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六章，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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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建设国家（上篇）

1949年5月23日这天的姑苏城外，风飘飘，雨萧萧。两位年轻的解放军干部，行色匆匆，从古镇木渎直奔苏州火车站而来。二人艰难挤上一列停靠在月台上的西去火车，车厢是敞篷的，塞满了从上海逃向无锡、南京等地的乘客。远处炮声隆隆，解放大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

这二人，是第三野战军卫生部的医务副主任向进、和保健科科长胡墨林，乃是奉了三野卫生部李振湘副部长的命令，去刚刚解放不久的南京，向原中央医院的人打听一个名叫“国防医学院”的单位。

向进他们是在5月1日渡的江，随着三野卫生部和直属单位一起，临时驻扎在苏州郊外的木渎古镇。在那里，他们加紧学习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接受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准备执行一个任务——接管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医疗机构。

向进（1915~2014），原名何武坦。曾任第二军医大学校长，1949年受命接收国防医学院。

这年，向进34岁，已经完整地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洗礼。从延安八路军总部到山东解放区、再从沂蒙山南下到苏州，向进从事的始终是军中卫生和教育工作，已是一名信仰坚定、革命资历深厚的教员了。


十二年前的他，还不叫“向进”这个名字，而是一位大名“何武坦”的湖南小伙子，刚刚升入湘雅医学院的医科五年级。内科的杨济时、张孝骞；妇产科的李瑞麟等名家，是他班上的授课教师。

何武坦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家里有一片不小的产业可供他继承；学校的老师也对他厚爱有加——还只是医学院在校生的何武坦，就已经在课余时间，帮着在李瑞麟教授组建的湖南卫生厅助产士学校里讲授公共卫生课了。

在湘雅医学院学习时代的向进（何武坦），是张孝骞、李瑞麟、杨济时的学生。

然而这一年，全面抗战爆发了。没过多久，日本的轰炸机飞到了长沙的头顶上。内科的杨济时教授发动学生组织了一个“湘雅医学院战时服务团”，何武坦也报名参加了，忙着在省城的各个学校和部队传授止血、包扎、固定、搬运这些战救技术。学校里还传出消息：来年一到，就把大家都迁到贵州去。

在1938年即将到来的一天里，何武坦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电影院听演说。演讲者是当时的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主任徐特立。徐在舞台上介绍了八路军的抗战、平型关大捷、红军长征、以及延安……

这是何武坦第一次从全新的角度听到关于共产党的事——那是与报纸上宣传的完全不同的故事——何武坦心说：“这是一群抗日最坚决的人。”

过了一阵子，何武坦又在城里其他地方、以及湘雅校园里听了几次徐特立的演讲，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了解越来越多了。

他觉得，山河既已破碎，自己原先所梦想过的那种毕业后从事医学教育和科研、当个教授、住进小洋房的生活，肯定是不切实际了。

杨济时（1900~1970），我国现代著名医学家、教育家。毕业于协和，执教于湘雅，曾任南京中央医院内科主任，参与组建大连医学院和天津医学院。

某天夜半时分，何武坦与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徐特立，希望他介绍大家去延安。

徐特立还没睡，一边写着文章，一边与同学们谈话。他说：你们在长沙也可以参加抗战。过了两天，何武坦他们又去找徐特立，这一次，徐同意了。

长沙办事处给了他们一封介绍信，叫他们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并赞助他们路费每人六块大洋。回到学校后，何武坦他们要去延安的事很快就传开了，李瑞麟教授把小何同学叫去，塞给他40块大洋，说：“这是你在助产学校讲课的工资。”

1938年元旦一过，何武坦他们一行抵达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递上了徐特立的介绍信。办事处的接待人员劝他们回去，告诉他们在延安要住窑洞、吃小米、生活艰苦得很。几位年轻人激情澎湃，哪里肯走。办事处的人没办法，于是就问办事处里的一位中年人，问他愿不愿意收下这几个学生娃。

李瑞麟（1901～1988），妇产科学家。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执教于湘雅、上海同德、东南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1953年加入第二军医大学，高教一级教授。

