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感怀（五绝一首）

六石居士

立春（五言绝句）

早在高台立，

台高好接春。

　　接春阳复美，

　　阳复地天新。

六石居士詹石窗写于故里童蒙斋

岁次壬寅立春日

值此壬寅立春之际，谨录旧作《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原载《光明日报》），与诸位朋友分享。（开泰图，系福建省柘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作的剪纸艺术）

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詹石窗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向来颇受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报刊杂志每年几乎都会发表许多关于“春节”的文章，有的描述其过程，有的介绍其礼仪，有的探讨其影响，角度不同，内容多样。这些文章为人们了解“春节”境况，提供了帮助，扩展了视野。然而，“春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如何演变的？其文化精神又如何把握？这些问题依然有待深入探讨。

一、“春节”由来考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其略云：

行属于火，谓之差者，立春节，帝出于东，阳气用事，群生雍容，在于地中，差次而出，故谓之差。差之，初一日入危宿十六度也。

文中的“行”指的是“五行”，其言“行属于火”，即五行轮值于“火”，而“差”则是扬雄《太玄经》构成部分的特有名称。《太玄》以浑天说为基础，遵循《易经》的象数思维与《道德经》的宇宙观，以“一、二、三”错综于“方、州、部、家”四大系列，形成了“八十一首”（每首对应于《易经》一卦），每首“九赞”，共计“七百二十九赞”（对应于《易经》的“三百八十四爻”）。所言“差”，居于全书第十一，其首辞云：“气蠢辟于东帝，由群雍物，差其容。”所谓“气”就是物候节气。“蠢辟”形容真气正如土中之虫，蠢蠢欲动，逐渐开辟。这种真气是由东部开始的，由东方之帝管辖，所以说“气蠢辟于东帝”。随着时节的来到，万物聚气于土中，依次化生，这就叫做“由群雍物”。其中的“雍”是“舒展”的意思，谓万物静寂而动，缓缓出土，形成了先后次第，形状有别，所以叫做“差其容”。晋代范望对扬雄所作的“首辞”进行诠释，他讲的“春节”，既属辞“帝出于东”，可知用的是“夏历”，以正月建“寅”，而与“周历”正月建“子”不同。当然，应该注意的是：范望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特别重视，而后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月正”问题，史上有不同描述。汉代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疏的《尚书注疏》卷三记载了三国时期王肃的看法，他认为：“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意思是讲，殷、周改了历法，只是为了让人们一新耳目，其实在夏朝以前都以正月建寅。王肃所谓夏朝以前，到底可以推到什么时代？孔颖达等经学家们推到了尧舜；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言：黄帝乃“顺天地之纪”，《史记正义》进一步说“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根据《尚书·洪范》的解释，“纪”有五项内容，这就是：岁、月、日、星辰、历数。《洪范》篇讲的“历数”就是历法，具体而言即推算岁时节气的次序。如何推算？从现有史料看，也就是通过天干、地支的组合，来标识年月日时。张守节《史记正义》尚称，“黄帝受神筴，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由此可见，以天干、地支为组合元素的历法模式产生于黄帝时代是有案可稽的。既然如此，也就有了每年的“元日”或“岁旦”。尽管我们难于知晓黄帝时期如何命名岁首，但那个时代创造的历法模式却为后来的“春节”礼俗奠定了基础。

二、春节礼俗及其演变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这段话主要讲了三件事：

第一，在“立春”的节气，天子亲自率领朝廷要员，到京畿东郊去举行“迎春”的祭典。参加祭典的官员既有资格最老的司马、司徒、司空“三公”，也包括九卿、诸侯、大夫一干人等；东郊祭祀完毕，天子赏赐参加祭祀典礼的官员，发布蕴含阳德与柔和精神的指令，广泛布施，惠及百姓。

第二，诏命太史官保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使历法的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行周期的记录成为往后的遵循。

第三，在正月元日，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其目的是祈求上帝赐予五谷丰登。具体做法是：选择这一天十二时辰中的良辰，由天子亲自驾车载着耒耜之类耕作器具，到了示范田，然后率领朝廷命官，包括三公、九卿、诸侯、大夫都到场，开始“籍田”的礼仪，天子推动耒耜三次，三公推动耒耜五次，卿与诸侯以及大夫，则推动耒耜九次。举行了“籍田”仪式之后，天子率众回到太寝祖庙，赐酒予众官，开怀畅饮。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立春”可能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的典礼活动。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便逐渐加重了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称：正月一日，“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帖画鸡或斵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唐代的韩鄂撰《四时纂要》卷一也有类似记载，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列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有东方朔之传，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至于“桃板”画神荼、郁垒，渊源亦甚古。《庄子·渔父》谓：“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这说明，以“桃枝”避鬼驱邪，早流行于先秦。至道教勃兴，桃木衍生为桃板，于板上或书符字，或画神荼、郁垒神仙像，早期道经《黄帝书》以及《元始上真众仙记》等均有描述。随着爆竹声的传递，道教的桃符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道教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于是，过年前的“送灶神”、过年后的“迎灶神”“接财神”、正月初九的“天公节”，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便打上了深深的道教文化烙印。因为汉代以来的“灶神”，被道教奉为“司命灶君”，主管着家家户户的命籍，攸关生死存亡；道教的玉皇大帝成为正月初九“天公节”仪典中的主要祭拜对象，作为春节仪典尾声的“元宵节”同时也是道教祭拜“三官大帝”的上元节。

种种迹象表明：“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包含着复杂的内涵。惟有深入其中，进行细细品味，方可领悟其奥妙。

三、春节礼俗的文化精神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将会有不同的认知。当我们回归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感恩精神。远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率领百官跑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呢？那是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不能忘了根本。天地就是衣食父母，在岁首举行郊祭，就是要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

第二，全生精神。针对岁旦的郊祭礼仪，《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包括动物、植物。为此，朝廷颁示了各种保护措施，包括“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这就是说：不要竭泽而渔，也不能滥用水资源，更不可以焚烧山林。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实际上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也是一种符号象征。

第三，表率精神。上古时期，天子之所以要在元日“祈谷于上帝”，是因为从元日开始，意味着春天的到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吕氏春秋·正月纪》），正是谷物播种的好时机，天子躬亲，扶犁而耕作，为天下作出表率，激励老百姓辛勤耕作。

第四，安康精神。所谓“安康”就是平安健康。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其目的就是为了平安而健康地生活。汉代以来，具有浓重道教文化色彩的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虽然比较神秘，但在本质上乃是远古先民平安健康渴望的继续，故而，其各种举动已具备了符号象征的意味。

第五，反省精神。自上古所形成的祭祀礼俗，便伴随着先民们的自我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这种反省精神被汉代以来的道教所继承和发挥。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

我国春节礼俗的文化精神是丰富多样的，以上所介绍的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环境保护、国家治理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原载《2019年1月30日《光明日报》，人民网、光明网丶新华网丶中国网等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