以前曾经在陶然亭游泳池几次和朋友打赌潜泳20米（从游泳池这头到池子那头），结果全输了，连跳水加上、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就游了17-18米。老冯见大家面有难色，便说“哥几个有困难吗？（有困难又能怎么样，这时候谁能帮谁？）我先来。”说罢一头扎进水里没了踪影，一会那边传来老冯的声音，“哥几个，没事，过来吧。”于是老米、童昆等鱼贯而入水游了过去，最后只剩下我和海阳了。
我知道海阳和我一样，心里没底，早知今日，当初在游泳池多练练潜泳就好了，看来学什么都有用得着的那一天。海阳看来我一眼，咬着牙说“没事，别害怕，我先来”，话说的很仗义，说吧一头扎进水里。孤独、害怕、无助、绝望充斥着我的头脑，说什么、想什么都没有用，我不能一个人留在涵洞这边，最终憋足了一口气游进了涵洞。进了涵洞水里一片黑暗，死一般的寂静，仿佛遨游在太空。我不时的安慰自己，不要紧张，因为紧张会消耗我体内宝贵的氧气。游着游着突然眼前一亮，我竟然游出了涵洞，我创造了自己的潜泳记录。实践证明，人在绝望之际其潜力是不可预测的（这一点在我以后的经历中还会被证明的）。
黄浦江之游是我们在上海最后一次游玩，根据计划，我们要离开上海去杭州。可是来时几进几出上海站我们还记忆犹新，怎么办？大家商议了一下决定再闯一下。再次到了上海站，我们发现查票比以前更严了，7个人要想无票混进上海站似乎是天方夜谭。果不其然，我们几个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又被送进了站长办公室。
站长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他风趣的调笑我们“又是你们几个，回北京办票就可以了，干嘛要混进车站？噢，去别的地方可不行。”我们假意说去接待站办票回北京。离开了上海站，离开时站长还不忘警告我们“记住我的话，回北京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上海站我们领教了，不用再试了。大家商议决定买票进站，于是每一个人花了5毛钱买了一张上海开往杭州车次在一出上海的一个小站就得下车的票。
这次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检票进站，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浑水摸鱼了，心情也好多了。我们晃悠着车票得意忘形的看着曾经几次给我们送到站长室的检票员，他们似乎也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孩子们这些小伎俩怎么能瞒过精明的上海人呢？上了车我们知道我们高兴的太早了。火车开了不一会，列车长带着列车所有的列车员都站到我们座位旁边，看到我们疑惑不解的神情，列车长说，上海站已经通知我们，你们到站必须下车，否则办票回北京。 我们到站只好下了火车，这时一个很小的车站，四周都是农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我着实的有点害怕，是不是应该回北京了？“红旗能打多久”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但是我的朋友们都不害怕，显得满不在乎。在老冯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地革委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他们，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路过此地。他们好像对我们的到来十分害怕，马上安排了食宿。晚上吃了肉丝笋丝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南方的鲜笋，无比美味。
第二天我们又返回了小车站，大多数南去的客车基本不在在里停，我们唯一离开这里的方式只能扒货车。这儿车站虽小，客车一般不停，但是旁边却停着不少南来北往的货车。我们从车头可以判断货车前进的方向，可是货车开到哪里却不得而知，我们转悠了半天也不敢扒。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对面缓缓停了一列火车，尽管我们面前挡住了一列货车，不过我们从货车与货车连接缝隙处看到对面拉木材的货车是开往杭州的，因为车皮上用粉笔画着各种符号和写着杭州的字样。我们喜出望外，无奈前面挡着一列长长的货车。
老冯看了看挡在我们前面货车车头说，“不要绕了，前面已经绿灯要放行了。我们歇几分钟，等这列货车开走我们横穿过去。”大家席地而坐，焦急的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信号灯一直绿着，货车还不时地鸣笛，一切迹象表明这列货车即将开动，可是就是不动。现在再要绕过这列货车恐怕来不及扒开往杭州的那辆货车了。看样子，那列开往杭州的拉木材的货车没准随时就要启动了。大家都很烦躁不安，谁都知道钻过这列货车应该不用5秒钟，可是就在这时货车要动了呢？那还能钻出来吗？ 老冯看大家都有为难情绪，自告奋勇的说：“哥们，不钻不行了，那趟去杭州的货车在这个小站不会停太长时间的，它开走了咱们可没戏了。我先钻。”说着，老冯把背包一甩很灵巧的钻了过去。