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趣忆丈母娘

枫叶77335026

这篇文章，从提笔开始写，就想好了投美篇的“难忘知青岁月”话题，因为，当女婿这事，男知青都有亲历，女知青都是第一观众。

我的妻子当年也是知青，所以我的丈母娘对知青的状态，自有切肤之痛。

我们上海下放的知青，不像其他地方下放的知青，十年内几乎都能回到原城市。上海的户口，实在太“出来容易进去难”了。我花了26年，才回到上海，还有好多上海知青，退休后才回到上海。可见，我的丈母娘，有一位知青女儿没回来，已属牵肠挂肚，突然冒出一位知青女婿杵在眼前，岂不雪上加霜？

——题记

我是上海知青，在皖北农村待了三年多后，招工在当地小县城。从此，在第二故乡进入“后知青”阶段。这阶段，都会遇到“穷”、“倔”、“囧”三个字。此文仅记叙这三字与丈母娘的关联。



穷，都是横向比较而来的。我由招工脱离农村，有了工资，已非常满足了。居所离插队点百十里路，不算太远，乡亲们常过来，于是，招待个小酒，聊个天气农事，赠送个紧俏的肥皂、洗衣粉之类，是常事。来的都是患难之交，花了钱，也开了心。我们沉浸于厚道的皖北民风，也彼此“义”字当先。一年年过去，没感觉“穷”。

到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才明显感觉到“穷”字带来的窘迫，才明白自己属于穷人。我是1976年当上女婿的。在这半年前，进入筹备结婚阶段时，才猛然发现，时下上海青年结婚的“标配”，居然发展到“36只脚”+“三转一响”了。大厨、五斗橱、大床、床头柜、方桌、椅子4把，各4只脚，四九三十六只脚。幸亏当时上海住房普遍小，另一只床头柜、书桌、书橱、沙发都尚未列入家具标配。三转一响为：缝纫机、电风扇、自行车、台式收音机。

既然是“标配”，自然也是每位上海丈母娘心中对女婿的“最低要求”，而那时我的存款有多少？月工资三十元刚过，每年还要贡献给铁路局至少两趟回上海路费，口袋里的余钱，从没超过二百元。这已不是“缺口”问题，是存款末尾缺个零的数量级问题，让我如何能在未来丈母娘前挺直腰杆？



     挺不直腰杆，就当不上“绩优股”。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尽量让未来丈母娘多多发现我的优点，争取认可为“潜力股”？

    她家里的桌椅有晃动，带上木工锯、刨，一定捯饬到不晃动！家具有掉漆，一定修旧如旧，看着顺眼！缝纫机走线不顺畅，一定调整到走线顺心！电灯电线、水管龙头，只要是她家里遇到的难题，我基本都能排除……加上未来岳父的间接帮忙：他是高级会计师，却除了会扫地倒垃圾外，其他家务一概不会，更映衬出我这些优点。

     终于，在预定婚期的三个月前，我在上海出差，未来丈母娘电话中发话了：“明天来家一趟，商量一下你们结婚的准备工作。”

     接此懿旨，心中忐忑，此“商量”直接关系我的钱包，穷小子总要见丈母娘，硬着头皮也得去“共商大事”。我如约而至，没想到，半个小时，大事就商讨完毕，未来丈母娘的指示归纳如下：

     婚房，单位已解决，不议；家具，目前上海青年结婚的家具供应，一律凭证，我们属外地人，不能购买，由她负责打听，谁家因房小不买全的话，捡人家不买的零星家具指标，多联系几家，帮我们凑，实在凑不齐，缺的部分反正我既会木工又会漆工，自己动手慢慢补齐；三转一响，当时全凭票，由她来托人，慢慢凑；婚期定在春节俩人回沪探亲时，两家长辈在我家一起吃个饭就成。

     大事已定，我如释重负。我那不丰满的钱包，清空行动由“立即执行”改为“缓期执行”。这哪里是丈母娘，分明是体恤我钱包空瘪的亲娘！心里暗下决心，今后，一定建设好小家，争取变成货真价实的绩优股！

