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随着政治、军事作用的加强，商贸和交通中心地位自然形成。到了1734年，大清在伊敏河西岸建筑呼伦贝尔城，位置在“城西门外，偏北西沙山之阳”具体应该在现在在西山公园之南。<br> “筑土房为围，垣缺处间筑土障高仗许，城围4余里”。说白了就是在城的四外圈盖的土房，土房之间用土墙相连，以作城池。我们当地有一种酒叫莫茅“1734”，应是为纪念那段岁月吧。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约1759—1763年)，用中国传统绘图方式绘制的《国朝天下舆地全图》中《盛京兴京统图》已经明确标注了“呼伦湖”和“布雨尔湖”，还在海拉尔的位置注出了“呼伦布雨尔”。在《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图》中，呼伦贝尔城的位置上被明确注为“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驻箚处”，此外，图中还标注了“济尔马台台”“雅克萨台”等台站名称。 1887年，也就是光绪三年，呼伦贝尔城有南北街1条（正阳街），城外南北街2条（东大街、西大街），东西街1条（北大街）。后又在城外陆续建了4条街，以西门外的南北街最长（健康街）。到乾隆年间，晋、冀、鲁等地商人接踵而来，也有说为了保障兵丁及家属后勤供应，清廷命令部分北京、山西商人来海拉尔做生意，以改善这里群众和军队的生活，后来呼伦贝尔城相继出现了“巨长城、公来号”等商业八大家，他们在海拉尔设店，在牧区设收购点。 众所周知的海兰察将军就是当年“公来号”商家的马夫（海兰察是清朝著名将军，看过电视剧《延禧功略》的应该都知道他，阳光少年，呆萌可爱，后边我再讲这个鄂温克族的民族英雄）。由于呼伦贝尔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发挥出巨大的辐射作用，南通齐齐哈尔，西达古北口、张家口，北至黑山头、吉拉尔、库伦（今乌兰巴托）等古道，驿站逐渐开通，当年盛极一时的草原盛会———甘珠尔庙会（现新巴尔虎左旗境内），就是因呼伦贝尔城的建立而形成的。在呼伦贝尔城的带动下，呼伦贝尔草原空前繁荣起来。根据史料记载，到了1808年，也就是嘉庆十三年，清政府编审户口，其中呼伦贝尔八旗共计4769户，29173人。 1900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并于1903年通车，在呼伦贝尔城北部设立海拉尔站，并在铁路两侧两公里范围内建设铁路附属地，名为海拉尔街并设海拉尔街公所管辖中东铁路附属地俄民事物。1907年成立东省特别区海拉尔“公议会”，管理铁路事务。董事长由俄国人担任，一些均按俄国法律办理，会议用俄语俄文。“公议会”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管辖交界街以北和铁路西侧。1908年改称“理事会”。之前讲东清铁路时讲过，当年俄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所两间教室的寄宿学校、一家80个床位的铁路医院、一个邮局和一家俄亚银行分行。站区内还有多家贸易办事处、两家啤酒厂和水厂。 随着呼伦贝尔城逐渐向北延伸发展，最后与海拉尔街接壤，两城之间以交界街为界，也就是刚才说的交界街以北为海拉尔街，由沙俄管理；交界街以南为呼伦贝尔城，由中国管理。到了清末，民间以呼伦贝尔城在海拉尔河附近，故亦称为海拉尔城，原呼伦贝尔城被称为城里或旧城。也正是1907年，海拉尔又作为商埠正式向外国人开放，一批批外国商人涌入海拉尔，办工厂、开银行、设公司、办商场。当时新街面满了外国洋行，主要有秋林洋行、阿克秋林兄弟洋行、铁路职工消费公社、北记洋行等。如此，海拉尔一度成为了国际化商业城市。 到了1932年日本关东军占领海拉尔后，为了便于统治管理，将两座城合并为海拉尔市。大家现在的看的呼伦贝尔城古城是2007年复建的，之前的于1900年庚子之乱，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被入侵的沙俄军队烧毁。自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之后的第二年，海拉尔的出口量下降为零，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旅蒙商”纷纷破产，有的回原籍，有的去郊区种地为生。