根据以往的经历，遇到这种近似“生死攸关”的“大事”我的运气总是欠佳的。一段难忘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那是几个月前，我和海阳到新疆串联，火车上人满为患，站的地方都没有，厕所都挤满了人。我和海阳运气不错，有座位，我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火车出了兰州很快进入了茫茫戈壁滩，车厢以外一片黑暗。以前只是在课本、图片了解一点关于戈壁滩的知识，没想戈壁滩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特别是黑暗中的戈壁滩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火车向西开始吃力的爬行，走走停停，每当车停时我们靠窗户的人要负责打开窗户，置换一下室内污浊的空气。 一次临时停车，我打开窗户并把头伸向窗外想多吸几口新鲜空气，一不小心帽子掉到窗外。这是一顶将校呢的军帽，是舅舅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在文革期间，带上一顶将校呢军帽很神气，许多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车厢里传来一片惋惜声，不少人劝我，不要了，这是临时停车，马上就开车。要是火车开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荒芜人迹的大戈壁滩上必死无疑。时间也是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竟然停了1个小时没有开车。这时有的人开始鼓动我，要是刚才从窗户爬下去捡帽子早就爬回来了回来了。
我还是没敢轻举妄动，不过心里实在痒痒，捡不捡帽子呢，犹豫不决。最终愚蠢战胜了理智，我决定还是冒险把帽子捡回来。我双手扒住窗户，身子探出了车厢。一出车厢觉得不好，我双脚竟然没有着地（以前串联都是从车窗上火车的，那是因为有站台，双手一撑就可以进入车厢），我一松手，落到地面，我马上意识到车窗离地面距离够高的，再回去可能够呛。
当我捡起帽子时，火车咣当一声启动了，我赶紧抓住车窗向上爬。上面的海阳和朋友们使劲往上拽，我也拼命往上爬，无奈我太重了，胳膊又没有劲，几次爬上，几次掉下。火车速度已经逐渐加快，再做这样的无用尝试我肯定会被遗弃在伸手不见五指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上。于是，我拼命加速跑了几步，终于抓住了上车门把手，尽管门被人群拥堵的不能打开，但是我可以抓住把手，脚蹬上车台阶与车同行了。就这样坚持了几个小时，在火车停靠在一个小车站时，我才又从车窗爬到车厢里。
现在又到了悬而不决的危险时刻了，莫非又是我不钻车不动？就剩我一个了，列车依然不动，现实情况逼得我不钻不行了。果然，在我钻到铁轨中间时火车启动了，我只能顺着火车前进的方向斜着爬行，判断车轮与我的距离，找机会爬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正要爬出时，似乎听到老冯他们在喊“洪胖子，先别出来。”这时我的重心已经向外收不回来了，何况车速似乎越来越快并且车轮已经逼近我了，我手忙脚乱的刚刚爬出这俩移动的火车，旁边十几米处一辆的客车鸣笛飞驰而来。
由于惯性的作用，我要想停下来已然是不可能了，就这样我卯足了劲，右脚垫了一步，左脚一使劲奋力一蹬向站台扑了过去。就在这一霎那几乎同时火车呼啸着飞驰而过，强大的气流把我的帽子抛向半空，我重重的跌倒在站台边上。惊愕使我们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愣愣的回不过神来，看着我刚才一步跨过的距离，简直难以置信。在大家欢呼和赞扬声中我似乎成了神，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当时腿软的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站起来。
接下来我们扒上了去往杭州的货车。货车上码着堆成尖的木材，为了防止脱落用钢丝捆着。我们只能斜靠着木材，脚蹬着车厢挡板，双手抓住钢丝。货车走走停停，时间长了这种姿势让人疲劳至极，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我旁边是海阳，我们俩相互提醒着，一旦睡过去，手一松就有可能掉下去。海阳很聪明，他解开裤腰带，用皮带把自己捆在钢丝上。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真是万一睡着了也不至于一下子就掉下去。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旅途，我们终于到了杭州附近的一个货车站，我们下了车向杭州市里进发。到了市区我们找到了接待站，仍然和在上海一样，到处游玩。我平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桂花汤圆，那么柔软细腻、香甜可口，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桂花米花糖。当然，到了杭州就不能不去西湖。我们几个人凑钱租了一条小船，划船游西湖。是日秋风微拂，碧波荡漾很是惬意。 不知不觉游荡到三潭印月。老米在岸上时买了一大包桂花米花糖，一人分了我们一点品尝，此时，他抱着剩余的米花糖一边吃一边发表评论。他说：“三潭印月名不副实，可能根本看不到月亮。特别是白天那就更看不见月亮的。”听到此言老冯开始逗他：“耗子，你不懂别瞎说，没听说日月同辉这个词吗？你在船上肯定看不见月亮，白天要想看月亮你得上那三个小“坛子”上看”。
