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光荣伟大的母亲致敬！

超英

每一年临近春节的时候，也都恰逢母亲的生日，我的母亲名叫“彭念慈”，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心念仁慈、一身正气。2021年农历腊月二十七，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母亲，已经是94岁高龄的老人了。 然而，每当我跟母亲一起散步时，她老人家总是嫌弃我走得慢，上楼梯比我都快健步如飞，每天还能坚持锻炼走一万步，儿等65岁深感自愧不如啊！ 　　我的童年，是在铁路机关大院长大，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和周围小伙伴儿的妈妈不一样。我的妈妈是军人出身，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其他志愿军将士一样，曾经战斗在朝鲜战场。 妈妈彭念慈 　　提起妈妈的过去，还得从我的外公说起，早年间在解放前，外公是在湖北省汉川县城的一家商铺当学徒，后来由于商铺经营不善关停了。生活所迫，外公投奔到了舅兄工作的地方“襄阳养路段”，外公的舅兄是工程师，人称“邹工”。 年轻时的外公 　　外公在公路局系统里，当一名最低级的职员，跟着他的舅兄，从最基础工种学起，工地施工、测量、设计、财务、建桥、修公路、建办公楼等等。几十年过去自学成才，在没有上过大学的条件下，成为了工程师，解放前曾任随县养路段段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樊城养路总段道路科副科长，当时在鄂西一带公路系统中小有名气。 1970年 60岁的外公 　　外公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深刻感悟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有知识才能体现人生价值，真正有所作为。 所以，生活再怎么困难，也要让孩子们读书。因此，我妈妈姊妹三人，在建国前后都相继考入大学。 妈妈:中南军政大学， 姨妈:华中师范大学， 舅舅:西安交通大学。 　　左边姨妈，右边妈妈，后面舅舅。 　　妈妈1945年上中学的时候，是在武汉市第二女子中学读书，那个时期也正是外公失去工作，生活最艰难的时候，饭都吃不饱，有时几个孩子只能分一小碗“爆米花”就算一顿饭了。但为了让妈妈还能上学，外公把妈妈转到汉川县中学继续读书。直至妈妈考入武汉“中南军政大学”。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报考“军大”就意味着走向战争，奔赴战场。老妈也是蛮拼的，“不爱红妆爱武妆”啊！ 着装 “军大”校服 　　妈妈考入武汉中南军政大学，同学们合影留念，为妈妈送行。 妈妈的同学欢送“军校生” 　　女兵合影，后排中间的是妈妈。 1949年6月武汉中南军政大学运动会。 军大，三大队十二中队一区队，开饭。 1950年5月妈妈毕业于中南军政大学。 　　母亲军大毕业，离开武汉之前与家人合影留念。 　　妈妈由中南军政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6师文工团。 　　1950年9月，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之前于海城。 后排左一为妈妈 39军116师文工团排练合影。 　　“军大”毕业的学员，刚下到各部队不到半年时间，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我妈妈所在部队，由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 1950年10月25日，我的妈妈和所有志愿军将士一样，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刚刚获得解放的祖国，奔赴朝鲜战场。 　　虽然，志愿军女兵绝大多数，都不在前线作战部队序列，但是，能够来到朝鲜战场，就已经很光荣、伟大了。 　　这是母亲与两个朝鲜小朋友。 　　作战间隙“祖国慰问团”，来到39军116师驻地，慰问演出表演京剧，女兵上台献花感谢（右一是妈妈）。 　　志愿军入朝作战不久，母亲便由文工团，调入39军116师政治部任打字员。 　　1951年 1 月，我敬爱的父亲“闪亮登场”走进妈妈的生活。 我的爸爸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职业军人，历经炮火硝烟，南征北战英勇无畏，入朝作战时虽然已是团以上干部（时任39军116师军务科长），但仍是孑然一身，无所依倚。 　　后来通过116师参谋长卢瑞的爱人孙笑娥（116师文工团指导员）介绍，父亲与母亲相识。当时，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确定了母亲为“心动女生”。 但是，母亲却并不看好父亲，没有给父亲“留灯”，嫌弃父亲比自己大了整整十岁。后经师部各级首长“轮番开导”，才最终与父亲成功牵手。 　　父母牵手之后，去的可不是“马尔代夫”，而是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后来母亲由116师政治部，调入父亲任军务科长的军务科任打字员。 　　