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忆--晒家私念故旧(6)领导们

冬不冷

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都会于不经意间留下一些印记，自然形成含义特殊、表现形式各异的纪念物品，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又必须地与很多人交往、相处，其中相知相敬者之间有礼物馈赠实属定律常规。时间长了，这类物品就会积攒下来 。年代越是久远，这些东西所驮载的亲情、友谊就越发淳纯、深厚，越发令人回味。

这是我用过的党费证。我在部队入党之时没有这个，复员到地方后开始也没有，启用这种登记证时，我的党龄将满十年了。

这里所说的领导可都是大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说的这些大领导就都是我的党内领导。还有啊，在部队机要部门受训时，我知道师、团政委同志都在机要部门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我那时还没入党，我们的教官是科里党小组组长，他对我们几个学员“吹”过李政委向他“汇报思想和工作”的场景，告诉我们党小组长是大领导。😛

1983年，那个时候我在县级朝阳市公安局工作。市委组织部制作了党费证，中共正式党员人手一册，缴纳党费时收缴人在上面予以登记。那是我入党十年来第一次有如此正规的党费缴纳手续，庄严感油然而生，对此事特别看重，操作起来十分认真。依我以往经验，我感觉此举未必能一以贯之，却又不想半途而废，就在龙城区制发版式与此相仿的党费证后在政治处多拿了几本内页，以防断供。谁知此举竟让我留存下来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是小市版。

印有入党誓词和党章摘要的是龙城版。

83年五一节过后我被指派去市局办公室。此前的党费已经在预审支部交过了。随着党费证的启用，从此我的工作轨迹与党费缴纳情况一并被真实、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83年6、7两个月的收费记录，是我在市局办公室“游荡”的佐证。红色长方形印章是时任办公室党小组组长王井茹同志的。

我所说的在办公室游荡，是指那年春上局领导勒令我到市局办公室和当时的秘书王焕文同志共处一室，与其一起做文字信息综合工作。对于这个安排我很不理解，我清楚自己的底里，深知自己干不了这个活，就在服从调动命令来到办公室后采取了消极抵抗政策。每天早早到岗，搞卫生、打开水等细小工作主动干，其它同志的忙尽力帮，就是一个字也不写，一份材料也不整。焕文同志看得明白，也理解我的做法，还以自身经历告诉我，“陷进去，就出不来”，并允诺协助我达到离开的目的。办公室的其它同志也是这个态度。我得到民间的理解和支持，受到感动，也就更为殷勤。

王井茹同志当时既是打字员，又担负全局文件、信函、报刊的收发以及会议通知、来宾接转等工作，是比较忙而且累的，我貌似挺有眼力劲（架），得便时就出手帮一把。也就在那时我才知道了“越帮越忙”“甚至添乱”这话不是瞎说的。

那天我看见她一个人在印材料，就过去帮她，她连说不用，我说俩人干总比一个人干强，就上手了。开始是抢过油滾子印，蘸油墨过多不说，推的也不匀称，没印几张，就把蜡纸弄皱了。王井茹赶紧接过来抢救，我又出手帮着翻，人家印一张还得停下来等着我笨手慢工翻过去，没翻几张我那手上沾了油墨，弄得印和没印的纸都被玷污了。王井茹停了下来，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春辉，你别上手，我一个人就行，而且肯定比咱们俩忙活的快，不信你看看。我只好住手，只见她略调身姿，一手持油滚，一手抬油印机纱网连带翻过印好的材料，双手配合的同时，头、眼、肘、腰、臀、腿协调动作，油印机仿佛与其融为一体，连续操作中还产生了轻快、流畅、美妙的音律，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呆傻的，刚刚还执着地抢着掺和，这时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纯粹是在添乱、误事而悔愧，好在人家王井茹毫无责怪、耻笑之意，反而是为了让我下台再次说起她与我媳妇乃同校上下年级同学的闲嗑…

由于我抱定不在办公室写字的决心，又求得不少同志的理解、帮助，在两个多月后终于迎来转机。局里放弃原来的打算，放我回了公安机关最基层，重返打击刑事犯罪第一线。这就成全了我得以从头至尾完完整整地参与了那场席卷全国的“严打斗争”的经历。

83年8月至84年9月，签收党费者是马景利同志。他此时在城郊派出所任治安民警，系派出所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我7月下旬被派去城郊所任副所长，与时任武副指导员、张副所长搭伙，没得几天熟悉情况的机会，“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就打响了，马景利同志作为所里的中坚力量作用突出、贡献颇大，让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曾获授海军大尉军衔，忠勇刚烈妒恶如仇的性格、雷厉风行敢作敢为的作风，被马景利完满继承。不过这伙计又是个够一定段位的犟种，争辩起什么来，无论是谁，只要不合他的口味，都不会留情面。就这种人，还偏偏是个群众关系甚好的民间头领，本所长就曾经被他喝令众喽啰连架带推地从大办公室驱逐到下着细雨的院子里，全然不顾我敲窗拍门、苦求哀嚎，直至衣服湿的他认为差不多才作罢…😡

