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河情思（下）

羽禾

　　我家祖宅位于汶河街道皇宫社区的福寿庭1号，文革期间称新华居民区新华东巷1号。

祖宅巷名（上），祖宅大门（右下）和内院（左下）

　　1975年7月，我新华中学高中毕业后，曾在汶河公社临时工作至1977年底。两年多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这两年多时间我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在人们脑海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汶河公社也只是我人生旅途中一个小小驿站，在这里我相识了许多至诚好友，共事时间不长，但结下了深深友谊。

首先得从“上山下乡”说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世纪50年代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前后经历25年。我中学毕业正赶上那个时期的末尾阶段。鉴于我两个哥哥已分别插队高邮和兴化，按“身边留一子女”的政策我不属于下放对象，可以照顾留城工作，经居民区主任推荐，我去了汶河公社上山下乡办公室临时帮忙。当时的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是邱业富，具体工作人员是朱莉，还有一位从社办厂抽来协助工作的诸葛末伊，人员少，而中学生刚刚毕业，动员下放的任务非常重，所以才有了招聘临时工作人员之举。与我一起在上山下乡办公室临时帮忙的还有蒋秀萍、李蓓蓓、周逸宁等小伙伴。我们这些留城小知青肯定不会派去动员其他同龄人下放的，主要工作是在办公室帮助抄抄写写，做做统计制表工作。动员工作的主力军是各居民区主任以及从各社办厂抽调的中年骨干。对下放对象的动员几乎是夜以继日地进行，知青的父母也被停工停产，直至工作做通、同意下放为止。令人尴尬的是，眼见自己身边的伙伴们工作一段时间后都由劳动局分配进了工厂，甚至那些在高中毕业时曾经表了“上山下乡干革命”决心的同学也因政策的改变，“长子女可以留城”分配了工作，而本应分配工作的我由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负责人Y某无故阻扰，一直滞留在汶河公社等待安排工作。为我分配工作的问题，汶河公社相关人员曾多次去市知青办交涉，我也曾去过市信访办，找过当时的市委书记魏正华反映情况，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心里非常憋屈。最后，我带着母亲一起去市知青办用我自己了解的政策和掌握的材料与Y某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总算答应考虑解决我的分配问题。直至1977年12月下旬，我收到了劳动局和第二轻工业局联合签发的去五金机械厂工作的分配通知。这样，我在汶河公社一待就是两年多时间。

除了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工作外，我们年轻人还承担一些“上传下达”的工作。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通讯还比较落后，居民区没有电话，一些通知主要靠人传达。那时，汶河公社范围很大，下辖翠园、文化、甘泉、新桥、通泗、汶河、淮海、四望、西门、大东门、新华（皇宫）、丰乐、虹桥（扬州师范学院家属区）、苏农（苏北农学院家属区）计14个居民区，还有元件八厂、第三轻工机械厂、塑料厂、塑料四厂、印刷厂、牙刷厂、油毡厂等许多社办企业。为了送通知，在这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我进汶河公社的同时，公社组建了文化站。文化站最初由王祥熙代为负责，成员多为兼职，有徐健、李东坡、顾铁枚、刘慧、巫起等。陈虹进站后，由他专职担任文化站站长（陈虹、王祥熙现已故）。文化站成员都是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充满朝气和活力，正是他们陪伴我度过了在汶河工作的那段美好时光，我也有幸成了文化站的编外成员，至今还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汶河公社文化站全体同志合影留念（1977-5-30）

　　1976年发生的第一件大事件是，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举国哀悼，近十亿中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十里长街百万人民为他送别；举世哀悼，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次日为他连降半旗7天致哀（是降半旗时间最长的一次）。汶河公社在楠木大厅设立了庄严肃穆的灵堂，下属居民区群众及企业职工纷纷自发前来悼念。一些老太太更是悲痛欲绝，放声痛哭，久久不愿离开灵堂，表达了普通老百姓对人民好总理的真实情感和深情怀念，无奈只能以此寄托哀思。

1976年3月29日，南京大学师生率先发起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史称“三二九南京事件”。李东坡的哥哥李西宁是该活动的领头人之一。该活动震撼全国，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把该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老红军家庭出生的李西宁也受到“四人帮”的迫害。那段时间，是李东坡一家最昏暗的时期。直至1978年11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重新定性该事件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的所有人平反。

