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赴重庆，续缘林园

踏遍青山

1980年总参通信部在重庆组织业务培训（半年），总部和11个大军区各派出1～5名干部参加。

本班学员来自全军相关通信院校和通信部队，其中有总参系统的陈宗旭，侯贵岭，杜林军，黄艳茹、王志国。总后系统的冯宪昌。国防科委系统的侯金祥，钱开发。各大军区选派的学员是：北京军区窦爰平、本人、李竞。沈阳军区崔秀芹、杜辉、张晓东，孙波。广州军区杨谊、刘广明、曹政生、郭粤生。南京军区张克勤，朱行才。济南军区席德正、孙伟跃。成都军区蔡思琛。兰州军区郑小明。福州军区吴绍平，邹志中，万德明。昆明军区张富礼、罗黔军，丁树忠。武汉军区陈正鲜，李殿鹏、赵义。乌鲁木齐军区张印生，贺俊才。

几年前我曾在该校上学并取得大专学历（毕业N年后总参、总政才联合发文予以明确），没想到这次又来到了这里，更为巧合的是我还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学员队，这大概就是一种缘份吧。这几年是军校变动较大的几年，我首次在该校上学时校名是通信兵工程技术学校，在校期间校名就改为通信技术学校，这次又校名又变成了无线电通信技术学校。

1981年结业时，重庆通校魏校长，毛政委，钱部长，李大队长，教员熊诗高、王义贵、王义、卜荣宗、斯培国，学员队谭培成队长等与学员一起合影。

参加这次培训有两点我印象深刻：一是学习很刻苦。我们这期学员中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的是成都军区1960年入伍的老兵蔡思琛，年龄较小、资历最浅的是沈阳军区1975～1976年入伍的杜辉、张晓东、孙波等几人，而我们1969年～1972年入伍的学员则是这期培训班的主力军。当时文革结束不久，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才取得胜利一年多。那段时间全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作为各通信部队的业务骨干，我们求知欲望极强，学习热情也极为高涨。我记得，当时我们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研讨，而课下除参加必须的集体活动之外，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泡在教室里自习，直到熄灯号吹响而教学楼要拉闸限电之时才不得不返回宿舍休息。二是周末很放松。我们这次参加培训的都是干部，其中没结婚甚至没有异性朋友的年轻人不少。社会上年轻人躁动的心我们同样也有。在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旗号下，我们把每个周六的晚上（那时每周只休一天）都当作狂欢日。狂欢的内容则分为熄灯号响之前聚集在队部那台20寸电视机前集体观看《加里森敢死队》、以及熄灯号响之后关闭电视约上部分同学躲到某个宿舍去喝酒两种形式。

说到喝酒有三个问题不得不说：一是学校规定熄灯号响之后宿舍不能有亮光出现，为此我们喝酒时一般都会使用南方部队同学的雨衣把窗户遮挡住。他们的雨衣是长方形且中间有帽子的那种，四个角一扯刚好把窗户遮挡的严严实实，不像北方部队的雨衣是开襟式，穿在身上遮遮雨还行，但用于遮挡窗户绝对不好使。二是轮流坐庄使喝酒活动持续不断，我们多为营连军官，工资在当时环境下算是高的，再加上同学中类似我这样的“单身狗”其它开销又小，所以轮流坐庄的负担不重也有可持续性。那时的重庆物价不高，茅台8元一瓶，泸州老窖、郎酒也就1～3块多一瓶，午餐肉等罐头也是1～3块钱一盒，再加上花生米、松花蛋等下酒菜，十人聚一次有20～30元足够。〈那时名酒等商品价格虽不高但凭票供应不可多买，因此我们喝的较多的是限制较松的泸州大曲、绵竹大曲、老窖等四川地产酒）。记得有一次我们十几人聚到一块，酒过三巡后逐步分成了南北两个阵营，南方部队阵营有广州、南京、福州、昆明、成都等军区的兄弟，而北方部队阵营则有沈阳、北京、兰州、济南、乌鲁木齐等军区的兄弟，双方人数差不多。但不知怎么搞的最后竞把广州军区的曹政生和我推为两大阵营代表。那晚我俩喝的有点高，第二天老曹趴在床上吐，而我也难受的下不了床。事隔多年，已转业并分别担任广东韶关和福建泉州某局领导职务的我俩再次相遇，当聊起醉酒之事时仍有芥蒂。虽然老战友多年未见，但战友之间“感情深一口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三是我们喝酒时行为非常收敛，否则大喊大叫影响多数人休息肯定会被学校发现而预以制止的。再说我们每次都追求速战速决，不会拖太长的时间而影响休息，当然结业离校的前一天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