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代人悄悄逝去 ---父亲周年祭

刘亚滨

这代人悄悄逝去 ---父亲周年祭

2022年5月4日

我的父亲，刘天民，去世整一年了。

　　父亲去世时，我是极为暗自伤悲的，许久想要表述什么，但是却又说不出，极为惆怅不安。

在医院太平间办理完全部手续，出发送父亲去火葬场那一刻，工作人员让我摔碎一个坛罐。我把坛罐举过头顶，高声一句：爸爸， 一路走好！心中一阵哽噎，让坛罐落下。

在此后，我们家人为他入土为安、立墓行祭，我心里越发感触：

父亲这一代人正渐渐远去，那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建国前后入学，接受高等教育）。无数个父亲这样的年轻人，构成了从1949年后几十年奋斗不息的技术精英或者是国家脊梁的一代人，也构成了旧中国新生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推进新社会家庭关系而承前继后的一代人。

　　 常听这样一句话：“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

然而，近几年像父亲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无论曾经是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大学教授、研究员等，如今是在90岁高龄上下静悄悄的离去，也是在全球仍笼罩在新冠疫情的巨大阴影中离去。他们大多数没有告别仪式，没有悠长的哀乐萦绕，也没有同事和朋友的关怀了，因为他们生者已经为数极少，且也都高龄，早已经相互联络不易。甚至他们一些人连子女都因疫情没有能来身边送行。

他们没有什么曾经的显赫官职和地位，也不是诸如“一星两弹”，“万吨水压机”之类的国鼎项目的参与者，更没有令人耀眼的光环。可是，正是这些成千上万的技术工作者几十年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知识、技术能力和诚挚忠贞，长年累月地沉浸于中国基础工业制造，基本建设，基础研究和教育的平淡工作中，而为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根基，致使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工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并具备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他们步入老年后，那些家居在原单位的大学校园或者企事业大院、小区的人，近水楼台，兴许得到原单位的关照和对家属的问候。而许多离去和正将离去的这些老人们，已如零丁，是得不到来自他曾经工作的单位和相关管理者的关怀和问候的。

我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原工作单位甚至连个对其亲属的简单慰问电话都没有打过，只是按程序办理发放抚慰金和丧葬费之类就完事了。

于是，我又在想，随着时间流逝和年代变迁，他们的儿女，他们儿女的子女，还有他们的曾经以为是第二个家的“原工作单位”，都已经在淡忘了这代人的经历、贡献和奋斗故事，这又怎么谈得上“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

　　父亲走后一年里，我一直抽空整理父亲一些文字材料和图片遗物。查翻这些材料，我发现，不愿意更多地谈论自己的父亲其实也有着不一般的经历。特别是他从青少年到中年这段时期的思想和经历，着实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年轻知识分子对政治局势，国家兴亡和建设家国的态度。

父亲不能称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这与他早期的阅历有直接相关。

1929年父亲出生在山东潍坊。正值中国军阀混战，各种势力，国外侵略者在中国寻求侵华利益。山东是德国人与日本人争抢的地方。祖父只是一个小贩商人，勉强维持着这个家庭的生计。但显然，家庭很重视后代的教育，也受着基督教的影响。因此，父亲为家中长子，从1934年6岁开始到1945年，尽管这期间经历有抗日战争和日本人的统治，父亲仍旧能够断断续续的接受小学教育。在青岛潍坊和济南几处，多次转校学习，包括辍学做工。

　　1940年7月-1946年2月父亲先后在青岛华北酒精厂，济南华丰铁工厂金工车间，青岛东镇德生铁工厂，青岛四方铁路技校，青岛铁路机务段去学徒做工，或者半工半学。直到1946年，17岁的父亲才终于完成小学及部分初中学习，开始正式上中学。

1949年1月，父亲快20岁才读完中学。

这是父亲早年写的个人简历。

　　我找到他在50年代写的一个干部自传，这里面是这样写的：

“在中学时，我一心幻想着振兴中国的工业，使自己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工业家，扭转中国垂危的局势，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但是，我当时认为共产党是无国家民族意识的，是在胡闹”。

“1948年，山东刚解放时，我对共产党是抱着观望态度的。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对共产党所喊的口号怀疑。甚至以为，共产党来了，这下国家完了，自己所有报复和理想完全破产了。虽然共产党的市长在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介绍了许多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解放军与人民的关系等等，但我仍然半信半疑，可见反动影响之深。以为共产党只会说不办事，不过总还是减去了一些恐懼的心里”。