1951年5月，父亲调任39军116师后勤部参谋长，母亲也虽之调任师后勤部工作。 　　1952年10月1日，父母在朝鲜战场结婚。116师后勤部部长周登科，为我的父母主持了简单的婚礼，从此，父母即是战友、又是夫妻，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37年，直至1989年父亲去世。 　　1953年10月我的大哥出生，照片中左边大一点的孩子是，志愿军外籍战俘管理处四团团长的儿子，右边小一点的是我大哥，妈妈身后是朝鲜保姆。 当时虽然大哥还小，但是，妈妈不能全职带孩子，还有工作要做（俘管处四团财务）。因此，朝鲜战争结束之前，大哥一直是朝鲜保姆在带，相互之间也产生了深厚感情。志愿军撤离回国时，朝鲜保姆非要跟着去中国。但是，部队有纪律，这个是不允许的！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随着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历时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之后，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部队，陆续撤回国内。而这时我的父母仍然坚守在朝鲜，从事外籍战俘和志愿军战俘的交接工作。照片拍摄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外籍战俘管理处四团驻地。 后排左二为父亲前排是母亲 　　1954年3月，父母在朝鲜完成了中、美双方战俘交接工作之后返回祖国，在辽宁昌图东北军区归来人员（志愿军战俘）教导团，4团。 母亲随即带着大哥，回到汉口外婆家探亲。 　　在汉口外婆家，有一次妈妈抱着大哥在家门口晒太阳，因为，穿军装抱孩子（部队内务条令规定：军人抱孩子应着便装），还没戴军帽。结果，被武汉警备区纠察队查到，以“军容不整”为由，没收了妈妈佩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妈妈也有“掉链子”的时候啊！ 　　1954年底，归国人员（志愿军战俘）教导团的工作结束之后，父母同时调往东北军区管理处工作。 　　1956年6月，父亲调任东北军区军运处副处长，这是母亲最后一张穿军装和父亲拍的照片。随着部队精兵简政，女兵大裁员政策的落实，一大批曾经参战的女兵转业、复原。 母亲也就是在这时转业到地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 　　母亲离开部队，转业到辽宁省供销社从事财务工作。 　　母亲后排左一，与辽宁省供销社同事合影。 　　1958年5月，父亲也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在沈阳铁路局安东（丹东）分局，安东车务段任段长，母亲也同时调往安东车辆段工作。 　　1958年10月26日至28日，这三天时间内，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驻扎在朝鲜的作战部队，凯旋归来回到国内。 　　当时，父亲是安东（今丹东）铁路分局，主管客、货运输的，安东车务段段长（那时的站、车，客、货运输统归车务段管理）。同时，爸爸本身也曾经是志愿军的一员，之前还是东北军区“军运处”副处长（专业从事军队运输管理工作）老本行。 　　所以，志愿军凯旋归国这件事，相对于父亲而然，既责任重大，又责无旁贷。而且，对昔日战友的归来，更加充满着浓郁的军人情怀。 1958年10月28日，当日父亲“跟车添乘”作为中朝边境铁路“车务”方面的领导，一直将凯旋归来的志愿军专列送到北京。 　　虽然，爸爸的单位（原丹东铁路分局办公楼）距离家（丹东市山上街铁路分局机关住宅黄楼）步行只需5分钟，但是，为了筹备和迎接志愿军归国，父亲却住在段长办公室和分局办公楼，三天没回家。 　　而恰恰就在爸爸最繁忙时候，1958年10月29日，在父亲“跟车添乘”送志愿军专列去北京，还没有返回到安东这一天， “不受待见的我”横空出世了”！ 妈妈是在爸爸无法抽身陪同的情况下，让保姆在家带我两个哥哥，妈妈带着为我准备的衣服、被子、及洗漱用具，自己从“山上街”走到“丹东市八道沟医院”生的我。 小时候总问妈妈，我是从哪来的？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你是在垃圾堆捡来的”或是“树上掉下来的”。 长大后才知道，妈妈自己一个人，步行近一个小时去医院生的我，她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以军人所特有的顽强的意志品质，以及超常的耐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做自己的事。母亲伟大，值得钦佩！ 在我们“时家”姊妹六个当中，我排行“老三”，前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了，父母都很希望再生个女孩。结果，我一落地还是个“臭小子”！可谓“时三多”有点儿多余哈。 就连拍照片时，我俩个哥哥都面带嘲讽地挤兑我…… 　　几十年之后有一次，我从沈阳开车去丹东，顺便还专门查看了一下里程表，那一段路程是2.5公里，可想而知当时，妈妈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提着行李孤独的走在去医院的路上，情何以堪。 　　