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记抗战老兵林子明阿姨

汪滔

作者：林子明照片：戴燕燕、傅德华、汪滔编辑：汪滔音乐：《人民军队忠于党》 2024-11-12晚上8:46恭喜！你创作的《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记…》已成为精选，将被更多人看到！希望未来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抗战老兵林子明画传口述：林子明整理：傅德华等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峥嵘岁月 沪甬的童年记忆1921年1月3日（农历庚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陈雪月，后改为林子明，以后行文中不一一注出）出生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当时家里有父亲陈筱芳、母亲包春香、哥哥陈子京和我共四人。我父亲先是做漆工，以后习得一手好厨艺，改做西餐厨师，在一个丹麦人家里做西餐。丹麦人家住在海格路400号（今华山路370号）公寓里。图为上海海格路400号（今华山路370号）原丹麦人住的公寓旧址。 左起：哥哥陈子京、母亲包春香、林子明、父亲陈筱芳。1921年拍摄于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 左起：陈子京、陈子明、母亲包春香，1923年拍摄于上海海格路。 林子明1923年拍摄于上海海格路在我3岁时母亲病逝，从此我们家就发生了变化。父亲为了工作，就将我寄养在一户苏州籍的人家。在我5岁时，这户人家要回苏州，向父亲提出把我过继给他们，我外公外婆不同意。于是父亲就把我送到宁波镇海大碶头（今北仑大碶街道）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即我的三个舅舅、妈妈和小姨。 宣传抗日救亡我8岁时在宁波镇海大碶头时敏小学读书，当时这是大碶头条件最好的一所小学。四年级时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大碶头已经有共产党组织在活动，学校里有一位很受大家尊敬的教师与一位大家很熟悉、又和蔼可亲的高年级同学，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有一天，这位高年级同学突然被警察署抓起来了，这位教师亦离开了，这件事对学校震动很大。我当天放学后，一个人悄悄跑到警察署门口，远远地看到最里边面对大门的一间屋子的一条长桌前，这位同学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地坐在凳子上，侧面坐着两个警察。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由此，让我产生“共产党是好人”的朦胧认识。第二件事是读书期间，经常有从东北逃难到大碶头的人，他们讲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在东北烧杀抢掠的罪行，只言片语的恐怖情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日本侵略军是坏蛋”的印象。 读完四年级，外婆认为女孩子有点文化就够了，不让我再继续读书，便留在家里做家务。此时，外公的裁缝铺也开始走下坡路，生意日渐清淡。我就给父亲写信要求回到他的身边上学，14岁时，我回到了上海父亲身边。 我在宁波外公外婆家共生活了九年，等我回到上海时，父亲身边已经有了继母和四个弟妹。我到迪化路（今乌鲁木齐路）的陈泾小学读书。 20世纪30年代上海陈泾小学到杭州春游前排：林子明（左二）、班主任（左四）、丁玉琴（左六，后来的嫂子）、薛素兰（左八）。 1937年夏天，我高小毕业。此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鬼子迅速侵占我国的华北，全国掀起了抗战的高潮。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许多人在街头演讲，指挥大家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我和一位女同学从报纸看到伤员抢救培训广告，立即前往报名参加了一个女青年抢救伤员的培训班。经过十天的培训，我俩先后参加了“民众救亡演说团”和“抢救伤员团”。我们自己做军装，上大街从事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血战两个月后，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第88师262旅524团团副谢晋元临危受命，带领420余名将士（外界称“八百壮士”），坚守闸北四行仓库四天四夜，英勇抗击日军的进攻，以掩护主力转移，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市民及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第9集团军在闸北四行仓库对日军激战的那段时间，我在苏州河南岸高楼上观望，只见远处炮火纷飞，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的心都是悬着的，十分敬佩那些抗日的勇士。后来第9集团军完成掩护任务后奉命撤退，日本军占领了上海，社会上的许多抗日团体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参加抗日团体的救亡活动，我没有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我住在父亲的休息室，帮父亲做了两年杂务。这时，子京兄在上海金城银行工作的同学王仲夫（共产党员）介绍我加入金城银行“华联同乐会”（党的外围组织），每天晚上等父亲下班回家后，我就忙着刻钢板、印传单、听讲座，接受革命教育和参加同乐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白天偷闲看从王仲夫处借来的谢冰莹写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和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其中《西行漫记》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看到了有那么多充满热情、以革命理想引领的青年人在远方的土地上开创着中国的新局面，激发了我投身革命的想法。 　　1936年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的封面 青浦的战斗岁月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我向王仲夫强烈要求：要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王仲夫见我态度坚决，意志坚定，就向地下党组织（即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了我的情况，地下党组织派李方明约我面谈，对我进行考察后，让我在家等通知。从此我就暗中做准备，收拾行装。终于在1939年12月的一天晚上，王仲夫来到住处接我，因怕父亲担心，我没有和他告别就悄悄地离开了家，只与小舅包可悦依依惜别。在外滩附近集结的谦捷旅馆，我见到了因生疥疮到上海治病的朱一同志（刘飞中将夫人），还有几个参军的男同志。第二天一早，由李方明同志从谦捷旅馆带我们乘轮船沿苏州河向西行驶到了青浦县观音堂镇顾复生同志领导的青浦抗日游击队根据地。 顾复生顾复生，江苏省青浦县观音堂（今属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人），1900年11月出生，1927年经陈云同志介绍入党，参与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秋收暴动，是当时青东地区革命领袖。抗战爆发后，创建以观音堂为中心的青东抗日根据地，任淞沪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兼青东联合办事处主任。 1941年与朱一（右）合影1940年1月，朱一带我和李毅（女）到观音堂北的钱家木桥村，安排我们两人在部队办的一所村小学（地下联络点）代课。白天我们以小学教师为掩护，教小学生读书，遇到日伪军下来，我们就带孩子到野外去上课，晚上到各个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共同抗日救国。1940年3月，我经朱一、李毅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青东工委书记顾德欢指定我们三个女同志为一个小组，由朱一任党小组长。 朱一阿姨（1914～2008.11.9），江苏江阴人。1933年在胡绳、孙起孟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就读的苏州师范学校投身学生运动。1937年8月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1939年1月带领其创立的慈愿剧团参加新四军，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江抗一支队政治工作队队长，江苏澄西县委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野一纵子弟学校校长，三野妇女干部学校附设子弟学校教导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皖南军区司令部秘书，安徽军区司令部复员管理科副科长，安徽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西岗小学）校长等职务。1955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同年响应中央军委号召复员。离休干部。 李方明烈士遗像李方明（1920～1940年），原名戴湘生，浙江省宁波人，当时是上海银行一个职员。1937年冬天，受党派遣来青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化名李方明在淞沪三支队负责政治宣传，同时还兼管青浦至上海的交通联络工作，常带市区同志到青浦参加游击队和运送部队急需物资。我刚到观音堂时，他热情接待，后因工作关系，与我经常相处，所以印象很深。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凌晨，天下着大雪，他被汉奸出卖，不幸被捕。敌人绑着他在观音堂示众，他在被关押期间天天对敌人骂不绝口，坚贞不屈，受尽了酷刑，最后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牺牲时年仅20岁。 