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泥坳往事

巽之先生

白泥坳往事

白泥坳，顾名思义，就是土地全是白泥的山坳。我在《我的村庄——妙泉》一文中曾说过：

“妙泉有红(红壤)、白(瓷泥、石英沙)、黑(煤)三条地质线。黑线在北，白线在中，红线在南，纵贯整个河谷盆地，成为妙泉主要的地质地貌。总的说来，妙泉河南为红壤地区，河北为黑白壤地区。由于瓷泥可做砖瓦，石英是工业原料，煤炭是民间主要燃料，在人民公社时代(即大集体时代)，以此分出了村民的贫与富，即红线贫，白线黑线富。到了改革开放年代，红线白线黑线与贫富的关联便沒有以前那么明显了。”

白泥坳就处在那一条白线上，是妙泉紧靠河口瓷厂的一个自然村。在人民公社时代，它是一个富裕的生产队，因为它的白泥可以做砖瓦。砖瓦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工厂矿山都需要它。那个年代私人很少建房，也没有经济实力建房。砖瓦主要是工厂矿山买，拿现金买。

那时的白泥坳生产队富裕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说哦，我所在的茶园里生产队（在那一条红线上）一个主要劳动力一天只能赚0.8元，白泥坳生产队一天却可以赚1.5元。并且，我们的0.8元到年终没有现金不能兑现，他们的1.5元到年终“一手扫”——全部兑现。因此，白泥坳人富得流油（相对而言），过年可以穿新衣、吃白米饭、买手表。而我们穷得要命，一年到头只能吃番薯丝饭，其他就别想了。

穷富这么悬殊，于是大队部就进行一次再分配：允许穷队到富队圈地做砖瓦，当时的交换条件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我们生产队从此就在白泥坳拥有了一间瓦厂、三个砖宕、三个砖瓦窑。我就是那个时候被生产队派到白泥坳去学做砖瓦的。

做瓦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能做的。我们生产队就数族兄谢培天是大师傅，做得最好。他不但做得好，而且做得快，一天可做一千多瓦坯。他不但做得好做得快，而且做得干净、潇洒，也就是瓦厂收拾得干净，自己身上没有泥巴。我派到白泥坳，就是跟他学做瓦的。

那时砖瓦销路很好，我们生产队农闲时候就轮流派人上白泥坳做砖瓦。挖泥→担泥→炼泥→砖瓦坯成型→装窑→烧制→运输→出售，这一套程序下来差不多要一个月，白泥才能换成现金。

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是装窑。因为装窑是个力气活，又是个技朮活，还是个关键活，窑没装好烧好，前功尽弃，所以生产队会买包子，中途休息时打点，犒劳大家。每人5个，装窑的师傅可以吃10个。平时我们没钱买包子吃的，只有这时才可尝尝鲜，过过嘴瘾。到了装窑那天，生产队的劳动力都争着要来。我那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肘包子，从手掌到手肘排列开来，一肘包子大约是10个。

白泥坳全是白泥，大约有五六个山坳。山坳不长树，只长仙鹤草等高高的野草，也不适宜种水稻，它深不见底，属于冷浆田。好在白泥是个宝，能做砖瓦换现金。当然，白泥也要挑选，选那些没有杂质、砂石的纯白泥。尤其是做瓦的白泥要求更纯更白，烧制出来的瓦片才雪白漂亮没有砂眼。这样东挑西挖，整个白泥坳就千疮百孔，到处是窟窿。一下雨，遍地是深水坑，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个安全隐患。因此也出过几次事故，甚至淹死过小孩子。也因为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建筑材料更新，红砖问世（比白砖硬度更强），水泥结构平顶楼房问世，白泥砖瓦滞销。不做砖瓦了，白泥坳要将破坏了的地表填坑复耕，就很困难了。这是大集体经济带来的后遗症，遗害了整整一代白泥坳人。

白泥坳人只有一个大屋场，是罗姓村民聚居地，约两百年前从外地迁过来的。在此之前，白泥坳是一块不毛之地。亏得罗姓居民开发垦殖，这里才成了人民公社时期做砖瓦的红火之地。后来，又迁来了一户邹姓，一户赖姓，一户袁姓。大家和睦相处，共同成就了白泥坳的繁荣。再后来，白泥坳的周边又迁来了刘姓、钟姓、谢姓、姚姓，成立了一个白泥坳生产队。

白泥坳红火时期，连妙泉大队部都在这里建了一个砖瓦厂，以搞活集体经济。调动全大队的能工巧匠来这里做砖瓦，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妙泉中学做过校工的罗中权老人，就曾在砖瓦厂做过几年厂长。白泥坳鼎盛时期，甚至南坑公社也特地在这里办过几年农业中学，原妙泉中学校长刘培景老师、原上埠镇党委书记谢允信同志都曾在白泥坳的南坑农中教过书。

我在白泥坳做过五年砖瓦，也认识了几位白泥坳人，如罗竹发夫妇、刘光华一家、赖发年赖长发父子等人。罗竹发夫妇认识最早，我们同在上下瓦厂做瓦，一边做一边闲谈，彼此就熟悉了。他们夫妇俩对我很关照，经常带来茶水甚至点心给我饮用。做瓦技术上除族兄谢培天外，竹发夫妇也时不时指点我，让我较快地掌握了做瓦技术。刘光华家靠得近，我们也常去喝水休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泥坳屋场里有一位罗中满先生，细皮嫩肉，文质彬彬的，走路很潇洒。他在南坑公社机关上班，天天从瓦厂旁边经过，看得我很是仰慕。他人很和气，跟谁说话都慢条斯理的。他经常跟他的夫人何桂珍女士同行，何女士很漂亮，身材苗条又高大，织两条长辫子，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他们两夫妻走在一起，简直是白泥坳一大风景！可惜罗先生体弱多病，后不幸早逝，遗下何女士和一大群孩子。好在何女士聪明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把这群孩子拉扯大。孩子们也争气，长大后当官的当官、教书的教书，在家里的也自主创业，发了大财，令晚年的何女士颇感欣慰。

讲到何女士，从某种程度说，她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患严重的肝病，是她借着做接生员的方便，为我弄了几十个胞衣（胎盘）。我服用了这些胞衣后，抵抗力增强了，才熬过了这人生的“冬天”。直到今天，我还时时记起她，忘不了她的关爱之情。

白泥坳还有一个人，在我脑海中留有印象，他就是绰号叫“干一古”的一个“四类分子”。他的大名我忘记了。文革时期，我们经常一起到大队参加“训话会”。他虽然政治上受压迫，但很看得开。有一次开会前，他悄悄的对其他四类分子说：“我只要每餐有四个菜下饭，就悠哉悠哉，管它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八类分子都随它去。”说得在座的四类分子都笑起来（这是难得的一笑），竖起大姆指夸他看得透想得开。当然，他在白泥坳生产队收入比我们好些，又可以兑现，能够说说这潇洒的话。

白泥坳走过红火的过去，走过改革开放的时光，走到了新时代。许久没回去了，我不知道白泥坳的今天到底怎么样了，但我深深地怀念那方雪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