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兵故事】我记忆的兴安岭

铁流诗词雨荷

作者简历



丁宪邦，汉族，1929年农历7月5日生于北京大兴区丁村的一户贫苦家庭。1944年4月参加八路军平南游击队。1945年入党。1947年任大兴独立营三连指导员，1952年奉调军委直属军法处（三级、正营）助理员。1961年任铁道兵5师22团一营教导员，1964年任铁道兵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团职协理员、东北指挥部（代号505部队）青年处长，铁道兵3师15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铁道兵14师副政委。离休前任沈阳军区赤峰守备区后勤部政委。

作者 丁宪邦

【铁兵故事】我记忆的兴安岭

文/丁宪邦

记忆深处的富庶

世界上有什么可以遮住阳光的吗？森林。行走在茂密的森林里，是感觉得到森林的勇敢，特立独行，一手遮天，随心所欲的。中国北部的大兴安岭就是这样一片任性的林子。它东西之宽三百余公里，南北之长六百余公里，大小面积十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一个浙江省的大小；木材积储量八亿三千万立方米。按（当时）中国人口算，每人都分得一立方米多木材。木材中，落叶松是最好的坑导木，樟子松是国防用材，使用价值高。加上蕴藏的煤，铁，铝，锌，金，铜，磷，钨，玛瑙等矿产，天上飞的飞龙鸟，沙曼鸡，乌鸡，野鸡等珍禽，地上跑的熊，鹿，猂，狍，野猪，山瀬等走兽，鹿茸，黄芩，掌参，桔梗，白芍等药材，猴头，木耳，蘑菇，黄花等山珍……兴安岭原住民歌这样表达着自信：走进大森林，满目都是宝，取不尽，用不完，天下也难找。

纵横交错的河流更让人目不暇接，留连忘返：呼玛河，额穆尔河，旁乌河，塔河，盘古河五条河流，像伸开的手掌终日由东向北汩汩流去；甘河，多布库尔河，那都里河又从北向东流；无论向东向北，它们交汇，交错，又分出支流，丰富地滋润着古老的森林，冬春秋它们封冻，夏天它们开化；林子里古木参天，潮湿阴凉，花香鸟语，萱草遍野，五百五十多万亩可耕地和随处可见的山谷……

来者皆英雄



古往生活在这里的是鄂伦春人。他们用纯朴和自然的情感呵护着森林的生命，爱情。

1958年初，兴安岭一片金黄，成熟地风掠过山林，有一位党员干部扛着红旗，带着上千人，走进兴安岭，他们肩负着某种使命，从黑龙江逆水向上游行走，行经塔河，他们停下来，在这里安了点，又一路走到塔源，盖了一些房屋。八月中旬，天迅速冷了，下雪了，森林一片雪原。

一千多人在雪原里，在没有后援，没有道路可以保证后援运输的情况下，留下几幢小屋和那面红旗，像前两次一样，撤退了。留下旗子在风雪里，抖落了一地红色情绪。

这是一次试探，一次目的不单纯的远征。对于这次远征的总结却“行走”了几年——几年后，随着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局面。1958年那面插在原始深林的旗帜浮上了国家建设设计图纸——

这一次，林业副部长、党组书记罗玉川胸有成竹地邀请了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少将一同视察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山峦起伏，腹地旷古洪荒，渺无人烟。

他们从嫩江启程。

嫩江有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它们后来成了铁道兵团农场。种大豆，玉米，高粱，土豆，葵花……；他们走过十一站，呼玛县，十八站，塔河……他们一路聊大兴安岭的历史，数次开发的困顿，意义。

罗玉川书记给这一路地方起了很多优秀的名字，至今它们都这样被命名着：碧水，翠岗，秀峰……这些充满绿色的名字们似乎表达了对这片森林的偏爱。郭维诚副司令在他填写的【沁园春】词里，更一览无遗地抒怀了他的某种期待：“大小兴安，岭选川盘，无限风光。看河谷北外，娟红柳绿；山峦上下，桦白松苍。清风软吹，一尘不染，阵阵花香夹树香。”

两位首长向中央提出了开发大兴安岭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并令组建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部。

众人十万 往来无白丁



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1964年8月成立。指挥部所在地加格达奇。会战指挥部工作人员由铁道兵和林业部派出，联合办公。铁道兵出兵八万，先遣部队八月底前报到，九月一日正式办公。