记得有一次，朱一、李毅和我三人住在一家大户，这家房子有两个天井院，我们住在最后的一间里。半夜敌人突然出现，把前后门都包围了，进来搜查。住在前面的老百姓偷偷过来把我们叫起来，朱一很老练地化装成老太婆去帮老百姓烧饭，我和李毅两人在房间里不知如何是好，这家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让我们再躺到床上装睡，并对我们说，如果敌人查问，你们就讲是在上海某某纱厂做工，回来过年的。幸好这次敌人没有搜到第二间天井院里，我们躲过了这一劫。后来听说第二天晚上敌人又来搜查了这户人家，幸好我们三个人早已转移了。 1940年4月份的一个清晨，钱家木桥四周的村子里来了大量的日本兵，到处都是日伪军的据点，无处可藏身，钱家木桥的老百姓就把我们带到北面铁路上黄渡镇安置在他们的亲戚家住下。由于我们没有“良民证”，白天不能单独行动，他们就天天去帮我们打听青东的消息来告诉我们，可听到的都是坏消息：钱家木桥被日伪军扫荡，有些藏在草堆里的枪和书被抄走了，日军威胁要抓老百姓，让他们交出新四军，否则就烧房子。老百姓们私下里坚定表态：“我们就是不告诉他们谁是新四军，我们决不会把你们交出去的，要烧房子就让他们烧吧。”群众是水，我们是鱼，鱼儿离不开水，军民一家亲。我永远铭记青浦观音堂地区的父老兄妹对我们的深情厚意。阶级情是最可贵的，我永远珍惜。 新四军女战士林子明过了不久，我们和“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新江抗）”第三支队参谋长周达明到了常熟东塘市，我和朱一坚决要求当兵。我一到东塘市淞沪纵队三支队，参谋长周达明介绍我和朱一到苏南“新江抗”一支队工作，我们就这样参加了新四军。 1940年，我认识了时任一支队支队长的戴克林同志、二支队支队长的陈挺同志和一支队的领导同志贺国华同志。我到一支队被分配到工作队工作，队长张孟荣，共有十多名队员，女同志只有我和朱一、陈光三人，主要是跟随部队做群众工作，也做点文艺宣传工作，打起仗来帮助救护伤员等。 1941年林子明与朱一（中）、陈光（右）合影。 1941年与戴克林及陈挺、贺国华、陈光前排左二起：陈挺、戴克林；后排左起：贺国华、陈光、林子明。 　　林子明1941年在江南参观团的照片新四军江南参观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南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根据苏南抗日形势发展需要，谭震林向华中局写报告请示，拟定通过办培训班的方式培养干部。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指示，办一个流动培训班，到新四军一、三师和军部参观学习。六师遵照少奇同志指示，组织“江南参观团”，由顾复生同志为团长，中共路南特委委员金子明（即王大中）为政委，六师十八旅组织科长谭肇之为指导员。抽调六师十八旅连、排干部和东路、西路特委从各县抽调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两年以上、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区以上干部共90人（军、地各一半），编成8个班。当时我刚从锡北县张寨区区委书记调任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也被选为参观团成员，是参观团的5名女同志之一。 林子明1941月在江南参观团的照片从1941年5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两个来月的参观学习、实地考察、听取首长专题报告，并组织学习讨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作为江南参观团成员参观学习的往事迄今为止已过去近70年刁，但每每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里，这段经历都成为我树立牢固的爱国主义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动力源泉。 林子明撰写的《在新四军江南参观团的难忘岁》一文的修改稿。 难忘的江都岁月1941年底我任苏中一分区江都县曹王区区委书记。我在曹王区工作期间，一支队长戴克林托朱希同志给我捎来了第一封情书。我的原名叫陈雪月，为了敌后工作的安全，我当时已经改名为林子明。曹王区区委的工作人员接到朱希捎来的信后，找不到叫陈雪月的人。后来才知道我就是陈雪月，把信交给了我。不久，为了开辟江都县真武区的工作，组织上又调我任真武区区委书记兼游击连指导员。我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冬，新四军苏中一分区组建第二个江都独立团，林辉才任团长、杨逸麟任政委、戴克林任参谋长。不久戴克林任江都独立团团长。1943年初秋，在新四军文师十八旅旅长刘飞同志的关心下，在新四军江都独立团政委兼江都县委书记杨逸麟同志的具体策划下，时任江都独立团参谋长的戴克林与我喜结良缘。 1943年秋，林子明与戴克林在江都真武区结婚照。当翻出一张克林与我1943年的结婚照给杜明甫同志看时，他认出这是克林和我，他说戴克林当时穿军装显得很年轻。杜明甫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克林和我结婚的时候的情况。他说：“那时候简单得很。只要组织上批准，也不要到什么部门登记。上级批准以后，到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他帮助找到一间老百姓的房子，一般的睡个厢房，两个人把背包一拆就行了。不喝喜酒，就是机关食堂加了一个菜，顶多加两个菜。只有领导之间、区委书记之间、亲友之间知道他们要结婚了，其他人不知道。有人问今日又不是节日，怎么会加菜？一会儿明白了，啊，原来今天有人要结婚了。当时结婚也不戴大红花，也没有证婚人，就组织批准就行了。” 在采访结束时，杜明甫同志找了一张纸，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抗日战争期间，江都独立团参谋长戴克林同志和林之鸣结婚是1943年在江都真武区三周庄，当时我有幸参加，迄今记忆犹新，很难忘却。” 1944年3月，正值抗日战争大反攻时期，新四军一师暨苏中军区、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及所属机构迁至宝应。克林和我都到了宝应。此后，我跟随克林在新四军部队中工作，任新四军苏中“民抗”直属队政治指导员，“民抗”政治处民运股长。1944年在江高宝地区的合影前排左起：彭冲（左一）、刘文学（左二）、刘飞（左三）、林子明（左六）；第二排：朱一（左八）；后排：邱布（左一）注：彭冲系原泰州独立团政委兼泰州县委书记，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刘文学系原苏中军区第一区分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1945年春林子明和大女儿戴林溪在山东进驻大上海1946年4月至6月，戴克林作为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五团团长，参加了收复大汶口和泰安的战役。此时，我任一纵二旅五团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妇女队长。 1947年夏林子明和大女儿戴林溪、二女儿戴晓汶在山东。 1947年在山东左起：戴克林、大女儿戴林溪、二女儿戴晓汶、林子明。 林子明1947年在山东。 林子明1947年与二女儿戴晓汶、大女儿戴林溪、戴克林在山东。 林子明1948年与戴晓汶、戴林溪在山东。 林子明1949年夏与三女儿戴燕燕（怀抱者）在山东。 1948年10月5日到11月3日，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曲阜召开，研究制定淮海战役作战方案。11月6日，淮海战役作战命令正式下达，各路大军在东起赣榆西至单县长达350公里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淮海战场。1948年11月初，我随部队急行军赴山东曲阜，一夜走了70里路，在途经泰安时早产生下三女儿燕燕。为了让参战指战员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参战，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华野让所有参战指战员的妻子和小孩都随后方和留守人员留在山东曲阜。我当时任一纵留守处妇女大队子弟小学教员、幼稚园主任。 1949年6月5日，山东曲阜前排：戴晓汶（左一）、戴林溪（左四）；后排：周素贞（左一）、林子明（左四）。 1949年5月华野幼稚园全体教职员与小学生在曲阜合影第一排：余西如（左四）、戴林溪（左五）、杨月亮（左七）、戴晓汶（右二）、张沂（右一）；第二排：左丹鹰（左七）、左丹燕（左八）、何竞生（左十一）；第三排：杨太阳（杨杰东，右一）、刘晓亮（右二）、毛维青（右六）；第四排：章蕴（右二，怀抱者为戴燕燕）、林子明（右四）；第五排：林影（左二）。注：章蕴（1905～1995），湖南长沙市人。1925年在汉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担任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任中共东南分局妇委负责人，苏南区党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苏中二地委书记、苏中区党委妇女部长、组织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共华中分局委员兼妇女部长、华东局妇女部长、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豫皖苏分局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妇委第三书记兼全国妇联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毛维青（1922—～），浙江省宁波市人。193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新四军首批女机要员，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1941年底成功越狱。曾任原杭州市进出口办公室主任等职，1982年离休任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和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 在山东曲阜与战友合影前排：林子明（左三）、毛维青（左四）、戴林溪（左五）。 1949年6月在山东曲阜前排：左二起戴燕燕、毛维青女儿、戴晓汶、戴林溪；后排：林子明（左）、毛维青（中）、王学文。 