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

惠心朗朗

我的中学生活我从没写过，那是一个难忘又美好的人生阶段，也是我人生正式学校生活的最后一段。我是1963年秋考入太原五中的 ，那年13岁。太原五中是太原最好的学校，同学们都是来自各校最好的学生，还有从县里考来的优秀学生。因为离家远同学们大都住校，所以我们朝夕都在一起，吃饭睡觉上课课外活动通通在一起。

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好 ，同学们都努力学习，积极向上。不用班主任老师管理，都是班干部管理。文艺委员教唱歌，体育委员带领锻炼，生活委员管理吃饭 ，学习都是自觉的。看到现在的孩子，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案头一大摞学习资料，课余没完没了的补习，真是遭罪啊！我们的学习时代很是幸运，很是幸福！

我们每天上六节课，早上一节自习，晚上两节自习。晨起有早锻炼 ，下午两节课后全部要到操场活动。体育委员带领大家做各种训练 ，跑步，打球，投掷……接着吃饭上晚自习。

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半个月的劳动，有时去工厂，有时去农村，去农村居多。我现在还记得到农村去割稻子。在稻田里弯腰割稻，一镰割断五六丛稻子，搂在胳膊腕里。搂不住时，放倒田中。我不小心还将左手的无名指割破。割完后，还要打捆背到场地上。稻米湿着，是很重的。走在泥泞的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非常吃力。那时同学们没有叫苦的，都卖力的干活，而且喜欢在农村劳动。村里干部给我们提供免费的蔬菜，我们的伙食费全买了猪肉，当然我们是高兴的。我们还收割过麦子，麦芒扎得胳膊疼。收过高粱，把高粱穗割下，插成一垛扛在肩上背到场地。劳动结束回到学校，还有汇报演出。

每年“五四”青年节，“12.9”都有全校的文艺汇演，每个班都要出节目。每年都要开校运会，平时也有篮球赛，广播体操比赛等等活动。

我们的老师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都是兢兢业业 认真负责。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刘老师上海华东师大毕业。她年轻热情，和同学打成一片。她教语文，热爱体育，还会唱越剧。她给我们讲她的恋爱故事，那个时候大概很少有这种事吧？直到现在刘老师还和同学保持联系，八十多岁了充满活力，比许多同学都显年轻。初二的班主任潘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曾作为优秀教师被派到越南教华侨学生。教俄语的孙老师，曾是苏联专家的翻译 ，一个标准的美男子。高高的个子，亲切的笑容，俄语课成了我们喜欢的功课。我学了整整三年，文革中断了学业，俄语也忘光了，只记得几个单词，你好，再见，谢谢……

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是教几何的张老师。张老师上课常常提一个小黑板。黑板上是张老师自带的例题，比课本上的例题难。张老师教导我们学习要常总结，学会推理学会分析。我觉得几何比代数难学，几何解题路径多，脑子要灵活。文革后张老师是太原最早被评为特级教师，实至名归。

当然那时政治空气浓，64年的暑假，高中的同学下部队军训，开学后就表演走正步，唱革命歌。此后学校开始大学解放军，大唱革命歌曲。锻炼增加了匍匐前进，翻越墙头……开饭前要列队唱歌。并且开始学毛著甲种本乙种本 ，晚自习也有人读毛选写心得。同学们要靠近团组织，汇报思想。我也积极，初二末期班里的团支部就批准我入团，可是开学后校团总支不予批准，原因是我有海外关系，我有一个伯父在海外。

自此心里有个包袱，我没对父母说过。到了66年文革开始，出身论疯狂的时候，平静的校园生活立刻被打破。红卫兵耀武扬威，“出身不好”的同学遭厄运。我爸爸是“臭老九”文革开始被抄家，我们这些同学被红卫兵编入“集训班”，变相的被改造。吃饭前要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晚上还要集中学习。这是中学阶段最灰暗时刻。要写中学，绕不开这一段，一直没提笔。

当然中学阶段大部分是美好的，我和同学们也结下深厚友谊。我真正的学校生活就是这九年。以后上电大完全是另一种学习模式， 和学校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离开五中快60年了。2013年秋我们入学50周年，同学们聚会母校，和当年的老师欢聚一堂。每当想起那美好的学生时代，心里就是甜甜的温暖的。愿今后不会再出现文革那样晦暗的时刻，同学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快乐学习 ，同窗学友成为终身好友。

张老师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