这位中年人，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超级猎头”——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

沈其震正在汉口帮新四军物色人才，并已经跟林可胜搭上了线，还搞到了红十字救护总队的报名名单。说实话，沈其震这会儿对这几个毕业文凭还没拿到的湘雅学生，完全是不感兴趣。沈只简单问了几句话，就把何武坦他们给打发了。

何武坦在八路军办事处又磨了好几天，总算是得到了允许前往延安。在那里，何武坦被分配到陕北公学，见到了傅连璋、马海德这些人。

与白求恩、柯棣华齐名的马海德大夫

一晃八年就过去了，何武坦远在湖南的家人完全没了他的音讯，更不知道他在八路军里已经改了名，现在他叫“向进”。抗战刚一结束，向进就被调到山东解放区，随着部队转战各地，参加了土改、整风运动，以及一次次的基层锻炼，一遍遍地与自己的旧出身划清界限。

在华北、鲁南、苏中的那些战斗岁月里，向进拿着部队缴获的国统区教材，用乡间所能找得到的简陋物件，拼拼凑凑、敲敲打打，给学员们制作上课用的生理、诊断辅助教具。

昔日医学院的课堂、实验室、还有那些教授和故人们，似乎早已从他的生活中远去。直到1949年5月的这一天、在距离大上海近在咫尺的木渎小镇上，向进接到了第三野战军传达下来的一道命令。

向进等人在华东野战军工作期间编写的医学教材。当时在解放军队伍里，医学教育只能触及简单的内外科基础和实用技术，无力传授更加复杂的药理、放射影像、生化等科目。

根据命令，即刻起，由他主持接收上海江湾地区的国防医学院、以及附属的联勤第二总医院；并协助三野卫生部直属的卫生干部轮训队、华东医务干部学校（又称华东医学院）等单位一同进驻。

当年向进去延安的时候，国防医学院还没有诞生呢。那时候，作为一介学生娃的何武坦，对国防医学院的前身——中央军医学校——也是知之甚少，更不太清楚八年抗战中军医学校在安顺、林可胜在图云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这是12年来，向进再一次与国统区的高等医学院校贴近距离。

在木渎的营地里，向进和接管队的几位同事和学生，向前来接洽的上海地下党同志学习这座远东最大城市的基本情况，尽管大量信息他们还根本来不及消化。这些上海来客，还带来了这所“国防医学院”的平面图等信息，然而向进他们面对这一切，仍然是一头雾水。

为了进一步弄明白这所学校，向进和胡墨林在5月23日赶火车去南京找人打听。于是就有了本篇开头的这一幕。

向进在南京中央医院找到老同学肖轼之，询问国防医学院的情况。肖轼之（1912~1993）是我国现代著名耳鼻喉科学家，后成为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

这晚的火车开得极慢，走走停停。头上是细雨霏霏，身上被淋个湿透。俩人在火车上捱了一夜，终于到了南京。向进找到自己在中央医院的湘雅老同学肖轼之（后加入第二军医大学，耳鼻喉科一级教授），他们说，国防医学院早在几个月前就陆续开始迁往台湾，不过在上海还留下了不少人。

5月26日，向进和胡墨林从南京坐火车赶回苏州。与此同时，木渎镇上的卫生部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开始向大上海开拔了。

他俩撒开脚丫子，一口气追了20里路，才撵上一辆炊事班运送锅碗瓢盆的汽车——此刻已是5月27日的凌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三野战军医务干部同日进驻。

这一晚，上海全境解放。当解放军的战士们在十里洋场的街道上席地而眠之时，向进和三野卫生部的人们，也好奇走进了静悄悄的国防医学院校园内。

那天凌晨的校园，真的是“静悄悄”的——不但学校机关、基础部、学员队都已经去了台湾，就连剩下来没走的联勤第二总医院，也都不在这里了。

我尊敬的老师、今年已经96岁高龄的张明华教授，当时正在三野华东医学院就读。她就是在那个凌晨，走进这个校园的。

我尊敬的老师、我国防原医学的第一代搭建者张明华教授就在这张照片中。朝气蓬勃的解放军学员们走进国防医学院，并在这个校园里建设新中国。

从那一天开始，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除去1950年代在苏联学习的那几年，她在这个校园里工作、生活了将近70年，一趟又一趟地从原子弹的蘑菇云下穿越往返，陪伴着中国防原医学的发展成长。