在中学这段时间，十八九岁的父亲接触了些进步青年，也接触了国民党黑暗势力的一些人，甚至江湖帮派。在学校里，他还与别人拜把子兄弟。

他熟悉的一个叫庞舒文的高年级学生，应该是一个进步学生。父亲与庞同学感情非常密切，并听说他的兄弟从军了，且在共产党解放区呆过。他常向父亲介绍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事。但是父亲还是不相信，觉得他这个学长也是有八路嫌疑，在做宣传。

后来父亲接触了像《中学生》、《太平洋》等这些进步刊物，他认为，这些刊物揭露了一些国民党的黑暗，并对刊物中所提到的“第三条路线”感觉很是不错，认为那又美满，又符合他的理想。父亲非常幻想着真正的“第三条路线”出现。这里所说的第三条路线，应该是既不是共产党当政，也不是国民党当政。

　　1948年山东济南战役后，潍坊随即解放。1949年1月，父亲从潍坊联合中学毕业。此时，全国的解放战争如火如荼。身处这个年代，年轻人对时局的想法也是飘忽不定。可父亲想成为搞民族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初衷不动摇。

　　为适应解放战争迅猛发展，也为开辟新解放区及接管城市培养干部，包括技术干部，共产党华东局开始筹建干部学校。原华东第二高级工业专科学校简称“华东高工”就成立于华东野战军攻克潍坊前夕，由当时华东局领导曾山，谭震林，张鼎丞等主持决定的，并责令主持山东地区情报工作的张协和任校长，在炮火中潜入维坊，展开地下工作，组织筹建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招生时强调，这是共产党为吸收与培养工业干部而创办的干部学校。该校宗旨非常明确，是为开辟新解放区、接管城市培养大批随军南下的工业干部。

华东高工在潍坊第一次招生时，父亲因为不太知道学校的性质，他怕进了这个学校去当共产党干部，所以不敢去报名。后来听说这个学校的功课最多，内容最充实，学习很紧张，已经远近闻名。父亲非常羡慕进入一个工业学校学习，觉得不能再放弃这好机会，便抱着学习纯技术的观点考入了这个学校。不过他唯一的顾虑仍是怕当共产党干部。

父亲在山东工学院的学习成绩单

父亲是在1949年2月进入这所学校。当时学校里大约只有150余人为学员身份，享受供给制，学制暂定三年。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当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这批华东高工百余名学员由组织决定，在1949年11月转入山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高级工业部（实际上是六所学校合并为一个学校），1950后改名为山东工学院。后1983年更名为山东工业大学，2000年并入山东大学。

因为，最初这批学员是为共产党培养南下干部而招收的，所以他们入学时间就定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就这一点，最后在工作几十年之后，父亲被定为离休干部，而非退休干部。

　　建国70周年庆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特定对象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父亲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而被授予这枚纪念章。

父亲的山东工学院毕业证

　　在学校里当时学习功课虽然很紧，但父亲觉得很合他的口味。在政治学习上，他是抱着好奇心去尝试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是以一种娱乐为目的和出风头的思想而去参加。

　　父亲的一些同学有直接转学加入军校，这些人都后来进入国防技术领域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急速的发展，新社会的一天天前进，加上一连串政治课及社会活动，使父亲初步认识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逐渐体会到了新社会、新学校的快乐和温暖。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要求进步，希望赶上时代，使自己成为一个进步青年。

　　当时，父亲周围都是些共青团员，和他们在一起，他觉得挺热乎的。他也想加入青年团。但是，他还是不愿在会议上发言，表述想法，并且，怕当共产党干部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虽然想写申请书加入共青团，但是一再拖拉。最后，尽管有参加青年夏令营等共青团组织活动的机会，可他始终也没有明确提出入团。

　　直到毕业，父亲仍然是个无党派倾向者。他只认准专业学习和技能提高。后来，在文革期间，也被批成为了“走白专道路”和“逍遥派”的典型分子。

　　年青时的父亲是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他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还在一机部的业余乐队里当大提琴手。50年代年轻人都喜欢跳交际舞，父亲也不例外。

　　毕业后，他先在青岛纺织机械厂实习。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走出校门。

　　从53年2月。父亲开始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院开始工作。当时，正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重点械制造企业有待设计、新建或者改建。不过，工厂设计和改造，这是当时所有中国新老技术人员都是完全生疏的工作。