1949年1月21日，全军统一整编，克林和我所属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戴克林任二十军五九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二十军是渡江战役主力部队之一，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突破敌人的扬中江防，进军丹阳。随后马不停蹄地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大上海解放后，我从山东曲阜来到上海。 1949年在上海陆家浜与金凯雁（王唯的弟弟，前排右）；后排左起：方一青、阮方、王唯。注：王唯是原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张文碧同志的夫人；阮方是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程业棠同志的夫人；方一青是原安徽省军区副政委杨家保同志夫人。 1949年在上海南翔与文工团员合影前排左起：金凯雁、张溪（王唯的儿子）；后排左起：王蔚萍、郭峥、王唯、林子明。注：王蔚萍是原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栗亚同志的夫人；郭峥是小舅包可悦同志的夫人。 1949年和戴克林与战友在上海前排左起：戴克林、金海雁、王唯；后排左起：阮方、林子明、贺国华、杨家保。注：杨家保是原安徽省军区副政委。 1949年在上海青浦林子明（前左）、陆大勤（后右一）。 1949年在上海前排左起：戴晓汶、刘晓亮、戴林溪；后排左起：林子明、朱一、苏菲、蔡群帆、刘飞。注：蔡群帆是原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苏菲是蔡群帆的夫人。 　　1949年与陆大勤（中）和朱一（右）合影1949年，上海解放，我随20军进入上海。我和朱一忘不了当年在青浦陆大勤掩护我们的恩情。我们找到陆大勤，久别重逢，一见如故，当年情景一幕又一幕浮现在眼前。 建设新中国 建国初期的林子明建设新中国上海相聚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当初离家时参加革命期盼建立新中国的梦想实现了。阔别家乡多年，终于有了回乡探亲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了。1950年，克林到上海第九兵团高干研究班学习，二十军五九师集结上海南翔集训，准备解放台湾。我随克林到上海南翔任五九师政治部干事兼秘书。 1949年10月在上海嘉定朱家花园前排左起：刘晓亮、戴林溪、朱行行、戴晓汶；后排左起：朱一、刘凯军、林子明、戴燕燕。 林子明1950年与小舅包可悦（中）、哥哥陈子京（右）在上海南翔合影。抗战爆发后，我和哥哥陈子京、小舅包可悦为了革命理想，毅然离家出走，先后都参加了革命队伍，如今我们都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这是我们家族的骄傲。1950年，当我们三人在上海相聚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能为新中国的建立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我们感到无上荣耀！那时我们三人都已成家，我和哥哥陈子京都有了孩子，我们从此迎来了新的人生道路。 林子明1950年与克林在上海南翔。 1950年在上海南翔合影前排：戴克林；中排左起：陈子京、包可悦、林子明、陈经石；后排左起：陈连娣、钱银娥、陈连英。 1950年与家人在上海合影前排左起：戴克林、戴燕燕；中排左起：包宝成（二舅）、包凤香（阿姨）、王云梅（二舅妈）；后排左起：包可悦（小舅）、林子明。 林子明1950年与长女林溪在上海南翔。 林子明1950年与后勤工作人员周素珍（右）在一起。 1950年在上海南翔合影前排左起：戴林溪、黄雄儿子；后排左三起：林子明、黄雄夫人、黄雄。 1950年与战友在苏州合影左二起：顾行、林子明、沙路。注：顾行是原安徽省军区后勤卫生处处长；沙路是原武汉军区炮兵政委朱启祥夫人。 1950年林子明与王唯及孩子们前排左起：张溪（怀抱者为张翔）、张沂、戴林溪、戴燕燕、戴晓汶；后排左起：王唯、戴南翔、林子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舟山海域为解放台湾进行渡海训练的第九兵团接到紧急命令往援朝鲜，已担任五九师师长的克林即奉命赴朝鲜作战，我也准备随军赴朝。当五九师到达山东曲阜时，我将长女林溪送南京卫岗小学读书，二女儿晓汶留山东曲阜留守处幼儿园，小女儿南翔由奶妈带回松江老家暂养，将身患百日咳的三女儿燕燕安置在南京。刚安排好就接到师政治部电话通知：女同志一律不随部队赴朝参战，留守国内。我意识到朝鲜战争比想像中要严酷和艰难。入朝参战的愿望落空了，此时地方正缺干部，我就主动找到时任中共南京市第六区区委书记杨逸麟要求参加工作，杨逸麟同志当即将我安排在区委任妇联主任，后调区委组织部任副部长。 1951年林子明和二女儿戴晓汶在山东曲阜孔庙九兵团幼儿园。在此期间我经常是山东、南京两地跑。每次到山东探望晓汶她都非常高兴，每每离去时又十分不舍，听保育员说，我走的当晚，她一定要保育员让她睡在妈妈带她睡过的床上。小女儿南翔因患肺结核病被送到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办的儿童福利院治疗。 1952年林子明与女儿戴晓汶在山东。 林子明1950年与钱耀（左三）等在南京合影。注：钱耀系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杨绍良的夫人。 林子明1950年在南京与阮方（左一）郭峥（左三）合影。 1950年与克林和长女林溪、次女晓汶、三女燕燕合影前排左起：林溪、燕燕；后排左起：克林、晓汶、林子明。 1951年在南京前排左起：戴晓汶、戴燕燕；后排左起：刘文英、郭峥、林子明。 1952年与长女戴林溪南京团圆1951年10月，戴克林从朝鲜战场回国养病，后调任二十军五八师师长，驻守宁波慈溪。1952年6月，我到南京后又回到部队工作。为了提高部队团以上干部文化程度，各大军区都成立了速成中学。7月，克林前往南京军区第十七速成中学学习两年，家属可一同参加学习，我就随克林起成为速成中学学员。这次提高文化程度的学习正是我所渴望的。此时，晓汶到了入学的年龄，我们便将她接回南京，南翔病治愈后从上海回来了，全家终于团圆了！ 1952年在南京期间，我们常带着孩子到长江边，看着涛涛江水，时常回想起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宏伟壮烈场面。林子明1952年与戴燕燕、克林、戴晓汶在南京长江边合影 1952年戴克林夫妇与戴克明夫妇带着孩子到玄武湖游玩，拍下的照片记录下这次难得聚会的场面。前排左起：戴林溪、戴晓汶、戴方明、戴晓宁、杨太阳；后排左起：戴克林、戴燕燕、林子明、戴南翔、何枫、戴克明（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注：何枫（1929～2015）女，四川荥经县人，国家一级演员。父亲周文是著名的左联作家，受父母熏陶，从小就热爱文艺，尤其是音乐。8岁时就在成都青年宫演出过《流亡三部曲》等自编抗日歌舞节目。9岁随父母去延安，进战时儿童保育会延安保育院小学读书。l945年，l5岁的何枫参加了太岳军区文工团，在征途上、在炮火中，她为指战员、老百姓主演过《白毛女》《刘胡兰》等大型歌剧。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央歌剧舞剧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进修，师从花腔女高音邓颜琪、男中音歌唱家潘英峰和男低音歌唱家杨比得，得到著名声乐家沈湘教授与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的指导。曾历任武汉歌舞剧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湖北省艺术学院（现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副主任、中国音协会武汉分会顾问。原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明的夫人。 在速成中学学习期间，许多与我们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也都聚在一起。堂弟戴克明夫妇和表弟程启文夫妇来南京时，三兄弟相聚合影留念。 1952年在南京合影前排左起：程启文、戴克林；后排左起：查淑英、林子明。注：程启文（1915～1994），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戴克林的表弟。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员、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1937年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独立第四团副团长、第二师四旅十团团长、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来（安）六（合）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四旅十二团团长。1945年历任东北松江军区哈东军分区参谋长、哈北军分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七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五二师副师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军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副院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61晋升为少将军衔。查淑英是程启文的夫人。 1953年在南京前排左起：戴克明、戴克林；后排左起：何枫、林子明。注：戴克明（1915—1986），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戴克林的堂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黄冈县区委书记、黄安县特务大队大队长、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县委书记。