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记忆——做“大岁”引发的思絮

陈天宇

一

初四这一天，是莆田人做大岁的日子。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倭寇攻掠莆田城，莆田军民顽强抗击，因兵力不支，许多地方惨遭屠戮，生灵涂炭，民众四处逃难，倭寇盘踞兴化城达二月之久，莆田民众无法过年。莆田民众支持戚家军历经艰难抗击，殊死搏杀，终于平息倭患。次年，二月初一逃难民众回家之后，收殓尸体收拾残家破业。二月初二探望伤亡亲邻。二月初四，各家各户重新过除夕。后来因为二月农事正忙，于是民间相约正月初二为“探亡日”，正月初四“做大岁”，初五再“过年”，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此事《莆田县志》有比较详细记载。

　　莆田百姓缅怀抗倭英雄们的丰功伟绩，各地先后建祠多处以千秋奉祀。莆田百姓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城内下务巷建生祠以纪念戚继光救民于水火之功德。祠内曾有对联云：“元戎两度扫妖氛，不爱发肤殊死战；父老千秋严伏腊，犹思离乱得生还。”今黄石林墩还存有戚公祠。戚继光抗倭事迹还被编成莆仙戏《斩子》。在莆田沿海各地还流行着一种表皮光滑、中间有个小孔的略咸面饼，人们叫它“光饼”，相传是莆田百姓为戚家军做的军粮。

　　倭寇之患给莆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留下巨大的伤痛。特别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兴化府城陷落，导致文献名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由于城内尸首相与枕藉，腥臭不可居，新知府易道谭甚至因而停留福清不敢赴任。据传说，那次大屠杀后，莆田百姓二月初二收殓尸体，二月初四重新做岁，初五补过年。后来因为二月农事正忙，于是民间相约把重新做大岁改在正月，便有了正月初二为“探亡日”，正月初四“做大岁”，初五再“过年”，这一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如今黄石北宸宫、林墩等地当年抗倭的纪念地仍保留着一些历史遗迹，这些文物、万众出游和莆田做大岁的民俗始终在告知后人应牢记当年抗倭斗争的惨痛历史。

莆田民众用做大岁的民俗，对子孙后代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这种民俗在莆田民众中世代相传，告诫莆田人永不忘此大耻大仇。

自陈文龙陈瓒抗元殉国之后，莆田民间这种用民俗进行民族气节教育的例子很多，这也是“血性莆田”形成的文化基础和基因传承。比如，经莆田名儒张琴多方考证，宋末元初，莆田民众为了纪念陈文龙，伪托杨公太师（杨五郎）之名，建了一百多座以陈文龙殉国日为杨公太师生日的太师庙，并且在元朝高压统治下，居然形成供奉杨公太师的黄石谷城宫及周边民众堂而皇之抬着太师爷出游的民俗，这个民俗生动体现了莆田民众的顽强不屈和机敏幽默。这个民俗明代以后又和纪念抗倭斗争结合起来，有了从纪念抗元民族陈文龙的谷城宫出游到纪念戚继光抗倭驻地北宸宫的二十四铺万众大出游。

又如，莆田贴白额春联的民俗同样体现了莆田民众的铁血精神和机敏坚韧。明末清初，莆田人民在朱继祚等带领下顽强抗清，遭血腥镇压，死者甚众。清朝统治者又发“剃发令”，宣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种暴行理所当然遭到莆田民众的顽强抵抗，莆田民众中许多人为了捍卫民族气节，宁愿被杀也不肯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惨遭清军杀害。那时候，莆田民众几乎家家都有人为了捍卫民族尊严而殒命。时值新朝新岁，清廷要求家家户户贴春联以志庆。莆田人徇中华传统孝道，按礼制在服丧期间贴素联，誓死不贴喜联，又遭清廷大肆杀戮。无奈之际，莆田民众中有机敏者故意在贴红联时留下一截白联，以示心怀不满，情有余哀。从此形成了莆田贴白额春联的民俗。近年来，有人把白额春联的源由讲成是来自抗倭斗争，这实在是一大历史错讹，因为，若无强力的干预，莆田人怎么会违反祖宗礼制在服丧期间去贴红联呢（莆田民间依礼制服丧期间每服更换素联颜色，直至起服，喜事需避忌，服丧未满，春节期间也不能贴红联）？