严打斗争的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基本上是把在社会面上为非作歹的社会渣滓尽可能地划拉起来关押了，我们当时把这叫做“捞浮柴”。此举有效的净化了社会面，治安秩序立马明显改观，由于时值盛夏，街市上巧取豪夺、寻衅滋事现象锐减，民众无不拍手称快。郊区瓜农中就有人对我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要是头一个月这么干，我得多卖多少钱啊！不光群众欢迎，被束缚手脚多年的基层公安干警也都心情畅快、高度兴奋，马景利同志更是如此。

第一次行动，我们城郊所拟定并被批准的抓捕对象为46人，行动时几路人马分头进行，我和马景利同在的南路，按计划好的顺序将行动对象依次抓获，由于人越抓越多，可车辆有限，到后来只能是分兵去抓下一个目标，留下几个人看守落网者。到榆树林子村抓我们这组名单上最后一人时，我们留下看押的几位发现从市内方向步行过来一明显负重的人，马上就地隐蔽，待其走近时从不同方向闪出，围住一问，结果是这家伙刚在县电影公司附近盗拆了一对白天看好的手推车新轮胎！虽然是个笨贼，但却是个现行！又是自投罗网！这时进村抓人的同志也得手而归，乐得马景利大叫：南路行动组超额完成任务！

回到所里，我们的兴奋劲还没过，留守的指导员迎上来悄悄对我说：坏事了，跑人了！原来，行动前，局里派了几个人到我所加强力量、指导工作。我们看派来的同志年纪大、资格老，就安排他们在所里审查一个先期到手的行动对象，以示尊敬和照顾。谁知，就在各路人马纷纷报捷之际，这几位老先生把煮熟的鸭子弄飞了一只。😉

事已至此，后悔和报怨都是无用的。我们立即组织对逃跑那家伙的追抓工作，安排已毕，我对指导员说，这头跑了一个，南路多抓一个，人头数还是够的，交差问题不大，至于姓名有误、案由不同，那就需要你老兄发挥特长去局里协调了，我可干不了这活…

就在这段时间里马景利我俩由同志关系和谐发展到兄弟情谊厚重，互相尊重互相赏识。在城郊所一分为二时我们双向选择还在一起工作，获得领导同意。84年8、9两个月的登记就是我在新建的八里堡派出所任所长期间缴纳党费的记载，在新的单位马景利同志仍然负责这项工作。

根据几年来的实际体验，我深切感到公安基础工作的重要，尤其是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郊区派出所更加重要。在八里堡派出所建立伊始，我与刚搭伙到一起的副指导员宋杰同志达成共识：这个新所要起步和立足于基层基础工作。我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是培训各村治保主任。那时条件还很差，我选好培训教材后，请人帮忙打字、校对、油印、装订成册，所里几人事先备好课，把所有治保主任集中起来，办班开训。这样做，不但增进了教、学双方的业务能力，还起到了凝聚人心、提振士气的效果。

世事难料，就在我们几个劲劲地为新建所夯基筑垒之即，我又遇到变动，被分到小市局分家后产生的龙城分局了。消息确定后，我们所的人全都埋怨我，说我瞒骗他们。其实我本人也是在下乡回来才接到通知，赶去参加了因迟到只听了个结尾的分家会议方得知此事的。此前，不光我本人无此意向，就连一点有关动静都没听到，不然我怎么也得争取一下，继续和马景利这家伙在一起轱辘啊…

84年9月下旬，告别了刚刚建立两个多月的八里堡派出所及那帮难舍难离的弟兄，中断了只有马景利我们几人心领神会的“美美行动”，我来到龙城区公安分局。筹建期间我在综合组工作，收缴党费的是梁国文同志。

梁国文是65年入伍的老兵，因出国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私下里我尊称他“国际主义战士”，他在部队复员后在工厂工作时间不长就进入公安机关，一直在政工部门工作，因此局里的同志多称他“梁政工”。我76年春调入公安机关，就是梁国文同志负责考核后与我谈话通知的。

85年2月，在经过一段时间筹建，人员基本调整到位后，分局各部门开始正常运转。我此时就任分局刑警队队长，当时刑警队与治安科同为一个党支部。时任治安科副科长李东风同志在支委会里负责这项工作，故而党费改由其签收。