老米听后将信将疑，忙说“洪胖子，往前靠，我看看”，我奋力向那三个小“坛子”划去。到了边上，老米站在船上，双手抱着“坛子”向里望去然后大笑着说“老冯，你这个大骗子尽是胡说八道，里边什么也看不到。”老冯继续逗他，说：“说你没知识你还不承认，你得到上边，成90度向下看，斜着当然什么也看不见了。”老米犹豫了一下，最终好奇心害了他，他双手抱住小“坛子”，双脚离开船站到小“坛子”边上，从上向下望去。见老米中计，老冯示意我赶紧把船划开。老米发现上当以后，小船已经划出去4-5米了。“怎么样，耗子，看见了吗？”老冯调笑的发问并引起了我们一阵哄笑声。老米虽然处于窘态但是嘴还不软：“我看见了，看见你这个不是人的大骗子了”
小船围绕着老米转，开了公审大会，“你说，在上海电我们一人一次是不是你的主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重新做人，打到老米”，文革那套斗走资派的词我们不用现学，现在都用在这儿了，一时间口号声、嬉笑怒骂声此起彼伏。老米是聪明人，他知道双手抱“坛”双脚站在“坛”的窄边上那滋味不好受并且不会坚持多长时间，于是采取了合作态度。
最后，老冯“庄严”宣布“公共法庭审判到此结束，鉴于老米的认罪态度，本法庭不再追究老米以往的罪行”。老冯一努嘴，我将小船划了过去，就在快要到时，他摆手示意停下。他向老米伸出食指，往回勾了勾，老米马上会意到什么意思了，他很不情愿的一只手抱“坛”，一只手伸向书包，然后掏出还剩半包的桂花米花糖扔了过来。在大家分食的的过程中，老米还不时地提醒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我留点。”
在杭州就这样无拘无束的游玩着，不知不觉过了3-4天了，按计划我们应该离开杭州去广州了。广州可是一个好地方，听去过的同学讲，广州的蛇肉特别美味。老童眉飞色舞的讲，在广州吃馆子不用先付钱，最后数盘子结账。要是把盘子藏起来这不就白吃了吗？天下还有这等好事？
一时间大家都憧憬在品尝蛇肉美味的想象之中。不过老冯皱着眉头说，现在外环境不好，外面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要求还在外地串联的学生立刻返校“复课闹革命”。是呀，几天来大家虽然玩的挺开心，可是一路上扒车旅行、风餐露宿、担惊受怕的日子也确实让人身心疲惫。广州那边是否比上海抓的还紧呢？此外，如果还是要扒车去广州，那玩起来可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想到这些大家都无语了，最后决定“响应中央号召，结束串联”。不过在回北京的途中，在南京应该顺路看一看，那是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标志性城市。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找到了杭州红卫兵接待站办理回北京的车票。我们到的时候，接待站正准备解散、撤离，我们赶上最后一拨办票的。拿到回程车票心里踏实多了，这是这几天来，我们第一次不用再偷偷摸摸进出火车站而是昂首挺胸并且几个人一起走进了火车站。在火车上我们也可以坐着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了，列车员来查票，我们不再慌张而用不耐烦的神情看着他们一会，然后再不慌不忙的掏出票来，那感觉爽极了。“手里有票，心里不慌”这是真的。
我们在南京下了火车，这是此行的最后一游了，大家玩的都很开心，先后去了总统府、雨花台、夫子庙，又游了玄武湖。我们徜徉在南京的长江边，老冯开始吟诵起毛主席诗词“才饮长沙水…….万里长江横渡”，大伙不约而同的和道“极目宁(南京简称宁)天舒”。
一时间得意忘形、满足、痛快、豪放等词都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极目远望，映入眼帘的是一平如镜的江水，宁静的苍空和对岸郁郁葱葱的林带。老米对大家说，“毛主席那么大岁数都能够横渡长江，我们是否也应该效仿一下领袖的风姿？”话还没有说完，老冯瞥了他一眼说，“耗子，不知道别瞎说，毛主席是坐船游泳，顺流而下，那叫畅游。”老米没词了，但是嘴不软，“老冯你敢妄议领袖。”
老冯不和他斗嘴了，伸出手，翘起大拇指目测了一下，回头说，“耗子，游过去至少有2-3千米，行吗？”老米自豪的拍了拍胸脯说“我问题不大。”老冯看了看身材较瘦的老米，投来一丝不信任的目光，笑了笑说“我看你问题最大。”接着又说，“这样吧，要不咱们试一试。实在游不动的就往回游。游过去的咱们乘渡船回来，游回来依然是不可能的了。”
听了老冯的话，我暗想，我肯定游不过去，在北京陶然亭游泳池最多游一千多米就累的不行。不过不下水那就太让人看不起了，再说也失去了一次领略横渡长江的感受。这次我们知道了江水是涨潮的，我们把衣服脱在了高高的台阶上，以防被江水冲走。