再如，莆田有一个独特的民俗，这种民俗在大多乡间现在依然普遍存在，那就是刚出生的小孩满月时需穿大领衫（明朝服饰），亡者入殓时亦需穿大领衫，这种民俗也是为了表示莆田民众“生不忘明，死不降清”的民族气节。

莆田历代民众就是这样通过各种独特的民俗，传承着莆田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铁血精神，形成了莆田人千百年来始终不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血性。

二

每年正月初四，全家内外十几口人，照例会聚到我们老两口这儿做大岁。近两年，儿子儿媳妇下决心把老家成为危房的房子拆掉重建，既解了村里干部们的一个包袱，因为过去每当狂风暴雨来临之际，这栋危房就会成为他们关照的对象，所以他们一直希望我们能回去翻建危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几个孩子也想让自己的摇篮地能有一座像点样的房子，多次建议回去把危房翻建一下。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此事一直迟迟未能得到解决。这也成了我们老两口的一块心病。两年前，儿子、儿媳妇为了解决我们老两口的这桩心事，决定按照政府的相关政策，申请翻盖危房。让我们高兴的是这个申请得到村、镇干部的支持，也得到左邻右舍的热心支持，危房翻建很快进入准备阶段。

在谋划建房过程中，建材运输通道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以前农村建房时未有整体规划，所以大多地方通道不畅。听说我们要回去翻盖危房，村里先是有十二三户宅基地与我们相近的人家同意把他们还在耕种的土地各让出一段给我们作运送建材通道，我们实地看了之后，觉得工程量太大，难度太大，只好婉谢他们的一片好意，准备另想办法。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的亲族邻居重提了他们多年前就提出，但我们却不敢动这个念头的一个思路。

早年间，因为我们的房子建成后两边用土坯垒的山墙外面抹的石灰老是被雨水冲刷掉，出现危情，需要在两边加盖小厅以保护这两扇山墙，于是在几位已参加工作的学生和亲友的帮助下，我们准备动工修建。这时正是这家族亲邻居拆掉围墙并把他们的庭院作为我们运送建材的通道。我们当时非常感激，他们却说，什么时候你们如果能回来盖房子，他们仍会把围墙拆了让我们通过。但是看到他们已经建设得整洁美观的庭院和围墙，这个念头我们始终不敢去动。这次，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又主动找我们，说是为什么绕了一大圈去找运输建材的通道，就没想把他们的围墙拆掉，作为运输通道？至此我们才下定决心用上这个最佳方案。尽管我们知道，这意味着至少大半年时间他们一家得忍受噪音、粉尘污染的影响，他们的小孩子也会面临着安全的威胁，然而，在当时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让采纳了这家邻居的建议（回想这事，我很有感慨：怎么如今莆田人在人们心中就只有欧金忠了呢？）。

在几个孩子的协助下，儿子、儿媳妇担当起基建重任。一番辛苦，房子的外壳终于建好了。可当装修好了其中一层之后，却有消息传来，说是当年我们这一片尚未纳入规划的片区，现在也有可能面临拆迁之虞，这让我们陷入两难之中。