1964年7月14日我到加格达奇会战指挥部报到，亲身经历了这个时期的工作情况：指挥部副指挥沈鸿林少将七月初最先到达加格达奇，带领会战先遣队，主持了指挥部初建时期的工作――会战指挥部工组人员，无论是从铁道兵部队抽调的干部，还是林业系统抽调的干部，绝大部分在八月报到，极少数人九月始来。

指挥部下设五大部，早期到任的部队干部有工程部副部长、总工程师马继慧，副总工程师杜志襄，作战处长华丰，副处长田洪，通讯处长纪序清，技术处黄处长，机要处长冉令纯，军务处长吴杰，办公室主任周逸龙；政治部秘书处长吕心川，白宝玉，保卫处长孙维堂，冯进祥，组织处长宋海清，直工处长张栋，文化处长刘善廷，宣传处长梁青；后勤部副部长陈继云，物资处长徐丕扬，财务处李处长，生产处长刘先；特区区长聂涛。还有计划处长杨林，管理处长钱承燾，娄庆云，副处长刘景坤、于副处长，办公室主任王瑞，协理员（青年处长）丁宪邦，干事刘震，陈励模等。

此时，凡会战指挥部召集军地两方干部会议，具体会务事宜大都由秘书处长吕心川承办；九、十两月，铁道兵三、六、九师先后开进大兴安岭。沈副司令一面指挥部队就位，一面指挥部队、机关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带领各部领导下部队检查部队安营扎寨情况。十一月，指挥部总指挥何辉燕将军，政委罗玉川，副政委苏超相继到职上任。为使指挥部有效开展工作，除指挥部党委，机关各部侧重专业，铁道兵和林业部分开办公， 铁道兵特成立东北指挥部，总参批予代号：505（部队）。原工程部改为东北指挥部司令部，参谋长宋瑞璋，副参谋长章燕，总工程师马继慧；政治部主任徐诚之，副主任杨成威；后勤部长张沛之，政委冯瑗。各部正副处长配齐，工作人员到位。林业方面，统由特区管理，筹建林业局点，撤销会战指挥部的生产部。

1965年是伴着开发大兴安岭的紧锣密鼓来的：调整后的军地领导班子更精干，方便指挥。十万军民井然有序地开始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兵团”作战式的开发建设。

铁道兵是毛主席“越是艰苦的

地方越是要去”思想的符号



话还是要从1964年九月说起。九月的兴安岭，冰雪封山，一支支铁道兵部队肩上扛着帐篷，脚踩着雪原，冒着严寒，顶着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和冷风，向设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的营地挺进。

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发生，都会有两种意见，开发大兴安岭如此。此时踢踏行进的队伍不仅战士，就是干部心里也嘀咕：原始森林，人迹罕见，高寒酷冷，施工难，生活难，国家穷，有必要在这里大动干戈， 费钱费力吗？情绪的来源说也很简单：对“苦”的畏惧。山峦叠嶂，很多机械上不了山，又要手提肩扛地开发，建设了。八万官兵队伍，无论职务高低，都要过吃苦这一关。

回忆兴安岭，没有哪段记忆不是和艰苦有关。而部队对干部战士的教育，实战的教育也是从“苦”开始的。大兴安岭有个小站，铁路通过时，得名“三荣岗”，就是为了纪念铁道兵吃苦在先，劳动光荣，艰苦光荣，当铁道兵光荣的三荣思想。此地原来有名：死地。森林，塔头，沼泽，瘴气，阴霾，蛮荒，不适合人类生存。部队开进兴安岭，没有放过这片死地。 耐人寻味的是“地火龙”正是由死地诞生的一条涅槃之龙。否极泰来，地火龙成就了开发大军在兴安岭安营扎寨之意志，成就了硬骨头战士张春玉代表八万开发大军走向祖国，接受祖国表彰之可能。

原始深林，千年无道路。几只部队都成立了先遣分队，先遣分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用斧头，铁锹，镐在积雪盈尺的山坳里，刨出进山便道，使后续部队按时准确到达图纸标出的指定营地。