　　1950年，时值山东普遍发生春荒。父亲在学校读书，而作为小贩的祖父，经营已经做不成了。当时潍坊刚解放不久，经过战争的工商业都很萧条，多数歇业。祖父的小本经营维持不了家庭生活，日益衰落。祖父听几个朋友说，绥远生活好维持，便执著着变卖了家里的东西，带着全家去绥远。留下我父亲和他的二弟在潍坊。当时他二弟在省立潍坊中学求学，并享受助学金。这时父亲的心情很沉重。

祖父带着一家到了绥远之后，情况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绥远东西虽然便宜，但是却没有适当的事情可以做。只得还是做小生意，家庭生活更是困难万分。父亲最小的弟弟因为病饿而死了，祖父也因操劳过度得了肺病。这期间，全家生活完全无以为继，日常消费只能依赖当地政府微博的补助。父亲每每接到绥远家里书信，情绪就无限纷乱。

　　1951年11月，祖父在绥远病逝。祖母带着父亲的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开始在绥远附近农村帮着当地人种地、干农活来维持生活。而父亲和他二弟在潍坊的生活也相当困难，再加上与潍坊的亲戚扯了一些家务事儿，使他自己完全陷入一种窘迫之中。

作为家庭长子，各方面压力使父亲一连几年陷入一种解不脱的抑郁之中，开始严重失眠和脱发，最后完全秃顶。从此，他戴上了帽子，无论冬夏。

　

　　家事烦心，但父亲在工作上却从不含糊。

　　年轻人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建设国家的热情和压力感更促使他努力工作，边学边干。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这是中国最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新建项目。一机部的技术人员也被调来调去。年轻的父亲对此从无怨言。他同其他新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精力充沛，每项工作都全身心投入。

　　1953年，父亲开始在一机部第二设计院跟随老同志一起工作，到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机床厂等地，收集原始资料和调查，并为设计所需要的部分生产工艺进行分析和整理。　　到了年底，他被调到第三设计院，完整地参加了沈阳重型机械厂中型金工车间的设计。从搜集原始资料、工艺分析、车间设计，一直到现场施工服务。这期间父亲与苏联专家和老技术人员一起工作，得到他们培养和指导，受益极大。实干使他掌握了工厂设计原理，更是锻炼了他的设计和技术组织能力。

　　根据中苏友好协议，当时苏联派了一大批专家到中国来进行指导、帮助开展新中国建设工作。国家对国内工厂设计项目要求是，既要设计出新工厂，更要培养锻炼出我国自己的工厂设计队伍。

　　这一阶段父亲的工作一直是做工厂设计的金工工艺部分。

　　激情火红岁月也就造就了父亲成为新中国建立时期最早培养的一批、也是最具有家国情怀的、最为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份子。

　　上世纪50年代，无数个父亲这样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构成了那个时代奋发图强的风采。

　　1955年父亲被调到北京的一机部第一设计院时，他已经开始能够独立工作，承担了大连机车厂附件车间的设计工作， 包括现场施工服务。这时，他才刚过26岁。

　　自此后，父亲已经掌握了工厂设计的过程和专业技能。在后来的新工厂设计、机车工厂大型扩建设计工作中，都主持了一些总体设计工作，并兼管负责冷加工车间的具体设计。

　　依据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机械工业的建设部署，以发展冶金设备、发电设备、运输机械、金属切削机床的重工业制造为重点，要建设一批大型现代化骨干企业。

铁道部根据运行里程、路网密度、枢纽设置等因素，着手调整了机车车辆工业的布局。在合并、调整、改造原有机车车辆厂的同时，在各地新建了一批工厂。为了填补西北铁路机车专业制造厂的空白，开始筹建山西大同机车厂，这是“一五”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同时期建立的机车车辆行业项目，另有长春客车厂、长春机车厂和株洲货车厂。

　　1957年2月父亲被调入一机部生产组织与工艺研究院冷加工处。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机车车辆工业管理局组织一批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一起，开始在大连开始设计亚洲最大蒸汽机车厂——大同机车厂，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工业意义上的机车工厂。父亲被指派从北京赴大连参加设计工作，开始做大同机车厂的新厂工艺设计。

这时，他刚在北京与我的母亲结婚不久，母亲怀孕了。

　　父亲1957年冬在大连。

一机部的工艺研究院近80人和一批苏联工艺专家赴大连机车厂，联合现场技术人员，组成一套技术班子，为大同机车厂进行建厂和生产工艺设计。同时这也可供大连机车厂等其他几个机车厂部分使用。这项工作最终形成了一个我国进行新建工厂的生产工艺设计模式。