1937年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电台警卫队队长、中共伊川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1945年后历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八团政治委员，鄂豫军区演川军分区第四团政治委员，河南军区演川军分区副司令员，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西军区宁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五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信阳步兵学校校长、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一门三将军就是指戴克林、戴克明（戴克林堂弟）和程启文（戴克林表弟）。他们三人都是我军的开国少将这在我军的历史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林子明1953年与三个女儿林溪、燕燕、晓汶在南京玄武湖合影。 1953年和五个子女在浙江慈溪前排左起：南翔；中排左起：林溪、燕燕、晓汶；后排左起：戴克林、林子明、戴国建（林子明怀中）。这时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进行，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1953年1月生下长子便取名国建，寓意国家建设欣欣向荣。1954年3月，又生下次子取名建中，即建设新中国，后改名为建忠，意在对党和国家忠心不渝。 林子明1953年与王蔚萍（右）在南京长江边。 林子明1953年秋与钱耀（右）在南京。 林子明1954年和朱一在上海。 林子明1954年在南京。 林子明1954年与朱一（左）在上海。 1954年夏戴克林、林子明夫妇全家与戴克明、何枫夫妇全家在南京合影前排左起：戴国建、戴晓宁、戴建忠、戴燕燕、戴群利、戴南翔、戴菲菲；中排左起：戴克林、林子明、何枫、戴克明；后排左起：戴晓汶、戴林溪、戴方明。 林子明1955年转业前摄于南京1955年，我在速成中学学业结束前，中央军委决定，凡部队随军女同志愿继续工作的转业到地方工作，也可复员安置。我不想在家当家属，于是响应军委号召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告别部队，转入地方，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林子明1955年转业前摄于南京。 林子明1956年摄于南京。 林子明1956年与戴克林摄于南京。 　　林子明1956年和下关区委同事合影速成中学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安排我至中共南京市下关区委担任妇联主任，当时下关区委书记是杨逸麟。 林子明1956年和长女戴林溪（前排中）与下关区委组织部同事离别前合影。 林子明1956年冬在无锡无锡剪影1956年，戴克林调无锡任二十七军副军长，我也调无锡任市委机关党委书记。三个女儿在荣巷中心小学就读，小女儿和大儿子在幼儿园，小儿子年幼在家。 林子明1956年秋与戴克林在无锡。 林子明1956年秋与戴克林摄于无锡。 1956年与六子女、小舅包可悦夫妇在二十七军军部荣巷家中合影前排左起：戴国建、戴建忠；中排左起：戴林溪、戴燕燕、戴南翔、戴晓汶；后排左起：包可悦、郭峥、林子明（左四）。 林子明1957年夏与无锡市委机关同事在一起。 1957年夏与无锡市委机关同事在无锡锡山公园合影前排左起：戴燕燕（左五）、戴晓汶（六）、戴林溪（左七）；中排左起：林子明（左五）、戴克林（左九）。 林子明1957年于合肥合肥足迹1957年夏，克林调到安徽省军区任参谋长，我带着六个子女来到合肥，长女林溪在安徽省实验中学读书，其余子女安排在西岗小学和军区幼儿园就读。1957年到合肥后，我被组织安排到安徽大学任党办副主任。安徽大学现在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由教育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建。安徽大学于1958年以合肥大学、原（国立）安徽大学部分科系为基础建立，同年9月毛泽东主席到该校视察，并亲笔为学校题写校名，沿用至今。我当时也参加了接待工作，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后来还接见了安徽省军区的主要领导及夫人，在合肥稻香楼宾馆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至今难以忘怀。 1957年夏全家在安徽省军区招待所前合影。 林子明（前排左二）1957年与安徽大学同事合影。 林子明（站立者左五）1957年与安徽大学同事合影。 1959年林子明夫妇和部分子女与相倜、李励夫妇及余路迅在安徽省军区大院内合影。后排左起：余路迅、戴克林、戴林溪、林子明、李励、相倜。注：相倜是原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团长；余路迅是原安徽省军区105医院副院长。 林子明1961年11月21日在黄山立马桥。 林子明（左二）1962年参观安徽农学院时的合影。 1962年林子明和戴克林专程到上海拜访了老首长、老战友，这次见面的有刘飞和朱一夫妇、张文碧和王唯夫妇、张鏖和赵珍夫妇、何振声和荣振华夫妇、贺国华和厉奋夫妇、刘子荣和王彤夫妇等，并在上海虹桥俱乐部合影留念。1962年夏在上海虹桥俱乐部前排左起：王彤、王唯、顾行、林子明、厉奋、朱一、荣振华；后排左起：何振声、戴克林、张文碧、刘飞、贺国华、刘子荣。注：何振声是原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文碧是原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王彤是原上海市卫生局局长； 1962年在安徽省军区院内左起：戴克林、林子明、何枫、戴克明。 林子明1963年与戴克林在安徽省军区家中。 1963年7月在南京莫愁湖合影左起：林溪、乔文雷、乔信明、于玲、林子明、乔春雷、马黎明。 在安徽省军区大院内，我们共度过了八年时光，孩子们转眼间都已长大了。1963年11月在安徽省军区家门外前排左起：戴建忠、戴国建、戴燕燕；后排左起：戴晓汶、戴克林、林子明、王锡尔。 林子明1964年安徽省军区家中。 1964年在安徽省军区家中前排左起：林子明、戴克林；后排左起：戴国建、戴燕燕、戴晓汶、宗仁鹤、王锡尔、戴林溪、戴南翔、戴建忠。 1965年在安徽省军区家门前左起：高英、阮方、林子明。注：高英是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震东夫人。 林子明1965年与朱一、张青（后中）摄于上海。注：张青是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震东长女。 重访苏南1965年3月，又因克林调任南京军区华东工程纵队司令员，同年9月举家又从合肥搬回到南京，我同时亦调至南京大学任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大学现在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 林子明1966年3月在南京玄武湖1966年3月克林在调往浙江省军区工作前，刘飞、克林、张鏖三对夫妇相约而行，一起回到抗战时期他们共同战斗过的苏南地区，旧地重访，探望当年的老乡和战友，触景生情，共叙那段难忘的日子。我们在常熟等地顺路看望了二十军的老战友和部队指战员，在苏州和扬州等地参观了名胜古迹。 林子明1966年3月和戴克林在南京玄武湖合影。 林子明1966年3月15日在苏州拙政园。 1966年3月16日在苏州狮子林林子明（左二起）、朱一、戴克林、刘飞、赵珍。 林子明1966年3月26日在镇江焦山。 林子明（左起）1966年3月26日与戴克林、朱一、贺国华、赵珍摄于镇江焦山。 林子明1966年4月1日与戴国建、戴克林、戴建忠、赵珍摄于南京中山陵。 林子明1967年在杭州花港。 林子明1967年10月和六个子女合影前排左起：燕燕、林子明、林溪；后排左起：建忠、晓汶、南翔、国建。 林子明1967年10月与女儿晓汶、林溪在杭州。 林子明1967年秋在浙江省军区万松岭家院内和子女在一起。左起：燕燕、林溪、林子明、晓汶、南翔、国建。 1967年在浙江省军区万松岭家院内左起：林子明、小儿子建忠、警卫员孙加山、大儿子国建。 1967年在杭州花港公园左起：三女儿燕燕、林子明、二女儿晓汶、老战友张鏖女儿张小滨。 林子明1968年与戴克林在杭州万松岭家院子里。 林子明（中）1968年与苏琳（左）、张惠英在杭州万松岭家院子里。注：苏琳是原第117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张惠英是第117医院副院长沈逸夫人、省军区后勤部幼儿园园长。 1968年12月二女儿晓汶赴昆明工作前在杭州合影左起：林子明、晓汶、戴克林。 1969年在杭州左起：小儿子建忠、三女儿燕燕、林子明、大女儿林溪。 1969年在南京前排左起：郭峥（左二）、朱一（左三）、林子明（左四）；中排：王彤（中）；后排左起：罗小平（左三）、谭肇之（左四）。 林子明1971年与罗小平（左）在杭州合影。注：罗小平（1921—2004），江苏宜兴人。1938年4月参加革命，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参加党的抗日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她先后担任过苏、常、太地区抗日联合会秘书，高邮地委青年剧社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中共江都县委宣传干事。解放战争时期，她历任三野总后留守休养大队、华东军政大学妇干队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罗小平同志先后任南京市白下区委宣传部部长、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南京日报社总编。 1971年在浙江新安江水力发电站前排左起：曹炎、林子明、陈孟庸、陈子贞、刘先胜；后排左起：朱静（左二）、陈挺（左三）、张鏖（左四）；注：刘先胜是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陈子贞系刘先胜夫人。 1971年在新安江水力发电站前排：陈子贞；后排左起：曹炎（左一）、陈孟庸（左二）、林子明（左三）。 1971年在浙江新安江水力发电站前排左起：刘先胜、陈挺、张鏖；后排左二起：陈子贞、林子明、朱静、曹炎、陈孟庸。 1972年在杭州前排左起：南翔、林子明、燕燕；后排左起：建忠、国建。 1974年1月林子明与大儿子戴国建、戴克林在杭州。 1973年7月，我被安排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任党委委员分管政工。在此期间，我参加了部分外事活动，接待外宾并陪同外宾参观。1983年12月，我从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离休。