东风是返城下乡知青，被选入公安机关时刚二十岁出头，我们同在朝阳镇公安分局工作，那时身体健壮到可以让我在他胳膊上攀杠子，我也真的试过，单臂肯定是不行，用左手支在右臂下站好，我双手支撑跳脚离地，他是可以挺一会的，如若不是我自己亲身所历，简直不可思议。此后不久，他在火车站把倒卖粮票的投机倒把分子诓得主动跟他到局里取钱，一路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宣布对其收容审查时还茫然未省，把刑侦现行阵地控制工作做成了猫鼠游戏故事。也正因为他如此突出的能力和优异表现，很早就走上了领导岗位。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党员数量也随之增多，86年4月刑警队党支部建立了。时任教导员刘学生同志开始签收党费。

刘学生同志是六十年代初入伍的军人转业的，我们也是镇分局时期的老同事。因为有部队电影放映员的工作经历，他对老电影大多熟悉。一部影片的导演、主演、作曲、指挥分别是谁，基本都熟记于心，一些经典台词也张口就来，某些经典片子的主要故事情节在片长什么时间都八九不离十。我惊叹他的记忆力，他说这是当年的基本功，他们放映员每场放映前是要向观众做介绍的，再就是看的遍数太多了，已经都印在了脑子里。

刚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文革前的一些老电影陆续被解禁重映，据说朝阳沾了省电影公司片库在七道泉子的光，都是比其他地方先演，我注意到，每当有这种机会的时候刘学生同志都主动要求值班，大家都知道当时他的家人全在农村老家，不忍心总是让他放弃休闲放松一下的机会，但在他随口而出一整套有关当日要演的那部影片知识后，所有人都无法再与其争抢。

老刘比我大十岁多，在他年满六十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当年病逝，真真是劳累了一生未得休闲。😭

86年6月，我调任分局预审科科长。自86年7月起，预审科内勤佟素芳同志开始签收我的党费，历时八年之久。

老佟长我十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她是女同志，又是双警家庭，一双儿女年纪还小，家庭负担自然是重，但她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因此而影响工作。凭其高强素质，经她精心打理，预审科案件卷宗、文书证物、书刊资料从未出过差错，令大家特别满意、放心。她任副科长以后，有效弥补了我管理能力方面的欠缺，我们的工作更上层楼，连年被评为局里先进单位，还曾荣立集体三等功。

94年10月，我奉命重返刑侦部门，此时分局刑警队已易名为刑警大队，我仍任队长。在这期间收我党费的是时任大队教导员李长兴同志。

长兴是我所接触的警校毕业生中的佼佼者。龙城分局组建伊始，我初任刑警队长时他是队里的技术员，小伙子很沉稳，工作很投入且特别认真，年纪轻轻就挑起了全局刑侦技术工作的大梁，得益于平时善于观察、实践中注意总结，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工作能力显著提高，几年后我重返刑警队时，我仍任队长，他任教导员，我们成为搭档。

作为教导员，长兴自然得分管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他除了尽职做好教导员外，还直接负担一个人口较多、情况复杂的刑侦片区。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94年冬的一天早上，我局领导接到市局指令：昨夜双塔分局受理一出租车司机报警，称其载运的乘客把一个捆扎严实、形状和大小似人的包裹从东大桥上扔进大凌河，感觉可疑。市区内工作一夜无果，现因司机指认的拉出包裹地处于龙城区划内，此警情移交你局查处。很明显，此报警如果属实就一定是一起命案，我局不敢怠慢，立即组织警力在局领导带领下赶赴司机指定的位置，这是城乡结合部一处蔬菜大棚相对集中之地，有些种植户就在棚边搭建简易房就近驻守。由于没有其它线索，简单研究后，我们决定根据现场地形，分四路由出租车停车位置向大棚集中区域搜索推进，力争发现可疑情况，尽快理出头绪。同时要求当地派出所抓紧开展相关调查。安排已毕，大家分头行动了，说实话我当时感觉不佳，告诫自己要做艰苦复杂工作的准备。

谁知仅仅十几分钟后，就有人跑来叫我，说是长兴他们那组发现情况。我将信将疑又不能不去，心中没抱希望。被冻得坚硬的黄土便道上，一个小点，高粱米粒大小，黑褐色，同组同志说是油漆，长兴说是血滴，那同志说颜色不对，长兴说现在气候条件下应该这样，咱们再往前看看。我赶来时，他们已经找到了同样的第二滴、第三滴…一直来到一栋大棚旁的简易房小院。院里没人，房门紧锁，长兴果断地扯开窗上蒙着的塑料布一角，喊我过去看，但见那电视机荧屏上遍布点状血迹，旁边白灰墙上还有用铁锹铲过的痕迹…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找这家的人吧！就在此时，有人从外面进院，高声质问我们干什么的，看见窗上的塑料布被掀开，更是跳起来叫骂，说我们私闯民宅。李长兴和另外一个同志默契地一左一右把此人夹紧摁住，不紧不慢地对他说，别蹦哒了，还是好好跟我们说说你昨天晚上到现在都干了些啥吧！