每支部队到了营地，遇到的都是吃住的问题：搭帐篷，床是砍下冻的细白桦木搭的，帐篷搭起来，生起火了，帐篷里有点热气儿，开始又潮又烟，“床”化（冻）了，向下滴水，被窝里又潮又凉；炊事班更辛苦，到了营地，别的班安营扎寨，炊事班要点火做饭。有的灶坑搭起来了，水成了问题，有的营地设在风口，地冻如铁，一顿饭功夫刨不出个灶坑，加上风吹残雪，不息不止，火都点不着。炊事班扯上雨布挡雪，架起钢扦支锅，把自己“吊”在悬崖上打炮眼，修出通向冰河的栈道，然后拎上麻袋，在冰河上刨冰，刨下的冰丢进麻袋，扛回营地化水，生活和施工用水解决了，艰苦的生活，因为自然的刺激，变得没有定数，战士们在与自然的交手中，凌厉，尖锐，刚强了，也因其团体的青春年少，使得克服艰苦的过程，充满活力，件件都是置死地而后生，拍案叫绝的故事。勘察队每天都背着干粮袋，扛着测量器走在部队前面的。这天走在前的战士突然停下，张着嘴，指着前面不远一团毛茸茸的东西，说不出话来：队长跑到前面，一把把战士拉向自己身后；那家伙已经站起来，伸出了前爪，有人叫起来：黑熊！黑熊又名黑瞎子，又肥，又大，又有力气，关于黑瞎子的传说在当地很多，是一种不近人情地凶猛动物，据说拍人一下，半张脸就没了。说时迟那时快，队伍中有人砰砰开了几枪，黑熊挣扎着向前走了几步，“噗通”倒在了地上。惊魂之后，小分队十分兴奋：有熊肉吃了。支帐篷，炖熊肉，夜里睡到一半，由远而近传来婴孩哭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家爬起来，听得头皮发麻，也觉得奇怪，深山老林，荒无人烟，何来孩子？有经验的老同志阻止了欲出帐篷的同志：别动。搞不好我们被饿狼盯上了。

大家在帐篷里生起火，抱着枪，直到天大亮，四周听不到任何声音，才端枪走出了帐篷。真够悬的，帐篷四周的雪地上密密麻麻都是狼的脚印！这天，这支勘察队完成勘察任务，快快离开了这里。据猎人说：狼的记性好，不快离开，晚上它们还会来。勘察兵的腿上都绑着计步器，这样可以准确地算出里程。大兴安岭的每一条铁路，桥梁的定标划线都是他们风餐露宿，排除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一定有人问：为什么不乘车？ 那个时候，车很金贵，严格地说，用来运输和后勤保障都不够，没有多余车辆调配给勘察队呀。

汽车兵也很辛苦。严寒里，为了防滑，车轮上都绑着铁链条，车厢里带着烤车盆，挡风玻璃上结了冰霜，司机看不清路，只有打开车窗，伸出头看路，很多汽车兵就是这样冻坏了脸，冻坏了手。还有通讯分队的战士，每天都冒着零下四、五十度严寒野外作业，一个冬天架设了二百七十余公里通信线路。在铁路通车之前，是这些20来岁的通信战士们保证了通信线路的畅通无阻。

六师有个十三连，驻扎在风口，猪肉冻得斧头都砍不开，需要锯子锯，白菜冻的要用斧头砍。这个连有个班长叫王世忠，这天夜里他把钻进凉被窝的战士都叫起来，“开个会吧”他说：“不能就这么冻着，大家想想办法制住这个冷。”全班十来个人，开始是七嘴八舌，渐渐就说出门道：他们把铺板掀开，在铺板下刨冰铲雪，挖出了一条烧火坑道，又把挖出的冻土砸碎化开，做成土坯，垒在通火道上。火烧起来了，散热慢，帐篷里还是凉凉的。王世忠不放弃。天亮了，他带着班里的战士到山上找石片，抬冰化水，几天后，通风道改成了有通道，有出烟口，散热好，保暖，经济的“地火龙”。王世忠没用国家一块砖，一分钱，就为部队的开发大军在高寒禁区站住脚立了头功，这无疑鼓舞了士气。部队在大兴安岭安家啦，王世忠立二等功一次！这个青年班长，这个那个时代的青年才俊，是第一位在大兴安岭获得表彰的战士。后来，他为了能加快和提高工期，又立战功，发明了“冻土爆破法”，又立战功。

毋庸置疑地，他就是古老、生存条件恶劣的大兴安岭的克星——

在部队，班长是“战士之母”。有个连队进入原始森林不足两年，搬家十来次，搬起家来，谁最辛苦？当然是炊事班。每每搬家，到了新营地，冰天雪地，没伙房，没锅灶，别的班抡镐撑扦支帐篷安家，炊事班抡镐撑扦，为了在雪地里挖出灶坑，支锅做饭。那个冬天，地冻得比石头硬，一镐下去一个白点，半天也刨不出碗大的坑。炊事班长赵英松果断地说：“快去河边捡石头，河卵石垒灶台，别误点开饭。”切菜的，捡石头的，一会儿灶垒好了，火生上了，锅有了热气了，灶台塌了。原来，灶膛里的石头受热，有冰的化了，没冰的涨了，石头散了，连锅都倒了。有的战士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抹眼泪。赵班长把战士拉起来说：来来，都起来，开个“诸葛亮”会。咱要是不把自己变成小诸葛，咱这个炊事班就要让全连饿肚子，这咋行？！没几分钟，办法有了：架锅——利用四边形的稳定性，把四根钢扦打进冻土层，缠上铁丝，锅就可以稳“坐”支架上。那时没风，赵班长说：快生火做饭。这个大兴安岭呀，变脸比翻书快。