图为1974年9月林子明（左二）与巴基斯坦外宾在杭州三潭印月。 1974年9月林子明（后排左一）与巴基斯坦外宾在杭州孤山中山公园。 1974年林子明（中排左二）与外宾在杭州花港观鱼牡丹亭前。 1974年林子明（前排右三）与外宾在杭州花港。 1974年林子明（右六）在杭州三潭印月接待外宾。 1974年10月林子明（右二）与外宾在杭州六和塔。 1975年在浙江杭州孤山前排左起：龚平凡、戴克林、陈挺、朱静；后排左起：龚欲民、林子明。 1977年在杭州浙江省军区家中和第三代在一起。左起：林子明、朱沁媛、杨旸、戴克林。 1980年夏在杭州浙江省军区家中左起：晓汶、吴江淮、林子明、傅骏、建忠、克林、朱沁媛、张强、蔡英秋、张鲁元。注：张鲁元是老战友张英之子，蔡英秋是老战友蔡啸之女。 1983年12月，我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离开了工作岗位。此时六个子女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均已成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1986年4月，我们家从浙江省军区大院内搬迁至杭州松木场保俶路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我和克林开始了颐养天年的生活。图为林子明1986年和克林在杭州花港观鱼公园。 林子明1983年和克林在杭州浙江省军区家中。 20世纪90年代初叶飞到杭州时，看望新四军老战士并与大家合影。前排左起：陈孟庸、叶飞、林子明、蒋震虹。 几度夕阳红 几度夕阳红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我1983年12月从浙江省外事办公室离休后，开始了我颐享天伦安度晚年的生活。其间，我想做的事很多，首先是参加新四军研究会，在新四军中生活工作的这段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也是最难忘的回忆。凡与新四军研究会有关的活动，我都会不辞辛苦，早早赶到会场。借此机会，见见老战友和老同志，相互问候，回忆往事，共叙友情，有时甚至登台朗诵，高唱新四军军歌，仿佛又重新回到了烽火征程的战场，一展年轻时在战争年代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 1997年5月3日，在上海参加沙家浜部队老战士联谊会时的合影。前排左起：戴燕燕、于玲、林子明、姚永钦、刘石安；后排左起：乔春雷、刘凯军、张如宁、刘晨华、刘国欢、刘建华。 常熟庆祝沙家浜部队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参加“情系沙家浜”朗诵时的留影。前排左起：白山、林子明、于玲、朱一等。 1999年，在江苏常熟沙家浜春来茶馆前合影。左起：汪贤孝（左一）、葛焕标（左三）、林子明（左四）、戴林溪（左五）、范执中（左六）。注：葛焕标中将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政委。 2000年10月，在上海嘉定沙家浜部队纪念入朝参战50周年聚会时留影。前排左起：戴燕燕、林子明、朱一、史凌；后排左起：国建、刘国欢、黄延萍。 2005年5月20日在曙光路158号省军区第六干休所魏文英家大门口。前排左起：杨明、林子明、翁惠珍、秦秋谷、胡瑛、田井、黄知机、邓仲景；后排左起：魏文英、张一康、陈鸥、陈孟庸、袁啸吟、方舟、毛维青、董静之、杜晓蓉、蒋震虹、周玉璧、叶万青。注：袁啸吟---原浙江省经贸厅厅长；蒋震虹---原杭州电子工学院机关总支书记；毛维青---原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田井---老红军；魏文英---原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分校副校长；陈鸥---原杭州市劳动局局长；杨明---原浙江医院党委书记；方舟---原浙江大学机械系总支书记；董静之---原杭州市广电局副局长；翁惠珍---原杭州市劳动局劳保科科长；周玉璧---原杭州服装公司经理；秦秋谷---原浙江日报副总编。 2007年8月，在杭州参加《新四军中上海兵》一书出版座谈会时合影。前排左起：范执中（左一）、林子明（左三）、姜旭（左四）、万中原（左五）、江贤孝（左七）；后排：燕燕（左一）、林溪（右一）、沈逸（右二）。 2008年在浙江杭州曲院风荷景区新四军老战友聚会给前排五位祝寿时合影。前排左起：翁慧珍、杨明、林子明、田井、秦秋谷；后排左起：方舟、魏文英、杜晓蓉、陈鸥、周玉壁、袁啸吟、董静之、蒋震虹、毛维青、叶万青。 2012年4月9日，在杭州毛维青寓所与新四军老战友合影。左起：陈孟庸、方舟、尉风英、毛维青、田井、林子明、董静之、陈鸥。 学无止境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离休后我扎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中，开始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老年大学是改革开放后创办的专为从各条战线离退休老人提升生活质量的大学校。那里有适合各类老年人兴趣的课目，我先后参加了浙江省老年大学的书法、绘画、烹饪班，并认真听讲解，除在课堂做笔记（共计记了四大本），回到家中，反复领会老师课上所讲的要领，一遍又一遍，画出多幅作品，有的作品在参加画展后被收录到画册中，有的作品还幸运地被刊载在书刊杂志上。同时，70岁时我还参加了省军区第五干休所时装表演队，1992年和1995年两次在浙江省军区举办的晚会上登台表演。图为1998年，参加省老年大学花鸟班毕业时合影。林子明是前排右起第五人。 1995年，林子明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书诗一首。 《福寿平安》林子明1996年画的作品。 《凌云》林子明2001年画的作品。 《春晖》林子明1999年为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及喜迎澳门回归所画的作品。 《独傲西风》作者：林子明收入《书画摄影三十年展》。 《叫报平安》作者：林子明收入《书画摄影三十年展》 2005年5月2日，林子明记录如何画牡丹课堂笔记扫描件。 《舞雪》林子明2004年画的作品。 2010年11月，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书画组成立15周年纪念合影，林子明（前排左二）。 1992年初秋，林子明（右一）在浙江省军区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与杭州第五干休所的老同志一起参加时装表演时的剧照。 1992年初秋，林子明（右二）在浙江省军区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与杭州第五干休所的老同志一起参加时装表演时的剧照。 林子明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周游神州1983年至2009年，在健康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与浙江省外办的同事及老战友，先后前往浙江、湖南、江苏（常熟、张家港）、上海、安徽、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等地游览，既观赏了祖国大好山河，又与战友及亲朋同乐，心情格外舒畅。 1983年冬，浙江省外办离休干部在杭州合影。右起为姚震、任贯一、王黎夫、林子明（左二）。 1987年5月23日，在常熟尚湖和当地领导干部合影。前排朱一（左二）、戴克林（左三）、林子明（左四）。 1987年6月2日，林子明（前排右二）、朱一（前排右四）、陆大勤（前排右五）凭吊上海青浦观音堂烈士墓。 20世纪80年代，在西郊宾馆与老战友合影。左起：阮方、林子明、王蔚萍、栗亚、余光茂、钟德苏、孙士衡、姚永钦。 林子明1989年11月陪同张鏖（左）到杭州117医院看望克林（右）。 1990年，林子明在绍兴兰亭鹅池碑旁留影。 1992年，林子明在广州到赖少其同志寓所探望其夫人曾菲（后）时合影。 1993年8月13日，林子明参观江西井冈山毛泽东旧居时留影。 1993年8月，林子明在黄洋界纪念碑前留影。 1994年3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公寓前合影前排左起：林溪、林子明、戴沄、吴克斌、燕燕；后排左起：吴江淮、傅德华、国建。 1994年3月，在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家中合影。左起：晓汶、吴克斌、林子明、朱沁媛。 1994年，在南京复成新村罗小平家合影。前排左起：黄媛媛、宇秀、刘婧；中排左起：南翔、罗小平、林子明、晓汶、林溪；后排左起：建忠、杨旸、杨杰东、朱华胜、包晓静、赵玉琴、国建、黄敏。 1995年5月，林子明在傅厚岗朱一家中与罗小平（左）、朱一（中）合影。 1998年，林子明在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家中练习书法。 林子明1998年在杭州万松书院。 20世纪90年代，林子明与史凌（右）在杭州浙江省军区第五干休所家门口合影。注：史凌阿姨原来在军事学院卫生处任军医。 2000年2月8日，林子明在广东中山市翠亨村中山故居。 林子明2000年2月在广东珠海。 林子明2000年参观深圳世界之窗。 2001年3月3日，林子明在杭州灵峰探梅。 2001年10月3日，在南京于玲家中合影。前排左起：曾红、乔阿光、于玲、林子明、戴林溪、戴燕燕、乔春雷；后排左起：刘晨华、乔泰阳、乔晓阳。注：乔晓阳是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泰阳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军衔。 2004年10月，在保俶路家中合影。前排左起：林溪、林子明、燕燕；后排左起：刘异明、杨峡、邓淑兰、戴沄、赵先影。 2005年6月，在杭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老战友聚会合影。前排左起：袁啸吟、黄知机、田井、胡漠、秦秋谷、林子明、毛维青、董静之、黄杰、华方舟；后排左起：张一康、魏文英、张一仙、王建华、周玉壁、陈鸥、陈孟庸、叶万青、杜晓蓉、蒋震虹、杨明、何晓鲁。 2005年11月，林子明在浙江舟山普陀山。 林子明2005年11月在浙江省舟山朱家尖。 2006年2月，林子明在深圳盐田区明斯克航母上。 林子明2006年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留影。 林子明2006年在海南三亚鹿回头留影。 林子明2006年3月在海南博鳌。 2006年4月，在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观赏自己捐献给该馆的戴克林抗战时期缴获的日本战刀。 