1976年7月6日，我睡在公社值班室，半夜被哀乐声惊醒，广播中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京逝世（享年90岁）的惊天噩耗，整个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到了悲痛、哀悼之中！

紧接着，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0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也是20世纪国际上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

唐山地震后，南京、上海的地震大队曾经预报，扬州至海安一带可能会发生强烈地震，江苏省各级政府纷纷组织临时工作机构和队伍，广大群众“土”法上马，开展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各地都用毛竹、芦席、油毛毡等材料在空地上搭起了座座防震棚，居民夜间都睡在防震棚内，以防地震发生。各家都储备了一定的干粮和咸（酱）菜，甚至将水缸、坛子埋在地下储水，以备震后使用。汶河公社院内也搭起了一个很大的防震棚，并在东院墙重新开了一个大门，以便于疏散。公社人武部组织部分社办企业青年民兵驻进公社大院，以备应急处理地震后的救灾和维护社会治安。公社建了有线广播站，主要由文化站负责进行防震抗震知识的宣传。一次顾铁枚赶鸭子上架，叫我试着播音，我胆胆怯怯，没讲两句就掉台了。因传达陶老太爷年事已高，从那时开始我和李东坡每天夜间都住在公社大门南面的传达室值班。据说动物对地震的反应比人类敏感，地震前都会有一些异常表现，地下水水位、水温及成分也会发生变化，徐健、李东坡和我担任了公社的临时测报员。聪明的徐健自制了水位报警器安装在公社院内的水井中，一旦水位发生较大变化，蜂鸣器就会自动报警。甘泉居民区大实惠巷23号院内有一口明代的四眼井，我和李东坡则每天都会去那里测水温，取水样送市防疫站检测；每晚8点我们又一起去三元巷（现在的文昌中路仁丰里至文昌阁段）一户养鸽的人家了解当日鸽子是否有异常表现。

位于大实惠巷23号院内的四眼井（地震测报取水样处）

　　8月17日晚上市里紧急召开震情分析会，直至深更半夜参会的张庭儒书记还未回到公社，值班的我和李东坡十分焦急，骑着自行车在文昌阁四周转悠等候。原来扬州周边出现一系列“异常”自然现象，被怀疑是地震的前兆，人们那根防震的弦绷得更紧了。8月22日凌晨2点多，睡梦中的人们被突然响起的警报声惊醒，纷纷起床涌向旷地或坐在防震棚等候灾害的发生。当时公社的值班人员和民兵人数很多，将大院内的防震棚挤得水泄不通，我记得当时挤坐在我旁边的是李春英。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大地岿然不动，地震没有发生，整个扬州虚惊一场。

面临随时可能发生的大灾，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比起往常特别舍得花钱。那时，我的临时工资是每天0.7元，每月21元的工资全部交给家里；在公社值夜班，每天还可拿到0.2元的夜餐费，值班补贴每月6元属于自己的私房钱。在汶河公社工作的年轻人多为干部子女，经济条件比较好，平时经常会买些零嘴带去公社大家共享，印象中那段时间柿子吃的比较多。不能总吃别人的吧，我也学会了放手消费，每月的值班费几乎用完，甚至透支。那时一般家庭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也就6-7元钱，自己都感觉生活得有点“奢侈”。这场防震抗震“运动”一直到1977年春才告结束，人们逐渐从户外防震棚搬回室内居住。

1976年9月9日下午刚上班，张庭儒书记就接到上级通知去市里开会。会后，张书记带着黯然神伤的面孔回到公社，通知大家下午4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随即公社机关和参与防震抗震工作的人员全部提前集中在防震棚内静候。4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令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当时电视不是很普及，公社机关也没有电视，周总理逝世、朱总司令逝世都没有能收看相关的电视报导。对于毛主席逝世这个像天塌了一样的大事件，公社需要筹办一台电视，以方便组织收看，我和李东坡没有等听完广播就立即找办公室潘主任谈了我们的想法，潘主任即刻向领导汇报，并安排我们俩去百货商店采办。我们跑了许多商店，终于采办到一台投影电视机（印象中大约1000多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在30元左右）。毛主席的去世让全中国人民陷入悲痛中，国际上也有53个国家为他降半旗致哀。9月18日下午3点，毛泽东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分会场。扬州的分会场设在当时的市体育场（现虹桥坊位置），我们都去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这标志着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数百万人在北京举行了庆祝游行，这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汶河公社文化站也组织文艺演出庆祝这一重大事件，其中有一个小品，由巫起男扮女装饰演江青。由于我们几个小青年相处比较密切，后来就有了汶河“四人帮”之说，巫起当然不让就是“江青”，李东坡戴一副高度眼镜理所当然是狗头军师“张春桥”，我年纪最小成了“王洪文”，徐健便为摇笔杆子的“姚文元”，当然这只是年轻人中的一种调侃。