风雪是不经念叨的。没一会儿，小西北风飞舞着来了，一如往日地越刮越烈，架子下的火东西南北地晃悠，就是不往中间去，这一来，馒头是蒸不熟了。赵班长有办法，他说：小王把床板给我扛来，立起来，咱请风雪“睡”在床板上。小王这才回过神儿：原来班长为风“安”了一块挡风“墙”。馒头熟了，还没到开饭时间，班长把自己的大衣盖在了铁锅上。有样学样，炊事班战士的大衣，工作服都捂在了铁锅上。开饭时间到了，遥远的太阳灰暗地透出小半张脸，雪地倒是明晃晃的，天确是更加冷；司号员掐着时间，吹响了开饭号。号声吹着森林，远看像被冻在半空的炊烟，全连看着被“保温”起的铁锅，心暖暖的，连队的家就这样安下了。炊事班从此被叫做：“开得动，过的硬”的炊事班。赵英松班长，是这个小集体的“妈”。

 

要问铁道兵的战士是什么？

是拿起枪能打仗，放下枪能建设的英雄

八连是个有历史的连队，光荣一直可以追溯1948年冬。东北几大战役刚结束，战场还没有清理完，八连接到抢修松花江大桥的任务：南下的部队将通过松花江桥向南挺进，去解放全中国。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没有足够御寒的衣服，指战员们披着麻袋片，踏着冰块打桥梁；在朝鲜战场上，没有哪一天不是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抢修大同江大桥，保证运输线畅通无阻的……这样的连队，向来啃的是硬骨头。一跨进大兴安岭，上级就给了一项任务：在最短时间内，把一座一百五十多米高的山峰劈开；劈开的山峰会有近三万二千多立方岩石，这些岩石要填入山脚下的冰河，筑起傍山倚河的铁路路基。说起来，其任务就是这么几句话，做起来可事无巨细，艰苦卓绝。山峰上雪深石滑，稍不留意，就会滑下悬崖，加上狂风卷着飞雪，拉着风箱般呜呜作响，战士腰上系着安全绳，脚蹬峭壁，一手扶扦，一手抡锤，一锤一扦在岩石上打炮眼，挖竖井，爆破炸山。在装炸药时最糟糕的是出瞎炮。战士为了防止瞎炮，摘了皮手套，用手扒炮眼，装炸药，接雷管。很多战士的手冻得生了冻疮。一个寒冬，八个月，战士们开凿了十三个近二十米深的爆破竖井，炸开了半个山，半山岩石一如图纸上设计的，把四十多米宽冰河的一半，填成了路基，带子一样的铁轨从图纸驶出，途经半山河上，继续北驰——

 

森林的冰河原本没有桥。铁道兵在几十条冰河上架了几十座桥，呼玛河桥曾是控制工期的关键工程。宽400多米的河面，下面是几尺厚的冰层，上面是过膝的积雪，冰河两侧是塔头沼泽，是百丈峭壁。在这里破冰架桥，开挖桥基，机器用不上，爆破也不行，只能一锤一扦，逐层破冰。冰坚如铁，八磅大锤抡起来，砸下去，震得虎口开裂，两臂酸疼，几十锤下去，只能破开一个坑；八磅大锤不吃力，换12磅，冰面上，乒乒乓乓之声，加上狂飞乱舞的北风一阵阵抽在脸上，针扎刀割般疼，呼吸都困难；十二磅大锤从上工打到下工，汗水浸透棉衣，冻成“冰甲”； 钢扦铁镐冻得发脆，用力一撬，就折成了两段；手不小心碰上铁器，立刻扯去一层皮……寒冷没有退让的意思，战士们也没有。七八米深的桥基，全是大冰窟窿，冰层时有渗水，一旦渗水就可会淹没桥基，战士们跳进刺骨的冰水堵塞漏洞，争取填洞时间。往桥基里灌注混凝土的时候，为了防渣冻结，战士们用铁板炒砂石，用开水烫砂石，六十万方砂石就这样从零下40多度升到零上30度，装上斗车，盖上棉被，用最快的速度推进基坑，一座座钢筋混凝土桥墩台就是这样铸成的。