在新房子的框架建好时，我曾经有过一个念想。我在老家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总感恩文革期间我回乡务农时乡人对我的关照。当时正是他们的关心爱护和耐心帮忙，使我这个虽不敢说“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确实无法胜任农活的“二百五”，一步步适应了农村生活。我也非常感激村人们给我当了小学代课教师的机会，而后又转为民办教师，使我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我的小学教学经历引起了公社宣教组领导的重视成为中学语文民办教师。后来，我也突破当时派性斗争的藩篱，先后成为就教的中学的年段长、校宣传组组长、校语文教研组长，并最终在恢复高考制度时，通过高考读完大学专科并留校任教，成为高校老师。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现在有了这么一栋房子，我想像着如有可能，应该把自己一生中积下的几千册书籍送回去，并利用自己在国内文坛有不少朋友的有利条件，筹建一个“玉湖书斋”或“愚言书斋”，让这些藏书发挥作用，报答全村基本上都是玉湖宗亲的乡亲们。同时，我还希望如有可能，安排一个“玉湖讲堂”，为传播玉湖传统文化、莆田传统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尽自己的一点微力，还可以通过邀请国内的一些知名的作家学者来给周边的孩子讲讲学，让他们接受较高层次的国学教育。然而可能拆迁的前景，使得这些设想戛然而止。

当年抗洪用的“横堤头”，在这个位置附近原来建有一座“铳楼”，因此这个地方称为“铳楼脚”。

三

今年，是阖家第二年在老家做大岁了。站在老家新建房子的楼顶，环顾四周，我浮想联翩。

近年来，常听到有人发表议论，对木兰溪截弯取直为主的全流域整治工程巨大作用的颂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对这个工程作用的宣传有些夸大了。但是我们这些在木兰溪流域下游生活的人们，却是真真切切感受到木兰溪流域整治的不世之功，并心存真诚的感恩。

站在楼顶上，我看到了当年村里民众视为保命之本的“横堤头”，这个现在一点都不起眼并有些残破的“横堤头”，当年它却是值得村民舍命保护的一个防洪堤。过去，木兰溪流域经常洪水泛滥，民众每年都要经历几次洪灾的折磨。老家民众为了防止从仙游汹涌而来的一波波洪峰（民间称之为“仙游水”）淹没村庄宅舍，便在村庄上方用石头砌了一道小小但坚固的“横堤头”，以阻挡上游汹涌而来的洪水。为了防止上游邻村有人“以邻为壑”，偷偷扒堤泄洪，村民还在“横堤头”边修了一座“铳楼”（类似碉堡的枪楼）保护这道堤。如今铳楼早已拆掉，但是，“铳楼”脚下的“横堤头”，作为一两百年来村民防笵水患的历史见证，却依然在诉说着它当年挺身阻挡滔滔洪水冲击的往事。我想，当地政府真应该把这道“横堤头”作为文物保存下来，让后人懂得当年人们是如何与洪水进行艰难抗争的。

老家所在的渠桥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庄一样，过去每年都要经受几次洪灾的折磨。每当洪水来袭时，公社干部和当时设在村里的供销社、银行、税务所等单位的干部都会为帮助各村村民抗洪防灾而奔忙。可是，村民可以“逃大水”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去，而房子甚至一些家禽家畜却是很难也带着逃灾的，因此每次洪灾都会给村民带来许多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南渠两岸一旦破堤，两边田地里的庄稼就会被冲毁，甚至连田地都会被冲成深洼，我在乡间的那些年里就亲眼见过几次溃堤的场景。

我们家住在木兰溪南渠畔渠头桥边，当年由父母资助在那里刚建好一栋小小的两层楼房，还在二楼向溪处建了一个阳台。当年下半夜挑着海产品赶在天亮前到城区近郊叫卖的沿海的一些小贩，常在桥头上歇息。他们在闲聊时，居然有人羡慕地议论起这栋贴着桥头而建的小巧楼房，认为面河而居应该是很爽的，他们的议论让我们心里也产生了一点“臭美”的感觉。可当我们刚住进这栋小楼房才两年时间，不幸的事发生了，那场给莆田造成巨大灾难的“一号台风”带来的洪水把我们家的这栋小楼房冲坏了。