　　在大连，父亲首先是参与协助大连厂进行技术改造工作。由一机部的四级工程师巴健带队对负责设计。父亲作为他的助手开展工作。一个月后，领队巴健工程师被调回北京了。此后，就由父亲和另外两个同事完成技术改造的设计后续工作。

这时期，父亲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蒸蒸日上。

　　因为大同机车厂的设计工作，父亲自1957年长驻大连。58年母亲生我时，他没能回北京。在我出生不久，母亲抱着我到大连休产假，同父亲在一起度过几十天。那是他们感到生活和工作最惬意的一段时间。

工厂设计的手稿

　　此时，父亲年仅29岁。由于父亲工作能力突出，北京一机部设计院提升他为工程师，成为新中国首批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毕业后，正式被任命的第一批新中国年轻工程师中的一员。

　　1957年8月份。一机部决定，所有参与机车车辆制造厂设计的人员全部从一机部转属铁道部。父亲这拨参加机车工厂设计的人员，包括苏联专家，也全部正式调往并归属大同机车厂。

　　父亲毫不犹豫服从组织安排调动，在1959年正式离开北京，进驻到山西大同机车工厂工作，开始了正式的大同机车生产工艺设计。户口也转到大同。

　　其实在1955年10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机车车辆管理局将大同机车制造厂筹备处易名为“四二八”厂。随后又在1957年3月27日批准取消“四二八”厂代号，正式更名为大同机车厂。

　　1957年8月15日,隆隆推土机声唤醒了大同古城西边沉睡的荒原, 在十里河畔, 厂区破土动工了。自此， 如同父亲一样年轻的工人，技师、技术员，工程师和各类型的建设者们开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

　　由于在进驻大同厂不多的有职称的工程师中，父亲对冷加工工艺最有经验，担任了大同机车厂机车附件车间生产工艺设计组长。蒸汽机车附件包括三机两泵（加煤机、压油机、递水器、风泵、水泵）、制动机、锅炉配件和附件等。

　　父亲主持的这个工艺设计工作持续了两年，系统完整地提供了一套机车附件的生产工艺（按照苏联的专业模式）和工作方法，为全面大同机车厂正式批量投产前进型机车奠定基础，也培养了一批生产工艺设计人员。若干年后，由大同厂先后向北京二七厂、戚墅堰研究所、资阳机车厂、永济电机厂、太原机车厂、南口机车厂等输送工艺技术人员，成为这些新厂的技术骨干。

　　1959年底，父亲赴湘潭研究学习电力机车及其制造的有关技术。这时期他偏重电气技术方面的研习，为大同工厂生产电力机车做准备。一年后，他回到大同机车工厂后，开始与一机部第八设计院联合设计大同厂电力机车扩造四区带的设计。

　　父亲代表大同机车厂一方任联合设计付组长，并独立承担并完成电器车间的设计及线缆车间的设计审核。他们的全部设计都已经通过国家审批。

然而，1960年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严重恶化。苏联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600余个合同、合作项目，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同机车厂的扩建项目也包括其中，直接受到影响，全面停滞。

　　苏联专家的撤离也促使父亲这一辈人一下子成了国家工业的顶梁柱。这也对父亲他们这代人来说，是一次最大的刺激，更是激励。此后，“拥有自己的技术实力，自主独立研发产品”的理念，成了父亲他们这代人的一个心结。

直至父亲的暮年，他始终坚信中国人永远应靠自己解决中国事情和问题。

父亲的金工车间设计笔记

　　当父亲开始进驻大同机车厂时，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又称"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其实这也是“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结果。

大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食用油和肉类更是稀缺，每月只有粮食定量的30%是所谓细粮的标准粉。冬春季节，商店里没有什么蔬菜，只有简单的萝卜咸菜。作为技术干部，父亲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28斤，这对山东大汉似的父亲来讲，常常是吃不饱的。

山西大同地处雁北地区黄土高原，山西省最北端, 周边相对比较贫困。四季干燥，冬天西北风大，且非常冷，吹在脸上如刀割一般。工厂生活区在工厂东南边。冬天早上上班，职工们都是正顶着寒冷的西北风前行。风大时，很多骑车 人不得不下车推着走。

1961年国家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同厂也派干部帮助农村深入贯彻《12条》和《农业60条》，父亲被指派下放半年多，到大同厂边上的新添堡村，一边劳动，一边帮助村里整风整社。