 

在铸成桥墩台之前，还有一个大拦路虎：河两岸的塔头沼泽地。塔头沼泽地也被叫做“畏道”。如果说人迹罕至的大兴安岭有什么“藏龙卧虎”之诡诈，畏道就是其中之一，有人叫它烂泥坑，有人叫它“冰碴窖”。有人叫它“狗交腿”。林区曾经几次开发，却经历失败，跟它千丝万缕之干系——冬天塔头沼泽地冻，可以进，却因为奇冷，无法安顿；夏天每一处塔头沼泽都是活的，进去，出不来，由其是运输，很多主意在畏道的面前黯然失色。即使是这次大兵团“作战”，同样绕不开畏道：七百多公里铁路线必穿过星罗棋布般散落在兴安岭连接起约二百公里长的塔头沼泽地。而这些塔头沼泽地带，也是能否战胜大兴安岭高寒禁区的关键。

时至夏天，地表化冻，塔头沼泽成片片烂泥坑，机器进不去，肩扛人挑的土办法也行不通，一不小心掉进沼泽，是更大的危险。红军过草地时，多少红军战士就这样陷在沼泽地里再没有出来。所以不管我们的工期多紧，面对夏天的塔头沼泽地，只能望“洋”兴叹。等到冬天，风像往年从西伯利亚一路寒流着奔来，封天冻地，铁道兵施工的季节，修理塔头沼泽地的季节就来了：冻得铁塔一样的塔头，一镐下去，塔头没动，铁镐抓不牢，就会被反弹出去，战士们放下铁镐，用板斧劈，用大锯锯，塔头草砍平了，能踩着沼泽上的冰碴抬土运石，填筑路基了。有三个尖刀连，为加快工期，在塔头地上架起了一条十几米高的空中“便道”从几里外装土运石，小车来往如飞。战士们做了一个统计：每个战士每天要在空中“便道跑”个百来公里。 个个是“长跑”能手，常胜将军。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靠着一辆辆手推车，运送了三十多万方炸山土石方，又废物利用地（现在叫环保）用它们填筑了路基，节省了一百二十八万多换填土方，加固了基底冰冻层，避免了路基下沉现象发生。

 

从以上的故事，我们知道，开发大兴安岭最靓丽的风景，是战士们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想出的一个又一个好主意，好办法，好发明，好创造，这些好主意，好方法，好发明，好创造是每一个任务能够准确如期地完成的保障。这些保障们一共有五百多项，从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人找组织把某一项发明算在自己头上，成为向上级、向国家要待遇，要发明权的理由。“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在那个时代，这两句话不仅是口号，还是真情实感的写照。我任三师政治部主任，考核干部的时候，和张春玉做过长谈，他很动感情地说：作为党员，任何时候集体，国家，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我因为为国家，为他人做过一些事情，就把手伸向国家，伸向党，那我就不是英雄，而是个人主义者，是狗熊。这是张春玉说的，也是很多战士说的，是那个时代说的，这是那个时代集体的价值观，世界观。所以，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举起右臂，敬礼。

 

徐锦荣是九师总工。50多岁，是部队培养出的工程技术人员。他没有上过什么学， 十几岁就在资本家的工厂当了童工，入伍的时候，他只是个普通架子工。可是他克服困难读了很多书，和其他战士、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解决了很多工程技术上的难题。他自己也从架子工，成为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

 

在大兴安岭修铁路，最大的困难是冷。比如在冰河上架桥，要用冻结法施工。可是这种冻结施工法，部队头一次运用，没有经验。桥基才挖到几米深，就开始打漏，一股股冰水从坑底往上涌，不一会儿挖好的基坑里就灌满了水，然后冻得死死的。徐总下到连队，每天和战士泡在工地，一起研究，讨论，有个战士说：如果我们知道冻层冻结的规律，就不怕基坑打漏。这句话启发了徐总，他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叫上几个战士，再次勘查了冰河上下游，弄清了冰河基坑阴阳面冰层厚度，特别是每一天冰层冻结的厚度，想出了分层开挖的办法，很好地掌握了分层开挖的时间，方式和科学地利用天气，解决了打漏问题，这座桥是提前工期修建完成的。

 