2007年2月，与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领导在杭州家中合影。前排左起：陈书华、林子明；后排左起：林溪、傅德华、张燕、燕燕。 林子明2008年在浙江兰溪市诸葛村。 2010年与于玲及子女在杭州家中合影。前排左起：戴沄、于玲、朱沁媛、林子明；后排左起：朱华胜、卢红生、乔晓阳、戴国建、齐偲含、乔春雷、戴晓汶、吴江淮、吴忆南。 2010年在浙江省军区第五干休所合影。左起：卢红生、于玲、林子明、乔晓阳。 2010年1月5日，林子明在杭州家中欢度九十岁生日。 201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钱海皓中将来到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家中探望林子明。 2017年1月，浙江省外办金永辉主任春节前到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探望林子明时合影。 《化作长虹为君愁》凝聚家风为将战争年代的经历及保存下来的有价值的老照片传承下去，教育下一代，我在颐养天年的同时，一有时间就孜孜不倦地撰写回忆文章，如《在新四军江南参观团的难忘岁月》《自传》及《忆克林》。在1993年克林逝世三周年时，我指导编辑出版了《烽火征程——戴克林将军的战斗一生》，2014年又在克林诞辰100周年之际，指导编辑出版了《戴克林将军画传》一书，完成了克林临终前的嘱托，更重要的是这两本风格不同的反映克林一生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的书，对于研究军史、党史和共和国的历史，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烽火征程---戴克林将军的战斗一生》，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4年出版 《戴克林将军画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林子明2013年撰写的《忆克林》全文影印件。 林子明2006年撰写的《难忘的战斗岁月》一文，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中上海兵》一书。 林子明2014年夏，为《戴克林将军画传》题写书名。 2014年2月2日，林子明九十四岁时为《戴克林将军画传》题写的“永远怀念克林同志”影印件。 收看中共十九大实况转播我离休在家每天都要坚持收看央视的新闻联播，了解国内外大事。除此之外，就是用放大镜阅读《新华每日电讯》《环球时报》《参考消息》和《钱江晚报》等报刊杂志。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我在家中全程收看了实况转播。作为一名抗战老兵，我坚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这也是我的中国梦。图为林子明2017年10月18日，在家中收看习近平同志作十九大政治报告的实况。 2017年10月18日，在家中阅读《钱江晚报》等媒体有关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报道。 情深何处相濡以沫1941年底，我与克林结为终身伴侣，迄至1990年1月18日，他因病逝世离我驾鹤西去，我们在一起生活了48年。艰苦的生活，残酷的战争环境，真情的关爱，相濡以沫，点滴的往事，件件都暖在我心头，留下了许多珍贵美好的记忆。 1943年在江都县真武区任区委书记的林子明与时任江都独立团参谋长的戴克林在三周庄拍摄的结婚照。 1955年9月克林授衔后与林子明的合影。 林子明1952年和克林在南京。 林子明1965年4月和克林在无锡太湖。 林子明1975年在杭州西湖三潭印月。 1979年冬，林子明与克林在杭州浙江省军区89栋寓所前。 1989年秋冬，老战友张鏖同志在杭州117医院为林子明与病中的克林摄下的最后一张合影。 近乡情怯在我的生命中，家庭的亲情是我最珍惜的。1950年当我和克林抱着三女儿燕燕回到上海家中探望时，整个弄堂都沸腾了。我们家门上也挂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父亲顿时感到非常的荣耀。有一天，在马路上碰到当杏英、玉英两个妹妹，寒冷的冬天她们穿得很单薄，我很心疼，拿出了身上仅有的二十元钱给她们每人购买一件棉袄。在我离开家的这段日子，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母亲能挺过来十分不易。实行薪金制后，我按月给家里寄生活费，帮助父亲承担起养育弟弟妹妹的责任。父亲年老时，我将他接到合肥照顾，尽一份女儿的孝心。对故乡的思念我从未忘怀。1952年我与克林回宁波探望并祭扫母亲及外公墓。又先后于1983年3月及1991年4月和包宝成夫妇、包可悦夫妇及陈经石、戴林溪等结伴而行回宁波大碶镇七房门探望亲友。回到我儿时生活过的地方，见到了家乡的亲人，我心情非常激动。1990年我回到上海与继母及弟妹们团聚。2000年以后，我弟妹及他们子女常到杭州来看我。图为1952年林子明和戴克林在宁波老家林子明母亲墓地。 1962年在上海前排左起：林子明、陈东风、丁玉琴、郭峥；后排左起：晓汶、包可悦、陈子京、戴克林、陈琼影。 1969年在杭州前排左起：陈子京、陈筱芳、克林；中排左起：林溪、林子明、南翔；后排左起：建忠、戴群利（侄女）、戴阳阳（侄女）。 1957年秋在湖北红安戴家塘和亲友合影前排左起：戴晓宁、戴国建；后排左起：戴克明（左一）、戴克林（左五）、林子明（左六）。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区七里坪镇戴家塘是克林的家乡。早在克林参加红军前，他父母和十二个兄弟姐妹就都不在了。1956年秋，我和克林携长子国建回湖北红安老家探望，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戴家塘，见到乡亲们激动不已。我们探亲访友，到当年黄麻起义的七里坪参观。这次回乡探亲使我深切地感到：克林作为一个穷娃子从贫苦山区走出来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共和国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是多么不易。这次回乡还找到了克林母亲的遗骨。1992年春，我和部分子女再次回戴家塘时将老人遗骨重新安葬在克林的墓边。克林健在时，我与克林1957年、1983年两次回到戴家塘与亲人相聚。克林逝世后，对克林家乡及家乡的亲人们，我尽自己的力量去关心帮助他们。克林与堂弟克明、表弟启文从小在七里坪一同长大，又一同参加了红军，参加革命后分属不同的部队，从分别到再次见面相隔长达20年之久。三人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兄弟三人家庭也都互相关心，我年纪大了，他们两家的子女们经常来看望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和珍贵的合影。 1949年和红安老家亲戚在上海前排：林溪（中）；后排左起：晓汶、何枫、林子明、燕燕、克林。 1982年在上海前排左起：林子明、克林、戴克明、何枫；后排左起：戴迎菲（侄女）、建忠、戴群利。 1983年在乡镇领导的陪同下第二次重返故里祭扫克林母亲墓。前排左起：克林（左一）、林子明（左二）、戴莹莹（侄孙女，左三）、小芳（左四）；后排左起：戴桂明（侄子，左一）、程平东（侄子，左二）、周芳（侄媳妇，左三）。 林子明1992年在湖北红安县参观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 林子明1999年在红安县七里坪戴家塘。 1999年4月在红安县李先念纪念馆。左起：晓汶、林子明、林溪、建忠。 1955年春节在南京全家照舐犊之情我与克林有六个子女，其中三个是在南征北战的艰苦征途中出生的。大女儿林溪出生在江苏省宝应县林溪镇，二女儿晓汶出生在山东省大汶口，三女儿燕燕出生在山东泰安。而后面三个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女儿南翔出生在上海市南翔镇，大儿子国建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小儿子建忠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 1957年夏在无锡太湖。 1962年安徽省军区80号楼前。 1965年春节在合肥（戴克林1964年授少将军衔后拍摄）。 1973年在杭州前排左起：林子明、杨峡、克林；中排左起：南翔、晓汶、林溪、燕燕；后排左起：杨杰东、国建、陈经力（弟）。 1975年在杭州全家照前排左起：林子明、朱沁媛、杨峡、杨旸、克林；中排左起：建忠、南翔、晓汶、林溪、燕燕；后排左起：刘建华、朱华胜、国建、傅德华、杨杰东。 1982年在杭州与六个子女合影前排左起：晓汶、林子明、克林、林溪；后排左起：南翔、建忠、国建、燕燕。 1982年与子女及第三代在杭州前排左起：朱沁媛、晓汶、刘婧、林子明、杨峡、克林、傅骏、林溪、杨旸；后排左起：南翔、刘建华、赵玉琴、建忠、国建、傅德华、燕燕。 1989年7月26日在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大院内。 2001年春节在杭州劳动路招待所前排左起：国建、燕燕、林溪、林子明、晓汶、南翔、刘婧、朱沁媛；后排左起：戴沄、吴江淮、傅德华、傅骏、杨杰东、朱华胜、刘建华、吴忆南。 1944年9月，我在江苏宝应林溪镇生下大女儿戴林溪。1967年，林溪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彭县电子部第三十研究所工作。1971年与杨逸麟和罗小平在北京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大儿子杨杰东结婚。1989年7月和林溪一家在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合影。前排左起：林子明、戴克林后排左起：杨旸、杨杰东、戴林溪、杨峡。 1946年6月我在山东大汶口生下二女儿，起名晓汶。1973年10月二女儿戴晓汶与老战友朱希和张志敏的二儿子朱华胜结婚，昔日的战友又成了亲家。1973年10月在杭州前排左起：林子明、戴克林；后排左起：戴晓汶、朱华胜。 1948年11月，我在山东泰安生下三女儿，取名燕燕。三女儿燕燕、女婿傅德华一家五口人长期生活在上海。燕燕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在嘉兴111医院从事医务工作，1976年与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傅德华喜结良缘。1982年燕燕转业到上海大学校医院工作。1989年在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家中左起：傅德华、戴克林、傅骏、林子明、戴燕燕。 我于1950年在上海郊区的南翔镇生下小女儿，起名南翔。