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在汉口芦席街的日子

张智海

1950年夏初的一日，天蒙蒙亮，8岁的我跟随家公爹爹（外祖父）从黄陂长轩岭陈家中湾出发，步行60多里到祁家湾乘火车，煞黑才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到家见到了父母、姐姐和妹妹。

我们家租居在芦席街57号，二层的木板壁房，层高很小，在楼上踮脚伸手即可够着屋顶的瓦；有电灯，无自来水，不远处小巷内有公厕，可以“下河”（即倒马桶）。我家住楼下，楼上为房东盛大爹夫妇自住。盛大爹无儿无女又瘦又矮，一辈子靠卖（送）水为生，兜里总是揣着许多“欢喜”（有“火印”的小竹牌，凭此去附近“水桩”上水），一担（木桶）水售二百元（相当于1955年新币二分），赚一百元。盛大爹几十年挑水压驼了背累弯了腰，竟然奇迹般地“挑”出了一栋房产。隔壁左右有易成发成衣（裁缝）店，萧记人力车行，姜天顺篾匠铺，陆羽茶庄和兴发杂货铺等；稍远处有染坊，客栈，打白铁的，开饭馆的，街尾还有一家有点大的“夹”米厂，人来人往，蛮热闹的。

父亲没文化，只能靠拉人力车维持一家人生活，他拉的车就是从萧记车行租的。车行老板人很仗义，有时车工沒赚到钱交不了车租，他就“记账”通融，让车工赊欠租车。拉人力车卖苦力，一年四季最难过的是冬天。寒风凛冽或大雪纷飞的日子，父亲衣着单薄，腰间扎根草绳出车，赚不到钱不能回来，常常夜半才归。第二天早上，我用父亲昨天赚的钱，提篮子去街口的公安煤炭店买几斤炭圆（煤球），去高升米店买半升米；有时还去附近天声街模范（菜）市场捡点菜叶边皮之类。母亲帮别人洗衣赚点小钱；再就是带着我们用面粉搅的浆糊粘火柴盒，粘50个能赚一百元，这样生活稍宽裕一点。

我上小学是一元小路的市三十五小，与济民堂陈清明（民间以挑小儿疳积著称的一代名医）的二儿子陈金元同班同桌，玩得又好；炎热的夏夜有时一起做完作业，晚了就在陈家歇息，金元的妈常撩开蚊帐为我们打扇子赶蚊子，早上还给上千元（相当于1955年新币一角）过早钱，要金元和我到街对过的“一品香”（餐馆），吃面窝、油条喝伏汁酒。这是我童年有过的快乐时光。

不久，父亲有了自己的组织——人力车工会。我上学申请减免学杂费，人力车工会能开具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家贫）。读到二三年级，识字不少了，父亲便要我去他们的“读报组"为大家读报；读报碰到不认识的字，便一带而过“跳”过去。看到工友们聚精会神静静地听我读报的样子，他神色欣然觉得很有面子。

一天傍晚，家里突然来了三个不速之客，一个双手剪背为绳所缚，两个押解，说是借我们家“打过站”，气氛异常而紧张。父母连忙招呼张罗款待他们吃喝，又在堂前临时打地铺供他们过夜，次日清晨“过早”之后才离去。当时全国搞完土改开展镇反。父亲告诉我，他们都是黄陂老家的，被捆绑的是个解放前横行乡里民愤很大的恶霸，两个押解是长轩岺乡公所的人。恶霸闻风逃至汉阳远郊躲藏，乡公所派人循踪捉拿。这也让幼小的我在惊恐中长了见识。

芦席街西起公安街东至公安路，长百余米，宽六七米，是汉口一条破旧狭窄的老街。据相关史料记载，芦席街大体形成于1920年代，当时这里的居民多以芦席搭棚而居，故名；至1930年代居民增多，逐步改为板壁砖房。整条街一色土路，明沟排水，居民多为劳苦大众。

要说街上有身份有名望的，数我家对面荣昌商行做生意的袁老板。袁老板有一儿一女。儿子袁木华继承父业，交朋结友很有人缘；女儿袁汉华在外地读书，自由恋爱谈了个对象，沒想到父亲嫌男方家里太穷，硬是不同意，闹得河翻水翻，竟以死相逼。街坊们无人出面劝解。但背地里有的说女儿思想不该太新潮，有的说袁老板不该嫌贫爱富，有的说都解放了父亲不该干涉女儿婚事，有的则静观其变等着看笑话。结果这场“闹婚”最终以父亲退让收场。那时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解放初期的芦席街，安宁而有生机；虽穷人很多，但各展其能，各得其所，民风淳厚，邻里和睦。一到过年（春节），芦席街和公安街交汇处的开阔地带总是人声喧闹，打克朗球的，玩“打梭”的，来“十点半”的，转糖的，卖气球卖花灯的，玩猴把戏的，杂耍卖艺打挙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伴随着远近时断时续的鞭炮声，欢乐而祥和。家里哪怕再穷，母亲也要想方设法给我做身新衣，那种蓝色的大襟长袿子，穿上过年，图个喜庆。1954年市里取消人力车，父亲改踩三轮车，因嫌房租贵，我家搬走了；在芦席街的那些日子，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芦席街在老汉口虽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但其兴衰存续近百年，是大武汉城市变迁的一部分。1997年4月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印行的《武汉生活地图册》P19—20（局部），芦席街（打红圈处）依然在目。随着旧城改造与开发加速，至新世纪前后，芦席街整体拆迁完成；此后上十年间，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逐渐形成新的街区，芦席街彻底消失而成为历史。

1950年代本文作者（中）小学生时期留影，也是其平生的第一张照片。

【注：本文为罗时汉主编《武汉1949》（目前处于组稿阶段）的一篇试写稿，时在壬寅正月初六即2022年2月6日。后经修改于1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