要设计一个装几百斤炸药的大炮井位置。为了准确找到大炮井位置，需要爬上凌空面测量高度。山高岩险，徐总年纪大，连队的干部战士都不同意徐总上山，大家说：我们可以测量，拿回数据。徐总不同意。别人的实践，不能代替自己的实践，设定的炮位准不准，关系到能不能多快好省地修下这条路，这个山我得进，而且一步不能少啊。攀崖越岭，一处一处测量。发现了图纸上的偏差，纠正了偏差，测好了炮位，成功地进行了大爆破，加快了开山速度。

徐总还有很多别的发明，像“引冷促冻加速桥基开挖法”，“爬坡车运土”，“扒杆船架桥”，“穿心锤打桩”等等。他带着年轻的战士，在高寒禁区引人入胜地表现了革命者主人翁的工作态度和精致优雅的科学创新精神。

 

英雄不怕苦，不怕苦的英雄才不怕死。张春玉是这样的代表，孟祥玉也是这样的代表。炮井塌方，他不往外跑，而是到危险的地方排险石，支排架。一块石头塌下来，他用身体顶住，救了战友。脚被砸伤，战友把他送进医院，脚刚能下地，就拄着棍子回到工地。

 

工地繁忙，时有危险。开山是这样，隧道里施工也是这样。隧道里施工不仅“遇见”塌方，还会“遇见”地下水。一遇地下水，坑道里就结满冰凌，整个坑道成了“水晶宫”，让人哭笑不得，及其突出地把严寒，酷冻摆在了干部战士面前。

查技术资料，资料里查不到“解决地下水不冻”的方法。那时候有个名字叫“三结合小组”，就是技术人员，战士，干部技术攻关组。这样的技术攻坚小组很多，每个部队都有。这个部队的技术攻坚组，经过很多实地考查，很多个办法，主意逐一实验，得出了一批“制服冷和冻”的经验，一个一个写成资料，总结出了地下水结冻的特点，规律，一个排水制冻的方法“冒”了出来：在砌筑好的隧道中心线下几米深处，挖一个泄水洞。这个方法要求有较高的技术和精确度，等于在隧道里又开了一个隧道。在挖泄水洞时，战士们打着火把，踩着冰水，一锹一镐在隧道里挖了一条地下长廊，地下水由此引入了泄水洞，隧道积水结冻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泄水洞向外排水时又遇到了困难。水一泄到洞外，就冻，就堵在洞口，排不出去。“三结合”小组提出了一个土法子：利用塔头草和河卵石在出水口造一个保温锥体，控制水温，防止结冻，再用扩大落差的办法，加快水流速度，最大可能地提高和保留水温。于是，锥体保温和提高水流热量的方法，使地下水流出隧道口时不再结冻，隧道里再没有冰凌冰丘，可以正常施工，为在高寒区开挖隧道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科研经验。

 

“围冰堰”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当指战员们在严寒的实践中体验了冷可以使河流冻结数尺，也可以让这个冷为桥梁施工创造出“天然浮桥”：在冰河上开挖桥基，然后逐层剥冰，逐层冻结，河床下流的水被人工地改变了千百年结冻习惯而成就了另一种天然“冰围堰”，使冷在河底冻结，桥基垂直开挖。很多时候，虽然战士们鼻子冻得发白，还是希望天气能变得更冷：在基坑旁筑“兜风墙”；在冰河岸砍“引风道”等等，把寒风引入基坑，加冷促动。

 

五十多条冰河，凿去了十二多万方冰碴子，筑起了二百多座桥墩，修起了五十多座桥梁。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了为国为民不计较得失，不怕苦和累的和平时期军人的“天职”。这种天职让我们这些亲历者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回想起来，都充满自豪感和英雄主义的情怀：“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兴安岭上摆战场……”是那段生活实不为过的写照。

几百公里铁路线，填筑了几千万方土石方，这几千万土石方除了少量机械作业，都是用推土车完成的。高寒林区开山劈岭，石方多，冻土多，树根多，施工需要大量炸药，是伸手向国家要，还是自己动手解决？战士们说：炸药是国家战备物资，我们能不伸这个手，就不伸这个手。部队组织干部、战士、工程技术人员跋山涉水地到兄弟单位学习造土炸药的经验。回到自己的部队，没有厂房，工棚代替，没有原料，锯木厂背锯末，汽车分队挑废机油……不到两个月，整个线路上，办起了数个小炸药厂。

火车将从龙头山大拉沟通过。龙头山大拉沟要开挖几十万方冻土和岩石。三师十五团技术员周治安带领战士，用一顶旧帐篷，几块旧铁板，办起了炸药厂。没有碾压肥田粉的碾子，用石臼舂，石磨磨；没有烘干设备，砌灶炒，用火炕烘；没有过滤设备，用筛子筛……终于制成了适应高寒地区使用的土炸药。这种炸药性能好，能放土炮，石炮，水炮，降低了工程造价，为国家节省上百万元。 