     出差回去后，与准新娘说及此事，依然对丈母娘感激涕零。谁知准新娘一脸坏笑着说：“她哪里是心疼你呀，她精着呢，分明是怕你去借债，还不得她女儿我跟着还债！”如此话语竟然出自她亲生女儿之口！难怪老话有一说：女儿是家贼！

     婚姻大事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中如期完成，小家建立。这事特感谢丈母娘，我这穷女婿在既有压力又保住面子的情况下，转了正，搭建成自己的家。

我们居于北方小县城里，上海人，本地人，存在文化冲突。“倔”指对自身文化的坚持。如，当地人处事喜粗，我们坚持细，当地人喜模糊，我们坚持精确。时间久了，入乡随俗，择优而学，相互影响改变。但是，偶尔回上海，发现我们与丈母娘之间居然也有了文化冲突。

　　   我们受不拘小节、豁达、大气、仗义这些北方文化的潜移默化，又长期的游子状态，使得我们对上海的父母，有种歉疚感，因为一旦他们头疼脑热时，我们很少有机会赶上、尽孝。所以，对上海的长辈，我们奉行的是，别说“有钱出钱”了，没钱也愿意出钱。出力就更不用说了。

     丈母娘财务出身，几十年的老会计了，在钱上喜欢“搞搞清爽”，她叫你买的，一定实报实销，她替你买的，也一定找你报销，亲儿子也如此。钱上搞清爽，是她的职业使然。典型的南方文化。

     在钱上的“小冲突”就来了，以电影票为例。那时候电影票紧张，好电影、新电影、内部电影更是一票难求。丈母娘工作于市电影局，每周末几个儿子就盼母亲下班，瓜分她手中的电影票。

每次二三十张不同品种，不同场次的票，很快分完，但一律现金交易。丈母娘的逻辑是：我花钱买的，你们工作了有收入，应该付钱，我一分不赚，能帮你们买到就不错了。

     只要我在上海，这一成不变的银货两讫规矩就破了：每次有电影票尽我先挑，而且不收我的钱！

         

     如此改变，起源于我每次回沪时，带来的花生、麻油等受欢迎的土特产，给丈母娘的，都是送，不是替买，不结账报销。我第二故乡是北方，哪有女婿送东西还收钱的道理。一开始也争执过几回，毕竟她女儿以前也是替买。但在我的“倔”面前，终究吴越文化让位于黄河文化，丈母娘与我之间，“小钱不算”，达成共识。所以，才形成了电影票她也一律送。我的电影票待遇，高过了她的儿子们。也避开了一个大老爷们几角几分付过去找过来的尴尬。

     我笑称，我们属于丈母娘家的“安徽特区”。她女儿为了打击我的自得，也想学习母亲不收钱账务借贷如何平衡，特偷看母亲的家庭日记账，然后警告我：与我有关的账务往来，摘要栏有注明。吓唬我小心秋后算账！我却自信：丈母娘的“精确记帐”，与我的“小钱不算”，不论是人情上还是账务上都达到了妥协和平衡，可持续发展。

     从我1976年成家，到1995年调入上海，19年间，我们安徽的小家，成为丈母娘操持的大家的一节拖厢。爱人怀孕了，她忙着托人捎带营养品；1978年儿子出生了，她从尿布、小衣裳、到儿童读物、小玩具，数不清捎去多少回；我们的自行车、缝纫机、彩电、洗衣机、冰箱、录像机这些新式器物，都是她托人搞的票，我们才买成。她常说，我们的小家建设得越好，她跑腿搞票兴致越高。

     更可贵的是，她从不主动搞票，支持我们量入而出，只有我们开口需要票了，她才去托人。她知道我们在外地收入低，从不在钱上给压力。

   当知青，最难受的是火车站的离别，这19年，又给她增加了多少次送站的离愁别绪和平日的牵肠挂肚，这账无法计算。

　　有一年的秋季，我们一家三口回上海，坐了一夜的火车。由于岳父母前不久搬了新家，所以我们出了火车站，直接去岳母家看看新房子。到达时已经是上午8点多，岳父已去上班，丈母娘一人在床上呻吟。一问，腹部疼痛已几天了！再问，她指着桌上一堆胃药“老胃病，医生开药了，但是这次没效果。”再观察，见她面部、眼球已泛黄色，不能拖延，必须立刻急诊！