“四人帮”被粉碎，中华大地科学的春天来了。1977年春节后，诸葛末伊被推荐去了南京新医学院学习，喜事临门，汶河公社的青年人一起为她送行。

欢送诸葛末伊上大学在鉴真纪念堂前合影（1977年初）

　　1977年9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并透露了当年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中学的班主任钱浩明老师专门去我家鼓励我参加报考，正好李东坡及我中学同班好友杨荣臻也报名参加高考，我们3人每天都在汶河公社共同复习至第二天凌晨3点，在伙房煮点夜宵，吃过了睡觉，至上午9点起床，又开始新一天的复习。也正是那几天的努力，我顺利地通过了初考及以后的复考。12月23日复考结束不了几天，我收到了市劳动局分配我去五金机械厂工作的通知，至此，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汶河公社和陪伴我两年多的朋友。1978年3月我又收到了被江苏农学院录取的入学通知，离开了刚工作3个多月的工厂。

1977年高校统一招生准考证

五金机械厂工作的档案（上左：劳动局和第二轻工业局联合签发给王群的招工分配通知单，王群与我同期进厂，因我在厂时间很短，分配通知单已遗失；上右：离厂前厂里赠送的毛泽东选集5卷；下：我在五金机械厂最后1个月的工资单）

　　汶河好友中李东坡与我是近邻，同住新华东巷，两人又一起在汶河公社值班，所以往来比较密切。李东坡出生于老红军家庭，他父亲曾去我母校（新华中学）作过回忆战争年代的报告，他母亲后来任新华居民区主任，对我们一家也非常关心。他家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越，但是没有一点架子，邻里关系非常好。记得他家很早就买了电视机，尽管只是9吋黑白机，但在当时已是十分先进和令人羡慕了，每当晚上，家里总是坐满站满了邻里，冬天挤在房间内，夏天搬在院子里，我也没少当观众。李东坡娶了一个好媳妇——高岚，东坡妈妈与高岚相处得十分亲热、融洽，堪称婆媳关系的典范。高岚后来也在汶河公社工作。1984年我结婚，婚房是旧式七架梁平房，比较破旧，为了装扮婚房，李东坡也没少出力。我和东坡现在仍经常联系，吃饭、掼蛋、唱歌，每年总会有那么几次。

李东坡天安门留影（1979-4）

我女儿和李东坡女儿在我家中合影（1987）

李东坡杭州旅游偶遇我的学生（2008-3）

　　徐健住在中小街，他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待人十分和蔼、热情。徐健姐姐是个好热闹的人，我们去他家，他姐总是说说笑笑，令人十分开心。所以，徐健家也是我们常去的据点。后来，徐健家搬去了朝阳巷别墅，我在他家参加过几次聚会，他烹调水平很高，烧得一手好菜。

徐健在自家院中拉大提琴（1977）

　　巫起后来去了扬州市交通局工作，住在立新路交通局宿舍，徐健、东坡和我还在他家小聚了一下。顾铁枚是文化站成员中艺术生命最长的一位，至今还保持着年轻时的文艺范，经常会在扬州电视节目中见到她。

顾铁枚近照

　　与我同在上山下乡办公室的蒋秀萍，分配去了位于彩衣街的圆木厂工作，一同分配去的还有我的两个中学同学崔柏君和徐宜和，因为离我家很近，所以我经常会去圆木厂看望他们。李蓓蓓则分配去了工农制鞋厂工作。我在公社时常利用空余时间抄写一些诗词，如悼念、怀念周总理和毛主席的诗词，陆游诗词，唐诗300首等，李蓓蓓当时也帮我抄了不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四十五年过去，但往事仿佛就在眼前，美好时光值得永久回忆。

说 明

　　在汶河公社工作期间值得回忆的有许多，本篇仅以青年人为主线记录了那段时间我所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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