进入江面我们就奋力向对岸游去，此时江面上波光粼粼，微风拂面。在碧波荡漾下我们一起一伏觉得十分有趣，这种感觉是在游泳池感受不到的。蛙泳游累了，我们换成仰泳休息，仰望蓝天，朵朵白云如弱柳扶风在我们眼前左右晃动，我们好像在空中飘荡，一时间我们竟然不知道在那里游荡，仿佛遇到了警幻仙子，她带我们游览太虚幻境，一切都那么美妙。
正当我们陶醉在美景的时候，突然觉得天空似乎有些昏暗，仔细观瞧，不知道什么时候飘来了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水面上的风似乎也大了一些，仰泳不能游了，浪花拍在脸上容易呛水。蛙泳也要将头抬得高一点，这样体力消耗就非常大。 不一会，风浪似乎也越来越大，天也黑的怕人，豆大粒的雨点砸到了我们脸上。一时间平静的江面变成了狰狞的魔鬼，张牙舞爪、呼风唤雨的显示他的魔力。游在前面的老冯一看，不好，大叫一声“哥们往回游。”真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切为时已晚，游泳的队形已经乱了，大家调过头争先恐后的逃命去了。一会，我的周边已经没有同伴了，抬眼望去，离岸边直线距离不算太远，可是由于水流的作用离我们脱衣服的台阶可有点远了。
年轻、幼稚、慌乱、不理智险些让我丧命，我竟然把脱衣服的台阶作为回游的目标并奋力游去。开始由于紧张、害怕还不觉得累，随着风浪加大无论头抬多高都要时不时的喝水改为呛水了。这时有点头昏脑胀了，透支的体力使我手脚麻木，就像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银行不给透支贷款，下一步崩盘是无可置疑的。
我模模糊糊看到了我们脱衣服的那个台阶，往回游了那么半天可是还是那么遥远，我肯定游不回去了。这时除了脑子还有点活力，四肢基本上麻木不仁，失去控制。这次还能遇难呈祥吗？我佛说过“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我已经连饮数瓢，肚子涨得鼓鼓，为什么还止不住呢？佛好像说，你贪欲太强，这次灌饱了你，你知道贪欲的后果。细想起来也是，几次遇难还不都是能缩手时不缩手直到想回头时难掉头。天空似乎要放晴了，我又一次看到了蓝天，可惜我没有翅膀，拥抱蓝天是下辈子的事了。一个大浪打来，我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醒了，好长一段时间懵懵懂懂不知道在哪，我为什么泡在水里呢？双脚竟然可以着地了，仔细一看，我被江水冲到了岸边，于是我浑身无力的艰难的淌着水上了岸。我顺着岸边向上游方向走去，走了一段时间我终于看到了我们脱衣服的台阶。相隔挺远就看见他们几个人横躺竖卧在台阶上，看来这趟活对谁也不轻松。快走近时，老米大叫起来“洪胖子回来了。这小子真贼，顺水往下漂，然后走回来，省不少劲。我们往回游差点没累死。”我冲大家笑了笑，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不过心里在想：我不是差点没累死，我是已经累死，命大，又缓过来了。 晚上我们上了北去的列车，又回到了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回去以后就要复课了，不会再有这样机会和好友们无忧无虑的无所事事的游荡了。短短的十几天让我学会了不少知识，为我今后走入社会得到了启迪。
首先，以后无论做什么应该融入一个好的团队，从他们之中学会自己不懂的知识，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怕你再优秀，也有无知的一面，团队会弥补你的愚昧。其次遇到困难要坚强，特别是遇到大困难时，除了自己没有人救得了你。相信自己，一定能克服困难，遇难呈祥。
真要是遇到了过不去的门坎，你也尽力了，剩下的事是上帝的事，与你无关了。另外学会了吃苦，以往在家过着吃喝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次外出则不一样，为了玩，我们风餐露宿，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过去，这些安逸的生活是靠家庭给与的，这次串联将是自己以后走人社会的前奏曲，因为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再有我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些师大附中的同学都很聪明，有丰富的知识。他们学知识、掌握知识的能力强，因此社会经验也相对丰富，这样遇到困难少走弯路，这将是我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
清晨一缕阳光洒满了车厢，我们到了北京。到了北京站，我们轻车熟路，尽管我们手里有票，依然没有从检票口出站，而是抄近路从行李站出站。路过磅秤时没有忘记磅一下自己，走时135斤，回来95斤，胖子的外号已经名不副实了。到了出站口，我们相互告别，我们这次有趣的文革最后的大串联结束了。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总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这将成为我回忆那个年代时光倒流的窗口和记忆流失的沙漏。想念你们儿时的伙伴、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