在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朱一同志，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43年在刘飞同志的关心下，我与克林结婚。1976年4月刘飞和朱一的大儿子建华与我的小女儿南翔结婚，昔日同一战壕里同生共死几十年的战友如今又成了亲家。南翔从事医务工作，女婿刘建华在军队高校工作，曾获“全军优秀教员”光荣称号。1989年在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家中左起：刘建华、戴克林、刘婧、林子明、戴南翔。 1953年1月我在浙江慈溪生下大儿子戴国建。1969年2月国建应征入伍，1980年2月与在杭州海军疗养院工作的吴江淮结婚，1984年和1988年江淮和国建分别转业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上海开放大学从事党务工作。1989年，在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家中合影左起：戴国建、戴克林、戴沄、林子明、吴江淮。 1954年3月我在江苏南京生下了小儿子建忠。1973年他因哮喘病从南京军区通讯总站转业到杭州浙江省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后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学习。1981年4月与在杭州海军疗养院工作的赵玉琴结婚。2007年，与玉琴、建忠、宇秀、张建伟在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干休所家中 林子明阿姨佩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勋章的照片，2015年拍摄于浙江省杭州市。 林子明阿姨佩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的照片，2019年9月拍摄于浙江省杭州市。 林子明阿姨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照片，2021年6月拍摄于浙江省杭州市。 图一：2020年1月6日上午十时左右，如约来到林子明阿姨的居所，林阿姨己经在客厅等候我们了。林阿姨亲切慈祥，就像我们的亲妈妈一样。看照片，你能看出林阿姨己经是百岁老人吗？图二：林子明阿姨向汪滔、刘伟桢赠送《戴克林将军画传》和《抗战老兵林子明画传》。林子明阿姨在书写赠送语。图三：红色人物传记丛书（1）《抗战老兵林子明画传》林子明口述傅德华等整理图四：林子明阿姨在赠送给汪滔、刘伟桢《抗战老兵林子明画传》扉页上题词。从左到右依次为三女儿戴燕燕、二女儿戴晓汶。图五：林子明阿姨赠送《抗战老兵林子明画传》给汪滔、刘伟桢后，在扉页的题词。图六：接受赠书后，汪滔和林子明阿姨合影。图七：接受赠书后，汪滔、刘伟桢和林子明阿姨合影。 戴克林将军夫人、戴燕燕妈妈林子明阿姨，今年102岁，现在居住在浙江省杭州市。我们祝愿林子明阿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附录一：林子明离休前年谱简编1920年11月25日（据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年月日与阴阳历换算，实为1921年1月3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大碶镇，原名陈雪，曾用名陈雪月，参加革命后改为林子明。1935年—1937年就读上海陈泾小学。1937年8月13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华联同乐会”。1939年12月　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王仲夫同志的帮助下参加了青浦淞沪游击队。1940年3月经朱一、李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　由苏南新四军“新江抗”第三支队参谋长周达明同志介绍，参加了新四军，派往一支队工作。8月　任中共江苏无锡张寨区区委书记。1941年1月至4月　任中共江苏澄锡虞区锡北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5月至7月　参加了“新四军江南参观团”。1941年11月---1944年11月历任苏中一分区中共江都县曹王区区委书记，真武区区委书记兼游击连政治指导员。第二章建设新中国1944年12月---1945年8月任苏中“民抗”直属队政治指导员、“民抗”政治处民运股长。1945年9月---1946年6月任新四军一纵队二旅五团直属队政治指导员。1946年7月---10月任华东军政大学妇女队队长。1947年5月---1949年6月任华东野战军一纵留守处妇女大队子弟小学教员、幼稚园主任。1950年9月---1951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九兵团二十军五九师政治部秘书。1951年2月---1953年6月历任中共南京市下关区委会妇联主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7月---1957年9月任中共江苏无锡市委机关党委书记。1957年10月---1959年4月任中共安徽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见到毛主席。后又作为安徽军区领导同志的夫人，与克林一起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9年5月---1965年8月任中共合肥工业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处处长。1965年8月---1966年3月任中共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1966年4月　任中共浙江医科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1973年7月　调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工作，为中共浙江省委外办党委委员。1983年12月　离休。 附录二： 林子明自传农历庚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21年1月3日），我出生在上海一个较为殷实的四口小户之家。父亲先做漆工后改做西餐厨师，在一丹麦人家做厨师，丹麦夫妇对我们一家很好。母亲做家务，哥哥陈子京比我大两岁，一家人生活亦还不错。在我3岁时母亲得了病并不久离开人世，从此我们家就发生了变化。父亲要工作，就将我寄养在一户苏州籍的人家，在我五岁时，这户人家要回苏州，提出要将我过继给他们。我外公外婆不同意，父亲就将我送到宁波镇海大碶头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家有3个儿子2个女儿。大儿子已婚，2个女儿亦出嫁了。外公是开裁缝铺的，生意挺好，雇有4—5个伙计。一大家生活倒亦不错。我8岁时在大碶镇时敏小学读书，当时这是大碶镇条件最好的一所小学。在读四年级时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大碶镇已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学校里有一位很受大家尊敬的教师，还有一位大家很熟悉，又和蔼可亲姓王的高年级同学，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有一天，突然这位姓王同学被警察署抓起来了，这位教师亦消失了。国民党在镇上对共产党的活动控制很严。我当天放学后，偷偷一人跑到警察局门口，还远远地看到最里边，面对大门的一间房子里，一条长桌前，这位同学面对大门坐在凳子上，侧面坐着两个警察，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从这时起我就有了“共产党员是好人”的初步印象。第二桩事是我去上学时，有位从东北逃难到镇上的一个妇女，讲述日本军队在东北烧杀抢掠的罪行，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日本侵略军事坏蛋”的思想。当时我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我就给父亲写信要到他身边去上学。于是我14岁时回到上海，而父亲已组成新的家庭且有了4个孩子。后来父亲就将我接到丹麦人家父亲的休息室（当时洋人家庭给雇员有单独一间房）同住。我又继续在上海陈泾小学读书。1937年夏天，我高小毕业这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爱国青年们纷纷走上抗日的行列。我和一位女同学从报纸上看到广告，参加了一个女青年会招收抢救伤员的护士训练班。培训一个月后，又参加了“民众救亡演说团”和“抢救伤员团”，上大街进行宣传和作抗日救亡活动。最后参加了国难青年服务团的战地服务组，这是要上前线救护伤员的。要自备军装，我俩自己买布做了军装，做好上前线的准备。在四行仓库激战那段时间，我们在远处高楼观望，只见远处炮火纷飞，战争打得十分激烈，我们的心都悬在那远处的炮火中。在我们参加战地服务组后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上海就沦陷了。日本军占领了上海，社会抗日团体纷纷解散，我们各自回家了。我为了参加抗日团体，未去考初中，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仍住在父亲的休息室，帮父亲做了两年的杂务。比我小两岁的小舅包可悦也来上海找工作，那位丹麦人对我父亲很好，同意让小舅给父亲做帮手，这样我和小舅包可悦一起帮助父亲工作。因是邻居我哥哥陈子京认识王仲夫，他是上海金城银行职员、共产党员。他介绍我认识周英同志，并参加金城银行“华联同乐会”（党的外围组织），在周英同志的帮助下，我每天晚上去听讲座，接受革命教育和参加同乐会的活动，从事刻钢板、印传单等图书馆工作。看从王仲夫那借来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西行漫记》等革命书籍，其中《西行漫记》对我影响很大，萌发了我的革命思想。当父亲发现我阅读革命书籍后很恼火，将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他是个安于现状又担心怕事的人，尤其是不放心女孩子到外面抛头露面参与社会活动。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我向王仲夫强烈要求：要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王仲夫见我态度坚定，答应让我等机会。