在伪满洲国统治的13年里，烟馆、赌场、妓院等满街都是，可见当时社会的腐败程度。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要向大家交待清楚。一个是关于鄂伦春的。话说1732年挑选戍边驻兵时，其实卓尔海大将军只计划挑选索伦（就是现在的鄂温克）、达斡尔、巴尔虎人，没有列入鄂伦春族之名。但当时鄂伦春等众跪叩称“我等归附圣主，年已久远，仰蒙隆恩无尽，我等本与索伦混居杂处，今于拟此挑选之外，倘不一并挑选，则我等人众于何处奋勉效力”。卓尔海这才将鄂伦春族纳入挑选范畴。 另一个是关于巴尔虎的。在上面章节中，我说了由哈撒尔王统辖的那四千户逐渐发展壮大成阿鲁科尔沁、四子等八个部落后来南迁，个个有了归处。其中，唯独没说巴尔虎。那么在这里简单说下巴尔虎。巴尔虎部落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部落。旧时亦称“巴尔虎斤”“巴尔忽歹”“巴儿忽惕”等。前边也曾交待，巴尔虎曾是柔然一部，也曾分别为丁零的部落联合体之一和铁勒十五部之一，还一度归顺过突厥和薛延陀。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时，巴尔虎在今贝加尔湖东部的“巴铁忽真”河一带过着半游牧半狩猎的生活，后两次被成吉思汗收复归顺。到了十七世纪，沙俄开始涉足贝加尔湖以东的中国领土，贝加湖沿岸的游牧民族被近迁移到喀尔喀蒙古，这里就包括布里亚特和巴尔虎人等等，后来再加上噶尔丹叛乱，在这个外患内乱的动荡年代，巴尔虎离开了贝加尔湖沿岸，一部分成为喀尔喀蒙古的属部，一部分直接臣属清廷。这一部分在康熙年间被编入八旗，驻牧在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广大地区。 到了1732年，从哈特哈挑选戍边的275名巴尔虎人就驻牧在现在的陈巴尔虎旗。1734年，清政府又将在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志愿加入八旗的2484多名巴尔虎蒙古人迁驻克鲁伦河下游和呼伦湖两岸（今新巴尔虎左右两旗境内）。为了区别于之前迁来的巴尔虎兵丁，先来的称陈巴尔虎，后来的称新巴尔虎。据说，清朝皇帝为此钦赐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经》以资鼓励。后来又在水草丰美 ,人杰地灵的乌尔逊河举建甘珠尔庙 ,乾降皇帝亲敕汉名寿宁寺，并题写匾额。 我参考了一下呼伦贝尔学院阿鲁贵·萨如拉所著的《论清代呼伦贝尔地方的旗兵制度及其特征》，因说现在呼伦贝尔境内，特别是海拉尔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应当都是清朝旗兵之后裔为主。这些前来戍边的就兵役性质来说，属世兵制，即指国家强制部分国民固定服兵役，脱离民籍，另立军籍，成为兵役世家，在军者终身为兵，并且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为兵，同时还要屯田积粮，以供军资。要说当年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极差的，特别是这些兵丁还始终保持着游牧狩猎人群的传统生活方式，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武器装备都是比较落后的，他们“畏暖喜寒，惯于露居野出，即雪夜冰天，亦只用毛氈蓬包席地而卧”而不习惯驻扎营房。当年，正是这鄂温克、达斡尔、巴尔虎蒙古、鄂伦春人组成的五十牛录（佐），分为左右两翼，各四旗，合为八旗。其中，鄂温克、达斡尔、巴尔虎蒙古组成左翼四旗，在额尔古纳河通往俄国道路边界一带设防，分别驻守于伊敏河东、锡尼河北、大兴安岭以西，北至额尔古纳河；以鄂温克兵丁和家属为主的右翼四旗，也包含了部分鄂伦春兵丁，在哈拉哈河喀尔喀蒙古边界一带驻守，分别驻牧于哈拉哈河右岸、伊敏河西至呼伦湖一带。也正是这索伦八旗兵丁，加上后迁来的巴尔虎八旗兵丁，他们勇猛善战，镇守着边疆，为防御沙俄入侵，保障驿站畅通，维护边疆安宁做出了突出贡献，并繁衍生息了后来的呼伦贝尔。而呼伦贝尔在这200年间，也是不断在“防准固边前哨”“八旗驻防新城”“控蒙防俄咽喉”之间不断转换身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一个个不同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