2021年岁末的一个傍晚，张教授在军医大学干休所的家中，平静地将她早已为我准备好的老照片、以及文字资料转赠给我，并清晰地回忆起72年前的那个早晨，恍如昨日。

那天国防医学院的校园里，满目狼藉。当解放军步入学校的食堂，看见地上甚至还散落着残羹剩菜、破旧桌椅和各色垃圾——看来，这里原先的主人，不知道是在怎样的一种混乱下，匆忙地离开了这座校园。

就在这天早晨，刚刚进上海的向进，就飞速赶往市内的三野司令部，在那里接过了陈毅、粟裕签署的“接管字第2号”《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令》，随即乘车赶到大西路（今天的延安西路）的“上海市立第六医院”（今天华东医院的所在）——国防医学院的附属总医院院长王士成，已经带着全院人员搬到了这一带。

王士成（1898~1970），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长期服务于桂系，曾任白崇禧侍从医官、广西军医学校校长。1949年时担任国防医学院附属联勤第二总医院少将院长，拒绝率医院迁台，接受解放军接收改编。

王士成是留奥的医学博士，他对附属医院迁台，采取的是消极态度，并没有跟着校本部一起上船。由于国防医学院所处的江湾一带孤悬上海远郊，和宝山的前沿战场相邻，为了躲避炮火，他就把留守单位以及伤病员，全部带到了市内。

王士成热情接待了向进一行，两天后，全院人员集会，向进宣布解放军正式接管。又过了两天，全院人员和物资设备就统统搬回了江湾五角场的校园内。

接收国防医学院的军管令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联勤第二总医院被改名为“华东人民医院”。原先的党军政人员被遣散，但医护人员全部留用。

当时的解放军官兵，实行的还是战时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而对留用的旧军队人员，则完全按照薪金制度对待，数额相差可谓悬殊。这也是新中国建立时期，人民军队以宽阔胸怀包容人才的一个细节。


这种“双轨制”的做法，在后来很多年里持续沿用在引入的各路专家身上，直到1950年代后期全军普遍实行薪金制为止。

昔日的联勤第二总医院病房，今日位于长海医院内。

6月，解放军华东军区的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下令：在国防医学院的基础上，创办一个“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以刚刚改名过来的“华东人民医院”，作为她的附属医院。

事实上，这个“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的学员，早就已经是现成的了——他们正是那批暂驻木渎、并随着三野进入大上海的那批“华东医学院"（华东医务干部学校）的学生娃们——其中就包括张明华教授。

新学校的第一批年轻学员们

当初，这个学校的诞生，其实就是解放军为了即将接收的上海国防医学院，而提前在1949年3月于长江北岸组建的。学生则是从周围的扬州、镇江一带招募的，共计八百多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解放军卫生事业的栋梁。

这批学员被招募过来的时候，国共两党正就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开展着北平和谈。而学员们早已踌躇满志，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非常巧的是，当时国民党方面赴北平谈判的主要代表邵力子，身边的机要秘书，居然就是来自国防医学院的少将训导处长张丰胄。

这位张丰胄，早在抗战时代，就已经在安顺的中央军医学校工作了。北平和谈破裂后，他与邵力子、张治中等和谈代表一起留在了北平。

张丰胄（1907~2005），曾任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少将研究员、中央军医学校政治部主任、国防医学院训导处长。北平和谈期间担任邵力子的秘书。

在安顺的军医学校时期，进步学生经常说张丰胄是“国民党特务”，然而这位“特务”最后选择了留在大陆，并成为民革中央的第一代领导人。

4月下旬，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华东医学院的学员们也随即渡江，抵达苏州木渎，并进驻上海。

此刻，对于新学校而言，校园有了、学员也有了、附属医院也找回来了，就缺基础课教员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