这是1959年，母亲带着我和大哥、二哥，拍摄于安东市（现丹东）山上街锦江山公园正门，铁路分局机关住宅（黄楼）家门口。 　　1959年3月，爸爸由安东车务段，调往安东铁路分局本溪铁路地区办事处，任付主任。母亲也随父调往铁路本溪房产段财务室，后来调任本溪铁路幼儿园园长。 　　父母都上班，妈妈下班回家还要做家务，家里孩子多，虽然有保姆在，但也常常是大的带小的，我上面的“两个家伙”不爱跟我玩、抢我玩具，一天到晚打得鸡飞狗跳的也在所难免。拍照片时大哥抱着我，也是拼了洪荒之力呀！ 　　以我当时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偶尔发生较大的军事冲突，会有妈妈出面“维和”保护着我，。所以，那个时期国际局势相对还算稳定。 　　小的时候我体弱多病，妈妈虽然体型瘦小，却常常背着我去铁路医院看病、打针。有的时候妈妈会问我，等你长大了、妈妈老了，你能背着妈妈去医院吗？我总是趴在妈妈的背上，有气无力的说“能”！ 如今，我都“奔腾7”了，老妈比我还硬实，真的需要背妈妈，恐怕我还不一定背得动呢，只能儿子替我上了。 　　妈妈带着我和大哥，游览本溪市的“花园山”（今望溪公园），当时山顶的英雄纪念碑还没有建成，只是支起了脚手架。 　　1960年父母终于如愿生了个“公主”，我的妹妹来到世上。从此，我便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主儿了，不得烟儿抽了哈。 　　1963年，我们家就已经有六个兄弟姐妹了，妈妈在本溪铁路幼儿园当园长工作又忙，实在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于是，爸妈决定把我和二哥，由辽宁省本溪市，送到湖北省襄樊市外婆家里寄养。 可是，由于我对南方炎热的夏天，极度水土不服，满头起大包，需要动手术开刀、放脓，痛得我整天哭急尿嚎地，就闹着要回（东北）家。于是，就把二哥留在了外婆家，又把我带回了东北。 照片中，前面是外婆、外公、二哥，后面是妈妈、姨妈，中间“伤兵”是我。 　　二哥去了湖北之后，我们姊妹五个妈妈还是带不过来。而老五、老六、还不到三周岁，一时还进不了幼儿园。当时孩子的入托标准是：1. 孩子父母必须是铁路双职工，2. 孩子必须是在三周岁以上，3. 必须持有入园指标。妈妈虽然是园长，但是，当时铁路各站、段，都有很多职工的孩子没有指标，送不进来，父亲也再三强调，我们当领导的不能搞特殊化。所以，一直由保姆在家里带弟弟妹妹。 我虽然不谦虚的讲，也算是“官宦子弟、贵族出身”，可是，那个阶段体质虚弱、又黑又瘦，长得居然像“非洲难民”。 　　有一次，有个街道办事处，给铁路幼儿园来电话说：你们幼儿园走丢了一个孩子，现在被人送到街道办事处了，让幼儿园去接孩子。妈妈听了吓一跳！赶紧让各班阿姨马上清点人数，结果，哪个班也不缺孩子。妈妈回电话说：你们搞错了吧？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一个也不少。对方说：你们来人看看吧，这孩子穿的印有铁路幼儿园的背心。于是，妈妈过去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小女儿。原来是保姆领着弟弟妹妹出去玩，结果，把妹妹给弄丢了，保姆急得还带着小弟弟到处找呢。那个时候孩子丢了没人要，谁家都五、六个孩子。 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了，有“革命群众”提出：说我们家雇佣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剥削劳动人民。于是，保姆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好在最小的弟弟也三周岁了，能去幼儿园了。 　　1969年“文革”期间，粮油的供给制度是凭票供应的，每月每人只有“三两油”。可是，有一次妈妈不小心，把幼儿园的豆油票弄丢了200斤，那可是整整一大桶豆油啊！而且当时正在搞“阶级运动”，有人上纲上线地扬言说母亲“借故贪污”，这在当时可以上升为“政治事件”了。 孩子们要是没有豆油，这伙食可怎么搞……当时，妈妈急得不行，泪流满面的从单位回家了，那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流泪。 后来，还是爸爸一位在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任司令员的老战友出手相助，发了两大桶豆油过来，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本溪铁路幼儿园，部分员工合影。 　　转眼到了1970年，大哥去当兵，我最小的弟弟也快上学了，妈妈也就省心了不少。 　　在幼儿园一度曾出现各别阿姨，“体罚虐待孩子”的现象发生。母亲发现之后立即予以纠正，并召集全体老师、阿姨开会，反复强调： 我们幼儿园所有孩子的父母，都是铁路双职工，他（她）们把孩子交给我们，一心一意的为铁路的建设事业做贡献。我们作为“保育员”，能够教给孩子多少知识不重要。保证孩子们在幼儿园期间，身心健康、玩得开心、快乐成长，让孩子家长放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我们“保育员”该干的事儿，也是起码的责任。不要让孩子们见了“保育员就害怕，不愿来幼儿园，搞得孩子们每天来幼儿园，哭天喊地的像“杀猪”一样。 由于，母亲对于“虐童现象”常抓不懈，时刻为员工敲响警钟。