　　在新添堡村，倒是偶尔老乡能给些胡萝卜之类的东西，遇到这时，父亲就会在晚上悄悄带回家给我母亲吃，我母亲此时已经怀上我弟弟了。

　　60年代初，父亲到大同机车厂好几年了，参与了按照中国铁路实际需要对和平型机车的作彻底的改进设计。同年9月，首台经过重大改进设计的新和平型蒸汽机车（车号HP101，后改为前进0001）在大同制造成功，定名为前进型机车。1965年4月，大同机车厂被铁道部指定为前进型蒸汽机车的唯一厂家开始批量生产。自此，前进型机车作为中国功率最大、效率最高的蒸汽机车，成为当时中国铁路干线货运的主型蒸汽机车。

　　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铁路机车制造企业，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共累计制造各型蒸汽机车5571台，遍及全国21个铁路局、116个机务段。

1980年,大同机车工厂更进一步刷新了生产记录,创造年产325台蒸汽机车的新水平。

这其间，包含了父亲他们这些大同机车厂技术人员的大量心血、艰辛和技术贡献。

　　在大同机车厂工作的22年里，父亲先后在工艺科、内燃科、技术科、科研所以及机械车间（下放期间）从事制造工艺、工装设计、非标准设计、技改、及新产品设计工作。

父亲一直任职科室技术组长，管理和带领近30名工程技术人员。他不仅要处理现场和设计中的实际技术问题，还要负责组织管理。工作的压力极大，也更促进他在技术理论和业务实践上不断获取新的高度。

　　1963年至64年在工艺科主持和组织了成组加工的试点工作，设计制造了一部份成组工艺装备及设备改装，是国内最早成功运用成组加工有几个工厂之一，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効益。也创出了自己的经验。

这是父亲成组加技术论文手稿。

　　这是一项迟到的评定证书。父亲搞成组技术应用是在70年代初，并在大同厂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父亲与机械二车间的一个班组合影。

　　文革时期，父亲这样的人都被视为“臭老九”。父亲既不是党员，连共青团都没有加入过，而且，他是50年代第一批被提升的工程师（当时大同厂的正式职称的工程师为数不多），自然也就成为“白专“的典型人物。他从技术科被下放到机械二车间，和工人一起工作。

　　父亲在车间里依旧不断钻研技术，开展技术革新，特别是推动成组技术的应用。

　　他是个实干型的工程师，动手能力很强。由于早年在工厂学徒的经历，加上大学工学院的实习，他有较高水平的机加工技能。曾经一个传闻：他画的图纸下到车间后，有工人说，这个活儿太难，普通车床干不出来。父亲不信，自己就上床子去加工给工人们看。结果，他按图纸干出来了。工人们个个服气了。

　　文革时期，父亲在大同的工作生活其实是很沉闷的。从经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冲击、“武斗”，他被批为“白专“，到下车间，他很害怕。文革初期，他与很多技术人员一样，当个“逍遥派”。有人让他上街发传单，一摞摞红红绿绿的散页。他带回家后，就让我们兄弟两人和小伙伴到街上去撒。他告诉我们，到有大字报的地方，不管有人没人，撒出去就完事。

　　文革期间山西大同的生活也十分艰难，吃的东西很匮乏，副食很差，油肉和细粮极为珍贵。父亲还好，是工程师待遇，每月92元。这在当时的工厂里，也算高工资水平。父亲为了能给家里改善生活，给我们兄弟两人增加营养，每次出差去外地，他总是要大包小包地往家里带大米白面，油和肉类。我和弟弟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去火车站的站台上接他，然后他用自行车驮着东西回家，我骑车带着弟弟回家。每次他都要带八、九十斤甚至上百斤的东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带上火车的。

　　早在1960年代中期，大同机车厂就开始尝试研制内燃机车。父亲直接参与内燃机车生产工艺的技术工作。

　　1965年12月大同厂试制成功第一台内燃机车——编号为ND-0032的东风型内燃机车。1966年父亲又被派往大连机车厂参加东风型4000马内燃机车联合设计。

父亲的燃气轮机车设计笔记。

　　1969年12月，大同机车厂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长征型”3000马力燃气涡轮机车问世。

父亲在燃气轮机车论证、设计试制过程中负责承担机车机械传动系统的设计。

　　为建设青藏高原铁路打基础，1971年铁道部在长春组织高原6000马力燃气轮机车的联合设计，大同机车厂作为牵头厂。此时，父亲任燃气轮机车主机设计组的组长。这是文革期间，项目工作断断续续。