实际上，开发大兴安岭的第一期工程，八万大军已经为国家节省了2100多万元。预制凝土涵管没有保温房，战士们在住的帐篷里一节一节灌注涵管，每一顶帐篷都成了保温房、加工厂；施工点没有照明设备，战士们糊纸灯，冰灯，烧篝火解决照明有的战士甚至摸黑上现场施工。那个年代，很多战士都是自觉地用土办法，穷办法克服困难。

有一支部队在修了一支很长的隧道时，需要从山坡铺设二三百米长的水管，把冰河下的水抽上山，但是水还没有从管子里抽上山，就冻成了冰棍。有人提出向国家申请一个管道保温设备。这个手能伸向国家吗？连队干部让战士自己讨论。战士们说：我们自己动手解决。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先用草绳子捆，不行；用盐水灌，不行，寒冷把钢管都冻裂了；战士们“拿”出了看家本事：“地火龙保温法——把十几个旧油桶串联在抽水机的送水管上，再从山里砍来树枝、干柴，明火加温，保证了水管在零下四、五十度低温下也可以正常运转……“穷”法子战胜了酷寒，冰河下的流水被抽到了80多米的隧道工地上，顺带还解决了施工用水。

白嘎拉山，也叫滚兔子岭山，山岭陡峭，地势险峻，在这里打隧道混凝土里需要掺合大量砂石料，汽车开不上山，只能人挑肩扛，很影响工程进度。徐光远工程师到了连队，觉得如果可以在悬崖上加一个索道就可以解决运输。但是几百米长的钢绳在何处生根呢？战士们在腰上栓上安全绳，冒着危险在悬崖上打炮眼，挖坑道，把两米多长的粗钢扦埋进岩洞，再拴上粗钢绳，架上了索道，装上了天车，河对岸的砂石料直接运到了隧道口。原来一个工作面，需要四五十人，有了“索道运输法”，两三个人就够了；以前几十台汽车供应砂石料还供不应求，现在不用一台车，用料还有富余，功效一下提高了十几倍，三百九十多米的大隧道，不到一年完工。

在部队的施工现场，处处可见修理机械小组，缝补帐篷小组，修旧利废小组……一台机械修了又修，一顶帐篷补了又补，一件工作服班长穿了交给老战士，老战士穿了又交给新战士，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汽车连的战士，人人会开车，也人人会修车，小修不出班，中修不出排，大修不出连。一辆汽车几十个部件，3000多个螺丝，拆了装，装了拆，熟悉了汽车性能，掌握了修车技术，还自制出土机具，土设备。没有大梁校正器，用千斤顶代替；没有铆钉铲，就用钢钎顶；没有铆抢，就抡起大锤干；全连就靠着一台旧机床，几把老虎钳，做到了汽车大修不出连，更做到了满足施工现场运输的需要。

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是开发建设的主旋律。由此，我想起来郭维诚副司令沁园春词的下半阙里：待月夕，望素娟笼翠，仪态万方。长林不复寂寥，有无数青年斗志昂扬。听马达声喧，歌儿嘹亮；移山填谷，建设繁忙。四通八达，铁路公路，定叫僻壤变康庄。”

这是何等温暖宽阔的共产党人的激情和胸怀！我要像他们那样，像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们那样不退缩地的走完自己的革命的路！

不是后记（的后记）

开发大兴安岭林区会战，从1964年8月开始，到1974年7月结束，用时十年，不夸张地说，铁路公路甚至林业的砍伐栽植建设，是成功的多、快、好、省的经验。更让人思考的是，开发的十年，有八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

 

1967年春，505部队委派参谋长宋瑞章，组成了一个“支左“工作办公室，原秘书处长吕心川为办公室主任，政治部保卫处长冯进祥，青年处长丁宪邦，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周逸隆，带领百来名干部，分组介入特区各单位，支持地方工作，坚持生产。临行，政委苏超对我们这些将去地方执行特别任务的同志说：不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会战任务，因为会战是军民共同奋斗的目标。修路也好，林区建设也好，都要用革命的理想去改造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创造奇迹。