就这样，一起因看动画片还是看评书连播引发的夫妻间长期积怨致恨，激烈争吵后丈夫行凶杀妻、连夜抛尸的案件，在被害人亲属及附近群众尚不知晓时，就被破获了。这当然得益于出租车司机的警觉，可长兴同志的缜密和果断更是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次回到刑警队为时未足半年，组织上派我到双塔分局任副局长，因在分局班子内分工负责刑侦工作、分管刑警大队，在刑警大队支部过组织生活，这里第一个签收我的党费者，是刑警大队教导员管振同志。

又半年后，刑警大队综合中队队长李相斌同志接手此事，直至我99年底调离双塔分局。这中间，当时在综合中队工作的李贵才、李静坤同志亦曾签收。

我从事公安工作后，公安队伍补入的新成员大致分三大部分，一是七十年代末期充实公检法的各方精英骨干；再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陆续不断且质量逐渐提高的警校毕业生；三是成熟多能年富力强的复员转业军人。管振、李相斌、李贵才同志都是军队转业干部，他们在部队养成的高强素质和优良作风在工作性质和管理模式与部队相仿、相通的刑警队伍中得以施展，他们联手那一时期的刑警思政及综合保障工作，把历来以脏乱为标志的刑警内务变成了可与军营比美的刑警之家。

通过辛勤劳作在警营再现人生价值的李贵才同志，自豪地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刑警！”这句励志口号手书后压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

99年12月底，我离开工作了二十三、四年的基层，进入市局机关，到指挥中心任主任。

在指挥中心将近十年时间里，王岫辉、靳丽娟、陆颖同志先后经手签收我的党费。她们先后在综合信息科负责中心内勤事务。她们都有前辈是公安队伍中的老领导、老同志，自幼就熟悉公安、热爱公安。虽为新生代，可她们又都是先于我的老机关工作人员，我由对机关综合部门、对指挥中心一无所知，到逐渐了解、熟悉、适应，从而一干就是九年多，基本完成本职工作任务，与她们的指导、帮助、辅佐有很大关系。

2009年9月，我再次重返刑侦队伍，到市局刑侦支队工作。

刘巍（威）、苏昊天、田辉、孙健等同志都经手签收过我的党费，他（她）们都是刑侦支队一（综合）大队的工作人员。这是几个后生晚辈。小刘、小苏的父亲，都是我的老同事，他们还都是刑侦技术人员，我们刚到一起工作时，小刘的父亲同我一样还没结婚，不觉间我就与他的儿子为伍了，可见时光流逝之快…

2013年10月，在我行将退休之时，按当时市局规定，已被调整为调研员的我被分派到光明分局，我去分局交党费时，看见自己的警裝照片陈列在分局公示栏中刑侦大队的行列里。

这个阶段，是分局综合大队队长李冬冰同志签收我的党费。

2014年5月，我年满六十周岁，如期办理了退休手续，自此，我就开始在市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和缴纳党费。自这时起，党费证换成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制作的版本。看来，这项制度会延续下去了。

2021年，我们隆重纪念和欢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此间得知我党已有9500万之众，心中感慨颇多。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固然是好事，不过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战斗力低下，从而使人民群众由原来对共产党员肃然起敬，转变为现如今对一些党员及党的领导干部嗤之以鼻的尴尬局面，实在应该引起警觉。

在我党费证上留痕的二十几位同志，大多没有高勋显位，有的甚至静默寡闻。但我知道，他（她）们都是我所在单位或部门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他（她）们的顽强坚守和无私奉献才使得我所在单位或部门有序运转，才有了我每到一处的立足和作为，他们（她）都是我的师长、益友、贵人。

翻弄自己的党费证，回顾个人入党后的工作经历，因此而忆及我党内的若干个领导、忆及与他（她）们一起工作、学习、成长的过程，是一次自检、自查、自警、自省的过程。我要坚持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接受党纪约束，自觉服从组织管理，自觉维护党员形象，用真心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共产党人，轻松愉快地迎候自己光荣在党五十年的幸福时刻。

1、我的“《往事追忆》--晒家私念故旧”系列，是根据现有存藏物品启发的回忆追记而成，意在一旦这些存藏被处理，也还留有相关记载。

2、毕竟你视若珍宝的物件，在他人眼中可能是当弃的垃圾。同理，你觉得美好的记忆，在他人那里也许是不堪回首的过往。我声明，这个系列完全是怀着热念、感恩、诚谢之心而作的，如果所涉及者觉得在客观上受到冒犯或伤害，请直接与我联系。

3、藏品多而杂，尚在清点、梳理中，日后是否继续“晒”接着“念”尚不确定。我的想法是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4、“追忆”中借用了大量在网络上收集的图片和音乐，在此谨向原作者、编者致以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