在1977--78年粉碎了“四人帮”后，项目重新兴起，父亲在大同机车厂技术科，任设计二组组长，主持高原6000马力燃气轮机车中的机械传动的设计。

父亲早期的部分技术论文。

　　这些工整书写的行行文字，似乎浑身透着中国千百年知识分子遗撒的严谨学风和品格。

　　翻阅他那些书写工整、字迹流畅的工作笔记，日记和学习记录，仿佛回到那个把读书写字视为一种崇高氛围的年代。令人感到，书写人如此认真地书写工作学习的内容，必定是刻意追求真诚，思维严谨和朴素无华的。

　　即使画张零件草图，他也是规规矩矩。

随手占来的纸张写上方案设计计算，也是工整清晰。

　　粉碎“四人帮”，对父亲这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来说，如同新的一次青春绽放。父亲更是焕发了新活力，追寻新技术新工艺的干劲更高，工作上风风火火。

1979年，大同机车厂技术科改为科研所。一段时间内，父亲代理科研所所长，负责研究所的全面工作，并任科研所设计研究组组长。

　　他被评为工厂先进工作者。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其实极为倔强，甚至被认为有些脾气古怪。认准一件事，绝不会妥协退阵。为一件技术上的优劣小问题，他可能会豪不客气的争个面红耳赤。他嗓门大，遇到争执，一层楼的办公室，远近都听得到他的嗓音。在大同机车厂技术口人员堆里是有名的倔脾气。

　　自1957年至1980年，父亲为大同机车厂工作了整整24年。除了最初几年进行工厂设计外， 他参加了4种类型机车，即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燃气轮机车的设计制造和研发工作，他更多的还是完成了许多围绕生产的技术革新项目、工艺设计、产品工装设计， 诸如：

设计推广气动卡具和气动液压夹具；

实施制定一部分机车标准部件；

C650车床改装为液压仿形程序予选车大轴车床

液化仿形程序控制自动车床

车轮踏面双向液化仿形刀架

　　蒸汽机车整体滑板的试验与工装。

自1963年至1980年一直担任了大同市机械工程学会金工学组的组长，1977年后又担任学会秘书，定期组织学会的日常工作和学术活动。

　　1980年他和我母亲已经从大同调到当时归属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北京铁道部昌平工程机械厂，开始投入到铁路车辆闸瓦间隙调节器技术产品的研制和生产。

　　他对这个铁科院最先提出的技术“双向闸瓦间隙自动调整器”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改进意见。编写了5万余字对设计及运用具有指导意义的报告和教材，并被《铁道车辆》期刊上连续登载。

“双向闸瓦间隙自动调整器”培训班留念。

　　此后，父亲又提出开发“单向闸瓦间隙自动调整器”新技术，并获得国家专利。

在研制闸瓦间隙自动调整器的过程中，父亲提出发展冷轧螺杆技术用于闸瓦间隙自动调整器的生产。

　　父亲设计的冷轧丝杠（螺杆）的设计图纸一页。

　　随后， 围绕“双向闸瓦间隙自动调整器”进一步的开发生产，父亲带领技术人员开发了冷轧丝杠（螺杆）的机床和对应的空压机，并获得相关专利权。

　　父亲在 1984年调入铁道部规划设计院。在这里，他的大半生在机车工厂设计改造和工艺技术各方面的经验与积累得到充分运用发挥，他对开展铁道部工业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审查工作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从文革开始，十几年间国家企事业单位都没有搞职称评定，父亲又在80年代初调动两次工作，他对自己多年的专业技术能力没有机会被评审而得到肯定，深感遗憾。 在1987年，父亲在规划院终于有机会通过职称评定，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按他自己的话说，“快退休了，终于获得这个职称，也算我这几十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积累、能力和学术水平得到认可，此心得以安慰，对年轻时自己要成为工业技术专家的愿望，有了个交代”。

　　从1957年被授予工程师职称，到有机会参与评定高级工程师，得到他早已该获有的职称，历时30年，这中间多少是是非非的故事，也真令人唏嘘。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百业重新起步，大干四化， 铁道部机车车辆工业系统也全面大幅度地进行重新规划，企业技术升级和技术改造。父亲在离退休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铁道部计划司和规划院的同事们，先后完成了铁道工业系统中众多工厂的发展规划和技改方案的制定和审查。

　　快要离开工作岗位时，父亲更加珍惜自己数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开始着手筹划离退休后的新生活。