参与地方的工作建设，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是第一次。虽则两年，却使我由衷地感觉到我和我的战友们，特别是牺牲了的战友们用生命，血汗，打下的新中国了不起，值得。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值得我们用心，用我们的革命意志去爱护。1976年6于13日《解放军报》登了这样一篇大兴安岭的报道：“十年来，随着铁路深入林海，沿铁路线建设起一百多个林业企业，林场和贮木场，修建了三千多公里运材公路和六十多公里的专用铁路，每年为国家采伐数百万立方米的木材，运往祖国各地。”这是奇迹。而奇迹是这样来的：

新林林业局，有干部工人一万四千人，是一个年产量达80万立方米的现代化林业企业。1967年产量为一百，1968年产量为一百三十一，至1976年逐年上升的势头接近五百，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国家当年投资的30%还多。林区首府加格达奇由当初几间护林防火和狩猎人憩息的小屋，发展成有十万人居住的现代化地市级城市。

我有一个小本，记录了一些在地方工作（两年）的小事，摘录几件，与大家分享：

塔河林业公司筑路队的两台机械被碰坏，油箱漏油，严重地影响了施工进度。机器坏了要修，可是荒山野岭，没有修理设备，也没有修理机器的工人。总支书记想起一个人，铁匠炉工栗庆润，栗师傅心灵手巧，是个能人。总支书记就去和他商量。栗师傅说他修过拖拉机，推土机，尽管缺这少那，他还是接受了任务，半年里，修复机器20余次。还自己制作扁担，镐把，土篮，一切能省就为国家省着。甚至他有人的胶鞋坏了，他自己买来粘鞋的胶水，晚上大家睡下了，他帮助人家一一补好。施工员刘玉堂，3个月捡回40多个土篮，修复后继续使用，快乐地为国家节约了60多元。

 

塔河房建处老工人徐振昌长期患心脏病，领导为照顾他不安排他的工作。他想，自己是工人，又是党员，长期不工作，怎么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他多次向领导要工作，都被拒绝了。他想出了一个“起早贪黑”的工作法：趁工人、领导没上班，他偷偷上班；工人、领导上班，他就下班。如果被领导看见，他放下活就走，领导走了，他接着还干。没办法，领导只好分配他去打更，看场子。他一面工作，一面把掉在地上的钉子、螺丝、合叶、拉手等都捡起来，不到半年，他捡的物资值550元。

新林工人韩玉生自己的鞋穿了修，修了穿，新买的鞋却送给需要的同志。白天劳动一天，晚上看见同志的裤子破了，就给补好。同志们过意不去，拒绝的时候，他就等他们睡了，打着手电筒，悄悄补好放回原处。记录员齐彦斌，自己吃粗粮，把细粮送给身体不好的同志吃。来自内蒙设计院的孔繁荣和其她女同志，经常给同志们拆洗被褥，还早起晚睡，把已经报废的工作服拆了洗，洗了补，为大家解决了五十多件工作服。塔河医院护士于春香说，患者想吃面条，食堂没有，她就在家做好送到医院，用自己的钱给患者买罐头、红糖；妇科大夫王淑芝知道患者纪文想喝小米粥，小米一时难买到，她就把粮食部门批给自己喂孩子的小米，熬了粥端给纪文喝……。

这样的故事在大兴安岭随处可见。参加会战的工人们，不把苦当苦，不把累当累，相反，把多为国家，为他人做事，当作快乐。塔河工人高为章听说李玉秀家人生病，急需钱用，卖了手表，钱悄悄寄去了李玉秀家；新林工人郝季祥回伊春搬家，看到一位老人如有所失，一脸焦灼，上前询问，老人说：钱包丢了，没钱回家了。郝季祥把身上仅有的六元钱和七斤粮票给了老人。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再三问郝季祥的名字，郝季祥说他是大兴安岭林业会战的林业工人。

大兴安岭林业会战的林业工人是好样的。砖厂的工人也是好样的。

建设需要木材，也需要砖，砖厂就是这样成立了，有七亩地大。可是山高水深，砖厂“够”不到水源；石多土薄，扒开草皮，沙多土少，砖厂的同志惊讶地发现找不到可供烧砖用的土源。砖厂领导带着工人找来一块块沙泥，比较，实验，用手捏成砖坯，放在炉内反复试烧……土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打井解决水。一眼井打了二十多米深还不见水，再打第二眼，第三眼……井没有打出水，却在山后发现了一个积水塘。积水塘的水是地表水，因地势低洼，水从四面八方渗流过来，水源充足。砖厂决定引水上山，让水倒流进砖厂。为此，搭高架，用木头做成水渠，一桶桶水被提上高空，从木渠倒淌进砖厂，砖厂提前八天投入了生产。大兴安岭有了自己的砖。

资料提供 丁岚（作者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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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编辑 何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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