很快找来轮椅，我俩准备送丈母娘就医。可是，不满5岁的儿子怎么办？一个陌生的地方，让他一人呆着？事情紧急，我把儿子带到电话机跟前，告诉儿子：“外婆生病了，我和妈妈必须马上带外婆去看病，你的任务，像电影里的接线员那样，只要有电话进来，你告诉他们，我们去瑞金医院了。”交待完任务，我们匆匆出门。

一路辗转公交车，赶到瑞金医院后，看病、化验、B超，确诊为“急性胆石症”，已经影响到胰腺了，必须马上手术！又立刻办理手续，很快丈母娘被推进了手术室……待手术成功，转到ICU病房，我俩才想到，儿子还单独在家！赶到家，已是傍晚。

问儿子怎么吃的中午饭？

“在冰箱找到，自己吃的。”

问儿子一个人害怕不？

“不怕，外婆病了，我的任务是接电话。”

问儿子接了几个电话？

“三个，外公的和舅舅的。”

　　晚上，岳父回来了，“今天幸亏小外孙，他电话中告诉我，外婆生病，去瑞金医院了，我才往医院赶。”接着，几个舅舅也从医院回来，都对“小接线员”赞不绝口。那时候，BP机还没有，手机更没有，个人即时通讯无法做到。儿子的接线员起了大作用。

我则感叹，外婆这么多年对小外孙的阳光雨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小小年龄的儿子总算报答了一次外婆。



我们知青的原生态，是读书太少。尽管招工了，但安身立命的技能低，一直是我们的“囧”。

找机会读书充电，一直是我的愿望。可是，重回课堂读书，谈何容易。尤其是在小县城。

1983年，我临危受命，带队抢修“206国道新汴河大桥”，并且顺利完成任务（详见我专栏《胶水修桥》，不赘述）。

工程完工后，按照原来的奖金方案，我个人可得近七千元。最后，我综合利弊，把方案中我个人部分的近七千元，换成单位领导支持我上学的承诺，让奖金方案中的其他部分得以顺利实现。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时改革精神和改革措施尚不同步，我的“点子”和“创意”还没到值钱的时候。只能这样改变，上级管理部门才能通过，才能实现“多赢”。（详见我专栏《一次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不赘述）。

春节回家，与岳父母聊起此事，原以为，放弃一大笔钱，换得一个上学承诺，没“搞清爽”，丈母娘肯定不爽。没想到，岳父赞赏“有大局观”，丈母娘则说：“财务确实只认红头文件，读书确实重要，得到读书的许诺，是最好的结果。北方人重情义，等机会吧。”

一向只认“现货”的丈母娘，居然认“期货”了，我备受鼓舞。钱与读书，读书更重要，我与丈母娘的观点竟然是一致的！我感叹：小账“清爽”的丈母娘，大账更清爽！以前，在我这穷女婿面前，她小心避开“錢”字，给足了面子，现在，我掂量到了她的内心深处，对我有更高的期望，希望我的才智，能向更高台阶迈进。明白了她这沉甸甸的期望，继续努力吧，绩优股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一年后的1984年，我考上了电大，三年毕业后，正好赶上全省公路系统“公路电算化”，我沿所学的计算机专业方向继续努力工作。

又过了5年，我通过国家计算机“高级程序员”级别考试，成为我们局第一个计算机软件工程师，总算有了安身立命的技能，摆脱了“囧”字。

1995年，我以“紧缺专业人员”身份调动回到上海。我们这个小家终于回到上海了，了却了丈母娘的心愿，她不用再两地牵挂了。

　　过了几年，我们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终于能在上海迎接岳父岳母来我们家作客。看着他们兴致勃勃参观我们的新家，我忽然想起当年为“三十六只脚”发愁，特意拉着岳母一起数起家具的脚来，数了半天，比当年的“标配”超出了不少，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202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