　　60岁从规划院离休后，父亲依旧热衷于技术创新和开发。这是他搞得轻便钢筋电渣焊接机头装置。

　　此间，他还研究了新型的手持充电式电动扳手。当时，充电电动扳手在国内极为稀有，还不为人识。

　　有着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劲头，1992年跟随民企发展的潮流，父亲还组建研究所，任法人代表。

　　这是父亲离休后，研发的“旋转式（螺杆）空压机液晶汉字显示微电脑控制器“。

　　我在2004年创业组建北京万桥公司，建立新工厂，开始创新研制大型架桥施工装备（后来穿隧道运架一体机被国家誉为“大国重器”）。父亲对我们创建的万桥公司予以积极支持，认为这是在发展国家稀缺的工业技术。

　　当我们策划制作一台非标的专用钢板铣边机时，万桥公司技术部还没有成立，没有人对加工机床了解。我想到父亲这个冷加工的技术权威，他肯定能够承担。他一听我说后，马上热情答应来负责全部设计。短短一个多月，他就绘制好全部图纸，并承揽了所有的外购件选型和控制加工制作全过程，三个月后设备就被安装调试使用了。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他设计了钢结构焊接床身。

　　父亲始终对新技术和新工艺表示极大地关注。 他自己更是活到老学到老。

　　60多岁时，他开始学习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并已经能够熟练使用CAD设计绘制机械图纸。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属于技术前卫了，多数年轻设计人员才刚刚开始学习。

他从退休前开始到走完人生，名副其实地应了那个顺口溜“57、58等待回家，67、68 大干四化，77、78 振兴中华”。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内蒙集宁我祖母在世时，父亲和兄弟妹及其他们的子女刘家最全的合影。除父亲和其二弟的两个家庭外，当年祖父祖母带到内蒙的兄弟4人和一个妹妹的家庭都在内蒙工作生活。 新中国最终使得这个家庭摆脱贫困，父亲的所有兄弟姐妹都受到良好教育，成立了各自家庭，安居乐业，事业有成。

而我父亲，作为刘家长子，其中不仅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尽了他的最大扶持和帮助，也为所有弟弟妹妹们立了致忠致孝的榜样。

　　这封父亲出差在外时写给我们兄弟的信，字里行间体现着他对我们兄弟二人的关怀和爱意，更透露对我们进步的指导和期待。信里提到他想着为我们买书《十万个为什么？》，显示着他秉信读书可育人的理念。

　　记得文革初期，父亲名义下的在北京百万庄原一机部分的辰09房子，被要求退出，我外祖母和我弟弟搬离去清华我姨母家。父母想让我弟弟来大同上幼儿园和小学，弟弟不愿意。父亲承诺为我们兄弟俩做一个幻灯机，可以让我们自己与小朋友放映幻灯片。我和弟弟真是期盼，那个时候看电影很难，能自己放幻灯看是件多么令孩童幸福惬意的事。

　　父亲自己动手，用了几个星期日干起了木匠活，完成了这个带有凹凸镜和可调整放大镜的木制简易幻灯机。

　　他还为我们买了《邱少云》故事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幻灯片。还给我们准备了几个个玻璃片，可以让我们自己画幻灯片。当我们兄弟俩到晚上，招来楼里的同学和小朋友们放映幻灯，融在孩童伙伴的欢声笑语里，真是我们兄弟两人最快乐和自豪的时候，也为自己父亲的付出和他的心灵手巧感到由衷敬佩。

　　他对后代的影响，更多的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爱家人的角度给予熏陶。

父亲一辈子勤俭。节省，节省，他总是说节省，不要浪费。是受家风教育影响，也是与他早年战乱中的生活经历、50年代初家庭变故、三年自然灾害的经历和文革时期大同的生活物资匮乏等直接有关。到了晚年，他节俭更甚，几近吝啬。舍不得花钱用于自己，用于吃穿。可是，他却热衷于花钱买股票，说是要看好和支持中国发展好的的科技企业（结果，可真成净投资了，血本无归，没有任何回报）。

　　他60多岁开始冬泳，洗冷水澡，一直坚持了十几年。在他88岁时，他还几乎坚持每天游泳，直到小区的游泳馆最后因担忧他人老岁数太大，怕担风险，而停止接受他下泳池。

　　88岁爬长城。这时，他的腿上已经患上皮下纤维瘤，后来经过几次手术，纤维瘤却不幸恶变转变成了癌细胞发展起来，且控制不住。但是， 日常生活中，他仍是坚持所有事都自己办。走路不便了，他就自己驾驶电动轮椅到处走。