使得这一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受到孩子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那时每到冬季天黑得早，加上冰雪路滑，很多孩子家长的单位，距离幼儿园路途较远，特别是一些列车段的乘务员，总是无法在幼儿园下班之前，准时来接孩子。 每当这时，母亲就将这些孩子统统带回家里。赶上家里吃饭再给喂点饭，八十年代初，整栋楼只有我们家刚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孩子们看上“动画片”，家长来接也不走，哭着喊着要看完…… 　　十年动乱学业荒废，没有机会上大学，红色基因传递军人情怀，哥几个都去当了兵，三位军人中右边为作者。 　　1981年，随着父亲调任沈阳铁路局视察室付主任，母亲也调往沈阳铁路分局第二幼儿园任副园长。 　　1982年母亲被临时抽调到，沈阳铁路分局生活供应段“工作组”。 也就在这个“工作组”的工作结束之后，母亲就光荣的离休了。 继而，重新开启了母亲的另一页，颐养天年的美丽篇章。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终于离休了，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吧。 　　首先，飞往武汉回老家逛逛！ 　　回到武汉老家，和姨妈团聚一下。 　　再给自己找点事干，参加了沈阳铁路分局，离休干部“摄影组”，学习摄影。 深入铁路运输生产第一线，练习摄影。 　　摄影习作，居家自拍。 　　幸福像花儿一样！ 　　父母和外孙，妹妹的儿子。 　　姐已不是当年的姐， 老声重弹再难成乐。 　　母亲与志愿军战友，于沈阳。 约上当年的志愿军战友，来家里再筑“长城”。 　　与志愿军俘管处老战友，同游马来西亚。 韩国旅游 　　母亲回母校参加“中南军政大学五十年校庆，前面第二排左二为母亲。 　　国内游， 　　国内游 　　国内游 　　国内游 国内游 　　国内游 　　国内游 　　海南旅游 　　海南岛，红色娘子军战斗过的地方。 　　红色旅游打卡。 温泉旅游。 　　农庄果园采摘。 　　铁路疗养院，健康疗养。 　　中南军政大学同学，于武汉。 　　与湖北汉川县中学同学，相聚北京。 　　母亲回到武汉，与汉川县中学同学相聚。 　　母亲与姨妈重回故里，一起度过童年的地方，汉口江汉区积庆里73号。 　　有一天，母亲在沈阳的街上，碰巧遇到了原铁路本溪幼儿园的同事，好多年没见倍感亲切，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母亲的同事回去跟原单位“同事群”的群主一说（右边群主），在沈阳遇到老园长的事。群主提议到沈阳看望老园长，结果，大家都要去！而且，还特意制作了牌匾《积爱成福》送给妈妈。这让母亲既高兴又感动，毕竟好多年没见到同事们了，特别想念。 本溪铁路幼儿园的同事齐聚沈阳，这时老妈才感觉到“房子有点小”了。 与昔日的同事在沈阳中山公园合影留念。 　　母亲非常感谢同事们的牵挂，难得这份同事情，愿友谊常在！ 2020年10月，沈阳铁路房产段，为母亲代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与几十年前的勋章一并佩戴，纪念一下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 2020年10月25日，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母亲来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重温当年的战斗历程。 　　这是笔者捐赠给，“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当年我父亲（时政明）在朝鲜战场使用过的照相机。此为上级颁发给父亲的，缴获美军的战利品（德国制造相机）。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陈列展品，缴获美军的照相机。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管理处4团参谋长时政明使用过的照相机。 　　母亲来到抗美援朝纪念馆，看到当年我父亲使用过的照相机，睹物思人倍感亲切。 70年前母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的鸭绿江历历在目。 　　母亲原本也不怎么会做饭，自从“文革”后家里没了保姆，才开始慢慢学着做饭。 父亲，家里的事一概顾不上，母亲除了一样要上班之外，我们姊妹六个、全家人的“吃喝拉撒睡”，都得母亲操心。 　　如今，我自己也当爷爷了，带一个孙子都跟头把式的。可想而知当年母亲，是怎么把我们养大的。真心的道一声妈妈辛苦了！ 我的孙子，妈妈的曾孙。 　　母亲这一生，为维护世界和平，为建设新中国，为铁路事业的发展，为我们这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我们子女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谨以此《美篇》作品，向光荣伟大的母亲致敬！ 祝妈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时超英 2022年2月8日于沈阳 　　本文作者时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