那是在台风过后，我们一家人从躲避风灾洪灾的渠桥二中回到家里。那天上午，村里许多人正站在桥头上，看着从仙游奔泄而下的洪峰沿着南渠汹涌而来。我们那栋在堤岸边的房屋，在急流的不停冲击下，陷入险境之中。果然，不久后，在村人们的一片惊呼声中，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房基在洪水的冲击下轰然坍塌了。转眼间，我们家房子的一角悬空在洪水之上。面对如此险情，那时我那只有三四岁的儿子，吓呆了，嘴里喃喃说道：“后日叫叔叔回来再盖”（我二弟当过木匠，小孩子只记得是我二弟当年带着乡亲帮我们盖房子）。

洪水终于退了，我们的房子无法住了。那间悬空的房子及二楼部分都拆掉了。我们一家五口人只好暂时挤住在我内兄的两间小房子里。一家五口人挤在一起，睡在小楼上一个眠床上，楼下一个厨灶供我们一家烧火做饭。

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当地大队及公社有关部门支持我们申报因灾建房。经过县政府批准，我们办好了基建用地审批手续。在生产队给我家预留的宅基地上，我们又开始了一次住房建设准备工作。

那时我才毕业不久，老婆在农村务农。我们两口子三胎生了四个孩子，虽然让人家领养了一个，依然负担十分沉重。由于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妻子一人根本无法承受承包的那份责任田的繁重农活。我只好不顾校领导的一再动员，从福清师专请调回莆田四中工作，为的就是农忙时能给老婆搭个帮手。

建完才两三年，房子就塌了，被迫再次建房。那时，别说没有一点积蓄，当年建房还借了不少粮食。按照当地民间的习惯，盖房子，不仅自己至少要有两三千元的积蓄，还得积下一些粮食，让帮工的左邻右舍吃上一顿午饭和上午、下午的两餐点心。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的重负。所以，尽管当时政府批准的基建面积较大，我们却只能先把中间部分盖起来，两边留着空地待经济许可时再拼建。

学校的领导和同事十分同情我的境遇，委派老师代我上课，准了我一个多月的假，让我安心回去盖房子。

那是一段如何艰难的日子啊，直到今天，当年和我一道亲历过此事的老婆孩子，每当提起这件事，仍会感叹唏嘘，禁不住伤心流泪。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才会真切感受到，已多年让木兰溪下游不再遭受水患的木兰溪流域整治工程，确实功德无量。

翻建前的危房

四

中国人把房子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港湾和底护所。没有了房子，就意味着家失去了依托。正因为此，国人把“安居”看得比“乐业”更重。

过去，在比较贫困的时候，乡里盖房有一个很好的互助传统。那一家盖房子了，邻里乡亲都会无偿过来帮工。而主家只要为这些过来帮工的人提供一顿午餐和两次“点心”即可。这种互帮互助一直延续下来。现在，由于经济较好了，盖房子的事一般承包给工程队去做，既有不包工也不包料的、也有包工包料的，还有包工不包料的，不管那一种方式，乡民间的这种互助都较为少见了。

我们这次建房由孩子们负责，他们采用的是不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按照实际工程量结算，这就给工程管理增加了难度。儿媳妇把她当过村干部的父亲请过来看工地。儿子儿媳妇把当年买的一小套学区房卖掉筹了一些钱，我们老两口及几个姐姐都在资金上给予他们一些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新房子终于建成了。

这是一栋大体上座北朝南，几乎正对壶公山的框架结构的楼房。因为是自建的，楼层比较高，前方楼距大，东侧有邻居的房子，西北宅基地暂未建房，十分敞亮。

附近茘林中棲息着许多鸟儿，经常在天上盘旋，经常会飞进窗户，有时还会把玻璃都撞坏了。

村里许多人都为我们在老家盖房之举，表示支持，看到盖好的房子，也都感到羡慕。

由于有了房子，我们便有了回家团聚，回家过年的条件。便把原来到我们那里大岁的习惯转为回老家去做大岁了。

孩子们陪我打牌

乡下没有禁炮，成就了孩子们的欢乐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