　　他与老伴儿风风雨雨一路，时有吵吵闹闹，背后心心向暖，相挽而行60多年，各自努力，在事业上踏实工作和进取，只为成就一个普通奋争事业者的家的港湾。

　　86岁时，在铁道博物馆，父亲这个老铁路，随着历史回顾，感慨万千，也为自己近乎一生奉献给新中国铁路，且在中国铁路事业中有自己一份微薄之功而感到自豪，更为如今中国铁路和高铁技术的发展成就感到无比兴奋。

　　父亲90大寿，抱着重孙子，乐不可支。祝寿宴上，他感慨：“我真没想到，我能活过90岁。我要感谢我所经历的时代和国家啊！回想这辈子奋斗，此生不枉行啊！”

大同机车厂一生活区二栋三层，第二个窗户，是我家文革时期住的12平米房间，并户居室。

近些天一个早上，在整理父亲的资料时候，忽然，耳边回荡起小时候听到的父亲唱的歌。我能跟着哼起那曲调，仿佛回到在文革时期冬天的星期天早上，在大同机车厂二栋的我们家那个12平米、一家四口拥挤的小屋里。那时，他总躺在被窝里给我们唱。当时，我总以为那是一首外国歌曲。

　

父亲的嗓音洪亮，沉厚，音乐感极强：

“好大-的西北风啊-----，

吹过一片----树--林--里---。

他叫--树林--跳舞啊------，

一二三四呼--呼--呼----！

他对树林--大声说-----，

现在--天气--快冷了----；

大家--多用些劲来----，

一二三四呼--呼--呼----！”

我如今在网上查到歌曲出处，原来它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首儿歌，刘半农写词，赵元任作曲。

　　父亲有拉提琴玩音乐的基础，他唱着这歌，是做了变奏处理的，已完全不是儿歌风调。所以，歌曲经他唱的悠扬高昂，甚至有些荡气回肠。

　　(请点击上面这个小播音器符号，听听这个童声合唱的《好大的西北风》歌曲。）

又查，儿童作家刘厚明写过一篇《好大的西北风》文学作品，1984年天津美术出版社曾出过一本连环画。作品讲的是旧中国苦难北平学校里一个少年侏儒的故事。为合唱《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

为什么他总爱唱这首歌呢？

当时中年的他，有一种什么心情呢？

为什么他要变奏来唱它呢？

是回忆他的童年生活经历？

是感慨自己不寻常的成长？

是联想解放前后中国和他个人的变化？

是文化大革命对他的触动和困惑？

是体会生活工作的挚爱、变化、快乐和艰难？

我想不到了。

现在，我能感到的只是父亲这一代人正渐渐远去，他们这一代人曾经对建设祖国付出的艰辛和奉献，曾经对家庭、长辈和后代的爱与呵护，随着祖国的富强和时代变迁，随着人们家庭小康生活幸福感的体现，而越来越令我们这代人敬佩，也越显得清晰，可对他们音容笑貌的记忆和点滴故事却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模糊了。

可叹的是，我们这辈人的下一代的大多数年轻人，却未必能有我们对他们这代人的体会和情感。

于是，我想，就留下这些文字和图片去交付给历史吧！

... ...

　　父亲与当年大学里的同学的最后一次聚会是在2000年。他们都是在1949年初潍坊解放后，进入山东工学院学习而后投入新中国建设的同窗，也都是共和国培养最早的工程师们，成为国家栋梁。

　　就是这些人，他们曾经在各行各业，不为名利，为共和国的成长勤勤恳恳地、几乎无声无息地工作了一辈子。岁月逝去，可他们为祖国、为大家、为小家的奉献结果，正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而更为显现。

　　在这个春天，我由成长于北方的青竹而感触共和国培育的首批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之艰辛经历和情操。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在千疮百孔战争后的废墟上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竭尽年华，只为成就我们国家民族的兴盛，家庭家人的安康。

词 画堂春

题北方竹丛

刘亚滨

何时植驻北方园？

沐临风燥晨寒。

修身顶笋展根鞭，

伴友松杉。

不染湘妃苦泪，

只袭君子情缘。

常青挺挺百丛竿，

造景江南。

2022·年4月

注：竹，本生长江南，北方繁育不易。其寓意君子，有超凡品质和气节，且坚忍不拔，虚怀清廉，沉默素雅。

湘竹，含哀喻苦。恰此类竹也不宜在北方移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