王仲夫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我的情况，地下党组织派李方明约我面谈，并对我进行考察后让我在家等通知。从此我就暗中做好准备，收拾好行装，终于在1939年12月30日晚上王仲夫来到我住处接我，我们偷偷出走，包可悦与我依依惜别。王仲夫带我到外滩附近的谦捷旅馆，在旅馆见到朱一同志，还有几个参军的男同志。第二天一早我们乘轮船到了青浦的顾复生部队，当时未分配我工作。1940年春节大年初一清晨，李方明与邱某某出去方便时被敌人发现，突然射击，邱某某奔跑时被敌人当场打死，李方明同志被捕，受到各种酷刑，要他交代顾复生等领导同志的去处，他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坚决不说顾复生等领导在何处，后被敌人残酷地杀害。得此消息，我极其悲痛，我是刚下来不久的新同志，想到是他亲自在上海考察过我，又带我进革命队伍，认识仅短短的时间便壮烈牺牲，我心里更加悲痛，更增加了我的报仇的决心……1940年1月，朱一带我和李毅（女）到严（钱）家木桥村，我和李毅在共产党办的一所村小学（地下联络点）代课。白天我俩以小学教师为掩护，教小学生读书，遇到敌人下来，我们就带孩子到野外去上课，晚上到各个村开展妇女活动。1940年3月经朱一、李毅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青浦待的时间不长，当时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更谈不上穿好看的衣服了，但大家革命热情很高。因敌人常来扫荡和搜索，我们住所很不稳定，青浦的老百姓很好，在险恶的环境下保护我们。记得有一次朱一、李毅和我三人住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房子有两个天井院，我们住在最后的一间里。半夜敌人把前后门都包围了，进来搜索，前面有一个老百姓偷偷过来告诉我们敌人来了你们起来做准备，朱一很老练化装成老太婆去帮老百姓烧饭，而我和李毅二人在房间里急得不知所措，这家老百姓看到让我们再躺到床上装睡，并对我们说，如果敌人查问，你们就讲是在上海××纱厂做工，回来过年的。幸好这次敌人没有搜到第二个天井院里，我们躲过了这一劫。后来，据汉奸交代，第二天清晨敌人又来搜索了这户人家，幸好我们三人当天已迅速离开了。还有一次，朱一、李毅和我刚到陆大勤家，没几分钟敌人就来了，陆大勤就把三个孩子交到我们手中，每人各抱一个混在老百姓当中跑出去了。4月14日，日寇对青浦进行了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顾复生部队转移到昆山。一天清晨，我们还在梦中，被老乡叫醒，严（钱）家木桥四周的村子来了大量的日本兵，一看外面都是太阳旗悬挂着，到处都是日伪军，无处可藏身，我们就躲在竹林里探视，太阳升起来后，看见日寇排着长队去扫荡了，我们就立即离开村庄，当地的老百姓就带着我们一起跑在荒野树林里躲避，直到太阳落山时，敌人走了，才慢慢向村庄走去，我们走得慢，在队伍后面，当临近村庄时，有一脖子上骑着孩子的村民，刚走到一小桥中心，竹林里的鬼子就冲出来，用枪对准老乡，我们一看马上调头就跑，听见鬼子在我们身后大声喊叫：“不准跑，再跑就开枪”，我们还是不顾一切地拼命跑，当时想宁可被敌人打死，也不能被活捉，一直跑到不见有敌人追上来，才停下来。我们商讨着怎么办？有一老乡提出去他亲戚家，但那里也有伪军，当时实在无处可去，我们也只好跟着他到亲戚那里。一进村庄，到处都是伪军，老乡们互相打招呼，伪军才没有过问我们，顺利地到了他亲戚家。伪军进驻整个村庄，我们当晚就商量还是要尽早离开，干脆就到黄渡（伪军的据点）另一老乡亲戚家，这样反而更安全，第二天在他们带领下渡江到了黄渡老乡亲戚家中，这家人对我们很好，我俩在此住了一个星期。老乡天天给我们通风报信，可听到的都是令人担忧：严（钱）家木桥被日伪军扫荡，有些藏在草堆里的枪和书被抄走，日伪军威胁要抓老百姓，让他们交出新四军，否则就要烧房子。老百姓们坚定地说，我们就是不告诉他们谁是新四军，我们决不会把你们交出去的，要烧房子就让他们烧吧。又过了五六天，有消息说敌人了解到顾复生部队，有很多人已到黄渡镇，准备到黄渡镇来清查户口。情况危急，我们和上级又失去了联系，我和李毅商量要离开黄渡，首先要解决“良民证”的问题，我们俩人就到镇上拍了照，把照片寄到李毅家，由李毅的父亲帮助搞到了“良民证”。我和李毅俩人才顺利地离开了黄渡到了上海。李毅知道了一个叫陈白的上海联络点，在上海跑马厅的东方饭店附近，是一座小阁楼，我和李毅在那里找到他，他告诉我们顾复生和其他领导都在某旅馆，等我们赶去时，顾复生他们已经离开了，当时形势严峻，他们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很难找到他们。为了找组织，白天我和李毅假装逛马路，晚上住在我父亲工作的丹麦人给他的休息室里，当时包可悦依旧与我父亲一起工作。一天，我和李毅在大世界附近的马路上看到了淞沪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张松年，他西装笔挺、手拿一只公文包，打扮得像个绅士，我和李毅欣喜地上前去叫他，他看到乡土打扮的我们后立即轻声对我们说：“晚上你们当中一人到约定的地点与我见面”。晚上李毅去见了他，张让我们和参谋长周达明一起第二天立即离开上海到东塘去。我们赶到常熟东塘，当时“新江抗”一支队就在东塘市，我看到有穿军装的女同志，我就要求去部队工作，周参谋长答应了我的要求。这时朱一从上海下来换李毅另有任务，周参谋长就介绍我和朱一去“新江抗”一支队。后来我再未去过青浦，但那里的老百姓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永世难忘的。到了“新江抗”一支队，从此就认识了时任一支队长的戴克林同志。我们到一支队被分配到工作队，队长张孟荣，共有10多个工作队员，女同志就我和朱一、陈光三人，主要是跟随部队做群众工作，也做些文艺宣传工作，打起仗来帮助救护伤员等。1940年8月东路指挥部决定开辟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谭震林将工作队调离一支队去锡北寨门开辟工作，组织群众，减租减息，建立农抗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当地的青年抗日积极分子都成了骨干。我先后担任张寨区委书记、锡北县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1941年5月，新四军第六师组织“江南参观团”赴苏北新四军军部参观学习，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离开东路不久，东路的斗争形势骤变。日伪军发动了对苏南的大规模“扫荡”和“清乡”，土顽也与其相互勾结进行骚扰。为保存实力，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和身份公开的地方干部，暂时撤离到苏北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参观团中部队来的同志全部归队，原在东路做地方工作的同志暂留在如西县双甸区帮助工作。到1941年底，又调至江、高、宝地区。我分配在江都县曹王区任区委书记。在曹王区工作期间，戴克林支队长托朱希同志到曹王区给我捎来第一封情书，因此时我已更名为林子明，导致朱希同志将信送到区委书记手中还不知道我就是陈雪月的一段佳话。后为开辟真武区工作，我又调任真武区任区委书记兼游击连的政委，在真武区工作期间结识了时任区委宣传委员的姜旭同志。时至1941年初秋，在十八旅旅长刘飞的关心下和江都独立团政委兼江都县委书记杨逸麟的策划下，我与戴克林（时任江都独立团参谋长）在真武区三周庄附近结为终身伴侣。1944年9月长女林溪出生，从此我就随克林在部队工作。历任“民抗”直属队政治指导员、“民抗”政治处民运股长，一纵二旅五团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军政大学妇女队长，一纵队留守处妇女大队做子弟小学教员、幼儿园主任、九兵团二十军五九师政治部秘书等工作。1951年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军奉命要赴朝鲜作战，五九师驻山东曲阜，我立即将长女林溪送南京卫岗小学读书，次女晓汶留山东曲阜留守处幼儿园抚养，四女南翔由奶妈带回松江老家暂养，我带身患百日咳的三女燕燕去南京安置后再随军赴朝。此时接到师政治部通知：女同志不随部队赴朝参战，留守国内。这样我就主动找到时任南京市第六区委书记杨逸麟向他要求留在他处工作，此时地方也缺干部，杨逸麟同志当即将我安排在区委任妇联主任，后调任区委组织部任副部长。1952年10月部队先期由朝鲜凯旋回国，戴克林调任二十军五八师任师长，驻守宁波慈溪。1953年6月，我从南京回部队工作。为了提高部团以上干部文化程度，各大军区都成立了速成中学。7月，老戴前往南京军区第十七速成中学学习两年，女同志也可一同参加学习。我就随老戴同往南京，成为速成中学学员，提高文化程度。1955年速成中学学业结束前，军委有一决定，凡不能继续留在部队工作的女同志，一律转业或复原（员），我决定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江苏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组织员、无锡市委机关党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合肥工业大学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处处长、南京大学组织部副部长、浙江医科大学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分管政工组工作等，1983年离休。 往事如烟，一转眼70年过去了，如今我已是87岁的老人了。在我几十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在青浦虽然仅仅只有近5个月的时间，但却是我从一个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初始阶段，是在许多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大无畏精神激励下，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大批走上革命道路热血青年中的一员。我有参加革命的信念，一心想尽快到延安参加革命。在青浦严酷的对敌斗争中，使我深切体验到劳苦大众与新四军战士生死相救的鱼水情，更加坚定我赶走日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是青浦的近5个月经历，使我这个仅有高小文化、一腔爱国热情的青年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在纪念抗战70周年的日子里，青浦等地的革命斗争岁月经常涌现在脑海中，使我终身难忘。 2009年8月 作者：汪滔作者微信号：wt51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